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圍城》中的女性知識分子
《圍城》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學貫中西、融通古今的學者型作家錢鐘書的小說代表作,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圍城》女性知識分子形象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查看。
前言
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推崇小說無處不在的幽默和諷刺,稱“《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自《圍城》1947年在《文藝復興》期刊上連載面世之后,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時人根據各自的思想立場和人生體驗解讀文本,或“捧”或“殺”,而贊譽之辭大體雷同,批評之聲也時有所聞。歸納起來,前人襲用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模式的評論大致有如下幾種:從新歷史主義批評角度看,文本中大量的隱喻、諷喻與掌故,使它不含是一座用漩磯碎錦巧構而成的中外學術迷宮,風格頗似歐美所謂知識型文本或后小說;至于錢鐘書隨手拈玩的中國及西洋神話、寓言,可為原型批評的典范文本;而小說中除各色人物外,暗含一個無所不知的“敘述者”,不僅敘述事態的發展,而且常常大發議論,正吻合結構主義批評代表羅蘭·巴特敘事理論中關于敘述者大于人物的分析;此外,小說中描寫船上茶房阿劉與方鴻漸的兩次“釵錢交易”,阿劉手心里的發釵由三只變為一只,這樣的“細節印證法,似還有形式主義的痕跡”。若生發開來,從社會學批評、讀者接受批評,甚至后殖民主義批評、現象學批評均可對這部思想深刻、藝術高超、風格獨特的小說作出新的闡釋與評析,但鴻泥半爪,令人終日沉迷其間也難盡其全。
楊絳所言《圍城》的主要內涵是:“圍在城里的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這已廣為流傳!秶恰犯叱闹S刺幽默手法、大量的奇語妙喻、深刻的心理刻劃也早已被世人津津樂道。本文試圖避開對文本題材、主題與藝術表現手法的傳統分析,而從女權主義角度、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側面對《圍城》中女性知識分子角色進行解讀,以期勾勒一幅《圍城》姚紫嫣紅的‘十二釵正冊圖”,探究作者關于20世紀30井。年代中國女性解放問題的思索。
這里有必要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作一簡單介紹。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英、法興起的一種批評流派,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國流播。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是張揚顛覆父權文化、消解男性中心的文化主張。作為后結構主義批評思潮的一個分支,它與西方當代文化思潮特別是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一同生長發育,并借助語言哲學、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學、現代闡釋學、符號學等一系列學科作為自己的理論背景。美國著名女權主義批評家愛蓮·肖爾瓦特(Elaine showalter)曾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研究對象作過經典性的概括,她將其分為女性主義評論與女性批評家兩大類。其中,女性主義評論即“女性閱讀”研究,它將女人作為讀者進行觀照,是一種以歷史為根據的探索,它探究文學現象的種種意識形態的假設。本文就擬以“女性閱讀”研究方式,對文本作出文化的研究與解釋,并以話語方式的突破來深刻理解文本對父權文化的擾亂、瓦解。筆者進行這樣一種理論話語建構過程,是“因為理論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組合或許能揭示出語言、情感以及存在主題未曾預料到的聯系。”
《圍城》主人公方鴻漸在愛情婚姻方面的際遇,由于他的意志薄弱、優柔寡斷和幼稚,他不但被鮑小姐引誘然后拋棄,而且被蘇文縱羈摩然后報復,最后還被孫柔嘉謳騙然后駕馭。而這些使他飽受感情折磨的女性知識分子隱于文本的來龍去脈、人生流轉間的巧語笑嫣,個中緣由可謂層巒迭嶂、徑幽路險。
一、文本女性名字暗含宿命:20世紀30年代女性解放之失敗是必然
《圍城》中的曉芙、文縱、柔嘉等女性知識分子的起名用典,錢鐘書一方面“網羅理董,律求全征獻”,另一方面又達至“意解圓足而免于偏枯”,煞費苦心地隱含了她們的吉兇禍福,點判她們追求的理想生活不過是“鏡中花,水中月”,頗似《紅樓夢》中的“十二釵正冊判詞”。
首先,書中唐曉芙的名字,似乎來自《楚辭·九歌》。歌中“湘君”一節唱道:“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曉芙純真天然,恰似“初日芙蘊”,她與方鴻漸同屬理想青年,是方的最愛。但她偏執于女性徹底解放,竟要求“占領愛人整個生命”,方鴻漸也窺破她“不化妝便是心中沒有男人”的私心偏見,于是兩人誤會不斷、喜悲流變,方終不能爬樹去摘那水生芙蓉?蓱z一對進步戀人,雙雙為理想所耽。
文本意指女孩修成了博士才俊,其爛漫稚氣便不免流于幻想。因20世紀30、40年代女性知識分子雖已走出家門甚至國門,仍如高空的風箏,一頭牢牢拴在“男女不平等’,的線上。唐曉芙縱是滿腹詩書也枉然,到頭來連婚姻都虛無縹渺。
蘇文縱之名可引謝惠連的《雪賦》:“憑云升降,從風飄零,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此詩正注釋蘇文縱在小說中的際遇,空有蘇小妹才名及法國博士帽,卻淪落到先與方鴻漸諸人玩愛情與智力的雙重游戲,待失落理想、丈夫后又不避污俗急急下嫁,及至成為汪嫻氏又誘惑趙辛嵋發生私情,演繹了一出人生鬧劇。她工于心計,喜歡男人簇擁在自己周圍,男人之間越是嫉妒吃酷,她越能欣賞玩味并從中得到所謂愛情方面的滿足。偽潔與易染使她追求的女性新生活注定是媚俗的。
孫柔嘉是小說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錢鐘書為之取名不惜搬用重典!对·大雅·抑》篇有衛武公譏刺暴政名句:“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大雅·垂民》:“中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兩次提及的柔嘉均是諷頌統治駕馭之道。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顯著女學生的膽怯幼稚。到達三間大學,鴻漸看柔嘉仍是個“事事要請教自己”的毛丫頭,因懼怕“黑夜孤行”,他萌生靠攏之意,卻發現她“不但有主見,而且很牢固’,。一侯訂婚,鴻漸便“仿佛有了個女主人”,開始佩服她的馴服技巧。待到辛嵋喚醒他朦朧的警覺時,他已身陷“圍城”,再不能“稱心傻干”任何事了。孫柔嘉雖教過英文,卻并不妨礙她在日常生活領域守護傳統鉗制異議,成為囚禁丈夫精神的樊籠。她那種從“羞縮緘默”外表下漸露的“專橫與善妒”個性,正是“中國婦女為應付一輩子陷身家庭糾紛與苦難所培養出來的’,。孫柔嘉企圖以控制丈夫來求得女性生存保障,方鴻漸又希冀得到自由與安寧,傳統與現代這對矛盾,早就暗藏著孫柔嘉苦心經營的婚姻終將走向破裂的必然邏輯。文本揭示披著洋袍而骨子里卻一味地守舊的20世紀30井。年代的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口號。
鮑小姐呢?“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鮑。”在法國郵船上,鮑小姐黑甜似半融朱古力,秀色可餐,卻如勾引浮士德賣身求知的魔鬼,使方鴻漸船上吃虧,自嘆“女人是最可怕的”。鮑小姐留學西洋,洋墨水喝了多少尚且不知,帶回來自由放蕩、不守婦道德性。文本想要說的是若女性解放墮落為“性解放”,20世紀30井。年代女性解放已無可挽回地必然墜入深淵。
二、女人愛情心理描摹:探20世紀30、40年代女性解放失敗的個人根源
《圍城》中有許多絕妙的女*愛情心理多角度描寫,刻畫出當時女性知識分子無法超脫的父權主義心理。文本開篇有一段關于鮑小姐上岸前的側面心理描寫:“鮑小姐睡了一天才起床,雖和方鴻漸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樣的脫略形骸,也許因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潔,作為見未婚夫的準備。”任是鮑小姐如何放浪不羈,她也無法做到像西蒙·波伏娃那樣只同居不結婚,像西蘇那樣與男性抗爭,像衛慧、棉棉那樣用身體寫作。她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只能說明她對男權社會戰戰兢兢,唯恐引起以“未婚夫”象征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半點不滿。對于蘇文縱形象的刻畫,《圍城》中有一段“打電話”的戲,是這樣寫的:
鴻漸拿起聽筒,覺得整個周家都在屏息旁聽,輕聲道:“蘇小姐嗎?我是鴻漸。”
“唐小姐去不去呢!”鴻漸話出口就后悔。
斬截地:“那可不知道。”又幽遠地:“她自然去呀!”
“你害的什么病,嚴重不嚴重?,鴻漸知道自己問得遲了。
“沒有什么,就覺得累,‘懶出門。”這含意是顯然了。
明著是蘇文縱在追方鴻漸,可她卻“猶抱琵琶半遮面”,就在暗處使勁兒。知道方鴻漸喜歡唐曉芙,除了嫉妒與促狹別無他法。蘇文縱自始至終不敢說一句“我愛你”,總是半推半就,只敢躲在洋文里叫方鴻漸吻她。“打電話”是兩人關系的分水嶺,蘇文縱風格依舊,不敢去與曉芙平等競爭,一場愛情游戲就此堰旗息鼓。說到底,文縱雖洋派,亦難擺脫“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傳統戀愛模式,她寧愿費盡心機玩那“貓捉老鼠”的游戲,也不肯扯掉遮羞布表達自己的渴望。難怪方鴻漸從一開始就不認可蘇文縱,因為“他知道蘇小姐的效勞是不好隨便領情的;她每釘一個鈕扣或補一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責任”。
還有孫柔嘉,《圍城》后半部的開始部分,大段大段地寫她的'柔弱與膽怯。她在船上亮相時,不是睜大驚異的眼睛,就是賣小:“方先生在哄我,趙叔叔,是不是?,后來在三間大學面臨人事復雜的局面,她與方鴻漸越走越近,文中寫她的表現是:
孫小姐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話去做,不會錯的。我真要謝謝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沒有一外
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錯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樣做人,做人麻煩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
孫柔嘉那樣一副柔弱、天真、溫順的外表,實則是馴服男人的手腕之一。封建倫理道德要求女性
“笑不露齒”,稱贊“女子無才便是德”,主張女子“守夫為業”。孫柔嘉深諳男子對女性的癖好,把自己扮演得楚楚可憐。她以退為進掩蓋專橫、善妒、自私、刻薄的真面孔,其成為男性附屬品的過程這樣用心良苦,可以看出孫柔嘉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還是擺不脫傳統文化束縛,有許多舊式女子的弱點。
孫柔嘉結婚以后為什么對待方鴻漸像一位暴虐的君主呢?她說方鴻漸:“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本領沒有,脾氣倒很大”。她本以為嫁給方鴻漸,就可以安享幸福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著丈夫吃丈夫?上Х进櫇u沒有勾心斗角、縱橫裨闔的手段,盡漂浮在虛幻的空想里,結果參加了失業大軍。孫柔嘉的潑鬧就是為方鴻漸的不爭氣,她是“‘限鐵不成鋼”。方鴻漸不縹不賭,正直為人,孫柔嘉卻仍把女性的弱點發揮到極致!秶恰分杏幸环奈餮髮β,上聯是“丈夫是女人的職業”,可為孫柔嘉的行為作點評。對孫柔嘉而言,愛情無足輕重,生活才是最實在可靠的。
三、女性的社會定位剖析:20世紀30年代女性解放失敗的社會根源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思想啟蒙的精神成果是人的發現和女性的發現。錢鐘書193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曾受到“五四”精神的影響。他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留學英國,又受西風吹拂。錢鐘書非
常明了傳統倫理道德以及它的基礎宗族制度對女性的殘害,女性知識分子也不例外!秶恰分羞@嘲弄道:“丈夫是女人的職業,沒有丈夫就等于失業,所以該牢牢捧住這飯碗。”中國古代曾有“三從四德”之說;((圣經》中上帝曾出諭懲罰女人道:“吾必使汝受孕娩之苦,更教你世代傍夫,奉其為主。”中西夾攻,女性怎能逃脫這張中西父權宗法制度的大網?方鴻漸對唐曉芙一段聰明的女人論,道出了男權社會的心聲:
“女人有女人特別的聰明,輕盈活潑得跟她的舉動一樣。比了這種聰明,才學不過是沉淀渣滓。說女人有才學,就仿佛贊美一朵花,說它在天平上稱起來有白菜番薯的斤兩。真聰明的女人決不用功
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懶—”
錢鐘書明知封建流毒貽害女性及女性知識分子,但他又從文本中流露出對當時女性解放的譏諷和消解。方鴻漸有這樣一段奇論:
“我在歐洲,聽過ErnstBe電mann先生的課。他說男人有思想創造力,女人有社會活動力,所以男人在社會上做的事該讓給女人去做,男人好躲在家里從容思想,發明新科學,產生新藝術。我看此話甚有道理。女人不必學政治,而正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要學女人。政治舞臺上的戲劇全是反串。”
方鴻漸去拍唐曉芙的馬屁沒拍上,倒被唐曉芙數落:“我不知道,方先生是侮辱政治還是侮辱女人,至少都不是好話。”當時女性解放尚處在不自覺狀態,不過是受西方女權主義思想支離破碎的影響,人們(包括像唐曉芙這樣的年輕女性知識分子)對性別社會角色倒置這類話題都是非常厭惡的。當沈太太提及自己參加世界婦女大會,觀察出“全世界的女性現在都趨向男性方面”的普遍動態時,方鴻漸的反應是“又驚又笑,想這是從古已然的道理,沈太太不該到現在出席了婦女大會才學會。”連方鴻漸此等留洋博士都對女性解放無所知,如何“在不久的將來”實現沈太太“男女兩性的分別要成為歷史上的名詞’,的理想?為何文本中會彌漫著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無力也無從解放自己的悵惘情緒?
《圍城》是錢鐘書1944年動筆J946年完成的。錢鐘書羈居上海淪陷區,“搓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卜自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在這種憂世傷生情緒支配下,他就必然從文本中流露出對當時女性解放不可得的宿命觀點。此外,當時女性解放思想雖有沈太太之流挾裹回國,但時世動蕩,方鴻漸所遇諸多女性知識分子無一不是顛沛流離,從印度洋到香港,從香港至上海,又從閩贛路入湘,最后又經港返滬。她們無法把握國事,就只好因襲傳統圍困男人,以進入婚姻“金絲籠”為人生歸宿,求得暫時的安寧與解脫。基于這種時代背景,錢鐘書在《圍城》中對20世紀30井。年代女性解放持批判與消解態度實屬自然。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從探尋《圍城》中幾位女性主角取名用典的隱含意義入手,對這些女性知識分子的愛情心理和社會定位作出分析,可以看出文本揭示了菲勒斯中心下,20世紀30、40年代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的一種尷尬處境:她們兼修中西文化,有些許現代意識,為追求人格價值體現與理想生活境界,擠入男性社會刻意巧畫人生,率先嘗到了女性解放過程中的辛酸苦辣;同時,她們融通古今,深知天經地義的男女不平等觀念之根深蒂固,因而迫于現實又無力擺脫淪為父權宗法制度犧牲品的命運。這種二律悖反的處境,使20世紀30井。年代中國女性解放只能是暗流涌動而無法成為主潮,最終消失于無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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