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長江中下游漁業經濟研究論文
前言
在當今的學術界，對區域發展的實證研究已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如經濟、城市、社會、文化等各種專題，而經濟是一切的基礎，其發展變遷必然關聯、影響到其他各方面的發展變化。因此，要想對某區域的社會和文化有較清晰、準確的認識，必先探求該區域的經濟發展變遷過程�？梢哉f，經濟研究是其他各種專題研究的基礎。
一、研究對象及研究意義
本文以明清時期(1368—1911)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漁業經濟為研究對象。鑒于資料所限，研究時段重點放在1368—1840年的傳統漁業階段。研究區域包括長江中下游沿江地區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蘇皖沿江平原以及長江三角洲，地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及浙江六省，區域界線主要以明清時期的府界為限。
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蘇皖沿江平原及長江三角洲上有著發達的河湖水系，除廣袤浩渺的大型湖泊外，尚有數量眾多的中小型湖泊，這些河湖水域構成長江中下游地區漁業經濟的主要載體。研究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漁業經濟及其盛衰變遷，可與當今該區域的漁業生產進行縱向比較，為今天的漁業發展提供思路。明清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自然環境尤其是河湖水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漁業經濟的盛衰變遷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環境的變化。將長江中下游地區作為一個區域整體，以漁業經濟的發展變遷為紐帶，探求該區域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制約、人類社會的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可以揭示其人地關系的發展演變過程，為當今的防洪抗洪與河湖治理提供歷史借鑒與理論指導。
二、研究現狀
對于內陸區域淡水漁業經濟的專題實證研究，學術界很少涉及。迄今為止，不但沒有系統專著問世，與其相關的論文也很少見。檢閱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與淡水漁業經濟相關的研究領域，如中國漁業史、淡水漁業史、區域歷史經濟地理、內陸區域經濟等的研究，其中雖對明清淡水漁業問題有所涉及，但因學術目標不同，還沒有對該時段的漁業經濟作系統的實證研究。
在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有關漁業史始終是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已有的少量論著，也往往失之簡陋或存在片面、甚至錯誤的認識。正如歐陽宗書先生所言，①學術界關于中國漁業史的研究起步較早，清宣統三年(1911年)沈同芳就著有《中國漁業歷史》一書。書中對中國漁業史的發展輪廓作了粗淺的勾畫并介紹了當時各地使用的多種漁船、漁具等。
1936年，李士豪與屈若搴合著有《中國漁業史》一書。全書分為總論、漁政設施、漁業試驗與調查、水產教育、漁業技術之進展、新式漁業之沿革及其進展、水產貿易、國際漁業交涉與外輪侵漁、漁鹽之重要與各省漁鹽秤放之史實九章。但全書有90％以上的篇幅是寫30年代的漁業狀況，只有10％左右的內容是探求漁業發展的歷史，如“清季以前之我國漁業”、“漁政設施及漁業行政機構之沿革”、“水產技術演進之各階段”、“我國漁撈制造養殖之進化”、“我國水產貿易之沿革”等各節稍具漁業史學術價值。但由于作者是通代勾勒中國漁業史某些方面的發展概況，沒有專門分歷史階段敘述，顯得有些流于表面而不深入，而且內容以海洋漁業居多，涉及淡水漁業者較少，如“我國水產貿易之沿革”一節就全是涉及海洋漁業的，沒有片言只語談及淡水漁業。在論及淡水漁業的發展歷史時，由于作者沒有對歷史時期的漁業發展做詳細而嚴謹的探尋考證，其所得出的結論往往就失之偏頗甚或完全錯誤，如作者認為“自秦、漢以至明季之一長時期中，漁業上直無甚興革可言”，“內地池畜魚類，一池一沼，只以供文人學士徜徉之所，為詩酒閑談之助”，“其漁政設施及漁業行政機構之沿革，史書所載，略而不詳，殊難考證”。②事實上，據筆者所知，明代長江中下游地區內陸河湖水域的漁業經濟頗為發達，漁政制度也極為完備，且前后期之變遷較大，史書及方志多有記載。
中國臺北1979年第2期《明史研究�？份d有吳智和所著《明代漁戶與養殖事業》一篇宏文，文章分為引論、明代魚類之概觀、明代的漁課、漁村的生活、魚類在民生經濟上的價值、漁尸的捕魚法、漁戶的養殖事業、漁戶中的高士——漁隱、余論九個郡分，廣泛涉及漁業經濟及漁民生活與社會的各個方面，資料翔實且覆蓋面較廣，本文即從中多所受益。但由于是總論明代概況，故文中無法體現出各區域的差異。
1993年7月，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叢子明、李挺主編的《中國漁業史》。歐陽宗書先生概言曰：“從其‘編著說明’可知，該書乃組織全國漁業史學界最高水平的學術隊伍，歷經九年的辛勤勞動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因而可以說代表了國內中國漁業史研究的最高水平”。③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為史前至中華民國時期之漁業，中編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85年之漁業，下編為古近代名人事要。上編、中編共計十章，分段敘述了各歷史時期的漁業概況。從全書的篇幅和內容來看，仍然是詳今而略古，多為近現代時段的內容。再者全書將淡水漁業和海洋漁業合并在一起論述，因此，淡水漁業史的篇幅在全書中所占份額就更少。該書為第一部對明清漁業作專章分析探討的著作，但書中將元、明、清三個朝代合并成一個大的歷史階段論述其漁業發展，這一分段明顯不太科學，因為元代和明清兩代的淡水漁業在很多方面都有著重大差別，異性遠多于共性。如元代官方采取的是輕視漁業、“聽民自漁”的政策，而自明初始，則有一個很大的轉折，明太祖十分重視漁業的發展，制訂了一整套系統而完備的漁政制度。該書從“捕撈、養殖、加工的進步和特點”，“漁戶、稅課、土貢和漁鹽管理”等方面探討了明清漁業的發展特點，涉及到了與本書專題相關的漁業生產、漁業經濟的有關問題。但由于篇幅所限，其所反映的明清時期的內容仍失之簡陋。按其所分階段，自公元1279年至1840年約近600來年的漁業歷史，僅用不足2萬字的篇幅來描述，可見其所能體現的內容的局限性。再則，可能由于學術交流的局限，該書明顯未能吸收上述吳智和先生論文的研究成果。
國外學術界對于中國漁業史的研究較少，只有少數日本學者關注這一課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學者陸續有相關論著發表，1995年4月，日本刀水書房出版發行了中村治兵衛先生的集大成之作一《中國漁業史研究》。全書分序文及唐朝的漁業政策和魚類的流通、唐代的漁法和漁具、宋代的魚稅漁利錢和漁場、宋代的漁法和漁具、明初的漁課和河泊所官的地域回避、明代的河泊所和漁民六章。該書是目前所見最為完備的一部外國學者關于中國漁業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即使同國內的同類研究著作相比較，其學術價值也是十分突出的。事實上，該書的主體部分，即一至六章的內容，均于七八十年代陸續以單篇論文的形式發表，因此，可以說該書基本上是各單篇論文的集合稿。其書資料翔實，論證細微而具體，本文即從中吸取了不少養料。但由于研究主題所限，該書對各時期各地區的漁業分布及其自然背景較少涉及，更未涉及對漁業經濟變遷及其原因等的系統分析。故筆者認為，漁業通史的完備還有待于各斷代的細致研究。
除以上幾部漁業通史專著外，筆者亦于《農業考古》(以下簡稱《考古》)和《中國農史》(以下簡稱《農史》)兩期刊物中見有少數幾篇前學者的研究論文，如：《考古》1982年第1期載邱峰先生的《中國淡水漁業史話》，《考古》1984年第l期載邢湘臣先生的《漁業史淺談》等。涉及漁業斷代史的論著亦較少見，就筆者所知，僅有寥寥可數的幾篇見于《考古》與《農史》中，如：《考古》1994年第3期載傅興有先生的《漢代漁業簡論》及陳偉明先生的《唐宋時期的漁業生產》，1996年第3期載張劍光先生的《唐代漁業生產的發展及其商品化問題》，1999年第1期載楊釗先生的《先秦時期的漁撈業》和魏露苓先生的《唐代水生動植物資源的開發利用》。由此可見，論及先秦及漢唐者稍多，而論及明清者少。就筆者所知，與本文研究時段相關的論文極為少見，僅有閆富東先生的《清初廣東漁政述評》一文見于《農史》1998年第工期，然其所討論的基本上是沿海地區的海洋漁業政策，與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一一淡水漁業關涉不大。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第5期《江漢論壇》上發表了張建民先生所著《明代湖北的魚貢魚課與漁業》一文，該文資料較為翔實，論證頗為縝密，本書的相關部分對其所論即多有參考。由于一文之篇幅所限，作者并未詳細探討明代該地區漁業經濟的地位及其變遷，也沒有進一步展開討論導致漁業變遷的自然及社會原因。但無論如何，該文在區域漁業經濟史上的學術地位是不可否認的。
與漁業通史、漁業斷代史相比較而言，學術界對各種漁業專題史的研究則相對較多。論題涉及魚類、漁船、漁具、漁法和水產資源保護等各個方面，其中尤以涉及漁業技術者居多。論及魚類者主為觀賞魚類如金魚等品種的培育與鑒賞，如：《考古》1982年第工期載張仲葛先生的《金魚史話》，《考古》1999年第1期載陳偉明先生的《明清時期觀賞魚的養育與鑒賞》。論及漁船、漁具與漁法者最多，如：《考古》1994年第3期載李崇州先生的《“活艙”史話》和邢湘臣先生的《漁船考》，《考古》1982年第工期載田恩善先生的《網具的起源與人工魚礁小考》，《考古》1998年第3期載倪根金先生的《中國古代植物藥魚考略》。所有這些漁業專題史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對筆者的研究有所啟發和裨益。但值得提出的是，學術界進行研究的漁業專題尚太<P，rn6且多為傳統的視角，即大都只注意漁具、漁法等而較少論及漁業經濟的發展變遷。
筆者曾于1999年上半年前往上海水產大學搜集資料，其時拜訪了現仍健在的漁業史專家一一叢子明、李挺主編的《中國漁業史》的撰稿人之一吳有為先生，聽其介紹知上海水產大學曾專門成立有漁業史研究機構并陸續出版有多期《漁業史》，惜于80年代后期因多方面的原因即撤消了漁業史研究機構，《漁業史》也就�？崔k了。那批《漁業史》刊物及珍貴的相關資料亦幾經輾轉，下落不明，筆者因而未能得見其貌，想必收錄有相當數量和質量的論文。
綜上所述，可以說基本上反映了中外學術界關于中國漁業史，尤其是淡水漁業史研究的歷史和現狀�？偟膩砜矗瑢W術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是極為薄弱的.，雖然已出版了好幾部大部頭的中國漁業通史，但其內容大都以研究近現代為主。日本學者的研究雖然大為前進了一步，但也還是以現象的描述為主，而缺少規律的總結及原因的分析，較少涉及區域漁業經濟的盛衰變遷�；谝陨涎芯楷F狀，筆者不揣谫陋，定下本書的研究主題，希望能以此引起更多學者同人的興趣和討論。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布局
歷史地理學研究采取的手段很多，本文運用并有機結合歷史學、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經濟學、計量學等多種研究方法，盡量充分利用和發揮邊緣交叉學科知識基礎的優勢。而主要采用的是歷史文獻排比分析的方法，所用的歷史文獻主要有以下幾類：其一，沿江各省區的通志與府、州、縣志及其他地方文獻；其二，《明會典》、《清會典》、《明史》、《清史稿》等官修正史及《明實錄》等檔案材料；其三，明代四庫及四庫存目文集和《清經世文編》及《萬歷野獲編》、《廣志繹》等筆記材料；其四，明黃省曾《養魚經》、徐光啟《農政全書．江西養魚法》等魚書及《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中有關魚類及漁業部分。以上四類文獻中，以一、二類即各地方志及官修史書為最主要的文獻，此外，也參考了近現代學者的部分相關論著。除歷史地理學研究常用的方法手段外，經濟學和計量學的研究方法在本文中的運用較為突出。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表格、數據，并對其進行統計分析，力求不僅在事物的性上反映問題，而且在事物的量上說明問題。文中和文后還附有一些插圖和地圖，使用大量表格、插圖及地圖是為能直觀、形象而又簡明扼要地說明問題或證明論點，避免大量文字敘述的冗長、拖沓之病。
本文共分九章。前六章分別為明清時期湖北(上)、湖北(下)、湖南、江西、安徽、長江三角洲各區域的漁業經濟，論述各區域漁業的分布及其變遷、漁業課稅在地方總課稅中所占比重及其變化，意即其所反映的漁業經濟在區域總體經濟結構中的地位及其變遷等。后三章分別為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漁業生產、水產市場、漁政制度及其變遷，將長江中下游地區作為一個區域整體進行研究。最后是本文的結論，總結了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漁業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及在不同時段地位的升降變化，并橫向比較了長江中下游地區中各分區漁業經濟的地位及其在不同時段的變遷；指出明清時期長江中下游沿江河湖水域地區的經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轉換，即從漁業經濟占據重要地位一一漁業經濟退縮、漁農兼作一一農業占絕對地位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與這一經濟結構的轉換相伴而生的是洪澇災害的日趨頻繁與劇烈的惡性循環，在此基礎上揭示出國家與社會(人)、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動，強調改善和協調逐步惡化的人地關系的重要性，并提出當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防洪抗洪與河湖水系治理的可行之策。
�、佟逗Ｉ先思摇Ｑ鬂O業經濟與漁民社會》，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诶钍亢�、屈若搴《中國漁業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6頁、第14頁。
�、邸逗Ｉ先思摇Ｑ鬂O業經濟與漁民社會》，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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