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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現代性的困境與啟蒙理性
論文關鍵詞：新啟蒙理性意識哲學范式現代性主體間性交往理性范式論文摘要：現代性的困境就是統一性規范的缺失，而造成這一困境的深刻的根源就是啟蒙理性二元對立的邏輯，也就是以主體性原則為中心的意識哲學范式。要在深層解決現代性與啟蒙理性的糾纏關系，一方面啟蒙理性導致了現代性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啟蒙理性為現代性困境的解決提供了出路。
現代性面I臨的最大困境，就是統一性規范的缺失，亦即弱化了標準的選擇存在主義的焦慮�，F代性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啟蒙理性，因為啟蒙在破除了神圣權威的同時造成了現代性的分裂，因此現代性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確立一個統一性的規范，彌合分裂。但這背后隱藏著另一個不得不解決的問題，即怎么對待啟蒙，因為啟蒙一方面使現代性陷入了困境，我們本應該拋棄它；但是另一方面，在哈貝馬斯看來，啟蒙自身又給我們提供了一條走出現代性困境的道路，那么這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呢，這條道路是否合理呢?
一、現代性的自我分裂與現代性的困境
哈貝馬斯認為黑格爾是對現代性進行哲學反思的第一人，“現代必須在自身內部發生分裂的前提下鞏固自己的地位”m，也就是說，現代性之所以有高度敏感的“自我意識”并且努力地進行“自我確證”，是因為自身發生了分裂。那么現代性是如何發生分裂，為什么發生分裂就造成了現代性的困境呢?
在黑格爾看來，康德哲學是現代性的標準的自我闡釋，即現代性的本質精神就是啟蒙理性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原則的確立始于笛卡爾，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則進一步促進了主體自我意識的覺醒，并確定了主體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在黑格爾看來，康德哲學僅僅停留在這一步，他沒有意識到理性內部的分化、文化形態的劃分和所有這些領域的分離就意味著分裂。康德沒有認識到現代性的自我分裂，從而拒絕把分離的主體性統一起來。主體的分離就是現代性的分裂，而彌合分裂就需要現代性為自己創制新的規范。問題在于，如何創制規范?現代性作為一種新的時代意識，它謀求與過去(傳統)的決裂，并將這種決裂作為自己的起點。因此，現代精神必須要貶低直接與之相關的前歷史，并與之保持一段距離，以使自己為自己提供規范性的基礎。一旦現代性有了這個要求，就會出現以下的問題：主體性原則和內在于主體性自我意識的結構能不能作為確定規范的源泉?很明確，主體性和自我意識不能產生這樣的標準，因為它既是從現代世界中抽取出來的，同時又能引導人們去認識現代世界。這一問題彰顯了主體性原則的片面性，主體性一方面能夠塑造自由的主體并進行反思，能夠削弱宗教發揮的一體化的絕對力量，但它卻不能運用理性來復興宗教的統一力量。
現代性由于主體性原則的片面性造成了分裂，而主體性原則的片面性說到底就是主體性原則的統治性，“我們必須小心，不要給社會狀況蒙上主體哲學的概念陰影，那樣做是不恰當的。無論是社會集體還是作為整體的社會，都不能被想象為一個大主體。正因為如此，我今天在個體經驗外運用‘解放’這一表達時非常謹慎”，這就充分說明了主體性原則的控制和統治本性，這就是主體性形而上學，是一種意識哲學范式。從笛卡爾到康德都屬于這種主體認識論哲學，這種主體性的思維方式就是把主體作為世界上一切存在者的根據和尺度，除了主體——人之外，其他的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據就在于主體，主體是他們存在的惟一理由。在這種主體性思維方式中，人挺立出來了，成為優于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現代性的本質在于：人上升為主體，世界則淪為客體”。主體性的思維方式和現代性的本質是一致的，現代性的本質就是人的自我力量的發現。
在認識論哲學的層面上探討現代性，現代性的本質就是奠基于意識哲學范式的主體性形而上學，這是現代性不可逃避的命運，也正是這種不可逃避的命運使之陷入了窘境。這種意識哲學范式實質上是—種脫離了人的具體歷史和實踐的“反思哲學”，它片面地立足于主客體關系，設定了一個自主的理性主體，與作為客體的整個世界相對立，這就使得理性單一化，僅僅成為工具理性，它所關注的是主體如何利用啟蒙理性壓制客體、控制客體，而不考慮理性的其他多種表現及其各種形式所應有的位置，這種理性成了存在于所有存在者當中的邏各斯，因此就是邏各斯中心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啟蒙理性。
二、啟蒙理性與現代性的困境
康德在《什么是啟蒙運動》中，提出了啟蒙運動的口號，“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以及“在一切事物上都有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而且必須保證永遠有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啟蒙的宗旨就在于要求人不屈服于權威和傳統，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理性評判一切，這樣才能給人們帶來徹底的啟蒙。
啟蒙的理想就是獲得永恒的真理和人類的解放，但是，啟蒙要想實現這樣的目標，依靠的只能是作為主體的人。康德哲學延續了整個笛卡爾哲學的主觀主義傾向，他確立了人在世界中的核心地位，“人為自然界立法”。黑格爾精致地概括了康德的思想：“康德哲學的觀點首先是這樣的，思維通過它的推理作用達到了，自己認識到自己本身是絕對的、具體的、自由的、至高無上的。思維認識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維的權威之外更沒有外在的權威；一切權威只有通過思維才有效準。所以思維是自己規定自己的，是具體的；其次，這種本身具體的思維被他理解為某種主觀的東西�！盚s0在康德哲學中，理性成了最高的法庭和審判官，其邏輯的結論是啟蒙的價值理念。黑格爾說：“康德哲學的最后結果是啟蒙思想�！�
在啟蒙哲學中，只有認識主體才能掌握真理：作為主體的人可以掌握“真理話語”，可以為知識提供真理的合法性基礎等等。如果啟蒙要實現的是普遍解放的理想，那么它依靠的是作為自由英雄的實踐主體。啟蒙之前，上帝是最高權威，一切法則都是上帝制定的；啟蒙之后，作為主體的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用康德的話說，人為自然界立法。
現代性以主體性的名義展現了啟蒙理性，“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性是以人對‘神’的反抗開始的：人把自己虛幻中觀念化的超自然力量拉下了神壇，把人及其理性放在了原來上帝的位置”。建立在啟蒙理性基礎上的現代性就是人的主體性力量的發展和展示�，F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根本特質就是“個人主體性”的生成，這種主體性原則最早由笛卡爾奠定，在康德、費希特等人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表達。黑格爾第一個明確地把“主體性”原則概括為“現代性”的原則，在黑格爾看來，這一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個人(個體)主義：在現代世界中，所有獨特不群的個體都自命不凡；二是批判的權利：現代世界的原則要求，每個人都應認可的東西，應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三是行為自由：在現代，我們才愿意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四是最后是唯心主義哲學自身：黑格爾認為，哲學把握自我意識的理念乃是現代的事業。
“個人主體性”原則是作為中世紀宗教和神學的替代物出現的。在中世紀，神、上帝是確定一切的權威，是人們生活的根據、標準和尺度；而現代社會則是作為主體的個人確立了啟蒙運動，支撐了宗教改革。這種個人主體性原則內蘊的致思取向是“對象化邏輯”，也即“主客二元對立”的邏輯，這種邏輯把自我確立為“主體”，同時總是把自我之外的他者規定為“客體”并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從根本上講，個人主體性原則是一種把個體性“我”視為第一性的實體的原則，它把主觀意識的“自我”實體化為“主體”，強調自我意識的同一性是保證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終根據。也就是說，主體被認為是轉移到意識中的根據，即真實的在場者。立足于這種自我，一切自我之外的“非我”都是與我相對立，并由我所規定和覆蓋的。海德格爾概括說：“直到笛卡爾時代，任何—個自為地現存的物都被看作‘主體’；但現在，‘我’成了別具一格的主體，其它的物都根據‘我’這個主體才作為其本身而得到規定。”對此，黑格爾也曾做過專門的探討，他指出，“個體性原則”在實質上是一種“知性”的原則，這種知性的原則表現為一種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這種“暴力”體現在他人的關系上，將把他人“作為客體加以壓迫”，每個人不僅把社會共同體視為只具有工具性價值的東西，而且，也把他人當作只具有工具價值。同自我有著關聯的主體性獲得了自我意識，但付出的代價是把內部自然和外部自然客體化。由于無論是在認知還是在行為中，無論在內部還是在外部，主體都必須與客體建立起永久的聯系。因此，應當能夠確保自我認識和自主性的主體行為變得既模糊不清，又不能獨立。自我關系結構中所具有的這種局限性，在意識形成過程中一直都了無痕跡。由此在反思和解放的任何一個階段，都出現了自我神圣化和幻想化的趨勢，亦即自我絕對化的趨勢。德國學者韋爾默說：“所謂‘現代話語’指的是人類制定規范并被規范所約束的組織形式，而此處的人是某種社會動物。自有統一性自我開始，暴力便存在了，而不是自律自我在確定過程中的某種新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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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現代性作為科學的自由、作為自我決定的自由、作為自我實現的自由是現代性作出的貢獻，但是在這一筆結構性的財產之后，還有它不可避免的陰暗面，“解放必然會變成不自由”，這里的解放主要指的是主體的解放，主體的解放使反思力量獲得了獨立，人的思維開始不淳樸了，這樣便通過反思力量的暴力建立起了普遍性、必然性，而有了暴力，必然就變得不自由了。啟蒙理性作繭自縛，這構成了現代性自身面臨的嚴峻的挑戰。面對著狹隘的啟蒙理性，人們開始懷疑理性自身的可靠性、絕對性。尤其是在后現代主義宣稱啟蒙理性的死亡和現代性的終結之際，擺在我們面前的真實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啟蒙理性，怎么合理地擺脫現代性的困境。
三、現代性的困境與哈貝馬斯的解決方案
要解決現代性的困境，不能別樣地思考，就像德里達所說的，“它不能別樣地存在，也不能被別樣地思考”。要使思考有意義，就必須有許多不容置疑的東西，這就是不能放棄啟蒙理性，只能深化理性，不能終結現代性，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方案�！肮I現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過多而是理性缺乏、非理性的盛行。退隱治不了這種病，只有通過理性的激進化以吸收被抑制的不確定性才能治好這種疾患”。
哈貝馬斯從啟蒙理性的根基入手，對現代性的困境進行了思考。他認為由于啟蒙導致的現代性的困境只是啟蒙的缺陷，是狹隘的啟蒙理性，我們不能因為它有缺陷就拋棄它，啟蒙的缺陷只能靠進一步的啟蒙來彌補。哈貝馬斯把由于啟蒙的“對象化的邏輯”導致的狹隘的啟蒙理性歸結為“意識哲學范式”，這種“意識哲學范式”是對啟蒙主體性的一種誤用，因此解決現代性困境的關鍵就是重建啟蒙理性、更新范式。
哈貝馬斯認為從笛卡爾到康德都屬于意識哲學范式，尤其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更是進一步地促進了主體的自我意識的覺醒，黑格爾雖然意識到了現代性的困境，但是他不過是對康德的主體性哲學的完成�！爸黧w性是近代哲學的本質規定”，康德和黑格爾對主體性的強調是和他們對啟蒙以及現代性的理解相關的。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主體性和現代性具有同一性。在意識哲學范式中，意識哲學等同于主體性，而主體性又是現代性的等價物，意識哲學堅持的是一種主體性的思維方式，而這種主體性的思維方式和現代性的本質是一致的。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性的本質特征就是推行全球資本霸權、技術霸權，欲以資本、技術統治全世界，現代性是一種資本的形而上學、技術的形而上學，他認為，現代資本、技術的本質居于“座架”中，座架乃是“現實事物作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技術、資本的本質中隱藏的是人的關系。海德格爾相信，盡管形而上學的“遮蔽”是“存在的天命”，但是這種關系終有一天會“大白于天下”的。海德格爾論述的是形而上學的命運，也是現代性的命運，即現代性和主體性是合二而一、內在結合在一起的。
哈貝馬斯認為解決現代性的困境的惟一出路就在于重建啟蒙理性。在哈貝馬斯看來，意識哲學范式只是啟蒙的一種誤用，啟蒙自身具有解放的潛能，現代性的規范基礎是而且只能是主體間性。哈貝馬斯認為要突破傳統主體性哲學的窠臼，必然要以具有“言語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取代認知主體，換言之也就是以主體間性取代主體性，以交往理性范式取代意識哲學范式，這在哈貝馬斯看來是走出主體哲學的惟一一條出路，也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存在主義的焦慮。哈貝馬斯認為，在交往范式中，認知主體針對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實體所采取的客觀立場就不再擁有特權。相反，交往范式奠定了互動參與者的完成行為式立場，互動參與者通過就世界中的事物達成溝通而把他們的行為協調起來。從傳統意識哲學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轉變，就是從一種“客觀立場”轉變為“互動參與者的完成行為式立場”，這是因為一旦自我做出行為，而他者采取了相應的立場，他們就進入了一種交往關系。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是由言語者、聽眾和當時在場的其他人所具有的視角系統構成的，這就形成了3種不同的視角：第一人稱的視角，也就是行為者的視角；第二人稱的視角，也就是參與者的視角；第三人稱的視角，也就是觀察者的視角。這3種視角相互約束、相互作用，最終形成一個以言語為中介的互動的生活世界，交往主體用完成行為式的立場來接受第一、二、三人稱的視角，并使這些視角相互轉換。
哈貝馬斯認為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可以擺脫意識哲學范式，是一種從深層拒斥“對象化邏輯”的思維范式。交往行為理論祛除了一種俗命所具有的難以揣度的因果性，這種俗命由于具有一種無情的內在性而同存在的天命區別了開來。不同于存在事件或權力事件的“不可預測性”，遭到損害的交往生活關系所具有的偽自然動力保留著自我負責的天命的某種性質，當然，這里說的是一種主體問性意義上的“責任”，也就是說，交往行為者不管自己承擔責任的能力如何，都必然要卷入一種集體責任，從而不自覺地造成了后果。交往行為理論包含著3個層面的含義：第一，認識主體與事件或事實的世界的關系；第二，在一個行為社會世界中，處于互動中的實踐主體與其他主體性的關系；第三，一個成熟而痛苦的主體(費爾巴哈意義上的)與其自身的內在本質、自身的主體性、他者的主體性的關系。哈貝馬斯對自己的交往理性、主體問性很自信，他說：“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它應當能夠擺脫自我關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論和平庸�！痹诮煌^程中，語言所建立起來的共識取決于交往參與者對待可以批判的有效性要求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立場。有了語言建立起來的共識，時空才能形成廣泛的互動”。
這種共識的有效性標準是主體間的真誠性，而真誠性的東西是情感的東西，是“非理性”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哈貝馬斯的理性是開放的理性，只有讓理性自身讓我們看出它在本質上是一種自戀權力，把周圍的一切都作為征服的對象，僅僅具有表面上的普遍性，堅持的是自我捍衛和特殊的自我膨脹，理性的他者自身才可以被設想為一種能動的力量，它奠定了存在的基礎，既充滿活力，又識別不透，不再被理性的火花所照亮。只有當理性自身所產生出來的僅僅是赤裸裸的權利時，這種自我毀滅的動力才會發生作用。其實，理性本身是想把它所產生出來的權力作為一種達到更好認識的非強制的強制力量。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性”充分地發揮了啟蒙理性的潛能，彌合了現代性的分裂，重建了統一性的規范，“如果以這種共識為基礎，那么關于規范問題的合理論證就必定是可能的”。商談共識在后現代的反理性、反啟蒙的高呼聲中堅守了啟蒙理性與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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