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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鼓勵效率演變分析
1 引言
我國工程建設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實現國家或企業戰略目標的重要舉措之一。在工程建設的理論研究中,“時間-成本-質量”是工程管理的三大優化目標,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工期與成本的優化問題已被廣泛研究[1-2],工程質量常常被當作常量進行分析[3]。工程質量是指業主檢測、評級得到的工程實體質量,而優化是指工程實體質量在合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在實踐中,管理人員一般也將質量作為一種硬性的標準或例行事務,很少有組織關注于工程質量優化的管理方案或管理體系[4]。但質量對于工程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質量甚至會成為工程優化的首要目標。工程承發包模式主要有總包模式和平行發包(DBB)模式,總包模式中包含設計施工總承包(DB)模式、設計采購施工總承包(EPC)模式、項目管理總承包(PMC)模式等。總包模式下的施工任務主要由某一施工單位承擔,平行發包(DBB)模式下的施工任務經過分解分別發包給若干個施工單位,由多個施工單位平行作業。無論是何種承包模式,工程的業主與承包商之間均構成委托-代理關系。委托方與代理方的合作效率以及工程質量常受到承包商主體的“偷懶”和“機會主義行為”的影響[5-6]。因此需要通過合同對業主和承包商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協調與分配以實現工程目標的優化。與總包模式不同,DBB模式下業主在建設過程中需要同時對多個具有異質性特征的建設單位進行管理和控制,采取何種策略對具有異質性的施工承包商群體進行激勵,在工程實體質量合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質量,是工程建設與管理的重點與難點。已有研究表明,收益共享契約從多方協同的概念出發,能夠將多主體協作的對抗性關系轉變為合作關系[7-8],有助于工程利益相關者,特別是業主與承包商之間有效的溝通與協作,從而創造出一種和諧的工作環境,促進工程項目目標更好地實現。因此通過收益共享契約對項目參與方的決策行為進行誘導,改善項目組織關系和提高項目管理績效,是一種有效的思路[9-10]。從工程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工程質量的有效控制和提高一方面可以降低工程后期維護費用,減少利益相關主體的索賠等法律糾紛費用,延長工程的使用壽命為業主增加運營收益。因此,對業主來說,實施收益共享契約可以實現工程質量的優化和全生命周期收益優化。對于承包商來說,在業主提供收益共享契約的情況下,其管理思路會由單純地降低成本轉向通過提高努力水平和改善工程質量以獲得更多的共享收益上來。而現實的工程實踐也表明,業主和承包商正逐步由原來各自立足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目標向基于收益共享契約的“雙贏”目標逐步轉變[11-13]。目前僅有少數研究者將收益共享契約用于工期的協調優化[11-12,14],很少將收益共享契約用于工程質量的優化協調。已有研究將工程視為一個單階段博弈過程,一般只針對業主與承包商的一對一博弈情景,視主體為完全理性,研究博弈均衡的帕累托改善。但工程實踐更為復雜,首先,在DBB發包模式下,業主與多個施工單位形成一對多的網絡結構。其次,工程實施的多階段性及工程造價的多次性導致了業主與承包商之間的合作具有多階段特性。第三,工程參與主體并非單純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5-16],在多階段激勵過程中承包商群體具有的公平偏好也會對收益共享的激勵效率產生影響。第四,實踐中質量管理或控制目標常被分為多個不同的等級,針對不同等級給予對應的激勵或懲罰,這種目標優化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離散性,很難用求解博弈均衡的方式尋找優化方案。由此可見,業主如何針對工程質量優化對具有公平性感知的承包商群體進行多階段激勵是一個現實而有意義的問題�；谝陨戏治�,一方面本文將收益共享契約引入到工程的質量優化中,提出單價合同與收益共享合同組成的菜單合同模式,在收益共享契約中關注質量目標等級的離散性特點,設置相應的報酬結構形式。另一方面,本文考慮到主體決策的非理性,主體本身具有公平偏好因而會關注收益與激勵的公平性。再者,充分考慮承包商主體的風險偏好、施工能力、施工成本、對信譽的重視程度以及公平偏好等因素的差異,以及工程的多階段動態演化特性,模型的建立更加貼近現實,使本文的實驗結果更加有效和可靠。第四,本文根據單階段群體激勵的特點與多階段群體激勵的特點分別設計模型,可以為業主在不同情景下實施激勵合同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的指導。本文主要針對DBB模式下,業主與承包商群體的一對多結構,考慮工程多階段特點和承包商群體的公平性感知,根據工程質量標準設置菜單式合同的報酬結構,研究不同的報酬結構下的激勵強度組合對承包商群體的激勵效率及其演化。重點研究了三方面的問題:單階段群體激勵中,不同報酬結構對業主收益和工程質量的影響;多階段情況下,不同報酬結構的激勵效率演化;將單階段與多階段的結果進行對比,公平偏好對承包商群體的努力程度、工程質量和業主收益的影響。為克服傳統數理方法刻畫主體異質性以及多階段演化方面的不足,采用計算實驗方法[17]構建單節段群體激勵模型和多階段群體激勵演化模型,借助計算機構造異質性實驗對象、實驗環境和主體交互規則,通過微觀主體的自適應交互,揭示系統整體的演變規律。
2 建模思路分析
在類似于鐵路、隧道、橋梁、運輸管道等大型土木工程中,業主與承包商之間多采用單價合同,業主面對的是多標段的承包商群體。這些承包商處于同一地位,他們之間往往是相互獨立完成工作,在工程施工過程中不具有利益上的直接競爭與合作關系,承包商之間的作業內容相似和工程量單價差異不大。由于各標段大多數是并行施工建設的,在單價合同下工程共可分為若干個工程結算期,業主每階段(如每月)對工程施工量和工程質量進行驗收。因此,考慮多階段群體激勵的情況下,研究在使用含有收益共享激勵的菜單合同模式下,業主對承包商群體就工程質量進行協調優化的效果。由于單價合同中承包商的施工成本與其利潤此消彼長,承包商為降低施工成本有可能會產生對工程質量不利的行為。但業主獲取承包商個體私有信息或行為模式需要較高成本,因此實踐中的質量激勵并不針對承包商個體單獨制定合同,而是對承包商群體采用統一的激勵模式。因此基于工程實踐的以上特點,本文提出了包含單價合同與收益共享激勵合同的菜單合同模式。菜單合同模式是拉豐的激勵規制理論發展形成的[18],對解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十分有效,能夠對主體信息進行有效甄別,使高效率或低成本的承包商將選擇收益共享合同而低效率或高成本的承包商將選擇單價合同,增強收益共享契約的激勵效果。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一方面保留單價合同的優點的同時增加管理的柔性;再者,通過激勵合同調動承包商的努力程度,降低承包商的道德風險對業主收益造成的損失。在菜單合同模式下,業主的有關行為有:計算工程全生命周期不同質量標準的單位工程量收益;單價合同中,制定工程量單價以及最低的工程質量標準;激勵合同中,制定不同的質量等級、最低質量標準所對應的工程量單價以及不同質量標準所對應的工程量激勵強度,本文中報酬結構下的激勵強度是業主的決策變量。承包商的行為主要是依據業主所提供菜單合同模式以及業主的激勵效果,在作業過程中選擇努力程度,每階段(如每月)工程結算后,對下一周期的努力程度進行調整。系統中主體的決策流程如圖1所示。 承包商行為決策受到公平偏好感知的影響,正如亞當斯所提出的公平理論[19],主體會關注多方面的公平性因素,個體的這種公平性感知會影響或改變其在下一階段的行為。因此,在工程的多階段中,承包商個體往往會同其業主、其他承包商個體、自身歷史經驗進行比較,不斷調整其行為方式,如圖1所示。本文考慮承包商個體的公平偏好,一方面使模型更加貼近現實,另一方面使本文對多階段的群體激勵效率的分析和結論更加有效。在單階段模型中,通過對報酬結構的取值進行遍歷,進而統計分析不同報酬結構的激勵效率。在多階段模型中,以公平原理為公平性評價的理論基礎,建立公平性評價綜合函數,構建承包商公平偏好下的不公平厭惡模型[20],在模型中考慮了承包商不公平感知的累計和強化效應,更貼切地反映現實情境。
3 群體激勵計算實驗模型
某高速公路建設采用DBB發包模式,施工分為30個標段,分別由不同的施工單位承包,為了提高工程實體的建設質量,在管理制度中完善質量管理體系,業主通過委托有資質的檢測單位對全線工程施工質量每月進行檢測考核.根據考核結果,達到85分(含85分)以上和75分(含75分)-85分兩個檔次,在單價合同計價的基礎上給予獎勵,低于75分不予獎勵,按照單價合同計價。本模型以該工程為背景,基于該工程對工程質量優化的管理思路,抽象、提煉出問題研究的假設、主體屬性、主體行為規則等。
3.1 基本模型設置
3.1.1 模型假設
(1)工程中共有N個承包商,分為T個工程量結算期,承包商在每期都能自由選擇行為方式,承包商共有三種行為策略s:采用低努力水平時s=1;采用中等努力水平時s=2;采用高努力水平時s=3。(2)承包商在單階段激勵中能夠保持理性,追求期望收益最大化,但在多階段激勵中會受到公平性感知的影響,可能表現出非理性行為。(3)承包商間的作業內容相似,工程量的單價相同,每個階段每個承包商完成的工程量相同,每個承包商的總工程量也相同。
3.1.2 業主Agent屬性
業主將工程質量的標準分為三等,在工程全生命周期下,工程質量標準下業主的預期收益表示為πj,其中j=1,2,3分別表示低等質量,中等質量標準和高等質量標準。在單價計價條款中,承包商完成業主提出的最低質量標準,業主支付給承包商的單價費用為c1。在激勵條款中,最低質量標準下的工程單價為 c2,c1>c2。在工程質量驗收后,質量標準不同,業主支付給承包商的激勵費用也不同,表示為c2kj(c2k1=0),其中c2kj為業主的決策變量。不同質量標準下業主支付給承包商的總費用為c2+c2kj。在第t個工程驗收期,承包商k的工程質量為j時為業主帶來的凈利潤表示為φikj,如公式(1)所示,業主支付給該承包商的成本表示為εikjt,如公式(2)所示。
3.1.3 承包商Agent屬性
承包商選擇不同的行為策略需要付出不同的作業成本θks。工程質量的聲譽能夠為承包商贏得一定的機會收益σkj。在第t個工程驗收期,第k個承包商的行為策略為s,工程質量為j時承包商的凈收益表示為?ik,如公式(3)所示。i=1時,cikjt,σkjt=0。不同的承包商具有不同的風險偏好rk,包含風險中性和風險規避兩種情況。本文采用了經典的常數相對風險規避系數效用函數(CRRA)[21],在不同風險偏好下承包商的效用函數Uk如公式(4) 所示。其中rk=0表示風險中性,rk=1表示風險規避,r∈(0,1)表示Agent的風險厭惡系數�？紤]到承包商施工能力的差異與工程作業中的不確定因素,造成工程質量達不到控制目標的風險表示為δks,s=3時表示承包商選擇高努力水平行為得到中等質量的概率,s=2時表示承包商選擇中等努力水平得到低等質量的概率,s=1時δks=0。因此,承包商不同行為策略所對應的期望效用如公式(5)所示。
3.2 單階段實驗情景設計
單階段激勵中,業主的決策變量為 (c22,c23)。業主的目標是通過調整 (c22,c23),獲得質量與收益共同提高。承包商群體之間沒有經歷對收益的公平性進行比較,因此承包商能夠保持理性選擇,根據期望效益的最大化做出行為選擇。業主和承包商群體如何選擇行為策略及實驗遍歷流程如下所示:step1:業主從集合C中取報酬結構 (c22,c23),C表示業主的決策變量的集合,如公式(6)。step2:承包商選擇最優質量控制目標和行為策略以尋求自身凈收益最大。因此,在給定的報酬結構下,承包商群體的決策結果集合表示為B,如公式(7)所示。step3:作業結束后業主將根據工程質量的標準給每一個承包商支付報酬,并獲得每個承包商為他帶來的預期收益,計算得業主的總收益∑kφikj和質量水平∑kQikj。step4:若集合C沒有遍歷完畢,轉到step1。否則,停止遍歷,轉step5。step5:業主得到不同的激勵力度下對應的收益和質量預測結果,構成集合A,如公式(8)所示。根據集合A中收益和質量優化情況,業主選擇合適的報酬結構 (c22,c23)作為業主的激勵策略。單階段實驗一方面可以為業主提供較好的激勵變量決策區間,使業主的收益和工程質量雙目標優化。另一方面也為多階段實驗研究提供了參考和依據,形成與多階段實驗結果的對比。
3.3 多階段實驗情景設計
在多階段群體激勵中,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在許多情況下與現實不符,行為人并非單純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還會關注收益的公平性。業主首先選擇報酬結構并在多階段激勵中保持不變,只是在每一階段收益分配結束后,承包商的期望效用受到公平偏好的影響,進而影響其下一階段的行為。
3.3.1 公平性評價函數
本文從三個方面綜合考慮單個承包商對公平的評價:業主的收益成本比φikjt/εikjt;其他承包商平均收益成本比∑p≠k(?ikjt /θkst)N-1;自身歷史最優收益成本比maxt{?ikjt/θkst}。因此,承包商的公平性綜合評價函數表示為公式(9)。其中 ω1,ω2,ω3,ω1+ω2+ω3=1表示三因素在承包商的公平性比較中的權重。
3.3.2 不公平厭惡模型
若承包商對階段t的分配結果不滿,將會產生不公平厭惡,即承包商的收益過高導致內疚負效用,收益過低則會產生嫉妒負效用,兩種不公平厭惡均導致階段t的行為策略的效用損失。這一不公平厭惡心理影響下,承包商的效用損失調節系數表示為spst,如公式(10)所示。在多階段激勵過程中,公式(11)能夠體現出公平偏好的累加效應,同時也是承包商的記憶與學習能力的體現。
3.3.3 多階段實驗流程
多階段實驗的目的是為了觀察和分析在公平性感知和公平偏好的影響下多階段激勵中業主收益、工程質量、承包商行為策略等因素的演化過程。系統演化流程為:step1:業主選擇報酬結構 (c22,c23)。step2:每個承包商都以效用最大化選擇行為策略。step3:收益分配與承包商公平心理影響下的效用調整。step4:若工程作業沒有結束,轉到step2,否則停止程序。根據研究的需要,本文選擇了有代表性報酬結構 (c22,c23),在多次重復實驗的基礎上,對實驗結果進行分析。
3.4 模型初始參數設定
本實驗采用的是多主體建模方法,使用RePastJ建�？蚣�,以JBuilder 2007為開發環境。模型假定一項工程建設中共有100個承包商,共可分為200個工程量與質量檢查周期,業主每階段(每月)末為驗收時間。本文參數 的 設 置 主 要 是 為 問 題 研 究 提 供 便利,在實驗過程中所采用的基本模型中的參數設置如表1。為使高效率或低成本的承包商將選擇激勵合同而低效率或高成本的承 包 商將選擇 單價合同,滿足c2α2。
4 實驗結果分析與管理啟示
本文基于多次實驗運行所得結果,首先分析了業主與承包商群體處于單階段博弈情景且基于不同的收益共享報酬結構對于工程質量的優化結果以及業主的收益情況的影響;然后分析了業主采用不同收益共享報酬結構對承包商群體進行多階段激勵情況下的群體行為演化、工程質量結果演化以及業主收益演化等。
4.1 單階段群體激勵實驗
圖2為單階段群體激勵的實驗結果,對集合C中的報酬結構進行遍歷實驗后,得到業主收益與工程質量優化的結果。圖中不同區域代表了不同的激勵效果區間,其中 Area A所對應的區域表示收益或質量較高的區域。從圖2可以看出,對工程質量而言,其高質量區域(2-Fig.a中Area A)較為離散,由于工程質量受較多因素影響,比如:作業風險,承包商能力的差異,業主的報酬結構等。對業主收益而言,存在一個集中的中心區域Area A,在此區域內,業主的收益較大,隨著報酬結構的取值遠離Area A時,業主的收益也隨之降低。當報酬結構在圖2-Fig.a中Area B和圖2-Fig.b中Area A中重疊的區域取值時,工程質量較高且業主收益較好。因此,在群體激勵過程中,業主可以據此激勵效果的分布圖相應選擇收益共享報酬結構,如業主在工程質量優化的基礎上以收益最大化為目標時,可在圖2-Fig.a中Area B和圖2-Fig.b中Area A重疊區域相應選取激勵方案。實驗結果表明,業主通過菜單式合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優化工程質量和提高自身收益,因此這是一種較為有效的激勵方式。業主在工程建設過程中通過制定合理的報酬結構,可以使自身收益和工程質量兩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同時達到較好的優化效果。比如業主設定報酬結構在 圖2-Fig.a中Area B和 圖2-Fig.b中Area A所重疊區域選取時,就能實現收益與質量的“雙贏”。在現實的工程實踐中,業主非常關注用于質量優化的相關成本,對成本的關注可能會導致質量優化的效果不盡如人意。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將收益共享合同引入到工程激勵中,可以使業主由原來的關注成本轉為關注因質量優化而帶來的收益,從而為業主提升工程質量提供了動力。收益共享合同通過將業主的關注重點由原來的成本轉向收益,而更有利于實現工程質量目標的優化。此外,如圖2所示,工程質量會隨著激勵力度的提高而提高。但當低激勵力度過低時,即使大幅提高高激勵力度水平也很難達到提高工程質量的目的,例如低激勵力度為10,高激勵力度不斷提高,工程質量也難以達到較高的程度。當高激勵力度不變,低激勵力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反而導致了質量的下降,例如高激勵力度為200,低激勵力度不斷提高,工程質量在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反而開始下降。通過對上述現象的分析可知:激勵績效受到高、低激勵力度兩方面的影響,任何一個激勵向量制定得不合理,無論其他激勵向量如何調整均不能達到較好的激勵效果。在現實情況下,業主一般通過設置較大差異的報酬結構來對群體進行激勵,但本文研究表明:業主如果過分的加大不同激勵力度的差異,并不能取得較好的激勵效果。高、低激勵力度的差異應保持在適度的范圍。
4.2 多階段群體激勵實驗
從總體上看,業主在對具有公平性感知的群體進行多階段的激勵過程中,承包商的努力程度(圖3)、工程質量(圖4)、業主收益(圖5)均隨時間呈現出降低趨勢。為了更清楚的闡述本文的研究結果,對于多階段實驗的結果分析會與單階段的實驗結果相結合。
4.2.1 承包商群體行為演化分析
圖3展示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種報酬結構下,承包商群體行為的演化結果。如圖3所示,接受單價合同的承包商數量在不斷上升,而接受激勵合同并付出高努力的承包商數量在不斷降低�？傮w上承包商的努力程度隨著工程多階段的演進而呈降低趨勢。報酬結構(50,100)是低、高激勵力度都非常低的情況,在單階段激勵實驗中此報酬結構可以使業主獲得較高的收益,但在多階段演化過程中,卻導致絕大部分在實驗初期接受激勵合同的承包 商在演化過程中反 而去接受 了 單 價 合同,從而導致業主的收益降低(圖5-Fig.a)。在單階段激勵實驗中,報酬結構(100,200)在能夠使業主獲得較好的收益以及較高的工程質量,而報酬結構(100,300)卻僅使業主獲得了較好的質量,但收益較低。在多階段激勵過程中,上述兩種報酬結構下接受單價合同的承包商數量相差不大,但高激勵力度較高的報酬結構會導致接受激勵合同并采取高努力的承包商數量較多。由此我們發現:業主雖然以權威的委托人身份來制定和實施激勵機制,但同一報酬結構很難在多階段的工程激勵過程中起到較好的效果。群體中個體的公平偏好這一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對激勵績效有著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在單階段實驗中,具有較好激勵效果的報酬結構當被引入到多階段激勵過程中,由于個體公平偏好心理的存在,導致了原有高效的報酬結構的激勵效果非常差。因此,業主在工程實踐中,如果要使承包商群體在多階段施工過程中均保持較高的努力水平,至始至終均采用同一報酬結構的激勵方式是不可行的,需要采用更加靈活有效的激勵方式。
4.2.2 工程質量演化分析
圖4為不同報酬結構下的工程質量演化效果。本節針對六種具有代表性的報酬結構分析了多階段情景下的工程質量效果演化。通過圖3與圖4的對比可知,在多階段激勵過程中,由于承包商的行為會直接影響到最終的工程質量結果,因此工程質量的演化趨勢與承包商行為的演化趨勢較為相似。此外,從工程質量的演化趨勢可以看出,保持高(低)激勵力度不變,相應提高低(高)激勵力度均會提高工程質量。通過對Fig.c與Fig.d的對比發現,當低激勵力度過低時,即使高激勵力度較高(如Fig.c),期末質量審查結果為低質量的子工程數量仍然很多;而低激勵力度較為適中,即使高激勵力度不高(如Fig.d),期末質量審查結果為低質量的子工程數量卻較少。將多階段實驗中的質量演化與單階段實驗中的質量效果圖相對比,即使在單階段實驗中取得相似質量效果的報酬結構,在多階段演化過程中有 可 能 會 產 生 較 大 差 異 (如Fig.b,Fig.c和Fig.f)。 上述分析表明:高、低激勵力度共同影響著激勵的效果,這與單階段所得實驗結果相類似,因此,業主在制定報酬結構時應具有系統觀點,不能割裂的去設置報酬結構中的激勵向量,必須要將所有激勵向量視為一個整體,更加重視向量間的關聯。此外,業主在多階段群體激勵過程中,應該關注公平性對激勵效率的影響。由于個體具有公平性感知,導致完全將被激勵對象視為“理性人”,認為其只追求經濟收益最大化所采用的激勵方式效果較差。因此,業主在制定多階段的報酬結構應該注意對承包商個體公平偏好產生影響的因素。
4.2.3 業主收益演化分析
本節將對業主的收益演化進行分析,如圖5所示:報酬結構(50,100)在單階段激勵過程中可以使業主獲得較高的收益,但是由于此報酬結構的收益共享系數為0.25,導致了業主與承包商之間的收益分配極為不公平,因此隨著多階段激勵的演進,導致了拒絕接受激勵合約的主體數量快速增長(見圖3- Fig.a),從而使工程質量(見圖4-Fig.a)和業主收益快速下降。報酬結構(100,300)中高激勵力度所對應的收益共享系數過高,從多階段演化過程中可觀察到,雖然接受激勵合同的承包商數量較多(見圖3-Fig.c),工程質量也較好(圖4-Fig.f),但卻損害了業主收益。雖然報酬結構 (100,200)在初始階段并不比報酬結構(50,100)為業主帶來更高的收益(圖2-Fig.b),但由于收益共享系數已有所提高,因此保證了多階段演化過程中較好的公平性,立足于長遠角度,對業主的收益及工程質量均有利。由此可見:單階段激勵過程中較優的報酬結構并不適用于帶有公平偏好影響的多階段激勵過程。多周期激勵過程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在承包商具有公平偏好的情境下,業主收益有所下降;不同報酬結構的激勵效果演化路徑不同,單階段較優的報酬結構可能在多階段演化中表現出較差的激勵績效。此外,恰當的收益共享系數能夠保證業主的長期收益,而過低或過高的收益共享系數均會損害業主的收益�？傊�,個體的公平偏好是影響業主收益的重要因素,也是導致單階段博弈結果不適用于多階段激勵的重要原因。報酬結構越容易引起承包商的不公平感知,在演化過程中對承包商的激勵效果也就越差。
5 結語
本文立足于業主角度,構建了單階段群體激勵模型和多階段群體激勵演化模型,對采用菜單式合同來激勵承包商群體的工程質量優化問題進行了計算建模與實驗。本文通過多次運行程序得到了一些穩定且具有統計性規律的實驗結果。單階段激勵的實驗結果表明:業主通過菜單式合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優化工程質量和提高自身收益,從而實現收益與質量的“雙贏”。多階段群體激勵實驗結果表明:(1)同一報酬結構很難在多階段的工程激勵過程中起到較好的效果。業主如果要使承包商群體在多階段施工過程中均保持較高的努力水平,至始至終均采用同一報酬結構的激勵方式是不可行的,需要采用更加靈活有效的激勵方式。(2)群體中個體的公平偏好這一普遍存在的社會心理對激勵績效有著非常大的負面影響。業主在多階段群體激勵過程中,應該關注公平性對激勵效率的影響。通過對單階段與多階段激勵的實驗結果對比發現:(1)任何一個激勵向量制定得不合理,無論其他激勵向量如何調整均不能達到較好的激勵效果。業主在制定報酬結構時應具有系統觀點,不能割裂的去設置報酬結構中的激勵向量,必須要將所有激勵向量視為一個整體,更加重視向量間的關聯。(2)單階段激勵過程中較優的報酬結構并不適用于帶有公平偏好影響的多階段激勵過程。個體的公平偏好是影響業主收益的重要因素,也是導致單階段博弈結果不適用于多階段激勵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的計算實驗研究方法以及所構建的模型均有一定的適用范圍。模型僅適用于個體間不存在相關合作或競爭關系的承包商群體。此外,本文考慮了業主對承包商的單方面激勵,并未考慮雙方同時存在機會主義的雙向激勵問題,有待進一步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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