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手段是如何變成目的的？”

試析“手段是如何變成目的的？”

“手段變成目的，而目的則被遮蔽甚至被消解”從上來說乃是一種“異化”。這種異化到現在可謂是登峰造極了。它指代的病態現象和精神疾患從盧梭開始，就遭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批判。從費爾巴哈到盧卡奇，從馬克思到弗洛伊德，從法蘭克福學派到后主義，批判一次比一次激進。
繼尼采在19世紀狂呼“上帝死了”后，20世紀的弗洛姆、福柯等也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的悲痛：人死了。但顯然，手段變成目的，進而吞噬掉原來的目的的真相絕不止于“人的死亡”那樣簡單。盧梭式的撕心裂五肺的吶喊注定只能嘶啞無力。如果說精神可以提供一條精神康復之路，那么解構主義永無歇止的解構只能在人的世界留下一片廢墟。
馬克思發現：“異化”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從而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后獲得的那個神秘力量是被資本家等強勢集團操縱的，但他對連資本家也被異化的洞察又一次將這個擱置。馬爾庫塞和弗洛姆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手段異化成一種自律運轉的力量，它成了“自身的目的”這一機制，但仍然沒有清楚地揭示出目的的價值是通過何種方式被手段攫取的。后現代主義(德里達、杰姆遜)在解構意識形態倒是很成功，但手段與目的背離背后的原理和邏輯關系也在一片解構聲中被遮蔽。幾乎所有有洞察力的思想家都看到了手段與目的統一卻又分裂這一悖謬的實質，但這種通過分裂而使手段最終顛覆目的的邏輯過程是什么，則沒有人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的，以致它到今天仍是一個問題。
因此，分析的開始要求理順目的與手段的關系。人要做一件事，當然需要一些、步驟、材料、工具、程序、過程，等等。如果不嫌不嚴謹，那么做事的預期效果我們可籠統地稱之為“目的”，相應地為達到這個“目的”的過程所投入的全部努力則可稱之為“手段”。很顯然，手段與目的無法割裂，它們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不可或缺的要件。正因如此，在邏輯上它們是同構的，且具有連貫性：在邏輯上，手段優先于目的；而手段既然是因目的的存在才具有存在的理由，它就必須受到目的的規范，就得聽目的的。手段是目的的展開，而目的則是手段的邏輯結果。它們的這種關系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論斷表達：手段在邏輯上先于目的，而目的在價值判斷的程序上先于手段。將手段與目的的演繹開去，則手段相當于主義、制度、規則、程序、倫理規范等東西，目的則是這些東西所保證的人的自由、民主、安全、尊嚴等價值。
或許我們可以舉一個能夠說明這一問題的悖謬之處的例子。比如一條法律。法律當然必須意味著正義，也即人們津津樂道的“實質正義”。但是，在實際運作中，法律不僅要體現實質正義，即那個立法意圖，那個道德基礎，而且還要保證自己形式上的合法性，即“形式正義”或“程序正義”�？雌饋硇问�、程序當然只能是手段，實質正義、立法意圖、法律要保障的那個人身財產安全，維護的那個社會秩序才是間接和直接的目的。但是，具體在一條法律的實施和執行中，目的只是“理念”性質的，它的抽象性使它根本無法進行實際的“操作”。這等于說，目的雖然以其規范權力可以內含在手段中，但嚴格來講只是手段的一個邏輯結果，它無法自我實現，必須依賴遵循一定程序的手段來加以保證。因此為了保證目的的實現，手段本身就要求有獨立的意志，要保證形式、程序的合法性，它就必須自成一個邏輯系統，按自己的操作要求獨立運轉而排除任何干擾。
僅僅從邏輯上我們就可以預見：既然手段是目的的必要條件，那么對手段的破壞雖然可能因糾正手段的偏差而直接讓目的的指令滲透進事件中而帶來目的的實現，但被破壞的手段更可能顛覆目的，因為賴以保證它的存在的基礎已被摧毀；而如果手段要保持自身的合法性而對目的不屑一顧，它就完全成了為自身而存在的一種目的，這實際上也等于取消自身存在的價值依據，因為它是為目的服務的。也正是這些悖謬，才既可能導致程序合法但壞人卻逍遙法外，也因程序的被破壞而任由執法機構侵犯人權的兩難困境，也才有了“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之爭。很顯然，手段的絕對獨立和目的的絕對規范權力都有違立法的目的。但實際情況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風，“程序正義”已經壓倒了“實質正義”，哪怕手段已經變成了目的，人們在無可奈何中也只能有無能為力之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甚至過分地認為是必須的代價，這又是為什么呢？

看來在于：手段是如何成為一種獨立的自律運轉的力量的。正如上面的，手段為了保證目的的實現，在抽象的意圖上當然得聽目的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它就必須有自己獨立的意志，必須保持自己程序的合法和邏輯系統的連貫性�；蛘哒f，它首先必須確證自己的存在，其次才能談得上提供存在的價值依據。它當然是為了目的而存在的，但它首先必須為自身而存在，它必須用一套獨立的程序來論證自身。這種為自身的存在進行論證和尋找合法性的動力將使得這個手段漸漸地變成一種只依賴自己的內在指令進行運轉的權威。因為非常明顯，一種東西只要是具有為自身而存在的屬性，它就很難不進行自我擴張，其能指將不斷擴大，并逐漸形成一個僅僅為自身而存在的封閉系統。慢慢地，那個目的已經被忘記，它已經成為自身的目的了。至于它原來所服務的目的是否實現，倒似乎已是它的邏輯體系進行演繹的一種結果。許多人可能都知道一個人明明是窮兇極惡的歹徒，但是，只要在程序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犯罪”，那么，他就是無罪的。這是一件多么荒謬、但又必須認為它是“合法”的事情。
這的確富有諷刺意味。從另一方面講，既然手段是目的的一個必要條件，那么，手段與目的之間就具有了一種決定論似的聯系，人們從手段推想出了目的，這種聯系折射進人們的精神世界就形成了一種對手段的心理依賴。而手段在邏輯上先于目的，盡管目的在價值判斷的程序上先于手段則昭示出：當手段與目的發生沖突時（“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沖突），手段的被破壞是一個可以看到的惡果，它將無法完成它所預定的目的。而在這個時候，無論手段是否被破壞，目的都是一個還未獲得驗證的未來。由于手段和目的的這種關系，手段便被賦予了一種獨立的價值，而在邏輯上滯后的目的盡管仍然具有價值，但它只能被交給手段來實現了。也就是說，盡管目的的價值仍然存在，但對于手段已經沒有規范權力，手段已經將它納入自身的運作程序之中，并漸漸地使自己變成目的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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