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合法性思維態勢與類型論文

中國哲學合法性思維態勢與類型論文

　　當前，關于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的問題，已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重視。這是一個老問題：自中國哲學作為一門學科誕生之日起，它就遇到這個問題。甚至，每當人們撰寫一部新的中國哲學史著作的時候，也會不自覺地叩問這個問題。這說明，這個問題的提出，反映了中國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自覺;而每當這個老問題之被重新提出的時候，它都會被賦予與以往提出時不曾有過的新的意義。依我看來，今天，這個問題“舊事重提”，說明中國哲學界已普遍地感到原來的關于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術規范的陳舊與不適當，而迫切希望找到一種新的思路或新的途徑,來對中國哲學的特點加以重新研究與重新認識。

　　然而，在這場討論中，由于所關注問題的重點不同，同樣是談論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問題，人們卻賦予這個問題以不同的理解。就是說，關于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與否這個問題，包含著種種的爭論與看法;而這些看法之所以產生，有不少是由于人們在談論不同的問題所致。一旦理解了爭論的雙方或各方都是在圍繞一個具體的問題作討論，也許人們的思想分歧未必像現在所想象的那么大。因此，為了消解一些題外的問題，或者說使問題的討論相對集中，這里我試圖通過論辯的方式，來將應當重視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中國哲學的思維態勢與類型——凸現出來，希望人們能圍繞這個問題發表一些看法。當然，所謂將應當重視的問題凸現，正表現了我對中國哲學的一種理解或“成見”，因為在不同人眼里，值得重視的或者說該“凸現”的問題可能是不同的。

　　一、中國有無哲學?

　　在關于這場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的討論中，人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到底有無“哲學”?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有相當道理的:顯然，假如連中國到底有無哲學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以前，是談不上有中國哲學學科，也談不上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問題的。因此，中國到底有無哲學這個問題是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的“元問題”。

　　關于這個問題，爭論是激烈的。認為中國沒有哲學的人士認為，哲學依其討論的問題，以及其展開問題的方式，都屬于西方學術的范圍;中國傳統學術中，從來沒有與之相當的一門學問。而認為中國有哲學的人士宣稱，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哲學，只不過其名稱不同，或者關注的問題不同，甚至言說的方式不同而已。從雙方展示的論據來看，各有各的道理，并且彼此誰也說服不了誰。為什么呢?因為這個問題涉及的，其實是一個關于“哲學”的定義問題：假如用“哲學”一詞指稱像西方學術史上那樣的一門特殊學科，那么，中國歷史上的確沒有產生過這樣的“哲學”;但是，假如將哲學的邊界加以放大，用它來指稱不同的民族與文化傳統對某些宇宙與人生根本性問題進行探索的學問，那么，很難否認中國傳統學術中沒有“哲學”。因此，爭論雙方的焦點,其實是這么一個問題：到底是用“哲學”來指稱西方學術傳統中一門特殊的學科，還是用它來指稱不同民族與文化中對于宇宙與人生普遍性問題進行探究的學問?

　　這樣，這個問題看起來爭議極大，一旦弄清楚了問題的實質所在，它卻很好解決。這就看我們到底同意或者采用哪種關于哲學的定義了。其實，這樣的問題不僅存在于“中國有無哲學”的討論中，在其他學問中也屢屢碰到：人們過去習慣了采用“白天鵝”的定義，但是，有一天，人們忽然發現了一只羽毛是黑的天鵝，這時候爭論發生了：是應該修改“白天鵝”的定義呢，還是認為那只黑鳥不能稱之為天鵝，而需另外命名。關于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也可以作如是觀。

　　二、中國哲學的內容與研究方法

　　看起來，這場爭論中最激烈、并且看法難以統一的，還不是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而是中國哲學的內容有哪些，以及該如何去處理與研究中國哲學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是人們有感于長期以來，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人士，都習慣于用西方哲學的一套方法以及學術范式來整理與研究中國哲學，但發現這種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結果使中國哲學變成西方哲學的簡單附庸或圖解，而抹殺了中國哲學在內容上的豐富性與思維上的獨創性。應當說，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的提出，主要是由這一誘因引起，即人們試圖拋棄那種唯西方哲學研究方法與范式馬首是瞻的態度，想要建立起具有中國特點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與范式;但由于目前人們還沒有發現一種能為當前學術界普遍公認或接受的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術范式，而舊有的學術范式已日益式微，于是從內心中產生了一種焦慮，才有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這一問題的提出。其實，從問題何以產生來看，這些人士談論的，與其說是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問題，不如說是原來的，或舊有的中國哲學學科研究范式的“合法性”問題更為準確。

　　這個問題又可以分解為兩個：1.像胡適、馮友蘭等人建立的中國哲學史學科研究范式的普適性問題;2.運用西方學術范式來整理與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的普適性問題。可以看到，在第一個問題上，人們容易達成共識，即認為胡適、馮友蘭等人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范式代表了他們那一代人的水平，盡管可以從學術史上給予其很高的評價，但無疑談不上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研究中國哲學的范式。困難或爭論的焦點在：采取西方的學術范式與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意義嗎?在這個問題上，今天，認為可以完全照搬西方學術范式的“極端西化論者”已不多見，有代表性的是兩種意見：一種看法認為應該而且必須采納或參照西方學術的范式與方法，否則即使承認中國哲學有其自身的特點，這種特點也無從彰顯。這就是著名的“他者論”。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國哲學有自身的學術傳統，包括其看待與研究宇宙人生根本問題的一整套獨特運思方式，以及其思想觀念與學術范式，這些是西方哲學觀念與學術范式所無法代替的，只有從

　　中國哲學自身的傳統出發，才能建立起中國自有的學術研究范式;更有人言之，假如采取西方的學術框架與研究范式，只會給中國哲學學科的學術范式帶來干擾。

　　如何看待這種爭論呢?本人認為，拋開極端的“西化論”觀點不論，初看起來，以上兩種觀點似乎相差極大，仔細考察一下，可以看出，它們其實在思想上有一致之處，即強調需要建立起中國自身的關于中國哲學學科的研究方式與范式。而只要對這個大前提加以肯定，那么，這兩派的意見在實踐過程中必然是會趨于一致的。何以言之?首先，因為所謂要“建立”起中國自身的中國哲學學科研究范式，它意味著這種新建立的研究范式肯定不能是中國古代哲學范式的復活與照搬，它必然是一種創新;否則，就無所謂“建立”中國的哲學范式這一提法。其次，即使想要照搬或者完全按照中國古代原來的中國哲學研究方法與范式來研究中國哲學，這既做不到，也不可能。

　　因為任何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都必須從研究者本人先定的學術視野或“前見”出發，與傳統哲學進行對話，通過“視界融合”，才會產生出一種新的中國哲學研究的范式;這點，對于中國古人來說也是如此：從歷史上看，大凡有創獲的中國哲學家或哲學史家，都是從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本人的學術境遇出發，以此為據點，在與歷史上的哲學家對話中形成其哲學思想，乃至于發展出其新的學術規范。因此，從這點上看，任何當代的中國哲學研究者，他的視界學術與“前見”都不可能是古人的，而只能來源與受制于現代學術傳統。而這種現代學術傳統，從目前情況看，又只能是西方學術傳統(盡管它們傳人中土以后，已經過很大變形)。所以，按照i全釋學的觀點，任何中國哲學學科范式的建立，都離不開當代的西方學術視野與中國傳統學術的視野，是它們兩者的視界交融。所謂從傳統學術出發，就可以建立起中國哲學自身的學術范式，從道理上看，并不可能。反過來，所謂采用西方哲學范式與方法作為參照系，既然是參照系，它必然還要落腳于中國本土的學術方法與范式，并與之進行交流與對話。

　　這樣看來，無論是主張采納西方學術范式與方法者也罷，還是主張從中國傳統學術出發來建立中國自身的哲學研究范式與方法也罷，都只有肯定研究者的現時視界與中國傳統哲學的歷史視界進行“視界融合”才有可能。這意味著，這兩種看法其實并無本質上的對立，不同的地方在于：采取西法者自覺意識到研究者本人的西方學術范式作為“前見”之不可避免，而主張采用傳統學術范式者對此尚無理念上的自覺。但從實踐上看，無論是傳統論者也罷，采納西法者也罷，只要其能在中國哲學研究上取得學術規范之突破者，必然是較好地掌握與把握了中西兩種學術傳統及其規范者;否則，他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中不會有真正的突破。這里，關鍵的是不要將一種理論上的主張與其本人學術實踐之間畫一等號。我們知道，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其學術實踐與其學術主張之脫離，甚至背道而馳，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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