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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玄同論”思想對我國現代公共管理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德魯克認為，“管理是以文化為轉移的，并且受其社會的價值觀、傳統與習俗的支配”。21世紀的中國，既要借鑒先進公共管理模式在西方國家運作的成效，也要挖掘出我國古代政治哲學中優秀的管理精髓。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組織渙散，在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公眾滿意度低，城鄉、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問題比較突出。鑒于此，汲取老子政治哲學中優秀的思想，對我國現代公共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人類在創造物質、精神財富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豐富了人們的內涵，但同時也出現了與人異己的力量�，F實生活中的創造與異化是不可避免的，人們可以通過“玄同”在精神上超越它。玄同，精神境界的一次超越。這種超越不是取消客觀差異，而是對客觀現實中差異的超越。
玄同境界亦即常德境界，“常德乃足，復歸于樸。”“道常無名樸”。有學者用嬰兒、樸來比喻玄同境界，玄同境界保持了人的本真之性，無是非利害善惡之辨，嬰兒眼中的世界是一個無差別的和諧世界。玄同，是尋求緩和與化解對立，在精神上超越對立的差別。玄同境界是一個和諧的境界，老子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是謂玄同”“，玄同”意為深層次的同一。“玄同”亦可理解為本質上的和同。老子認為，要挫去人們的銳角，解開人們的紛爭，和合和吸納人們的光彩和塵埃，這就是“玄同”。故而，不能因為得到權勢而使人親近，給人格外的利益，也不能因為得到它而使人疏遠;更不能因為得到它而加害于人;不能因為得到權勢而使親者尊貴，使微者卑賤。這是老子關于如何達到玄同境界的最集中的表述。老子思想對我國現代公共管理的啟示作用和深遠意義，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超越與和諧。
超越世俗的“有為”，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無與有的統一，無與有的玄同，是道的本質。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并非無所作為，而是一切順自然規律來做事，看似無主體作為，實際是無主觀強作妄為。因為是順自然而為，所以才能有“無不為”。王弼把“無為”理解為“順自然也”。無為而無不為也就是道法自然。自然是客觀事物的本質，萬物自然而然地生，自然而然地長，自然而然的衰亡，沒有任何意志主宰，沒有任何外力推動。老子說：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著名學者馮契解釋說：“‘道’自然而然而不是有意識地產生、推動、長成萬物，自然地產生而并不把萬物據為己有，自然地推動而并不自恃為有力，自然地長成而并不為之主宰‘，道’并不是一個有意志的造作者。”可見，這種“為”是“道法自然”之為，是效法自然法則、順萬物本性自然而然地“為”。老子認為“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老子希望國君治國能夠遵循無為原則，讓民眾順性生活。
有人說：“無為無不為”是君人南面之術，或者說是君主治國的策略原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已。在《老子》中，“無為”確實大都是指圣人的行事原則。但是圣人不等同于君王。老子對現實社會的統治者并沒有寄予厚望，而只是淡淡地勸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子所說能夠實行“無為”原則的圣人，是理想中能夠體道的人，是能夠讓民眾自正、自富、自樸的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沒有個人特別的意愿，人民就能依照自己的個性去順應變化;我喜歡平靜的適應天性的生活，人民就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過正常的生活;我不謀求什么功業，人民就能按自己的方式去致富;我能以沒有特殊的欲望為意愿，人民就能依照自己的個性淳樸處世。無為而無不為的圣人即使是國君，其境界也必高于國君，他是帶領民眾回復本性，進入自然高度、和諧境界的引領者。老子也同樣希望侯王能夠守道循道，將會比較容易使人民百姓自正自化。道生萬物，道賦予萬物以本性，物性得之于道，即“德”。不僅物性得之于道，物之功能亦得之于道。在本質與功能上，道與天地萬物是合一的，同于自然。人性與人之功能亦得之于道。人的功能只有無為而無不為時，才能與道合一，才是天人合一，才能與天道自然充分和諧。但是，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半是自覺半是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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