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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良法、良制到良序-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視角
現代政治文明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一種從制定良法(good law)出發、借重良制 (good institution) 手段達到良序 (good order society) 狀態的文明形態。
制定良法 制定良法是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礎性工作。制定良法，不是基于法律制定者良好的個人愿望，而是基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實際需要；不是源于法條規定的自身美感，而是源于法條的秩序導向特性；不是為了約束社會政治生活，而是為了激活社會政治生活；不是為了制造社會緊張空氣，而是為了安頓社會心理的安全需求；不是為了法律理論的系統完整，而是為了法律實踐的有序操作。
第一，制定良法，在法律精神上一定要秉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這是制定良法的精神基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兩個涵義，一個是肯定社會政治共同體成員政治自由權利的平等性。一個是肯定在法律面前沒有任何例外，人人都法律的限定范圍之內，哪怕他是法律的制定者。沒有對于社會政治共同體成員即公民的社會政治自由的法治化承諾，就沒有良法制定的法治理念。沒有對于公民守法的非例外性的承諾，就沒有法治坐實的社會空間�，F代法律之所以優越于古典法律的地方，就是它對于法律治下的社會政治共同體所有成員的一視同仁，就在于它對于共同體所有成員政治權利的一致捍衛，對于共同體所有成員違法犯罪的相同懲戒。它是祛除了所有形式的特權之后的普適法治理念坐實的產物。假如在一個法制體系中還有例外——不論這個例外是個人還是組織——的存在，那就意味著由此制定出的法律法規不可能是良法，而極大可能是保護特權的“惡法”。
第二，制定良法，一定要將法律指定的社會政治基礎安頓在憲政民主的政治體制基石之上。這是制定良法的制度保障。制定良法的前提條件是人民主權，制定良法的先在條件是真實的人民代表制定而出的憲法。這是一個由憲政民主保證法律良性存在與作用的重要原則。憲法制定而出，并且通向了憲政，就保證了實際地秩序化社會政治生活的根本法治基礎建立起來。在“國家根本大法”的正當性有了保證的基礎上，部門法的正當性才有保證。而且憲法的正當性為部門法的正當性奠基之后，也就可以為調節各種刑事民事關系的法律奠定可靠性基礎。缺乏規范意義上的憲法和實際實行的憲政，也就缺乏了制定良法的基本社會政治制度基礎。缺乏這一制度基礎，也就注定良法之作為法律體系建立的不可能性。法律就此墮化為單純的政治控制工具，就此成為護惡的手段。
第三，制定良法，在法律制定程序上一定要遵守程序優先的原則。這是制定良法的規則要求。就此顯現的是現代程序民主對于制定良法的特殊意義。法律之區分為良法與惡法的標準，除開法治理念和憲政保障之外，還從下列標準可以加以判斷：是否有循序漸進、嚴格依循的立法程序，依照從人民主權原則下落為憲政制度設計，再下落為民意代表制定法律的往復商談甚至交易，然后依照法律制定的專門程序和專門技術規則制定法律文件。僅僅依托于實質正義或實體正義來說明或保證法律的良性性質，顯然是不足夠的。因為一個基于實體正義而無視程序正義的立法，經常會陷入立法者無視法律程序，以至于踢開程序自作主張的專斷行事，走向獨裁而不自知，或竟然相信自己是在捍衛人民權利。
第四，制定良法，在法律實踐導向上一定要謹遵捍衛公民基本人權的信條。這是制定良法的實踐指引。無疑，法律的功能是雙重的，它既要保護“忠良”，又要懲罰“奸惡”。假如我們僅僅從后者著眼來對待法律的功能，就會將法律作為專門威懾人心的工具。以為法律就是懲罰工具的意識，常常簡單地將法律看作體現國家暴力的機器，這樣必然使得法律走樣為褫奪人權以保護社會安定的手段，法律不會帶給它所治理的社會政治共同體以愉悅感，也難以捍衛共同體成員的基本人權，既使他們生存于不安的社會狀態之中，又使他們遺失權利觀念而喪失自我保護的能力。社會也因此成為暴力泛濫的所在。就此而言，良法內涵的“無罪推定”原則與惡法內涵的“有罪推定”原則導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對待公民的國家態度。
第五，制定良法，在法律文獻厘定上一定要保證使用的是標準的法律語言，而不是提供一系列含混的道德規則。良法當然具有堅實的道德正義基礎。但是，法律之作為法律，不是要直接以捍衛道德信條為目標。法律要捍衛的，首先是清晰明確的正當的行為范式。它要劃出正當行為與不當行為的法律界限。于是，法律文獻的制定，一定不能使用含混的道德語言，只能使用清晰明確的法律語言。它要匯編的是明確的行為規則，而不是高尚的道德要求。它要從底線出發設計人們的行為規則，而不能從上限出發來設計人們的行為方式。否則，法律就會成為道德專制的幫兇，而不是社會政治生活有序化的動力。
建立良制 建立良制是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性工作。建立良制，不是出于制度審美的偏好，而是出于制度有效性的需求；不是出于規制化社會的控制欲望，而是出于引導社會生活有序化的治理要求；不是出于壓抑社會政治共同體成員的目的，而是出于激發共同體成員創造性的目標；不是出于對于人性惡的約束企圖，而是出于人人具有向善性的人性塑造期待。
首先，良制的基本顯示狀態是，國家的簡單治理原則。社會政治共同體的制度安排，相對于法律制定來講，要復雜得多。因為，法律是社會政治生活的一般制度或規則，而實際的制度安排，則既涉及到法律調節的行為規則問題，也涉及到組織生活的規則問題，還涉及到公共生活的制度安定問題，以及公私生活的界域劃分問題。換言之，良制比之于良法，猶如應該怎樣行為比之于實際怎樣行為。就社會實際生活中應該怎樣行為而言，不是道德規范軟性約束的專門領域，而是法律規則規定的范圍。就社會實際生活中人們究竟實際在如何行為的問題，不是法律跟隨性地約束得了的，只有與各種社會態勢一致的制度規定才能發揮積極引導作用。憲法與憲法性法律作為規定國家政治生活的首級制度，與具體制度安排之作為社會政治生活的次級制度，是具有相當大的差異性的。但是，無論如何，一個具有良制安排的國家，它要力求將首級制度與次級制度的制度精神貫通起來，不能將憲法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象征，而將與憲法脫節的部門法作為現實的行為調節手段。這樣的話，國家治理就會陷入一個人為的復雜化狀態，而無法一以貫之加以治理。過去中國之由法制、人治、文件治分割式處理國家治理中的種種問題，就是國家簡單治理原則沒有得到尊重的結果，其極低的治理效率已經證明復雜的國家治理方式的弊病。
其次，良制的運行要求是，社會政治控制體系的流暢性。所謂社會政治控制體系的流暢，強調的是建立控制的貫通機制。中央政府一級的制度安排與地方各級政府制度的安排之間，專業分工基礎的政府部門在分工與合作之間，要建立起“無縫隙”運作機制。從制度的有效性上來講，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關系，是可以達成制度安排的一致性的，絕對不會因為區域的差異，發生國家制度認同的變異。但是，這種關系又必須建立在中央與地方制度安排的不同針對性基礎之上，避免大一統、一刀切等事實上有礙制度流暢發揮效用的制度安排。從橫向上講，制度安排應當有利于實施不同制度的各主管部門之間的溝通與交互管理需要，而不能遺留太多縫隙，以至于發生管理的中斷、制度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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