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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神話的文本溯源研究到綜合研究
在中國神話研究史上，長期以來盛行著的，主要是以文本（text）研究為主的視角和方法，也就是說，學者們關注和分析的，主要是被剝離了語境（context）關系的神話文本。而且，分析神話文本的眼光基本上是歷時性的，視角和分析方法模式主要是溯源式的，即往往是通過對文獻資料（包括古代典籍、方志、巫書等）的考據，或者結合采集的口頭敘事文本，或者再有考古學的——總之，往往是通過對文本形態和內容的梳理和分析，追溯神話的原始形貌和原初涵義，勾勒它在歷朝歷代演變的歷史脈絡，并探詢其可能蘊涵的遠古思想意義。應當說，文本的歷時性溯源研究方法的形成，是與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豐富的文獻資料分不開的，它是中者在分析中國文化事項上的一個特點和長項，也是認識事物本質的一個有力的途徑。但是，如同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經指出的那樣，總是從這樣的思路和模式出發去分析神話，不免單一和僵化，更重要的是，它忽視了神話的創造、傳承和演變都是在特定語境中發生的，是與特定和文化語境下的、、文化、社會組織、宗教信仰等密切相關的，是由一個個富有獨特個性和講述動機的個人來講述和表演的，它的意義和生機不僅在于它對以往的遠古文化的反映和證明，更在于民眾在當下的社會生活中如何不斷地重新利用和創造、表演和接受它。因此，我以為中國目前的神話研究，應當從“文本溯源研究”的模式，向更加開闊、更加多元的“綜合研究”（或者說“立體研究”）方向發展。
我近來一直在考慮民間敘事（包括神話）的“綜合研究法”（Synthetic Approach），而且前不久還寫了一篇比較長的文章，談到這個方法的主張。總的來說，這一方法主張在研究“作為口頭表演的民間敘事”時，要把中國學者注重歷史研究的長處和目前一些西方理論（包括表演理論）注重“情境性語境”（the situated context）和具體表演時刻（the very moment）的視角結合起來；把宏觀的、大范圍里的歷史－比較研究與特定區域的志研究結合起來；把靜態的文本闡釋與動態的表達行為和表演過程的研究結合起來；把對集體傳承的研究與對個人創造力的研究結合起來。如果說以往的中國民間敘事研究多集中于分析和追溯某一敘事文本的原初形態和歷史演變脈絡的話，那么綜合研究法則試圖將某一敘事文本置于某一特定語境下予以放大，也即在一個具體的時間和地域范疇中，對其受到講述人和聽眾的相互影響、受到該語境中諸多復雜因素協同影響的過程加以細致考察和研究。
這一研究思路提出以后，有不少研究者問我：你如何運用綜合方法來進行中國神話的研究呢？這里我想說：這一研究思路和方法依然在探索的過程當中，許多地方還有待和修正，不過我也已經在研究一些課題時有所實踐。前不久我寫了一篇文章《民間敘事的傳承與表演——以兄妹婚神話為例，兼談民間敘事的綜合研究法》（《評論》2005年第2期），立足于對河南省淮陽縣人祖廟會上的神話講述活動的民族志考察，以兄妹婚神話的兩次表演事件為個案，通過分析兩位講述人對神話因為粘連和變異而引起的故事發展上的矛盾的不同的處理方式，力圖著重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1．探討一些目前在中國神話學領域里尚很少被論及的學術問題，比如作為一種古老的民間敘事文類，神話文本是如何在表演中得以呈現與構建的；相同類型的神話在不同的講述人那里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神話在具體語境中被傳承和表演的過程怎樣；在講述過程中，講述人與參與者之間、傳統與個人創造性之間如何互動；神話講述過程中有哪些因素在共同參與表演并最終塑造（shape）了神話文本；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神話傳統是否會發生變異以與現代社會相適應；或者說，神話作為資源，如何被那些具有創造性的個人加以改造和利用，從而賦予他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以意義。2．通過這一個案研究，力圖嘗試用“綜合研究法”對民間敘事進行深入探討。在這篇文章的結語中，我談到這樣幾點認識：：1）民間敘事文本并不是一個自足的、超機體（super-organic）的文化事象和封閉的形式體系（formal system），它形成于講述人把自己掌握的有關傳統文化知識在具體交流實踐中加以講述和表演的過程中，而這一過程往往受到諸多復雜因素的影響，因而塑造了不同的、各具特點的民間敘事文本。：2）從民族志的個案研究中，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民間敘事為何以及如何被一次次重新置于不同的語境下加以講述（也就是鮑曼提出的recontextualize），那些富有創造力的個人如何在傳承民間敘事的同時又對它加以某種程度上的再創造（reconstruct），從而為他們今天的社會生活服務。3．民間敘事的講述與表演是一個充滿了傳承與變異、延續與創造、集體性傳統與個人創造力的不斷互動協商的復雜動態過程。因此，只有把歷時性研究和在特定語境中考察傳承和創造的某一時刻的視角結合起來，把大范圍里的歷史－地理比較研究與特定區域的民族志研究結合起來，把靜態的、對于作為表演結果的敘事文本的研究與動態的表達行為和表演過程的研究結合起來，把對民間敘事的集體性和模式性的研究與對個人創造力的研究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比較深入地了解民間敘事的傳承和變異的本質，以及其形式、功能、意義和表演等之間的相互關系。
除了我自己的研究外，參與我主持的一個部課題“現代民間口承神話的傳承與變異”的幾位研究生，也在不同層面上實踐我上述“對神話進行綜合、立體研究”的思路。比如張霞《口承神話的傳承與變異——以重慶市九龍坡區走馬鎮工為例》（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一文，對重慶市九龍坡區走馬鎮工農村口承神話講述活動進行了田野，在特定的背景下，觀察口承神話真實而具體的表演空間，探索神話傳承和講述中“講述人”這一重要因素在神話傳承和變異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該文將神話看作是一個不斷被傳承、被創造和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論文比較了同一個講述者在前后13年間于不同的情境下講述的同一則神話的5則異文，以及5位講述者所講述的同一類型神話的不同異文。通過對這個社區中口承神話生存和傳承狀況的具體考察，認為：1．講述者的記憶神話的機制是神話經過反復講述而不改變核心情節的一個重要原因。2．講述者在神話的變異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這種變異往往是應場景而生，應具體的社區文化背景、甚至時代特征而生，是神話具有彈性、富有生命力的表現。3．講述者對傳統的神話資源的處理方式和態度不僅僅根據具體的講述情境來變化，他們還根據自己的講述傾向來選擇神話的講述內容和講述方式。4．講述者的自我距離是導致神話變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徐芳撰寫的《從山西洪洞縣侯村女媧神話及信仰的個案研究看民間傳統的重建》（北京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從山西省洪洞縣趙城鎮侯村的具體個案入手，展示當地的女媧廟修復、女媧信仰恢復以及女媧神話的傳承與再創造的具體過程，以揭示民間傳統在當代社會中被重建的復雜形成原因和形成過程。該文指出：1．女媧神話及其信仰是一個不斷地被傳承、被創造和不斷變化的過程，它在當地的復興是各種社會力量共同表演、相互協調和互動的結果；2．廟宇的修復、信仰的復興和神話的傳承和再創造三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共同構建起當地的這次民間傳統重建的浪潮。廟宇的修復激起了信仰的積極態勢；由于與信仰發生著密切的聯系，神話得以重新被積極地傳承；出于廟宇宣傳、凸現地方文化特點等實際的需要，神話發生了明顯的地方化變化。3．侯村的這次民間傳統重建具有一定的選擇性，它是不同的社會力量、不同個人從各自不同的目的出發，運用不同的文化策略，對侯村民俗傳統進行選擇，并將之予以重新組建和創造的結果。這些被重建的民俗事項，既與以往的傳統一脈相承，又具有新的時代特點，為人們當代的現實生活服務。4．在復興過程中，村落中的個人，尤其是那些民間權威人物，發揮著重要的主體作用。
另一位研究生李紅武正在對陜西省安康市伏羲山、女媧山區的口承神話演述人的生存狀態及神話演述活動進行民族志考察，試圖探討這樣一些目前在國內神話學領域里尚很少關注的問題：在現代漢族民間到底還有沒有神話傳承？如果有，這些神話是由哪些人來傳承的？這些演述人為什么在今天依然要演述這些神話？他們在什么樣的時間、什么樣的場合下演述？他們的神話演述反映了他們怎樣的神話觀？生活在同一文化地域的演述人，在演述神話的時候有哪些異同？造成這些異同的原因何在？這些古老的神話對于今天的地方民眾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在現代化急劇變遷的當地社區中，這些古老的神話傳承了哪些古老的因子，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神話演述對于演述人的生活發生著什么影響？如此等等。
對神話的綜合、立體的研究顯然還有許多其他的視角，需要我們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斷進行新的探索。另外，如何在研究中很好地把神話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按照日本著名神話學者大林太良先生的概括，前者致力于從神話自身解釋神話，而后者則致力于探索神話與其他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結合起來，如何把神話的內容、意義、形式、功能和表演有機地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都有待將來的進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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