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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業勞動力的兩種轉移模式思考
內容摘要：關于如何改變發展中國家農村經濟落后狀況，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兩種不同的要素配置模型。威廉·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村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過剩，近乎無限供給，因而，改變農村經濟落后的唯一途徑就是把過剩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西奧多·舒爾茨則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村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不是勞動力過剩，而是人口質量低與勞動力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不足；改變農村經濟落后的唯一途徑就是提高人口質量和向農村輸入勞動力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與這兩種模型相關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也呈現兩種不同的模式，即異地轉移與就地轉移。這就存在著如何評價上述兩種模型與兩種模式的問題。關鍵詞：要素配置模型，勞動力轉移模式，比較研究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農民的福利狀況不僅取決于他們所擁有的資源或要素，更重要的是取決于這些資源或要素的配置狀況。要確保農民的福利能夠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增進，只有一個途徑，就是優化資源或要素的配置。但是，如何實現要素的優化配置呢?阿瑟·劉易斯認為，應當把重點放在輸出過剩勞動力；西奧多·舒爾茨則認為，應當把重點放在提高人口質量以及輸入勞動力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陀^地說，這兩種模型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與此相聯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所形成的兩種模式：異地轉移與就地轉移，也是相輔相成的。
一、劉易斯與舒爾茨要素配置模型的比較
威廉·阿瑟·劉易斯對發展經濟學的卓越貢獻是舉世公認的。他的著作《經濟增長理論》是戰后最早探索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問題的教科書之一。在這部著作出版的前一年，即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這篇論文，首次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其獨特的思想觀點一直被大量文獻所引用。時至今日，發展經濟學的大部分內容仍然可以說是以劉易斯這篇論文所形成的思想觀點為基礎的。根據劉易斯所創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農業部門中存在著過剩的或者說是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如果能夠創造條件向城市工業部門轉移，將會有效抵制城市工業部門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促進工業資本的積累；而工業資本的積累又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進一步吸引和有效利用從農業部門轉移過來的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與此相對應的，在農業部門中，由于過剩勞動力的減少而產量沒有減少，甚至還有可能增加，農業勞動的絕對生產率和邊際生產率就會上升，農業勞動的效益和報酬就會提高，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動的比較效益就會趨于平衡，勞動力在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轉移就會逐漸減緩下來。在劉易斯看來，這是一種只有正效應而沒有負效應的勞動力轉移模式，是一種良性循環機制。與農業生產與再生產的特點相聯系，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往往表現為潛在性的剩余或隱蔽性失業。之所以稱之為潛在性的或隱蔽性的失業，是因為實際上很難分清楚哪些勞動力是剩余的或失業的。雖然有些農業勞動力投入的邊際產出為零甚至為負數，但因為所有農業勞動力平均產出為正數，平均凈產出也可能是正數。然而，這并不排除存在著下述情況的可能性：即當一定量的農業勞動力從農業部門中轉移出去，不僅不會引起總產量的減少，還有可能引起總產量增加。況且，由于農業勞動力數量的減少，農業勞動成本的降低，還有可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的收入。我國改革開放28年來的農村變化現實，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應當說是劉易斯模型在中國農村改革實踐中的運用。
但是，劉易斯的模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這不僅表現在這種模型一提出，就遭到包括戴爾·喬根森在內一些學者的抨擊，而且也不完全符合中國農村改革的實際情況�？陀^地評價，劉易斯在其所創立的模型中所得出的一個結論，即伴隨著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的不斷轉移，必然會導致城鄉勞動比較效益趨于均衡，并沒有被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所確認。實踐向理論提出這么一個問題，即對農民流動或農業勞動力流動的積極作用，必須有一個全面的評價。農民流動只是要素流動的一個重要方面。研究農民流動不能僅僅考慮農民流動這一因素，還要考慮伴隨著農民流動，其他要素(如土地、資金、技術、信息等)的配置將會受到什么樣的影響，而且勞動力以外的其他要素的配置狀況，又會反作用于勞動力的流動，從而形成一種系統反饋或循環機制。
如果說劉易斯的主要貢獻是創建“二元經濟結構”理論，以及在這個基礎上從理論上探討了發展中國家應該通過什么途徑來發展經濟的問題，那么，舒爾茨的主要貢獻則是創建窮人的經濟學。舒爾茨以他畢生的研究得出如下原創性的結論：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因而如果我們懂得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重要的經濟學原理；世界上大多數窮人都是依靠農業為生，因而如果我們懂得農業經濟學，也就懂得窮人的經濟學。舒爾茨對農業經濟學的突出貢獻，特別是他對發展中國家農業政策的精辟分析，使他和劉易斯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劉易斯創立的經濟模型與舒爾茨創立的經濟模型所得出的結論似乎是相反的。如果說劉易斯強調農業部門勞動力過剩是農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那么，舒爾茨則斷言，農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勞動力過剩，而是人口質量低和勞動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資本、技術、信息等)的供給不足。1980年，筆者曾經有機會在上海聆聽舒爾茨對這個問題的講解。舒爾茨說，把發展中國家農村經濟落后的根本原因歸咎于勞動力過剩，是用靜態的觀點看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人們就會自覺地用提高人口質量來代替人口的數量，使人口增長率降下來。與此同時，隨著人口質量的提高、智力的發展，人們就會有可能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勞動力供給就會出現拐點，即由供大于求轉向供不應求。這種態勢必然會在未來的中國出現。舒爾茨由此斷言：農民完全有可能在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下，實現盡可能高的產出。但是，其前提條件是，要形成有利于生產要素流入農業部門的宏觀條件。如果現實的經濟運行不是這樣，這不能歸咎于農業勞動力過剩，而是由于政府的不合理干預，妨礙諸生產要素流向農業部門，妨礙了農民的經營自由及其經濟理性的實現。舒爾茨通過深入研究，發現人的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是現代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為農村土地面積總是有限的，它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逐步下降的，而人力資本所起的作用則是越來越重要的。舒爾茨認為，土地本身并不是導致貧困的一個關鍵性因素，而人才是關鍵性因素；改善人口質量的投資，能夠顯著提高窮人的經濟水平及改善窮人的福利。舒爾茨還創立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命題：人均高收入與人均低收入各國的經濟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農田的經濟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資本——技能及知識的重要性上升。劉易斯把農村之所以相對貧困歸咎于勞動力過剩；舒爾茨則把農村之所以相對貧困歸咎于與人口質量低相聯系的社會分工不發達以及勞動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資本、技術、信息等)的投入不足。換一種說法，劉易斯把農村之所以貧困歸咎于勞動力數量過多；舒爾茨則把農村之所以貧困歸咎于勞動質量太低。對于這兩種不同的模型，人們很難作出厚此薄彼的簡單結論，因為他們兩人的研究成果同時(1979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發布一號文件，明確指出發展現代農業是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建設現代農業的過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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