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學與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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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學與適應問題
哈特曼(H•Hartman1894—1970)是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學的創始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精神分析學最著名的理論家之一。
本書是哈特曼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上所作的一系列講演的專輯,被譽為同弗洛伊德《本我與自我》相媲美的重要著作。它對現代自我心理學的建立與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他的主要貢獻在于,一方面澄清了弗洛伊德體系中關于自我心理學的一些模糊思想,另一方面又把精神分析學中一些命題的表述恰當地納入普通心理學的范疇,試圖建立精神分析學與普通心理學的聯系。
本書1939年出了德文版,1958年又出了英文版。這里,僅摘譯了第一、二、六、九章中的部分內容。主要思想:(1)承認非沖突的自我領域的存在,把自我視為獨立于本能沖動的自主機能;(2)肯定自我機能的適應性,把適應視為機體與環境不斷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3)強調自我的整合機能和自我環境間的相互調節作用,把精神分析從本我心理學的理論框架中解放出來,推進了正常人的發展心理學。當然,由于他承認了自我有兩級自主性的存在,即除了有那些先天獨立于本我的非沖突的一級自我自主性而外,還有一種從本我的沖突中發展出來的二級自我自主性,因而哈特曼最終仍然沒有徹底逃脫本我內驅力的羈絆,真正給自我以獨立的能量。
免于沖突的自我領域
精神分析以三種形式處理適應問題:即把適應當作自我心理學的問題,當作治療的目的和一種教育思想。令人奇怪的是,盡管“自我諧調”的概念得到了很好的規定,但經驗表明,現實諧調的概念卻歧義多變,包含了各種對立和矛盾的觀點。
精神分析單門學科解決不了適應問題。適應也是生物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主題。但是,精神分析對適應所作的和將要作的重要探討是其他學科和方法所無法達到的。因此,我們有理由期望,任何關于適應問題的研究都要考慮精神分析發現的基本事實和關系。我們對適應問題興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隨著精神分析的發展,我們的注意焦點轉向自我的機能。但是,我們對于整個人格興趣的增加以及應用順應現實這一標準探索心理健康的某些理論原則,也促使我們關心適應問題。
……我認為,在廣義上說,正是由于精神分析的努力,人格核心領域的某些具體問題才可能擴展于心理生活的其他領域,另一方面,其他領域也為精神分析研究人格概念的變化創造了條件。
我首先要評論我為自己規定的某些問題的范圍,在此,我不打算系統地闡述這些問題。
從很早開始,也許從精神分析的發端開始,精神分析就有狹窄和廣泛的兩種目標。它開始于研究病態和處于正常心理學與病態心理學邊緣的現象。在這一時期,精神分析工作主要圍繞著“本我”和本能驅力。但是不久之后,出現了新的問題、新的概念、新的原理和新的解釋的需要,這些新問題超出了狹窄領域,走向心理生活的普通理論。這一方向的最關鍵、最有代表性的一步是我們最近的自我心理學:弗洛伊德最后15年的工作以及遵循他開拓的研究方向的安娜•弗洛伊德的研究和英國學派在另一個國度的研究,F在,我們不再懷疑在最廣泛的詞義上,精神分析可稱為普通心理學了。我們的工作方法的概念可以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它變得更廣泛、更深刻并更具特色。
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把精神分析的目的定義為盡可能地獲得三種心理結構的知識。但是不能說心理學中每一朝向這一目的的努力都算作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的獨特特點不在于它研究的內容,而在于它獨特的科學方法和它使用的概念結構。所有的心理學研究都分有精神分析的某些目標。因此,弄淸這些精神分析和一般心理學共有的目標反而會突出精神分析思想的特色(例如,設想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學與阿德勒心理學之間的比較)。精神分析的最近發展并未改變其基本特色,既未改變精神分析的生物學傾向,遺傳、動力的、經濟的和拓樸學的觀點,也未改變其概念的解釋性。因此,當精神分析與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學研究同一主題時,兩者必將取得不同的結果。在最后的分析中,兩者對事物的本質會有不同的見解,而這一不同的見解必然導致不同的描述和關系命題。……一般來說,某一特點越是與廣泛的理論有關,也就越與特殊有限的理論無關。這雖然只是一個類比,卻是一個有效的類比,因為精神分析在假設和研究范圍方面比任何其他心理學都更加廣泛,有可能成為心理發展的一般理論。然而,若要認識這一潛能,我們必須從精神分析立場和我們的理論中觀察和綜合某些心理現象,這些心理現象既包括精神分析出現之前的心理學的研究主題,又包括現代心理學中非精神分析研究的主題。
有人常說,本我心現學過去、現在都是精神分析的“保留地”,而自我心理學則是精神分析與非精神分析心理學的“按觸地帶”。有人反對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學,但這種反對不同于對本我心理學的討伐,反對自我心理學的呼聲頗象一般的科學的批評,不那么有敵意,也不那么系統。在某些精神分析學家看來,這一現象說明自我心理學的發現不是無效的,就是不重要的。但這一觀點并不正確:對于新發現的抵抗并不是直接指向其科學的意義。有理由相信,自我心理學遇到的批評之所以更為溫和,只是因為非精神分析者很少掌握其背景和含義。弗洛伊德正確地宣稱,精神分析應被看作是一個“體系”,它是一些命題的有機聯系,任何將其部分與整體分開的企圖不僅會損害其整體的意義,而且會改變其部分的含義并使其部分失效。所以,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學根本不同于“表層心理學”,盡管正如菲尼奇爾最近指出的那樣,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學將一直對行為的細節和意識經驗的范圍感興趣,它很少研究前意識過程以及潛意識、前意識和意識自我的關系。動力和經濟的觀點雖然可應用于所有心理生活,但很少應用于自我心理學的問題。精神分析的發展史可以解釋為什么我們迄今為止仍不太清楚這些與適應成就有關的心理過程和研究方法。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自我看作人格的非生物學部分,而把本我看作是人格的生物學部分,適應問題反對這種劃分,關于這個問題的細節我們后邊還要討論。顯然,對于心理表面的細節進行純現象學的描述從前是受唾棄的,但這種描述對于自我心理學卻特別重要。我們也許一致同意,這些現象學的細節之所以能引起我們的興趣,僅僅是因為它們為我們提供了起點。最大限度地收集描述的細節這一目的是現象學心理學的目的,而不是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學的目的:自我心理學有賴于兩者的基本差異。例如,費德的自我心理學集中探討各種自我經驗,卻不單單是現象學的:各種經驗的作用是作為其他過程(力比多)的指示器,處理經驗是依據解釋概念而非描述概念來進行的。
理論和治療技術的密切關系構成了精神分析的特點,這一關系可以解釋為什么直接介入心理結構沖突的自我機能比其他心理機能更早引起我們的注意,也可以說明為什么其他自我機能和順應環境的過程,不包括那些自一開始就存在于精神分析中的棘手問題,直到精神分析科學發展到近期才成為研究的主題。精神分析的觀察常常是基于與自我的其他機能有關的事實和思想,但很少形成細致的研究和理論的反映。我相信,經驗事實會表明,這些機能對于理解和治療一直作為精神分析興趣中心的心理疾病并不重要,而對于理解作為每一神經癥根源的沖突心理學卻十分重要。然而,我并不想低估這些機能治療的重要性,我在此主要涉及這些機能的理論意義,甚至只是從理論意義出發。我們務必認識到,雖然自我確實在沖突的基礎上成長,但沖突并不是自我發展的唯一根源。我們許多人希望精神分析成為一般的發展心理學,為達此目的,它一定要包含自我發展的其他根源。我們要重新分析精神分析的觀點,并運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重新分析其他非精神分析心理學獲得的成果。這自然使精神分析學家對于發展過程的直接觀察(首先直接觀察兒童)賦予新的重要性。
并非每一對環境的適應或學習及成熟過程都是沖突的。我可以舉出沖突之外的知覺、意向、對象認識、思維、語言、回憶現象、創造性、運動發展階段、掌握、爬行、走路、成熟及學習過程等等的發展。許多眾所周知的精神分析研究,我在此不一一列舉,把這些過程當作起點。自然,這些研究并沒有從當前自我心理學的觀點來對待這些問題。(E•畢柏靈考察了精神分析動機心理學與自我心理學的興衰。)在此,我不需要羅列這些機能:諸位都了解這些機能。我并不是說,我剛才列舉的和其他有關的兒童活動是與心理沖突無關的;我也并不認為,這些活動發展的挫折不能引起沖突,或能夠避免卷入其他沖突。相反,我欲強調的是,這些活動的發展不僅在典型的個人發展和本能驅力的沖突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在促進或加速個人掌握這些活動的能力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我采用“免于沖突的自我領域”這一暫定的術語來表示這些機能,也就是說,這些機能在既定的時間內在心理沖突范圍之外發揮作用。我并不想引起誤解:我在此討論的并不是其發展可以免于沖突的心理領域,而是就個體而言,能夠在經驗上存在于心理沖突領域之外的過程。人們有可能說,個人心理生活的縱向和跨越心理結構的橫向均可屬于這一免于沖突的領域。但我們對于這一領域尚缺乏系統的精神分析知識。我們只是部分地了解了正常發展過程中的現實懼怕:防御過程,以及免于沖突領域對于防御的種類和后果的貢獻,對于本能驅力目的位移的貢獻等。我們毋需證明,免于沖突領域的研究象學院心理學的研究一樣,必然要忽視基本的心理學關系。
研究這一免于沖突的自我領域雖然不一定沒有技術意義(例如,分析抵抗),但一般來說,自我領域不象研究沖突和防御那樣對精神分析的技術有很大貢獻。我們在此并不關心這—問題。也許有人會爭論說,免于沖突的自我領域所包含的心理過程是處于精神分析的研究之外,最好留給其他心理學原則去討論。我已經指出了這種規定為什么不對。心理學不能被分為精神分析的和其他心理學的原則,因為這樣劃分使心理學原則忽略了發展的事實,而這一事實對于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學也常常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們認真考慮精祌分析欲成為心理發展的普通理論之要素,我們必須從我們的觀點和立場出發,借助精神分析和對嬰兒發展的直接觀察研究這一心理學的發展領域,F在,免于沖突的自我領域象整個自我心理學的傳統地位一樣,是“另一領域”,這一領域雖然在每一轉折點上都十分重要,但尚不能加以系統的理論描述。然而,這一局限性很快就會消失。
顯然,適應既包含與沖突情境有關的過程,又包括免于沖突領域的過程。我在此首次聯系適應問題討論免于沖突的自我領域。例如,一個頗為誘人的任務是在具體病例中探討那些吸收外部和內部刺激心理過程的相互作用,這些過程導致日常的適應和正常的適應。我們對于這些過程的機制十分熟知,并把這些機制看作阻礙發展的原因。在性格發展的諸多問題中,探討上述過程的相互作用也是很有趣的,我們把人格的這一方面叫作“自我興趣”。例如,特殊才能對“納西施”的分配、對象力比多和攻擊本能的影響,特殊才能在促進沖突問題的解決及決定防御的適當選擇等等,在臨床治療方面十分重要,盡管不足以研究問題。赫曼對于精神分析研究特殊才能有很大貢獻,但他的觀點不同于精神分析。在具體研究精神病患者的自我障礙以及心理生活的相互作用時,務必考慮免于沖突的自我領域。根據本能驅力和沖突不能完全解決這類問題。
我們對于自我的了解始于自我的防御機能,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的經典研究表明了這點。然而,我必須強調,精神分析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使我們必須研究自我的其他機能和自我活動的其他方面。只有追溯自我解決與本我和超我斗爭的過程,我們才能描述自我的發展。如果沖突包括與外界的沖突,我們就會看見,與外界的沖突處于心理結構沖突的前沿。這一情形可比作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除了與鄰國發生戰爭以外,其內部各地區的界限爭端以及和平時期跨越這一界限的交通沖突也時有發生。同時,一個國家還包括人口、經濟、社會結構和管理等的和平發展。一個國家可看作是一個成體系的制度,國家通過立法、執法實現自己的職能。顯然,在各種機構之間具有系統的關系,回到心理學問題上來,也就是說,我們最感興趣的是結構之間的關系。我們的任務是研究內部的心理沖突和和平發展如何相互促進、相互鉗制的。我們一定要研究沖突和發展方面的相互作用,我們只有了解心理與外界的關系才能研究這種相互作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學習直立行走既包括心理組織的成熟、體質和學習過程,又包括力比多過程、認同以及可引起機能障礙和沖突的內源和外源因素(本能驅力和環境)。任何單一過程均不能解釋發展中的重要步驟。
然而,將沖突情形和和平發展的對應直接看作是病態和正常的對應則是錯誤的。正常健康的人不可以免于沖突和問題。沖突是人類生存的一部分。當然,在病態中,沖突的范圍和強度都是有別于正常情形的。病態和正常的對應、先天的防御和后天防御的對應(或來自沖突的發展與免于沖突的發展的對應)并不是同時發生的:前者是就挫折與成就的.對比而言,后者是就沖突與無沖突的對比而言。“成功”的防御可等于成就方面的失敗,反之也是。由于經驗表明,兩種對應之間常常沒有什么差別,所以,這一淺顯的道理并不膚淺。我并不是說,研究沖突問題的最有效方法是研究病態的機能,也不是說,探索免于沖突的領域要使用同一研究方法,或對于受挫發展進行直接、間接的觀察。
就精神分析研究和受之影響的領域而言,教育學與社會學將受益于我們研究方向的擴展,尤其是免于沖突的領域和適應。十分顯然,這種擴展的起點始于自我心理學,即從一個新角度考察幾個熟知的問題。由于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包含著有關自我重要機能的透徹論述,我將從她的著作中選出論證我的觀點的例子,這些例子只強調某一觀點或立場,并沒給精神分析帶來新東西。在給布達佩斯國際精神分析會議的有關精神分析的歷史的文章中,安娜(1937年)指出,精神分析理論的變化以及精神分析焦點的變化體現在精神分析的教育觀中;每一種理論的認識都導致教育不平衡觀點的修正和重新認識。例如,“預防神經癥”一度被認為是精神分析對教育學的最有貢獻之處。當時,無論是言談還是在著作中,人們都希望教育乃至整個文化的歷史都將成為“預防神經癥”的一部分。安娜•弗洛伊德還指出,精神分析對自我的準確理解無論在一般方向和處理個案方面均會使教育發生改變。我認為,按照我們上述的方向訓練思想是大有可為的。迄今為止,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學主要由沖突心理學所統治;順應現實發展的免于沖突道路只處于其邊緣?茖W的使命是從某一問題的結果開始解決下一個問題,經驗科學更是如此。教育學總是建立在科學或非科學的完整人格的概念之上,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訓有助于適應成就的社會規范(我們后面要討論一個例外)。因此,教育的原則只有在考慮人的發展的各個方面,包括心理結構、生物發展等級及其成就和適應價值時,才可有實現的機會。
例如,本能驅力和心理發展之間的某些關系是廣為人知的。我們知道本能驅力的沖突和禁忌可暫時或永久地妨礙智慧的發展。另一方面,安娜•弗洛伊德曾指出,在青少年期,智力的發展可以防御本能的危險,這是一種以間接的方式掌握本能驅力的努力。但是,這一過程還有另一個現實傾向的方面,即這一反對本能的防御機制同時可被看作一種適應過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9頁)指出:“本能的危險使人類變得更聰明。”我們有理由問:什么因素決定了選擇某一控制本能驅力的手段?什么因素決定了一個人去使用智慧的高度?我們了解這些復雜的相互關系的一部分,例如,嬰兒試圖解決問題的發展意義。我們有理由假設,自主性的智力因素作為一種獨立變量決定了人們對防御過程的選擇和防御過程的成功。盡管我們并不完全不知或不了解這些過程,但我們對這些過程尚缺少系統知識。一般的學習和學習思考是并行存在的獨立生物機能,在某種程度上,它們獨立于本能驅力和防御。
順序思考也總是直接或間接地指向現實的。當反本能驅力的防御加強或提高了智力成就時,這說明某些形式的解決沖突之手段可包括適應外界現實過程的生物保證性。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防御過程都是這樣,但青少年時期之外的智力化過程也可具有這一特征。“這一本能生活的智力化,試圖聯系意識觀念處理或控制本能過程,是人類自我的最一般、最早和最必然的要求之一。我們不把這一過程看作自我的活動,而是看作自我的不可多得的因素之一”(安娜•弗洛伊德,1936年,第178頁)。
可見,將這一智力化現象描述為防御并不能充分地規定這一現象。充分的定義一定要包括其現實傾向、有助于適應和組織等特點。一般來說,我們對于這些暫時免于沖突的自我機能以何方法、在何程度上間接地組織防御更感興趣。心理的發展畢竟不是與本能驅力、與愛的對象、與超我等簡單斗爭的結果。例如,我們有理由假設,心理發展只有在某一心理結構的制約下才能完成,而自出生開始,這一結構就開始發揮作用了。關于這一點,后面還要更詳細討論,F在,我們只需指出,記憶聯想之類的過程是不可能從自我與本能驅力的關系或與愛的對象的關系中派生出來的,而是這些關系及其發展的一個概念前提。
為了判斷防御的成功,我們不僅要探求本能生活的命運及其對自我提供的保護,而且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探索非直接卷入沖突的自我機能的作用。自我堅強、自我軟弱、自我局限等概念都與這一領域有關,但是,只要特殊的自我機能沒得到細致的研究,這些問題也自然是模糊一片。自我的力量盡管在沖突領域的斗爭中表現的極為明顯,但不能僅僅根據卷入沖突的自我領域來規定。根據我們的比喻,防守前線的戰斗效果也有賴于是否得到后方的支援。一旦我們客觀地確定了能力、性格、意志等與堅強或軟弱的自我有關的(經驗的,而非理論的)因素,我們就能擺脫通常相對于個人的自我與本我或超我關系而言的自我力量的規定。因而,我們也能夠比較不同個體的自我強度,盡管以掌握現實和取得成就為一方,以自我強度為另一方的關系十分復雜。亨德利克(1936年)的研究是走向這一自我力量定義的重要一步。
在我們的臨床工作中,我們看到,智力發展、運動發展等因索的差異如何影響兒童處理沖突的方式,而處理沖突的方式又反過來影響智力和運動機能的發展。這一觀察描述了沖突領域和其他自我機能的相互作用。這一相互作用是實在的,也就是說,這一相互作用是心理過程的決定性。然而,考慮到我們處理這些現象的方法,我們要論述自我過程的兩個方面。實際上,我們研究的常常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只不過我們首先研究這一過程與內部沖突的關系,然后研究這一過程對掌握現實的心理組織的依存和影響。有些時候,我們對病態過程感興趣,對于病態與適應挫折的發生關系感興趣;另一些時候,我們對于人們取得的肯定的適應價值感興趣。我們看問題的立場決定了這一過程的哪一方面更為重要;有賴于兩種不間立場的兩種關系。
我以幻想作為另一個例子,這一例子可說明同一結論;孟朐趦和睦韺W和教育學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們在分析成年人時也要常常遇到這一問題。我沒必要提醒諸位幻想的形成在神經癥心理中的重要作用。在最近的著作中,安娜•弗洛伊徳(1936年)討論了幻想在兒童發展中的作用。她考察了幻想中的現實否認,并指出,拒絕接受現實不一致事物的兒童在某些條件下,如何否認現實的存在,用幻想的形式取代現實。這一過程是正常的自我發展中常見的。安娜•弗洛伊德問,什么因素決定了這一過程是否成為神經癥。這也許依賴幾個因素:如自我知覺組織和思維組織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因果思維組織的成熟,這些組織的成熟確保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必然發揮顯著的作用。安娜•弗洛伊德寫道:“……也許……成熟自我與現實的聯系比兒童的自我更為堅強……”(1936年)。從心理經濟的立場來看,成年人的幻想取代現實與兒童的幻想取代現實完全是兩回事,兩者的重要性不同。在此,面臨發展問題和智力受阻時,我們必須研究上述提及的自我組織的發展及其機能,因為缺少這種知識,便無法回答我們的問題。
為了深入我們的探討,我們現在必須問:什么是幻想中的肯定的適應因素?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一定不要忘記現實測驗的基本生物學意義,尤其不能忘記幻想和現實的區別。瓦倫頓克(1921年)是繼弗洛伊德之后,唯一研究幻想思維一般特點的人。他認為,與夢的工作相比,幻想思維的生物學意義在于它試圖解決清醒生活的問題。我想附帶指出,在瓦倫頓克的研究中,我們再次遇到了前意識機制,克利斯最近強調了前意識機制對我們研究問題的意義。應當指出,這些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聯系的;孟(不僅是在從事新綜合的才能的意義上,而且也在符號、形象思維的意義上)在科學思維中有所貢獻,幻想可以轉變為理性思維,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健康成年人的心理生活也許從不能排除幻想取代現實或否認現實的成份,盡管幻想與健康成年人的心理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宗教對待嬰兒性欲的態度和觀念就是例子。
適應現實的習得過程很有可能是曲折的。適應現實的道路最初必定會偏離現實環境。游戲的功能就是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說,游戲在人類發展中具有實在的意義,而不是一種目的論的理論解釋,另一例子是學習過程中幻想的輔助功能:盡管幻想總是表示對現實環境的最初偏離,但幻想可以是為現實所作的準備,并導致更好地掌握現實;孟肟梢酝ㄟ^使我們的需要和目的與實現它們的可能途徑聯系起來,而完成其諧調作用。眾所周知,有一些幻想雖然使人偏離了外部現實,卻啟迪了人的內部現實。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實在于這種幻想的內容,在精神分析使科學研究幻想成為可能的很久之前,情形便是如此;孟氲幕緳C能是自體成形的(autoplastic)而不是異體成形的(alloplastic),但是,我們也不應忽視心理內部生活的重要性,尤其是掌握外部世界的重要性。
我必須指出,對現實的了解并不等于適應現實。關于這一點后面還要更多地談到。這一現象也說明,必須將適應區分為不同的方面。這一情形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我們的觀點已走出了病理學、神經癥和精神病的心理學,我們開始強調適應現實捷徑的發展意義,只有當我們從適應現實問題出發,我們才能認識到幻想迂回的積極價值。但是,這同一現象實際上先從一種立場思考,后來從另一立場思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重點。從第一種立場看,“肯定”的重點在于預防神經癥,從第二種立場看,“肯定”的重點在于“適應的一般深化”。只有不成熟和片面的估評才忽視這兩者的實質的同一。長期以來,精神分析沒機會探索屬于正常心理學的心理過程的“另一方面”,因此,精神分析也自然不為非精神分析的正常心理學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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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茲·哈特曼:朝向適應的轉變
自我心理學之父海因茲·哈特曼(1894-1970) 即是藍圖的最主要的設計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追逐幼兒期目標和渴望的過程中,發掘出來一些心理史前遺跡,但沒有加以深究,哈特曼像安娜·弗洛伊德一樣,對這些遺跡很感興趣。然而,與弗洛伊德女兒不同的是,哈特曼拾在手中的遠古長矛并沒有喚起他對戰爭的想象,也沒有使他對防御策略感到著迷。哈特曼超越了沖突,思考的是這些發現本身所具有的更廣泛的技術意義。矛頭是怎樣制造出來的?用金屬焊接的?哪些人參與了這一創造?那些遠古人類還有什么其他力?他們還鑄造出錢幣了嗎?他們的社會團體怎樣行使日常功能?不能只通過研究戰爭來理解一個國家。這一關注點的轉移看似簡單,但卻強烈地影響了精神分析的進程,展開了對正常發展的關鍵過程及其演變的重要研究。
哈特曼的貢獻拓寬了精神分析的關注視野,從心理病理到人類普遍發展,從一種孤立的、自成一體的治療方法,變成通行于多學科間的一種思維方法。這項工作并不容易。哈特曼不得不維持一種微妙的平衡,一面擴展精神分析的問題范圍,一面保存弗洛伊德學派認定的精神分析本質方法。沙利文等人際學家像哈特曼一樣,強調環境在人格塑造中的影響,但沙利文放棄了弗洛伊德的驅力理論,所以主流弗洛伊德派中不認為他的觀點屬于精神分析。而哈特曼謹慎巧妙地從拓展和細化弗洛伊德基本理論的角度發展了自己的創新觀點。
在精神分析界,海因茲·哈特曼很適于這個核心開拓者的角色。他出生于維也納一個在學術和藝術方面頗有聲望的家庭,父親是位聲名顯赫的歷史學家和駐德大使,母親是一位雕刻家。維也納以及世界各地的著名音樂家、哲學家、醫學家、政治學家和其他學者,絡繹不絕出現在他家中,使小海因茲置身于各種絢爛紛呈的文化和思想中。他后來接受了醫學和精神科培訓,深深敬重弗洛伊德及其貢獻;1934 年,他應弗洛伊德之邀參與精神分析工作。但精神分析之外的科學世界也同樣剌激和吸引著哈特曼,他對心理學、歷史、音樂和哲學都具有廣泛興趣。
哈特曼的奠基式著作《自我心理學和適應問題》(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 1937 年出版于德國)非常抽象,而且大部分是非臨床的內容。然而,該書提供了一個支持臨床探索、實驗研究的理論框架,并最終從理論上支持一種嶄新而有效的治療方法,目標不再是揭露人類內心中被壓抑的原始沖動,而是修復心理結構本身。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安娜·弗洛伊德和威廉·賴希都曾對理解自我的復雜操作做出過貢獻。但在哈特曼之前,自我功能一直被局限于心理沖突中來看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幼兒最初從根本上是自我關注的,全神貫注于內部的張力和感覺,而并不指向外部現實。幼兒只是慢慢開始意識到,尋求快感的白日夢幻想并不能消除陣陣襲來的饑餓。他不得不懊惱地處理弗洛伊德所說的“現實的磚墻”,強制自己適應。就像拍擊新生兒背部能使他開始呼吸一樣,外部世界的苛刻迫使幼兒最終意識到外部現實的存在。弗洛伊德認為這種不愉快的遭遇,使得有目的的行動和更高級的思想(次級加工[secondary process] ,與初級加工[primary process] 相對應,后者是以幻想為基礎的愿望實現)最終得以發展。幼兒不得不進行思考,做出實際回應,以避免增加本能壓力。這一心理發展模型為設計經典治療方法提供了理論基礎。不滿足(例如,不回答病人的提問)以及解譯性對峙的目的是,迫使病人公開本我為尋求滿足而產生的幻想,使之暴露于意識的檢查之下,得到分析性解譯,由此轉換為更現實、成熟的思考方式,以增強自我功能。“有本我的地方就應該有自我。這是一場文明教化,與排空須德海鈴并無二致”(弗洛伊德, 1933 ,第80 頁)。
哈特曼的人類發展觀點從根本上改變了上述圖景。他和弗洛伊德一樣,從達爾文的物種進化論中獲得靈感,但他吸取的是達爾文理論中的另外一個維度。
弗洛伊德從達爾文那里得到這樣的概念,人類是由其他物種進化而來的,而并非一種完全與眾不同的生物,這在今天聽起來很平常,但足以令十九世紀的人們暈厥。弗洛伊德的很多觀點,諸如人類動機的本能來源、幼兒期原始的性驅力和攻擊驅力,都能從達爾文理論中找到蹤跡。哈特曼強調的概念是,通過適者生存的過程,動物被打造成高度適應自身的環境,所以“有機體和環境之間”應該存在一種持續的“交互關系”(1939 ,第24 頁)。
哈特曼推論說,如果人類像所有有機體一樣,從根本上被設計為與環境相適應,那么這種適應就不止限于生理方面,也將包括心理自體。反過來說,通過這種設計,自然環境也必然特別適合于人類的心理存在。因此,哈特曼設想中的幼兒,并不是在夢幻中漂浮,然后突然就被要求適應,而是在出生時就帶有自我的潛力,像種子等待春雨一樣,等待適宜的“平均可預期”環境條件出現,來發動它們的成長。某種“無沖突的自我能力”不是由沖突和挫敗造就的,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潛能,是人類特權和功能的一部分,將在適宜的環境中自然浮現,讓人類能夠適應環境。這些能力包括語言、感知、客體理解和思維。
哈特曼對己存的關于沖突的精神分析理解保留欣賞,但同時也開始研究無沖突的適應發展。他開始從起源、現有的以及變化的功能,還有它們彼此之間關系的特異性方面,對自我操作加以分類和命名。他注意到,具有基本自發性(例如說話)的適應器官可能會繼發性地卷入沖突之中(口吃)。而來自于沖突的防御,可以通過發展適應性能力,最終變得具有自發性。
例如,與排便活動有關的持續快感不能為社會所接受,所以反向形成這種防御被創造出來,將這種快感保持在個體的意識之外;蹣跚學步的孩子起初對排便的著迷,后來被轉化為一種意識中的嫌惡態度。然而,這些源自沖突的反向形成,最終卻可能成為整體人格中的一種高度適應功能,比如干凈整潔會帶來真正的愉悅享受,因而逐漸擁有了沖突以外的作用,成為“次級自發性”。類似的還有理智化防御,使用抽象思維來試圖阻止對沖突情緒的意識,這是高智力群體中常見的一種防御方式,而其抽象思維能力具有明顯的適應用途。分析師如果僅僅解譯防御(“你在理智化而不是感受”),風險是讓病人覺得自己的思考能力是件壞事。哈特曼的精確區分從沖突和適應兩個方面定位心理功能,為臨床醫師提供了更詳細的人類特征。
但是,哈特曼所描述的“無沖突”的自我功能也引發了一個問礎:這些功能從哪里得到能量?如果心理在根本上是從性驅力和攻擊驅力中獲得燃料,而且證實了這兩種驅力處于沖突的要求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禁止,那么,像知覺、學習能力等適應性的過程,燃料從何而來呢?
弗洛伊德也曾力求解決同樣的問題,只不過是用了另外一套術語。他希望動機理論也能解釋他所深愛的高級文化追求(如文學和藝術),而前者把一切意圖的本質都視為性和攻擊。弗洛伊德的解決方式是引人升華(sublimation)的概念,這是一個準防御過程,把性沖動的力量套上了韁繩,引導它成為豐富多彩喜聞樂見的活動。通過這種方式,對窺陰的固著可能被轉換成攝影才華。
但是,即使在驅力被升華時,它們依然在偽裝形式下保持著性和攻擊的本質。如果無沖突的自我功能是真正自發的,就似乎需要有一種能量,不帶有上述性質。哈特曼提出了一種他稱之為中和(neutralization) 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自我清除了性與攻擊的品質。實際上,中和改變了驅力本身的性質,與升華不同,而是像水力發電站一樣,把渾濁洶涌的河流轉變成純凈可用的電能。
哈特曼認為兒童帶著天賦的潛能來到世上,能夠在接納的環境中自然呈現,這一觀念開啟了一系列問題,為后世的發展自我心理學家所追尋。我們所設想的人類兒童生來就準備要適應的必要環境是什么樣子的?心理賴以發展的“平均可預期環境”本質元素是什么?兒童生命初期與環境的關系中,是否有這樣的因素,能夠加快驅力中和的進程,降低本能沖突,并提供推進無沖突自我活動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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