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雨王漢德森》與貝婁的猶太文化意識
論文摘要：《雨王漢德森》是貝婁一部比較特殊的小說，評論家對它的理解與闡釋也莫衷一是，但作者本人卻一再表示對主人公具有最強的認同感。這部小說雖然與貝婁其他作品有著許多不同，但同樣反映出了作者的猶太文化意識對其藝術創作的深刻影響，這一影響在《雨王漢德森》中尤其表現為作者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對人道主義的信仰與歌頌、對社會倫理價值的肯定這三個方面。
論文關鍵詞：《雨王漢德森》；猶太文化意識；社會批判；人道主義；社會倫理
《雨王漢德森》在索爾貝婁(1915—2005)整個文學創作過程中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它在許多方面與貝婁其他作品截然不同，學者們直到今天仍很難確定它的文類屬性，人們對它的解讀模式也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在這部小說中，貝婁創造了其作品里唯一的非猶太主人公形象——尤金·漢德森，一個五十五歲的美國白人富翁，而貝婁卻認為自己與這個人物最為相似。貝婁的主要小說大多以紐約和芝加哥為背景，但他為這部小說選擇了遼闊曠遠的非洲作為主體故事發生的布景，而在小說出版之前他甚至根本就沒踏上過非洲這片土地，單憑個人想象杜撰了兩個處于原始狀態的非洲土著部落，這種做法甚至惹惱了他大學時代的人類學導師。雖然貝婁一再警告讀者不要試圖在他的作品中費力地找尋象征意義，但《雨王漢德森》可以說是貝婁全部小說中象征色彩最為濃重的。然而仔細閱讀這部作品，讀者不難接受這樣的判斷：這部小說與貝婁其他小說的關系最好定調為貌不合而神不離。貝婁是位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作家，其作品的基調就是對人生意義、人性本質、人類社會價值體系、道德觀念等重大問題的探索，《雨王漢德森》也不例外。美國一位早期貝婁評論家就認為它最能反映美國20世紀50年代豐裕社會的基本特征——“異化、價值觀的淪喪、宗教信仰的消解和文化的缺失”，而漢德森正是這種社會的典型產物，只是社會尚未能將他徹底異化，他骨子里不斷渴望對更高精神品質的追求和生命本真的還原，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婁說《雨王漢德森》是他的寵兒。雖說作品本身可能比作家本人的聲明更可靠，可貝婁對《雨王漢德森》的偏愛也不是沒有道理：無論從藝術手法還是主題設計上來看，這部小說都具有典型的貝婁風格，比如其超乎尋常的喜劇色彩、關乎人生真諦的形而上學思辯、雅言與俗語交織成趣的文風及主人公展示出的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精神，但尤為重要且常為瀆者所忽略的一點是：貝婁這唯一一部以非猶太人為主角的長篇小說，在許多方面卻更能說明猶太文化意識對作者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
“文化”一詞可能是當今批評話語中濫用程度最高的，有些批評家認為“文化”一詞已經變得沒有什么明確的含義了。早在1952年，兩位著名人類學家AlfredL．Kroeber和ClydeKluck—hohn就對“文化”的定義做出了160種區分，猶太文化更是歷經數千年的發展與變遷并一直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中，連“猶太”這兩個字的意義現在也變得模糊不清了，但這些都不是本文試圖理清的概念。任何形式的研究總要借用一些通用說法并對它們的含義作出必要限定，Ray—mondWilliams用“文化”一詞來指稱所有智識、精神和美感發展的普遍過程。貝婁是一位生長于一個說意第緒語的東歐猶太移民家庭的作家，所以本文用“猶太文化意識”來指稱其文學創作的主體背景。雖然貝婁本人對評論界亂貼標簽的做法十分反感，他甚至反對別人稱他為美國猶太小說家，但正如ElieWiesel所說的那樣，“無論是情愿還是不情愿，猶太作家就是猶太人，不可能是別的什么。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對自身猶太性的拒絕也足以表明他的身份”。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貝婁的猶太文化意識和《雨王漢德森》創作的關系進行簡要分析，以期為讀者解讀這部作品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是豐裕社會的典型，在普通人眼里，漢德森是這個社會的寵兒：出身豪門，曾祖父做過國務卿，長輩親屬中有幾個當過駐英和駐法大使，父親是著名學者，好友圈中包括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亞當斯；漢德森本人則從小養尊處優，受過良好的教育，常春藤聯盟校碩士畢業；由于哥哥早逝，他獨自繼承了漢氏家族的三百萬元遺產。但他卻是貝婁筆下最瘋顛、最粗劣無禮的一個怪物：在祖傳的別墅里養豬，莫名其妙地向人挑釁打架，整天爛醉如泥，在親朋好友面前裝瘋賣傻。那么，讀者該如何解讀他這些古怪的行為?對現實社會的嚴厲批評是美國猶太作家創作的典型特征之一。雖然貝婁一貫反對有人給他貼上“猶太作家”這樣的標簽，但猶太文化意識對他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雨王漢德森》這部小說前四章對主人公的刻畫及對其生存狀態的描繪正是作者對20世紀50年代美國現實社會的諷刺和批判：“這地方遭到了天罰。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出了什么毛病啦。這地方遭到了天罰!”漢德森物質豐富、生活優裕，但他卻顯得和這樣的生活背景格格不入，像一個流浪在荒原里的幽靈，空虛、孤獨、壓抑、迷茫，內心充滿了恐懼，“在這無邊的冷漠中，我感到就要死了�！彼朐跁姓覍ど恼胬�，可在那里找到的卻是他父親夾在書中做書簽的一張張鈔票；為排遣他那空洞寂寞、百無聊賴的日子，漢德森酗酒、打架、養豬、胡鬧，但不管他怎么樣，整個世界依然從四面八方壓得他無法喘息，內心深處總有一個“我要，我要!”的聲音把他搞得心煩意亂。但究竟要什么?他總是弄不清楚。他用自殺來威脅他的妻子莉莉，讓她停止說教，因為他知道莉莉的父親是在家里一場爭吵之后開槍打碎了自己的腦袋；他把漂亮的農舍、草地、花園都變成了豬圈，整個地方搞得臭氣熏天因為他認定自己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豬圈。物質的豐富、科技的進步卻反而加重了人類感受能力的退化，漢德森的煩惱正源自他對這種狀態的抵制，他家的女傭倫諾克斯小姐之死第一次讓他對自己及現代人生存的真實狀態有了實在的感悟：“可恥啊，可恥!真是大大的可恥!我們怎么能這樣干呢?為什么容許自己這樣干呢?我們在干什么名堂啊?最后那間小泥屋在等待著你，連扇窗都沒有。所以，看在上帝的面上，漢德森，采取行動，做出努力吧。你也會死于這種瘟病的。死亡會消滅你。除了一堆垃圾，什么也不會留下來�！苯铦h德森之口，貝婁在這里表達了他對20世紀50年代美國所謂富裕社會的強烈不滿，工業的進步、物質的豐富只不過就是滿足了人類的生物性需求，技術進步與物質主義的勝利并不能掩蓋現代人生活的空虛和精神的渙散，整個社會生活仿佛患上了瘟疫。貝婁這種社會批判精神在后來的作品如《賽姆勒先生的行星》《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表現得更為激烈。
對于作家所肩負的特殊使命，貝婁作過這樣的闡釋：“在這個由各種各樣物體所構成的物質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