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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給公訴工作帶來的新挑戰
論文摘要 新刑訴法將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予以確認，檢察裁量權得到了擴大，使得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對案件處理方式上有了一種新的選擇。眾所周知，任何一種新的制度的設立，都要經歷飽受質疑的批評到逐漸完善的過程。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在選擇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方面，也將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
論文關鍵詞 附條件不起訴 檢察裁量權 終止訴訟 未成年犯罪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最突出的表現是增加了未成年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不必要的訴訟、節約了訴訟成本，同時也意味著執行矯正、挽救功能前置到了起訴階段。附條件不起訴作為輕罪非犯罪化處理的一種替代性處理方式，符合“以人為本”現代法制理念，有利于化解矛盾、實現案件審前分流的功能，體現了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自提出到入法一直成為法律人所關注的焦點之一，在檢察裁量權得到突顯的同時充斥著對審判權的僭越的質疑聲。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設立更是對檢察機關的公訴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戰，如何裁量并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所爭論的焦點問題。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在中國法制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該次修改在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刑罰執行程序、法律監督等訴訟制度方面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妥善解決了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現實問題，更加有效地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該次修改除了在原有的條款的基礎上，更是將爭議已久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予以確定(第二百七十一條、二百七十二條、二百七十三條)。筆者有幸在《刑事訴訟法》修改前，辦理了本院首批試行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案件。因此，從一名公訴人角度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設立不僅是對人權尊重和保障的一種體現，也在客觀程度上突顯了法律的社會效果。然而冷靜思考后，筆者認為該制度雖然是刑事訴訟法制化歷程中的一種巨大進步，但也明顯存在不盡完善的地方，同時也給檢察機關的公訴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和難題。
一、檢察裁量權的定義
檢察裁量權，是指檢察機關或者檢察官在行使檢察權過程中依法享有的行為選擇權i.檢察裁量權主要包括以下特征：首先其主體是檢察機關或者檢察官;其次，檢察裁量權是檢察機關或者檢察官在行使某種具體檢察權辦理案件時，斟酌選擇如何實施行為或處理的權力，它必須以某種基礎權力的存在為前提。例如，起訴裁量權是以刑事公訴權的存在為前提的，沒有公訴權也就無所謂起訴裁量權。因此，檢察裁量權不是一種獨立的具體的權能，它是一種派生權;第三、檢察裁量權必須具有法律的明確規定。
二、附條件不起訴對公訴工作帶來的新問題與新挑戰
檢察機關的公訴權是指對公安機關等部門偵查終結后移送起訴的案件有權進行審查，并依法提起公訴、不起訴的決定。檢察機關公訴部門在審查案件時，根據案件的性質、社會危害度等情節對案件進行處理，是檢察裁量權的直接體現。其中，最能體現檢察裁量權的是對案件的不起訴決定權。隨著《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附條件不起訴作為一種新型的案件處理方式的出現，對公訴工作帶來了新的問題與挑戰。
(一)附條件不起訴的提出主體
公訴權是主動的，是國家公權力行使的一種直接方式。根據法律規定，不起訴程序的啟動是由公訴機關提出。但是與以往的不起訴三種形式(法定、酌定、相對不起訴)不同，符合附條件不起訴要求的案件，排除具有未成年的主體要求外，本身應是屬于達到追究刑事責任標準的。這就出現一個新的問題，附條件不起訴程序的啟動是否必須由公訴機關提出?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那是否意味著公訴機關對符合條件要求的案件，可以不作附條件不起訴處理呢?是否也意味著除了公訴機關主動啟動該程序外，犯罪嫌疑人或者家屬、被害人等方也可以主動向公訴機關提出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的申請?筆者認為，公訴部門在對案件充分審查后，可以主動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程序。但針對對某些案件，公訴機關在未掌握足夠證據的情況下而未予啟動該程序時，犯罪嫌疑人或者家屬、被害人等方提出申請并提交相關證據的前提下，公訴機關經審查后，符合附條件不起訴條件的案件，也可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程序。
(二)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主體選擇
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規定，對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主體為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則第四、五、六章規定的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一下刑法)�！缎谭ㄐ拚赴恕返谑鍡l第一款規定“……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但是過失犯罪和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除外”。在未成年人犯罪與日俱增的大環境下，《刑法》以保護、教育、挽救、矯正未成年為原則，對未成年人犯罪排除在累犯之外。這就對公訴機關選擇適用附條件不起訴主體提出新的問題。未成年人曾因犯罪被判處過有期徒刑，刑罰執行完畢以后的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刑罰以上之罪的。根據《刑法修正案八》，不適用累犯論處，但是否應當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筆者認為，法律從寬嚴相濟，保護、挽救未成年人角度出發，但始終應有一個底線。對未成年再犯罪者，雖不適用累犯從重處理，但不應再適用附條件不起訴處理。但是，這又出現一個新的問題，公訴機關如對上述再犯罪未成年人不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程序，將如何應對犯罪嫌疑人或者家屬對此提出的質疑(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的要求符合附條件不起訴條件的再犯罪未成年人)。公訴機關對此將面臨一個選擇性的難題。
(三)附條件不起訴的執行問題
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按照考察機關的規定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按照考察機關的要求接受叫矯治和教育”。但該法去對如何確定考察機關未有明確的規定。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權在檢察機關，但是考驗期內的考察、教育、矯治及監管工作是否依然由檢察機關負責。如上述工作由檢察機關負責，應由公訴部門還是其他部門負責，是由具體經辦案件的公訴人負責還是設置專門職務人員負責。筆者認為，在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后，應由案件經辦人負責考驗期內的跟蹤，偵查機關負責監督，并由犯罪嫌疑人家屬、學校及社區矯正部門(如街道、村委會等)協助，共同完成考驗期內的考察、教育、矯治及監管工作。但無疑，將會進一步加大公訴工作難度。
(四)附條件不起訴案件的篩選問題
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程序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有悔罪表現”，主要體現在主觀認罪態度、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等方面。是否滿足上述條件，就可以對犯罪嫌疑人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程序呢?社會上的一些人對該點提出質疑，被害人在面對權勢、金錢壓力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了犯罪嫌疑人方的道歉及賠償，并出具了諒解書等。該種情況下，是否仍應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程度呢?面對這種質疑，筆者認為公訴工作不應僅停留在書面審查，應詳細了解被害人方的真實意愿后對案件作出適當的處理，以實現附條件不起訴緩解社會矛盾的作用。
回顧以往，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從提出到設立的漫長過程中，有很多人提出建立此項制度是對審判權的侵犯，并認為這將回到已被廢除的免予起訴制度的老路上。但附條件不起訴與免予起訴的法律屬性完全不同。免予起訴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為前提條件的，只是鑒于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情況而不予起訴，實質上時一種特殊形式的定罪行為，違反了定罪權屬于審判權的基本原則，因此在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改中被廢除iv.而附條件不起訴并不是定罪行為，是一種非定罪、非刑罰的訴訟行為。近年來，我國犯罪數量呈上升趨勢，未成年人犯罪趨勢更加明顯，社會治安形勢比較嚴峻，司法機關的訴訟負擔較重。眾多的輕微刑事案件進入審判環節，勢必造成司法資源的嚴重浪費。筆者認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設立是避免司法資源浪費、提高訴訟效率以及緩解訴訟壓力的必要選擇。該制度將部分案件進行審前分流的同時，也勢必會加大檢察機關公訴工作的重任。檢察機關公訴部門應主動應對，制定相關實施細則，為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實施提供有力保障，確保該制度的有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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