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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醫家食療方含藥及應用概況
食療方確是以食當藥來治病，且主要以食物為主組方，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唐代醫家食療方含藥及應用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借鑒。
2014年8月6日，北京中醫養生文化旅游產品新聞發布會上，北京市旅游委與北京市中醫管理局聯合相關企業精心設計的7條中醫養生文化旅游線路中，包括與飲食文化結合的藥膳餐廳[1].2015年6月30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發布會上，在“大力開展中醫養生保健服務”意見中，也提到要“開展膳食、藥膳的食療”[2].中國古代醫書中并無“藥膳”之名，但于唐代出現的史上最早而系統的食療專篇和專著中，就有以藥入食情況。雖然其特別強調醫者掌握食療的重要性“夫為醫者，當須先洞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后命藥”[3],但以藥入食主要作用、用藥選擇、劑型和服法及藥食并用與單純食方的主治范圍均鮮有系統研究者。筆者選取唐代現存4本以“食療”“食治”和“食醫”命名的專著(篇)進行初步統計分析，在了解唐代醫家對食療認識的基礎上，掌握當時食療方中含藥及應用概況，以期為現代養生提供正確規范的觀念與方法，以及為本市藥膳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對策研究提供借鑒。
1食療方來源選定原則
為反映唐代醫家對食療的真實認識，本文所謂“食療方”,指源自“食療”“食治”和“食醫”命名的醫籍中記載的食療方。唐代首見記載單味食物性味功效的食療本草書，即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食治》[3](652年)及其弟子孟詵的《食療本草》[4](約721~738年);記載食療方的食療方書，即孫思邈的《千金翼方·養老食療》[5](682年)和昝殷的《食醫心鏡》[6](853年)。唐代其他著述中散在的食療方暫不列入。
2藥物界定原則
傳統“藥”與“食”的區別往往并不明確，為便于研究，本文采取共時分析和古今觀照方法予以區分。按照共時分析方法，排除《備急千金要方·食治》和《食療本草》收錄的食物(下簡稱“食藥”)外，唐代官編《新修本草》(659年)[7]中所載物品均界定為藥物;按照古今觀照方法，排除衛生計生委頒布的《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名單》(2002年)[8]及現行《中醫飲食營養學》(1992年)[9]教材收錄的食物外，現行《中藥學》(2007年)[10]教材所載物品均界定為藥物。
3用藥統計
孫思邈“食治”篇見于《備急千金要方》卷26,按食用部位分開錄入，其中“果實第二”載“食藥”33味，“菜蔬第三”載“食藥”97味，“谷米第四”載“食藥”36味，“鳥獸第五”載“食藥”122味，合計288味。孟詵《食療本草》屬輯復本，分3卷，卷一“米谷蔬菜部”載“食藥”118味，卷二“草木果實部”載“食藥”193味，卷三“獸禽蟲魚部”載“食藥”244味，合計555味。因書中每味食材的記述同時包括性味和功效，既可將之看作食物“本草”也可當作食療單方。“養老食療”篇見于《千金翼方》卷12,共載食療方14首�！妒翅t心鏡》亦屬輯復本，分為“治傷寒、煩熱食治諸方”“治寒熱瘧、蠱毒食治諸方”等32部，共載食療方353首。
3.1食療本草書
《備急千金要方·食治》含藥10味，占所載288味“食藥”總數的3.47%;《食療本草》含藥45味，占所載555味“食藥”總數的8.11%,剔除重復后兩書共用藥45味，占843味“食藥”總數的5.34%,入食藥物只有植物(33味，73.33%)和動物(12味，26.67%),無礦物。檳榔、枇杷葉、蕪荑、海藻、蒼耳子、蒼耳草、萹蓄、韭菜子、竹瀝、冬葵子、青木香、人參、地黃、益母草、天花粉、瓜蔞、牛蒡子、艾葉、青蒿、牽牛子、桑白皮、兩面針、石榴皮、吳茱萸、瓜蒂、木通、槐角、地骨皮、麝香、犀角、羚羊角、鹿茸、龜甲、刺猬皮、鱉甲、蛇蛻、鹿角、雄蠶蛾38味被《新修本草》收載，說明以上物品在唐代和現代均屬藥物;竹茹、神曲、鵝不食草、瓜蔞仁、馬兜鈴、熊膽和瓦楞子7味未被《新修本草》收載，說明以上物品在唐代屬食物而現代屬藥物。
上述45味中藥，寒性(19味，42.22%)與溫性(12味，26.67%)居多，微寒(7味，15.56%)次之，三者相加占藥性總數80%以上(38味，84.44%);苦味(22味，31.43%)居多，甘味(16味，22.86%)、辛味(15味，21.43%)次之，三者累計占藥味總數的70%以上(53味，75.71%)。單味藥往往兼有2種藥味如辛苦、酸澀等，統計時分開計算。上述中藥功效出現頻次≥2的有清化熱痰(6)、補陽(3)、止咳平喘(3)、發散風寒(3)、利尿通淋(3)、驅蟲(3)、息風止痙(2)、清熱涼血(2)、清虛熱(2)和補陰(2)。
3.2食療方書
《千金翼方·養老食療》所載14首食療方中7首含藥，占50.00%;《食醫心鏡》所載353首食療方中54首含藥，占15.30%.兩書含藥食療方合計61首，占兩書食療方總數的16.62%.61首含藥食療方共用藥33味，包括植物藥(26味，78.79%)、動物藥(2味，6.06%)和礦物藥(5味，15.15%)。其中萹蓄、蒼耳草、蒼耳子、竹瀝、地骨皮、木通、人參、桑白皮、神曲、地黃、蕪荑、吳茱萸、益母草、蛇蛻14味被《備急千金要方·食治》和《食療本草》收載，說明以上物品在唐代屬食物而現代屬藥物;白芍、半夏、蓽茇、車前草、防風、訶子、黃芪、麥門冬、牛膝、桑枝、茵陳、淫羊藿、枳殼、蜂房、白石英、云母、赤石脂、磁石、石膏19味未被《備急千金要方·食治》和《食療本草》收載，說明以上物品在唐代和現代均屬藥物。白石英和云母未被現行《中藥學》教材收載，但尊重史實，筆者仍對其進行了性味功效統計。
含藥食療方內的33味中藥，溫性(8味，24.24%)、微寒(7味，21.21%)和寒性(6味，18.18%)三者占藥性總數60%以上(21味，63.64%);甘味(18味，32.14%)、辛味(14味，25.00%)和苦味(13味，23.21%)三者占藥味總數的80%以上(45味，80.36%)。單味藥常兼有2種或3種藥味，統計時分開計算。中藥功效出現頻次≥2的有利尿通淋(3)、發散風寒(3)、溫里(2)、活血調經(2)、補氣(2)、重鎮安神(2)、斂肺澀腸(2)和補陽(2)。
4用藥特點分析
4.1有“毒”中藥分析
按現代藥理學概念，上述4書所載食療方中，共出現7味有毒中藥：蒼耳子、瓜蒂、牽牛子、木通和半夏5味有毒[10],蒼耳草和吳茱萸2味有小毒[10].出現有毒中藥的原因可能如下。
4.1.1藥物品種應用混淆：蒼耳子、蒼耳草、木通和吳茱萸可能為品種應用混淆。
首先，蒼耳子(草)或為卷耳之誤。“卷耳”最早出現在《詩經·周南》：“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晉·陸機說卷耳性滑利無特殊氣味，可食用：“可煮為茹，滑而少味”[11].卷耳又名“苓耳”[11](《爾雅·釋草》),均取其象耳環或耳珰之形。蒼耳在《神農本草經》(秦漢)名“葈耳實”或“胡葈”[12],蘇敬在《新修本草》“葈耳實”條目下稱葈耳即“蒼耳”:“味苦甘”“有小毒”[7].“蒼”指青綠色或灰白色，可見苓耳(卷耳)和葈耳(蒼耳)本非一物。將兩者混淆的“始作俑者”是《廣雅》(約227~232年),該書曰“苓耳，……胡葈，葈耳也”[13].宋·掌禹錫《嘉佑本草》(1059年)亦引《廣雅》等文將“卷耳、苓耳”附于“葈耳實”條目下[14].《食療本草》從后世輯復本，因此其記述的“蒼耳”可能出現了將卷耳混同于蒼耳現象。有學者也指出，收入食療專書專卷中的“蒼耳”,應是無毒的石竹科卷耳屬的卷耳(苓耳),而非菊科蒼耳屬之有毒蒼耳[15].木通或為關木通之誤。木通之名首見于后唐陳士良《食性本草》[16](約937~957年),唐代及以前本草書均稱為“通草”,如《新修本草》中記載“通草，味辛、甘，平，無毒”[7],后世各本草書中均未見其有毒記載。蓋因唐代木通系指木通科之木通，而有毒者為馬兜鈴科之關木通。近代以來，關木通產量較高占據了主要藥材市場[17],但因其腎毒性，2003年4月1日已被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取消藥用[18].
吳茱萸或為食茱萸之誤�！妒朝煴静荨�“吳茱萸”條目下有“閉目者名欓子”說[4],李時珍認為“欓子”即食茱萸[19],食茱萸無毒。但吳茱萸為蕓香科吳茱萸屬植物吳茱萸的未成熟果實，食茱萸為蕓香科花椒屬植物樗葉花椒的果實[20],二者科同屬不同并非一物。食茱萸系《新修本草》[7]首次收錄之物品，或許有與吳茱萸混淆之誤。
4.1.2所用劑量和使用方式不同：主要體現在牽牛子和瓜蒂的使用上。《食療本草》“牽牛子”條有“多食稍冷”“和山茱萸服，治水氣”[4]之說，可見唐代已意識到其苦寒峻下作用而需嚴格控制其劑量，并和性味酸溫有補益及收澀作用的山茱萸配伍使用，以減輕其烈性。瓜蒂在《食療本草》中記載和丁香、小豆為末吹少許鼻中，有催吐作用[4],并非直接食用。說明古人在有毒藥物應用上，無論劑量控制還是配伍都有考量。
4.1.3筆誤影響：半夏的出現可能為筆誤。因《食醫心鏡》為后世輯復本，在不同版本中記載各異。如《醫方類聚》(金禮蒙，1445年)中關于此方的記載為：“烏雌雞肉，半夏治如常，面四兩，桑白皮(圣惠方三分剉)、茯苓各八分(圣惠方赤茯苓三分末),桂心四分并剉(圣惠方一分末),右以水一升，煎桑白皮等三味汁三合”[21],3味即指“桑白皮、茯苓、桂心”,如加上半夏當為4味。在另一版本《食醫心鑒》中記載“烏雌雞肉半只治如常”[22].由于半夏未像桑白皮等3味給出劑量，且“夏”和繁體“只”字(“只”)字形相近，因此，“夏”可能是“只”的筆誤，即原方中“半只治如常”可能是指烏雌雞肉的用量和制法，抑或原方無“半夏”.
4.2礦物類藥分析《千金翼方》《食醫心鏡》所載食療方中出現礦物類藥石膏、赤石脂、磁石以及白石英和云母，后2味未被現行《中藥學》教材收載，其出現于食療方中，應是受到服食風氣影響。
服食源于道教外丹術，經漢魏晉發展至晉唐，已現弊端。但作為醫家的孫思邈并不反對甚至提倡適量服食丹藥，他本人身體力行且活過百歲：“余年三十八九，常五六兩鐘乳……頗識其性”[3](《備急千金要方·解五石毒第三》)。孫思邈的作法是盡量剔除有毒石藥，如五石散有2個配方，一為丹砂、雄黃、白礬、曾青和磁石(《抱樸子內篇·金丹》)[23],二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和硫磺《諸病源候論·寒食散發候》[24].孫思邈采用巢元方之方即不含雄黃(As2S2)者且配以防風、人參、桔梗、干姜等草本藥，名“五石更生散”,治“男子五勞七傷”(《千金翼方·飛煉研煮五石和草藥服療第二》)[5].上述食方所含5味石藥亦均無毒。
古人限于以谷物、蔬果為主的膳食結構，從礦物類藥中攝取某些微量元素以維持健康或許是途徑之一。如五石散中的雄黃含砷(As),現代醫學表明微量砷可刺激骨髓造血功能[25],是人體可能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26].
4.3外來文化的影響
唐代食療方書收錄的33味藥材中，訶子、蓽茇系晉唐時期由西域傳入，“波斯國……(出)無食子、香附子、訶黎勒、胡椒、蓽撥”[27](《舊唐書·西戎傳》)。訶黎勒即訶子，前者為梵文音譯，后者指食用部位為果實。蓽茇傳入中國后，多被當作調味料�！侗静菔斑z》(陳藏器，739年)記載“(蓽茇)生波斯國，胡人將來此，調食用之”[28],《海藥本草》(李珣，907~925年)亦記載蓽茇“可滋食味”[29].《千金翼方·養老食療》“補五勞七傷虛損方”,用白羊頭蹄一具和胡椒、蓽茇、干姜、蔥白、香豉共煮[5],蓽茇屬胡椒科，現代也有作調料規定。如2014年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布的《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中藥材物質目錄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蓽茇即被列入新增“藥食同源”目錄且僅作為調味品使用[30].
5膳食類型和主治范圍分析
唐代食療方書中的61首含藥食療方，頻次排在前3位的膳食類型為粥(17)、湯(10)和酒劑(8),而純食療方中頻次排在前3位的膳食類型是菜肴(94)、粥(92)和羹(57)。由于膳食類型中粥最多，粥是以糯米、粳米、粟米等食材熬制成的水米交融的半流質食品[9],藥物與之配伍，既制作方便又可顧護脾胃。“膳，美食也”(《禮記·玉藻》)[11],食湯更強調口感，制作時多會加入鹽、蔥、豉、姜、蒜等調味品，如“訶梨勒方”的烹飪方法是水煎訶梨勒至茶色后，“著少鹽服”(《食醫心鏡》)[6].藥湯則多考慮功效而忽略口感故多不放調味品，如當歸生姜羊肉湯按原方配比“當歸三兩，生姜五兩，羊肉一斤”[31]煎湯，煮出來的品相、口感全無羊肉湯美味而只現當歸、生姜辛苦藥味和深色藥湯。
唐代61首含藥食療方均是為治病而設，其主治范圍包括傷寒、霍亂、淋證、嘔吐、胸痹、目暗不明、陽痿、痹證及兒科、婦產科等32個中醫病證，其中出現頻次位于前3位的為虛勞、痹證和淋證，其主治病證和純食療方無本質差異。
綜上所述，唐代無論是食療本草書還是食療方書，其含藥比例均較低。食療方確是以食當藥來治病，且主要以食物為主組方。食療方中除1首“服烏麻方”[5](《千金翼方·養老食療》)是為了延年益壽外，其余無論是含藥食療方還是純食療方均為治病而設。因此，在應用食療方時必須在醫生的指導下辨證實施，方不致造成人體氣血陰陽的偏頗，使病情加劇或引發新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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