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語境下胡適的白話文學觀
【內容提要】
胡適的白話文學觀，不但是中國文學母體孕育的結果，更應是全球化特別是歐化語境下的產物。他的白話文學觀包括白話文學的發展觀和白話文學的語言觀兩部分。在發展觀上，胡適受到實驗主義哲學方法論的啟迪；在語言觀上，他又借鑒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但丁的俗語觀及意大利文學變革的成功經驗，并將其創造性地運用到中國現代文學的實踐中。同時，本文從現代語言學的視角，對胡適白話文學觀的文學史價值和存在的缺陷進行了分析和評價。
胡適的白話文學觀，作為奠基中國現代文學大廈的基石之一，不但是中國文學母體孕育的結果，更應是全球化語境下的產物。“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為一個概念命題，由T?萊維于1985年率先提出，其原意指在經濟的域限內，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同區域間的經濟合作不斷加強，人類的經濟活動日益滲透，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愈加明顯的現象。今天，“全球化”早已跨越了經濟內涵的閥度，進入了政治、文化、文學的學術研究空間�？v觀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軌跡，全球化的進展可謂是漫長而艱辛。其中，五四時期和新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前者為20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的濫觴期，后者是80多年后的新時期文學的萌生期。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新時期文學，才是中國文學全球化的正宗，而前者由于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全球化呈現出明顯的單色調現象。今天，當我們回眸20世紀初中國現代文學的全球化進程時會發現，對當時我國文學影響較大的是波蘭、匈牙利、挪威、俄羅斯等東歐和北歐的一些國家，而西歐、美國等世界一流的文學資源卻被忽略和遮蔽了……這里面的原因比較復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現象與我國晚清以降的社會文化現實和作家的接受觀念、接受心態有關，他們更容易與那些弱小國家和民族的文學產生“共鳴”，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先天營養不良的癥狀，也為日后全面接受蘇聯文學，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全球化的日益單調化埋下了種子……在對中國現代文學濫觴期的全球化格局的研究中，我們應該拋卻那些為學術研究帶來“暗示”的預設性理論體系和先入為主的慣性思維定勢，真正回到文學研究的歷史現場和學術原點。若以這樣一種思維視角去追蹤中國現代文學全球化的蹣跚步履，我們就有可能透過歲月的迷霧，發現它行走于歷史迷宮的真實身影。對20世紀初的中國文學而言，由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全球化已呈現出多色彩的端倪，西方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色素，因為在中國現代文學呱呱墜地時，她就吮吸了西歐和美國文學乳汁的營養，并表現出了勃勃生機，胡適的白話文學觀就是代表之一。與魯迅相反，就胡適而言，全球化更多地表現為歐化，總而言之，他在建構白話文學觀時，受到了美國實驗主義哲學方法論的影響，在語言觀上，他又借鑒了但丁的俗語觀及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文學變革的成功經驗，并將其創造性地運用到現代文學的實踐中。
實驗主義哲學與白話文學的發展觀
1917年1月，胡適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吹響了“五四”文學革命的號角，其后，他又陸續發表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論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序》、《談新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等一系列有關文章，形成了他的白話文學觀。其白話文學觀包括“然以今世進化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①的白話文學的發展觀和“死文言決不能產生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②的白話文學的語言觀兩部分。其中，前者是在實驗主義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下完成的。
就中國現代文學而言，現代西方哲學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大致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以英美為主的實驗主義哲學，一類是以德法為代表的歐洲大陸的生命哲學，其代表人物分別是胡適和魯迅。胡適的白話文學發展觀，正是實驗主義哲學思想的產物。胡適于1910年作為第二批庚款留學生赴美，1915年7月，開始對實驗主義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9月，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研究部，師從杜威，專攻哲學，從此，實驗主義哲學成為胡適思想的基礎，也成為他學術研究、文學創作的座標。實驗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是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其思想最初由皮爾士提出，詹姆士把它的思維方式、思想方法應用到宗教范疇，并加以心理學、哲學的升華，舍勒又把它的范疇擴大到真理論和實踐論的“人本主義”領域。隨著實驗主義應用范疇的擴展，其影響也日益增加，杜威則把實驗主義哲學定位為“工具主義”或“實證主義”。實驗主義哲學的基本觀念是實驗室的態度和歷史的態度，所謂歷史的態度即是歷史的進化論思想，胡適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在于將實驗主義的歷史態度與中國文學的狀況相結合，形成了文學進化觀念論，并運用它來重新度識中國的文學。胡適認為，自古以來，講進化的人本不少，但總不曾明白主張“物種”（Species）是變遷進化的結果。哲學家大概把一切物種認作是最初同時發生的，發生以來，永遠不變，古今如一，中國古代的荀子，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等都是如此，只有到了達爾文方才敢大膽地宣言物的種類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都有一個“由來”，都經過了許多變化，方才到今日的種類，到了今日，仍舊可使種類變遷。種類的變化是適應環境的結果，真理不過是對付環境的一種工具；環境變了，真理也隨之改變……這種進化的觀念，自從達爾文以來，各種學問都受到他的影響。但是哲學是最守舊的東西，這六十年來，哲學家們所用的進化觀念仍是海智爾（Hegel）的進化觀念、不是達爾文的《物種由來》的進化論觀念。到了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家，方才把達爾文一派的進化觀念拿到哲學上來應用，拿來批評哲學上的問題，拿來討論真理，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Thegeneticmethod）。什么叫做“歷史的態度”，胡適解釋道：“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③胡適的文學進化觀念論，就是實驗主義哲學中歷史的進化論思想，在中國文學領域中的實際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