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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影響-基于農民階層與經濟法的雙重分析
摘 要：目前，我國正經歷著社會階層結構的巨變。社會階層分化、流動和組合深深影響著法律制度、法律原則的變化，有時還主導著其發展方向。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有著自身的本質性、時代性內容、要求和發展趨勢。社會利益的法律原則化是保障社會利益的本質訴求，社會利益原則制度化則是社會利益實現的制度解。經濟法已成為社會利益實現及法律原則化的主體制度，共同形成以憲法為核心、行政法為主導、民商法為補充、訴訟法為保障的維護社會利益的法律制度體系。社會階層，特別是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影響是巨大的。農民階層會使社會利益原則的價值序發生方向性影響、內容序發生層次結構支撐性影響和主體序發生動力性影響。關鍵詞：農民社會階層 社會利益原則 經濟法律制度 價值序 內容序 主體序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告訴我們：我國正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轉型期，系統化的改革和建設措施不僅給社會帶來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還帶來了制度文明；不僅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加，還引起了社會結構的巨變。社會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導致社會階層[1] 結構的變化，而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必然引起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必將使反映社會利益關系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則發展變化。事實證明任何社會的發展都伴隨著階層變遷所帶來的利益之爭，并深深反映在法律之中。因此，關注利益的矛盾、沖突與協調，研究階層對利益的影響，特別是對法律制度中的利益原則的影響就顯得非常有意義。一、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何為社會利益？對社會利益內涵的認識將直接影響我們圍繞社會利益而展開的研究。邊沁認為：“共同體的利益（即社會利益）是組織共同體的若干成員的利益總和�！盵2] 可見，在邊沁看來，個人利益是最基礎、最重要的利益，社會利益只不過是個體利益的總和，亦即不存在獨立的社會利益。龐德在《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一書中將利益分為三大類，即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3] 龐德認為社會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會中并基于維護文明社會的正常秩序和活動而提出的各種具有普遍性的主張、需要和愿望。我國學者也紛紛對社會利益進行研究。有學者認為：社會利益是一種根據利益主體進行分類而來的，是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并列的利益，是一種獨立的利益。社會利益的主體是公眾，即公共社會。社會利益表現的權利形式上，其主體可以是公民個人、法人或國家。[4] 有學者認為：社會利益包含廣泛的內容。[5] 有學者認為：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一樣，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主要以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為內容，以維護社會的自治和良性運轉為目的，并且排斥國家的肆意干涉。[6] 更有管理學者認為，社會利益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間區域內，所有的個人與組織為了生存，享受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7] 筆者認為：社會利益是一個富有張力的概念，對社會的不同理解導致對“社會利益”的不同認識。如果將“社會”作為包羅一切的廣義理解，社會利益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切利益，是所有利益概念的上位概念。如果將“社會”作為相對狹義的理解，社會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8] 或是以共同物質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總體，[9] “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10] 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所構成。社會利益則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筆者認同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均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認同：如不作特別的分析考慮，社會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社會整體利益同義。社會利益是一定時空范圍內的社會全體成員，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基于一定的社會目標而對諸種社會要素和社會狀態的共同需要所體現的利益形態。社會利益是廣泛個體利益的集中體現，是具體的、獨立的利益形態。在對社會利益有了初步認識后，我們分析一下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我們知道：社會現代化過程就是社會階層分化的過程。[11] 中國經濟結構變化和經濟發展已經導致了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初步形成。盡管新的社會階層結構尚處在不斷變動過程中的初始階段，但其資本構成成份、結構形態、等級秩序、關系類型和分化流動機制等方面都較1978年前有了深刻的變化，[12] 其社會階層位序已經確立，階層基本成份不會有大的巨變。在新的社會階層結構中，不同階層因經濟地位的變化而引起社會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變化，表現為不同的階層成為不同的利益主體，從而導致利益的分化，原有社會的利益整合機制被消解，需要建立起新的利益整合機制。反映在利益關系上，就應在增強階層群體意識，在促進利益結構多元化的同時，協調利益關系，整合不同價值追求的多元利益目標、利益和諧與社會公正。完成這一目標的重要歸一措施是不斷地發展和壯大社會利益，通過社會利益的質與量的雙向供給，從而滿足多元化利益主體對利益增加的共同追求，使利益分化下的社會沖
突有了消解的利益基礎。我國的社會階層分化從其外在形態看，正經歷著階層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球型轉化；從內在依據看，正經歷著以無形資產（權利、聲望等）向有形資產（金錢、財富等）為劃分依據轉化；從其發展歷程看，正經歷著分化型分化（純粹的階級層分化）向整合型分化(伴隨著協調或整合的分化)轉變，[13] 正經歷著自然、自發分化為主向國家引導與市場主導相結合的分化方向轉變。但總的看來，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還不合理，還沒有形成與現代化國家相適應的、合理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14] 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社會中間階層規模過小的社會階層結構，不斷地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和法治化使社會階層分化更加劇烈，社會階層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走向多元化，社會階層分化正經歷由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這種不斷發展中的社會階層分化使社會利益形態處在不斷變化過程中，使社會利益形態的形成和發展已不再是純市場的行為，國家的介入、社會制度的作用、生產力的發展、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生活習慣的影響、文化的作用等均使社會階層分化有了可發展、可規制、可民主、可文明的演進動力和發展方向。其中，社會制度的作用成為社會階層分化下影響社會利益形態的首要因素，深深地影響著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形態。社會利益法治化的要求成為社會階層分化中社會公正、和諧社會實現的本質性、時代性要求。二、法律原則化的社會利益（一）法律原則化：保障社會利益的本質訴求
在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的法治社會，社會利益的相對獨立是不爭的事實。保障社會利益的實現不僅是法治化國家的新使命，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新需要。在社會階層分化下進行和諧社會建設，需要對因分化產生的新的階層結構的階層利益進行重新分配與協調，以實現利益的和諧，而利益和諧的基礎是社會利益的增量化、獨立化和法律化，因為階層分化中新階層與既得利益階層之間必將展開利益爭奪。只有保障社會利益的實現，才能為和諧利益關系的形成提供可能。盡管社會階層分化本身不屬于法治建設的范疇，但它能夠為法制建設提供動力；盡管社會利益的法律原則化不具備很強的操作性，但它可以為法律概念、法律規則、法律制度提供基礎和出發點，有時還可以成為法律實質性判斷的依據。社會利益的法律原則化，就是應在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規則中確立社會利益原則。
社會利益法律原則化是對社會利益的價值提升，其價值取向是實質正義。將社會利益作為行為選擇的價值標準，是保障社會利益、實現實質正義的本質要求。相對于普遍化價值的形式正義而言，實質正義反映的是一種具體化的價值，是局部的、特定的個體或群體享有的價值，是其對現實的享有與滿足的價值。實質正義不僅為社會成員提供了追求各自合法利益目的的工具，以促進個人追求個人目的而達致的社會普遍利益，而且努力為社會成員制造條件，積極為其尋求具體的、現實的利益享有的途徑。[15] 特別是在社會成員無法自身實現具體、現實的利益時，國家通過法治手段介入，進行社會制度的理性安排，就顯得重要和必然。（二）原則制度化：社會利益實現的制度求解
改革和現代化是深刻的社會轉型，必將伴隨經濟與政治體制轉軌、文化模式變化、社會結構和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改革和現代化不僅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實現個體利益，體現自我價值的可能和條件，而且為社會成員進取獲勝或失敗營造了充滿活力、彰顯公平的重要心理基礎�？梢哉f，改革和現代化為社會和諧提供了發展的環境和動力。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改革與現代化的深入，社會階層的分化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分化，要求我們必需高度重視社會利益分化加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目前社會利益分化所呈現的利益主體異質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獲得途徑多樣化、利益差距擴大化、利益矛盾與沖突顯化等特點，[16] 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交換的利益關系變得復雜、紊亂和繁變。這種不穩定的利益結構關系將嚴重影響社會變革和現代化的持續發展，進而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建立以社會利益為基礎、個體利益為主體、國家利益為保障的和諧的利益體系，合理架構個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成為制度建設的必然選擇。1．社會利益基本屬性的制度反映。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基于市場自由競爭的理論，人們一般認為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追求個體利益的結果必然促進了社會利益。于是充分實現個體利益成為增進社會利益的前提。隨著市場失靈，伴隨著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細化、生產社會化和現代化，個體利益、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不一致性方面的沖突變得更加復雜而多元。利益結構中的基礎性利益——社會利益不斷走向社會和制度的前沿。社會利益具有整體性、普遍性、可轉化性、表現形式多樣性[17] 和利益主體不確定性等屬性，這些屬性要求國家以社會利益對實質正義的價值訴求為目標，在綜合各種政策分析、價值觀念、道德評判因素和文化模式考量后，依據制度規則對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經濟生活進行介入。一個以民主和法治為價值追求的國家或政府往往不可能坐等社會利益的自然形成，正視個體利益至上所帶來的社會流弊，總會運用自己的智慧與能力去尋求一種自然秩序與設計程序良性互動的法律機制，以反映社會利益原則制度化的屬性要求，以實現社會公平。[18] 不過，在社會利益原則的制度嵌入中，我們既要防止國家或政府失靈，又要防止市場失靈，更要防止制度的失靈，防止各種扭曲正常的利益關系的機制形成，用制度、文化、道德等價值力量，進行法律判斷、道德判斷、文化判斷為內容的綜合判斷建立促進和諧利益關系發展的反扭曲利益機制，以實現社會利益對公平與正義的實質追求。正如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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