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
文學生產與教育制度，二者的關系極為密切，這一點，誰也不會否認。相對于“科舉與唐代文學”或“書院與宋明理學”來，現代大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間，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談論“大學”與“文學”之間良好的互動，一般關注的是大學教育對于文學生產、風格流變、潮流興替的影響（比如文學史課程如何建立批評標準、美育何以成為可能、文學社團之于校園文化、“學生腔”與“新思潮”的關系，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不同文類的升降起伏等）①，本文則轉而探討作為文學想像的“大學校園生活”，如何投射著一個時代的思想變遷，滋潤著當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甚至制約著大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大學歷史與大學敘事
作為知識生產、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園地，學校本該成為文學家矚目的中心�？蓪嶋H上，古往今來，成功的“學堂（大學）敘事”，不僅數量不多，而且很難進入文學史視野。傳統中國戲曲小說中，飽受顛簸之苦的讀書人，最終不是高中狀元，就是進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運轉折的關鍵，也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動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則往往只在表現窮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蛟S是魯迅的影響太大了，一說傳統教育，很多人馬上聯想到的，是“三味書屋”里的搖頭晃腦�？蓪嶋H上，兩千年間，不說大儒講學，即便塾師啟蒙，也都是異彩紛呈的。很難想像，單靠迂腐的陳最良們（湯顯祖《牡丹亭》），能支撐起傳統中國的“師道尊嚴”。
關于私塾、書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負面的記憶，比如春香鬧學（《牡丹亭》），寶玉背書（《紅樓夢》），馬二先生操選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臺女扮男裝入學讀書的優美故事，可無論是最初的民間傳說，還是日后改編成戲曲、電影，都把著重點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換句話說，即便談及學堂，也都不把“學業”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愛情”，正所謂“功夫在詩外”也。這就難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書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堅硬的學規、章程及若干“書院記”，而無鮮活的文學想像。
談及“以詩證史”，歷來頗多爭議�？呻S著“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對史料的選擇，以及對修辭功能的理解，都發生了很大變化。[1]（P459—491）所謂“歷史”與“文學”，并非過去想像的那樣涇渭分明。撰寫古代中國教育史，若有絢麗多姿的書院生活場面可供調遣，枯燥的歷史敘述自然頓時生色�？上У氖�，傳統文學中的“學堂敘事”，沒有給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隨著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文學”成為一門值得專門經營的學問[2]（P103—112），“吟詩”不再僅僅局限于涵養性情②；再加上學生集體住宿，校園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大學文化”于是變得豐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學教育調動了各種文學想像，直接促成了新文學的繁榮，另一方面則是，校園生活逐漸成為小說家的描寫對象。如此一來，構建現代中國的“大學史”，引入五彩繽紛的“大學敘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須。
借校慶紀念活動，講述大學歷史，描述校園生活，既展示自家風貌，也吸引社會目光。最早且最能體現這一良苦用心的，當屬《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1917）。日后，此舉為各大學所普遍采納。不見得都像北大那樣，從上世紀30年代起便設立編纂校史的專門機構，但大學校長們普遍關心“大學史”的撰寫，因其中蘊涵著的價值尺度，不僅指向“過去”，更指向“未來”。
與校方組織的“校史編纂”不同，文學家的“大學敘事”，帶有更多個人色彩，盡可上天入地，縱橫捭闔。可惜的是，很長時間里，作家們并沒把“大學”放在眼里——以及筆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涌現出許多熱愛新文學的大學生，若冰心、廬隱、王統照、許地山等，其撰寫的短篇小說，即便涉及大學校園，也只是十分模糊的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讓作家們輾轉反側的是愛恨、情仇、生死、美丑、宇宙、人生等哲學命題，再不就是青春的騷動、懷鄉的憂郁以及濟世的熱情。對于志向遠大、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學生們來說，區區校園風景，根本不入高人法眼。滿天繁星般的校園文學（報刊以及作品），大都只是上陣前的練筆；一旦正式登上文壇，很少再回過頭來仔細檢點、品味那曾經沉湎的校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