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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研究與真實追求及其發展的教育策略論文
自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研究就長久地有著重視文學外部研究與“真實”的趨向，甚至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傳統。對于這個問題的具體論述，可參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外部研究趨勢與“真實”訴求》。這種明顯的趨勢及其強有力的影響，并不是單一的原因造成的，需要從多角度來進行分析。吉林大學現當代研究的學者群——特別是因為環境、時代的原因而深受這種傳統影響的老學者們——作為緊依學術主流、貫穿現當代文學歷程的研究團體，對他們不同時期共性與個性的觀察，對于追溯這種“外部研究+真實性追求”的研究傳統、分析文藝思想革新中超越此傳統的努力，有著足可借鑒的價值。
在對文學外部研究的興盛及對“真實”的訴求的研究中，最常見的是其與馬克思主義的聯系，這代表了追溯這種傳統的一種思路，即從西方舶來的理論資源中尋找提供了支撐的部分。然而應該指出，這是對于龐大的西方理論的簡單化處理。這種傳統的西方理論支柱，應該是更寬泛而又更準確的一種文學觀念，即歷史 主義觀念。盛行于19世紀的西方的歷史主義觀念，雖然是個寬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將文學與外部原因，如時代、種族、社會等緊密關聯起來并對比關照。而由于其傳入的時代（20世紀初）對于思想發展的需要、以及其與進化論的糅合傳播，歷史主義觀念對中國此后的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論。在此同時，歷史主義觀念的傳入、沿襲與作用，并不是單一的原因。仍然從西方理論引入的角度看，在對整個西方文學的研究中，對其歷史悠久的“摹仿”論傳統的接受，必然也對此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無疑是與歷史主義觀念糾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贅言。而從中國自身的文學傳統來說，必須要提及的是“文以載道”的傳統觀點的深遠影響。文以載道，體現的就是強調社會性、功能性的文學觀。而又因為“道”的模糊性與可寫性，在歷史沿革中，這種觀點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斷地被沿襲。到了作為新文學開端的五四時期，“文以載道”作為一種舊思想受到排斥，然而與此同時興起的將文學與種種社會思潮、救國思想聯系起來的趨勢，卻恰恰變式地沿襲了“載道”的傳統。
至此，“載道”便于傳入的西方文論一起，對中國以后的文學研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興盛、熱切追求文學的“真實”，即是其中一個顯著的結果。
在吉林大學老一輩學者的早期研究中，既然處于那樣的時期與環境下，這種特色自然是并不難見得的。如劉柏青老先生的《魯迅與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對新思潮派作總括與介紹的時候，劉老先生并未太多地從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學發展、以及新時期文學吸納革新來著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會條件為著眼點，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強調“這樣的事實，決定了明治文學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種強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積極的浪漫主義的風采”。而在論述“同魯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龍之介時，也多從其小說的敘事內容出發，與其生平、所處年代、環境相聯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會道德意味的結論：“作為一個人生的戰士，他是失敗了，而他的文學也就成了‘失敗的文學’�！痹诖送瑫r，我們應該指出，劉老先生的論文里也有著豐富的文學內部研究的成果，是不應該被刻意無視的，比如在論證芥川與魯迅的歷史小說時，更多地是從文學趣味、小說文體的演變著眼的。然而此處關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為中心，并且左右著文學評價的最終定論。而且，劉老先生的此文絕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學者們的研究，作為全國主流研究的一個局部，顯現出對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對文學“真實”的追求。再如劉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藝所受日本無產階級文藝思潮的影響》、金訓敏教授的《論魯迅的“拿來主義”》、劉中樹教授的《漫談老舍的創作的民族化和大眾化》等皆對此有所體現。
而在思想解放文壇革新的歷程中，這種傳統雖然依舊有其強力的影響，卻無法不受到強烈的沖擊。正如馮友蘭《新理學》中提出的“照著說”、“接著說”，乃至于“對著說”，在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之時，如何面對偏重外部研究、“真實”追求的傳統，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與超越，又一次成為了學者研究中無可避免的問題。那么，傳統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從一種絕對主流變為相對主流，并且帶上了“舊”的文化標簽以后，學術界是如何繼續研究、發展的呢？
作為作者對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觀表現，題目中的要素開始豐富了起來，并且明顯地形成了一種更“復雜”的標題構造——即形成了一種更專屬于“文學”的標題形式，其中文學作為主體與許多新的美學、文藝學、社會學理論結合起來。如張福貴、馬麗玲《人類思想主題的生命解讀——張資平小說性愛主題論之二》，張叢皞的《“大團圓”與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主體意識變遷》等等。
從文本來看，在新時期的學者研究中，超越舊傳統的努力是不難尋見的。一方面，從接繼的角度來說，舊的通過外部研究拓寬文學研究的方法，通過對更大的主題的探究被延續下來，文學獲得獨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種大視野之中進行分析。如張叢皞、韓文淑的《詩意難尋的生命寓言——重讀<憩園>》，在對經典作品的重新解讀中，延續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傳統。然而這里應該注意，外部研究已經不再處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學作品內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這是與以往“從外而內”的外部研究絕不相同的，文學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關注。但仍有一種延續的趨向，即對文學“外部意義”的追求。簡而言之，是對文學意義的延伸。如張福貴、馬麗玲的《人類思想主題的生命解讀——張資平小說性愛主題論之二》，即是從文本分析著手，進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個廣闊的生命主題。這種研究方式與舊傳統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繼承了舊傳統，體現了舊傳統的在“真實”以外的追求，即文學的廣義性，以及對“意義”的追求。而如今，這當中的“意義”在社會性與功能性上已經變得不再單一，體現出了一種非文學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學在延伸的意義中成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為“真實”與“公用”而使文學成為工具。這里依然顯示出傳統的強大影響，無論是歷史主義觀念還是文以載道，都在這種文學拓展性的追求中體現出來。文學的主體性與文學的非文學性追求，在這里依然小心地并行著。
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趨勢，在于對外部研究的反思與直接的擺脫。舊的傳統被視為文學研究的異質與偏向，被有意地擱置起來。這與第一種趨勢是不一樣的。文學研究在文本中展開，對于作者與讀者的方方面面的探討為文本的分析所規定。如張福貴、白瑋的《破壞與發現：現代漢語詩歌語言意識的覺醒及其實驗》就將關注的焦點放置在文學內部的詩歌語言上，并且聲明：“這種語言觀轉型的根本和內在原因，自然來自于詩歌創作本身，因為不斷解除眾多來自社會意識形態的外在清規戒律之后，創作本身的問題則依然存在甚至因而進一步凸現出來：我們已沒有理由再埋怨‘他者’的制約，我們只能直面詩歌‘自身’�！庇腥さ氖牵芯空咦陨淼奶幘�， 與這里被探討的創作者的處境恰恰有很相近之處。傳統不再依靠文學以外的影響力束縛文學研究，然而也不再為文學研究提供一個簡單的評價體系，此時文學研究的走向是需要關注的。如何處理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關系，依然是發展中的重要問題。
綜上所言，在文學的外部研究與“真實”訴求的傳統在新時期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文學研究也以不同的形式追求著對舊傳統的超越，以及在文學自主性的注重中對于文學的重新認識與作品的重新解讀。無論是承繼舊傳統，試圖闡發文學更廣闊的意義;還是專注于文學內部，彌補傳統之下文學研究的偏頗不足之處，都是值得關注的。而在傳統中單一的評價體系變得多元之后，如何確定文學研究的價值，吸納更多的新生研究的領域與方式，更將是學科發展的關鍵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同時，文學的外部研究與“真實”訴求，并不應該被否定被棄絕，如何對待這個傳統，是值得深思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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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福貴，白瑋.破壞與發現：現代漢語詩歌語言意識的覺醒及其實驗[J].文藝爭鳴，19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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