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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
論文摘要：郭紹虞是中國批評史學科發展的奠基人之一，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極富個性特征，其一，在資料收集上，掌握豐富的史料，且注重“史”與“論”的結合；其二，在方法運用上，注重從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貫之“以問題為綱”的編排體例；其三，融入革新的時代潮流．運用“進化論”的觀點闡述中國文學批評的演進過程。
論文關鍵詞：郭紹虞；文學批評史；研究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發端于20世紀20年代。1927年，陳鐘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文學叢書”第一種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這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首部文學批評史著作，標志著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誕生。到了30、4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迎來了第一個高潮，郭紹虞、方孝岳、羅根澤、朱東潤等著名學者的文學批評史專著紛紛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發展基礎，使得中國文學批評史成為了一門真正的獨立學科。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發展，其中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無疑是郭紹虞和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
郭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葉)分兩冊，1947年出版。由于戰爭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為郭著上卷所寫的書評中說：“郭君這部書，雖然只是上卷，我們卻知道他已費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書雖不是同類中的第一部，可還得算是開創之作；因為他的與方法都是自己的�！薄诓牧吓c方法上確有自己的特點，視其為“開創之作”是毫不為過的，因此，郭紹虞實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發展的奠基人之一。
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而言，其初創時期的史料搜集與整理顯得尤為重要，也格外困難。而第一個通過大規模搜集材料來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人，正是郭紹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學只是史料學”，強調“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這里他所說的史料學由兩個不能分離的側面合成：歷史研究必須依靠材料，材料必須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兩者缺一不可。郭紹虞不是簡單的堆砌資料，而是盡可能全備地搜集材料以作為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早在1927年，郭紹虞就開始廣泛搜羅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顯著特點是擴大了取材范圍，除了傳統的詩文評外，還注意從史書的《文苑傳》或《文學傳序》以及筆記小說、論詩詩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種材料中，詩文評無疑是批評史研究資料的主要來源，所以郭紹虞在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嘆地說：“他搜集的詩話，我曾見過目錄，那豐富恐怕還很少有人趕得上的�！贝顺浞终f明郭紹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國古代的詩文評，其內容蕪雜、體例不嚴，向來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說：“原來詩文本身就有些人看著雕蟲小技，那么，詩文的評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論�！钡菍τ谥袊膶W批評史而言，詩文評卻正是研究資料最為集中的地方。據郭紹虞自述，他當時擬做的工作有這樣幾種：(一)輯錄詩話考，即將前人論詩之著，凡所見或僅見著錄、稱引者，仿朱彝尊《經義考》之例，考其存佚，錄其序跋，問或附加案語，撰為提要；(二)撰《詩話叢話》，成為一種論詩話的話；(三)唐、宋詩話輯佚，將兩代已佚各種詩話，予以盡可能采集編訂；(四)《詩話新編》，即仿前人成例將各種古代筆記中論詩文之語抽出，匯編成帙，實際上是一種資料摘抄；(五)輯專家詩話，即按詩人為單位選輯有關評論資料。這五項工作相互聯系，總起來則構成一個豐富史料的系統。郭紹虞經過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端卧娫捿嬝泛汀端卧娫捒肌返缺闶瞧渲凶罱艹龅馁Y料搜集成果，可以說，郭紹虞建立起了一個為撰寫批評史專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庫。
郭紹虞搜集材料的另一個特點是：在整理、考訂材料時盡量貼近古人，做到根底無易其固；同時在分析、解釋時又不失個人的見解，力求裁斷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總想極力避免主觀的成分，減少武斷的論調。所以對于古人的文學理論，重在說明而不重在批評�！傊�，我想在古人的理論中間，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體的材料辨析過程中，他又總是本著由考訂而史述，由史述而論斷的原則，以小見大，從現象觀本質。
從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來看，其實有著兩條并行不悖的表述線索，一種是按時間而循序前進的的分期敘述，另一種則是從批評出發的價值判斷，簡言之，也就是歷史過程與現代標準的交織，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也就是“史”與“論”的有機結合。應該說，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歷史研究工作者所應具有的基本原則和科學態度，郭著在這方面的確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但另一方面，必須指出的是，理論發展史的研究絕不能成為各個歷史時期材料的羅列史，而應成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礎之上的理論闡釋史。正如德國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所言：“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一種名副其實的解釋學必須在理解本身中顯示歷史的實在性�！惫B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不僅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層面上，而是對史料的價值與意義進行深刻闡發。因而在處理“史”與“論”的關系上，郭紹虞恰當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機統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注重從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學理論的發展演變。郭紹虞認為：“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連帶的關系，因此，中國的文學批評，即在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中，也足以看出其思想的背景�！币赃@個方法為基礎，他建立起全書的系統來。具體而言，郭紹虞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分期以及全書的體例安排，都是與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賴以劃分中國批評史發展階段的根本依據就是文學觀念的演變，而每一次文學觀念的演變則都蘊涵著一定的思想背景。郭紹虞說：
大抵由于中國的文學批評而言，詳言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文學觀念演進期，一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一是文學批評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為文學觀念演進期。自隋、唐以迄北宋，為文學觀念復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現代，庶幾成為文學批評之完成期。
顯然，郭紹虞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分期充分著眼于文學與學術的分合，注重挖掘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強調從文學的自覺到批評的自覺的發展歷程，也即文學觀念正——反——合的歷史發展過程。
在體例方面，郭紹虞在《白序》中說：
此書編例，各時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時代分，有的以文體分，更有的以問題分，這種凌亂的現象，并不是自亂其例，亦不過為論述的方便，取其比較地可以看出當時各種派別、各種主張之異同而已。
這種體例上的“凌亂”現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內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時，郭著在體例實際上主要是“以問題為綱”，這一表述法的好處在于它既能比較充分地體現研究者對整個批評史的宏觀把握，又為有條不紊地講清楚每個問題的歷史線索提供了適宜方式。由于論題集中，往往可以縱橫前因后果、旁及左鄰右舍，闡發得更加淋漓酣暢、神完氣足，從而給人更深刻的印象。這一點可以說是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最重要的特點，也是其長處所在。例如，其中關于南朝文學批評的論述，尤其是“時人對于文學之認識”一節，下設五目，其第三目“風格”論《文心雕龍》之“體性”說，而遠至司空圖的《詩品》；論神思則指出“遠出，而近受《文賦》的影響”；論曹丕、劉勰諸人之“才氣”說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語勢論氣者宗之”而直貫“桐城派論文好以陰陽剛柔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識和“以問題為綱”的意識都強，所以從全書看，早已經于宋代(如嚴羽、楊萬里)即開始伏筆，至元代楊維楨、明代李東陽、公安三袁則幾已呼之欲出，這樣迪邐敘來，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說明每一種詩論的形成都是歷代思想積累演化的結果。
郭紹虞開始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時，正是科學研究新觀念倡導、實施并取得多種成果的時期。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篇為《總論》，其具體章目是：第一章，中國：學批評演變概述；第二章，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第三章，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文學的原因；第四章，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學觀念之演進所及于文學批評之影響。這一總論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學批評觀與文學批評史觀的集中體現。不難發現，“演進”與“復古”是構成其《中國文學批評史》體系的支撐理念。
1929年光明書局出版的譚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國文學進化史》，足見進化論思想的深人人心。將進化論的思想引入到文學研究中來，便有了當時十分流行的“演進”一詞。實際上，“演進”一詞，正是當時新文化精神的某種體現。胡適在評價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歷史研究方法時，就曾將其概括為“歷史演進的方法”。而這一所謂“歷史演進的方法”，其中顯然具有進化論的思想內容。進化論的思想，在當時是浸透在各個學術領域的。梁啟超1922年在南京講學時發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問題》，就年初出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做出進一步的闡釋，其中關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學”之“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義，梁啟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釋：自然一系的活動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進化的性質；文化一系的活動則具有進化的性質，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論這種劃分有多少科學合理的成分，問題的癥結在于其思維本身對進化論的認可。盡管包括梁啟超在內的當時學者并未簡單地認為陶潛就比屈原進化得高級，但從進化的角度看文學的歷史時必然具有的那種認識，卻是十分顯眼的。例如，郭紹虞說：
所以我以為文學觀念假使不經過唐代文人宋代的復古主張，則文學批評的進行，正式一帆風順盡有發展的機會。不過歷史上的事實總是進化的，無論復古潮流怎樣震蕩一時，無論如何眷懷往古，取則前修，以成為逆流的進行，而此逆流的進行，也未嘗不是進化里程中應有的步驟。
一方面，郭紹虞認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論具有阻礙批評正常的負面作用，另一方面則又認為這種“逆流的進行”也是進化的題內應有之義。如果說這是一種辯證的進化觀的話，其基本精神無非是說，這種進化的過程必然是有反復的，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不過，無論怎樣反復迂回，其所以為進化者卻又是毫無疑問的。
既然是為進化論，勢必會認為整個的批評歷史就是一個由初級逐步向高級發展的過程。因此，郭紹虞在《總論》第一章里寫道：簡言之，則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二時期，恰恰成為文學批評分途發展的現象。前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偏于文，而后一時期則偏于質。前一時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時期則重在內容。所以這正式文學批評之分途發展期。至于以后，進為文學批評之完成期，則一方面完成一種極端偏向的理論，一方面又能善于調劑融合種種不同的理論而匯于一以集大成。由質言，較以前為精確、為完備；由量言，亦較以前為豐富、為普遍。
這樣的判斷顯然是符合進化論的觀念的。在郭紹虞看來，“進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變”的意思。而這樣一來，實際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進化論的觀念來描述和闡釋中國文學批評的歷史了。換言之，他實際是在批評史實與進化論判斷之間展開自己的理論身世與價值闡釋的。
建國以后，郭紹虞曾先后兩次對原著進行修訂。1955年，郭紹虞完成對舊著《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修訂，將原來的兩卷合為一冊，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這次修訂形式上變化較大，如作者對編目作了較大的調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外，：不再分章節排列，全書列目也不再以問題為綱，而大部分改為批評家。
除此而外書中內容的改動則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記》中對此作了解：釋：“自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研究不夠，舊觀點不能扇清，對各家意見不能給以應有的評價，均屬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來，每有勻不從心之感，雖然改寫的態度自認是嚴肅的，但結果仍只能是一部資料性的作品�！北M管在有限的改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時代的影響，在書中有意運用政治標準來評判古代文論，并開始嘗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分析的：手法。應該說，郭紹虞主觀上對舊著改寫的態度確實是嚴肅的、認真的。第一次改寫不滿意，他又著手進行第二次改寫。
1959年作者對舊版批評史上冊的第二次修訂完成，以《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為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次改寫與舊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蘇聯文學的影響，使得文學觀念和批評標準較先前發生了徹底的變革，主要表現為以反映論為文學理論的基礎，強調階級分析，注重文學的認識價值，以及推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等等。郭紹虞的改寫力求體現上述傾向。
他在《緒論》中說：“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可以說基本上是現實主義；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可說是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發生發展的歷史，也就是現實主義文學批評和反現實主義文學批評斗爭的歷史�！弊髡邔ⅰ胺船F實主義”具體理解為“形式主義”和“唯心主義”，并認：為“現實主義常和唯心主義相結合的，它所創造的形象是現實中觀察到的現象之再現，也就是照世界的本來面目來理解世界的。形式主義則常和唯心主義相結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從空幻的觀念來塑造形象。”既然將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作為文學批評史的發展主線，所以書中隨處可見什么“現實主義理論批評的萌芽”、“唯心論者的文藝思想”、“文論唯心唯物的分歧”一類的標題。而魏晉南北朝則是形式主義文論的萌芽與發展時期，隋唐五代則貫穿著對齊梁以來形式主義文論的斗爭的歷史。與此相聯系，作者對文學批評史的分期也作了調整，放棄了早期依文學觀念的發展，按正——反——合的，將批評史劃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的做法。而是“斟酌文學史和哲學史的分期再與社會發展的情況相結合”，將中國文學批評史分為八個時期：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際與清中葉以前。這樣的劃分與古代社會政治的發展更加貼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識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簡單化，所以強調在具體運用時要注意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不能簡單化。他也確實這樣努力了。不管是初版，還是修訂，郭紹虞都以極其嚴謹的治學態度來對待，這無疑值得后來的研究者們借鑒與學習。
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其特點是明顯的，成績是巨大的。但不足之處也在所難免，例如，受儒家正統文學觀的影響，郭紹虞將傳統的詩文理論視為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時期已經興盛發達的小說、戲曲理論則置于批評史研究的范圍之外，這就使得其研究實際上成了中國古代詩文批評史研究，無形中縮小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本應包括的范圍。盡管存在不足，但初創時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已實屬不易，郭紹虞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巨大貢獻無疑值得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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