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結合,讓歷史課堂活躍起來論文
新課程改革的全面展開要求每個教育工作者以全新的觀念、獨到的視角、廣博的知識，適應時代的需要�！稓v史課程標準》第二部分“情感態度與價值觀”要求學生通過歷史學習進一步了解中國國情，熱愛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在短短的課堂教學中，如何繼承優秀民族文化，提高教學的有效性，充分讓歷史課體現魅力課堂，走進學生的內心，體現課程改革的理念，對此，筆者就文史結合，活躍歷史課堂方面作一簡單探討。
中學各學科知識之間的相互聯系、交叉和滲透既是必然又是需要。歷史課程本來就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課程，近年來歷史學科高考中綜合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這就要求歷史教師在倡導教學互動，指導學生進行歷史思維時，必須同時引用政治、語文和地理等學科的知識啟發學生，讓他們感覺到歷史課豐富多彩、千姿百態，不僅有血有肉，而且縱橫交錯，上要知天文下要知地理。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尤為密切，古代就有“文史不分家”的傳統。下面筆者就如何利用語文教材，促進歷史課堂教學的豐富和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談談初步實踐與某些收獲。
一、利用語文知識，再現歷史情景
歷史是已經消逝了的現實，如何生動活潑地再現歷史，是歷史課堂教學的一個難點。隨著新課程的改革，中學教材內容變得更為豐富生動。筆者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選用一些學生已經學過的語文篇幅，有機地與有關歷史內容相結合，以引起學生的回憶，再現歷史畫卷，加深學生的印象。如在講述中國早期政治制度時，插入講解《詩經》中的《伐檀》、《碩鼠》等學生已學過的詩篇，使學生比較真切地體會到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和壓迫，以及奴隸們的強烈反抗意識，從而認識早期政治制度的階級性。在學習明清資本主義萌芽時，聯系《五人墓碑記》。
在講述“拿破侖對外戰爭”時，提示學生看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了解俄國軍民對拿破侖侵略的抵抗，說明拿破侖對外戰爭的性質。在講述“德意志帝國統一時的普法戰爭”這一知識點時，筆者借用了都德的《最后一課》。普法戰爭是一次對普魯士和法國都有著深遠影響的戰爭。戰爭初期，法國通過各種方法乃至戰爭阻撓德意志統一。法國出于對自己的利益考慮，不愿有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德意志國家出現，他出兵干擾德意志，自然屬于非正義的戰爭。但當xx年9月色當戰役結束之時，法國已經失去了阻撓德意志統一的能力，而普魯士軍隊已越出國界繼續對法采取更大的軍事化行動，使法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戰爭苦難。顯然，普魯士一方已轉化為非正義的戰爭發動者，成為侵略者。這一歷史事件在都德的《最后一課》中有深刻、形象的體現。同時聯系到了法國在普法戰爭后的政局變化、巴黎公社的建立等，在教學中稍加點撥，學生就能自然聯想、互相印證了，對于德法兩國這一時期的歷史知識的關系也就理解得更清楚了。聯系是歷史學習的重要方法，能讓學生在愉悅中體會歷史知識點聯系的方法。歷史教材所述歷史跨度大，史實概要，即使是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的歷史人物，課本的敘述往往也是點到即止，缺乏具體性、生動性，難以使學生留下清晰的印象，而和語文知識聯系起來，能生動地將刻板的歷史知識變得活動起來。
二、利用語文知識，深刻理解歷史概念
歷史概念既是高度概括的，又是比較抽象的。如何讓學生對歷史概念的認識和理解具體化、通俗化呢?筆者在教學中發現，利用語文課往往使學生對歷史概念的理解能收到較好的效果。如中國古化史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提出了“仁政”思想。為了解釋“仁政”這一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筆者指導學生重溫了《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文，使學生深刻地體會到了“仁政”的兩層基本含義：一方面要求統治者對勞動人民作出某些讓步，實行相對寬容的統治政策，以緩和尖銳的階級矛盾。這在客觀上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另一方面，正是在這種所謂的“仁政”之下，統治階級更懂得了如何更長久有效地統治人民、奴役百姓，因此，其實質仍然是為了統治者的利益，維持其統治地位。由此學生對“仁政”思想有了更深層的理解和認識，從而有效地避免了片面看法。
再如清朝表現實行君主專制強化的“文字獄”，是一種極端的封建文化專制政策，嚴重地阻礙了思想文化的發展，其惡果尤甚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時也暴露了統治者內心的`極度恐慌和統治的殘暴。如何讓學生理解這一本質性的含義呢?可先引導學生回憶龔自珍的《病梅館記》這一課文。龔自珍生活在清朝末年，對于清朝統治者如何摧殘、壓抑人才，如何掐滅進步思想和觀點，如何迫害具有反抗精神的有識之士，他有十分深刻的體會，所以，他用“病梅”這一特殊事物，象征人才遭受壓抑，無法發表自己見解，無法施展自己才華的境況，他對統治者的控訴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采用“托物言志”的方法，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感情。通過如此分析，學生深切體會到清朝“文字獄”的慘烈和危害，領悟到龔自珍為避免文字獄而只能采用曲筆來抒發對清朝統治者迫害人才的憤怒之情。這樣，學生對統治者實行“文字獄”這種文化專制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就認識得更為深刻了。
總之，利用語言教材中的相關課文，幫助理解歷史概念，至少有兩大益處：其一，豐富了歷史概念所涵蓋的實質性內容，使學生不再感覺到“霧里看書”，而是深切具體地體驗、領悟;其二，使歷史概念更加形象化，并使學生有更多的縱橫聯想，不斷鞏固和深化學生已學的歷史知識。
三、利用語言知識，服務文化史教學
文化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進步的重要標志，尤其是人們長期的社會實踐和意識活動中所孕育出來的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等，更是激勵民族發展的內在動力。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懂得了自己民族、國家的文化，才能談得上愛國愛民，才能談得上讀懂了歷史�，F行歷史教材中非常注意文化史的教學，也正說明了這一點。自上世紀xx年代以來，高考試題中文化史部分的分值呈不斷上升趨勢，這就更要求我們對古今中外光輝燦爛的文化有一個較系統的認識和掌握過程。然而，歷史教科書對文化史的敘述更梗概，難以有比較具體的了解。為此，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注意到了和文化史關聯較大的語文教材中的課文，并采取相對集中的方式，作為加深對文化了解的基本性材料。例如，在向學生介紹被稱為“詩圣”的杜甫事跡時，要求學生吟讀他的《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石壕吏》、《春望》等這些充滿現實主義精神的詩作，使學生能具體地體會到這些詩歌之所以被稱為“詩史”的原因，這樣就使學生自然對于杜甫也有更深程度的了解。再如宋詞、元曲、明清小說，在語文教材中都選有一些名篇，通對這些名篇的再次吟誦，學生自然對于不同時代的文學風格和文學成就有了一種真實的感覺。
四、“文史不分家”的新認識
中外古今的文史哲大家幾乎都有一個特點，即史學大家同時又是文學家或哲學家，史學名著同時也是文學名著。無論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還是陳壽的《三國志》、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乃至現代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范文瀾的《中國歷史簡編》，都是敘事井井有條，文筆栩栩如生。因此文中敘史，史中顯文，文史自然難以分離。更深層的關系，即文可為史添秀，史可為文之材。如講述文學作品的背景離不開史料，而講述歷史的內容也可博引文學作品。
近幾年高考歷史卷中的材料解析題常常引用某些文言文的文學名篇，這自然就要求學生利用已學的古漢語知識和一定的文學素養去解答題目，也要求學生有更準確精煉的語言表達，這一要求離不開語文基本功。假如離開了語文學科，上述要求是難以達成的，學習歷史知識必然大打折扣。于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借助文為史提高，利用史為文服務，對于語文教學和歷史教學都將大有幫助，都將能推動各種教學的發展，這就是筆者對于在中學歷史教學中“文史不分家”的新認識。
新課程改革后，高中歷史課程以分科為主要形式。因此，語文和歷史學科盡管關系密切，但畢竟是兩門獨立的學科。所以，在歷史教學中，把語言教材知識作為歷史課的補充材料時，要注意到兩點：第一，在實現學科知識遷移的時候，應該有所取舍，要特別注意其相關性和內在聯系性，不能隨意拿來，必須保證其應有的效果。第二，文學作品帶有虛構、夸張，因此，在利用語文作品時，一是利用寫實文學。例如，評價歷史上的曹操，就必須避免《三國演義》中的根據作者本人立場進行藝術化處理的“奸相曹操”的影響和干擾。二是更要注意史學與文學的區別�？梢载S富，但絕對不能等同，要還歷史的真實面目。
筆者堅信，在教學改革的浪潮中，史學與文學的結合和互補，將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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