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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高等教育多學科研究中的歷史研究探微
[論文摘要]在《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一書中，哈羅德·珀金教授運用歷史學的方法對歐美大學的產生與發展歷史進行了理論梳理。通過對該部分的解讀，我們可以獲得一些關于我國高等教育歷史研究方面的啟示。 [論文關鍵詞]多學科研究 歷史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研究 啟示
一
1984年出版的由高等教育研究專家伯頓·克拉克教授主編的《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一書首先提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視角——多學科研究，這種新的研究視角開創了國際高等教育研究的新局面，專家們預言：十年以后西方高等教育將出現復興，需要對高等教育進行深入的、多學科的、跨國的研究。隨著1988年該書中譯本的出版和1991年由潘懋元先生主編的《多學科觀點的高等教育研究》一書的出版，多學科研究作為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已經為廣大中國高等教育理論研究者和實踐探索者們所接受，逐漸成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陡叩冉逃抡摗芬粫謩e從歷史、政治、經濟、組織、社會學、文化、科學和政策的角度出發，通過自己“學科領域的透鏡觀察高等教育”，然后由伯頓·克拉克教授站在高等教育研究的立場上對這八種觀點進行總結，“指明這些觀點怎樣導致產生一個更大的聯系而不是離析的框架”，這些框架分別是政治與市場、結構和文化、科學與高等教育，八種觀點最后都導向“政策”和“管理”。本書內容紛繁復雜、觀點新穎，我們這里僅對歷史的觀點進行解讀，希望能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歷史研究得出一些啟示。
二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哈羅德·珀金(Harold J.Perkin)教授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高等教育的歷史、特別是西方近代大學的產生與發展進行了理論梳理。珀金教授認為：“與各門學科相比，歷史學是一門題材廣泛、方法多樣的學科�！瓪v史學家們常常必須闖進其他學科領域中去，利用它們的研究成果與方法為自己的研究服務�！睆倪@一點上講，歷史學與高等教育的研究倒是非常相似。潘懋元先生在對多學科研究高等教育的必要性進行論述時闡明了這樣的觀點：“無論從高等教育系統與社會各個系統的外部關系上，或從高等教育各個專業的內部關系上，都有必要從不同的學科觀點，運用不同的學科方法來認識高等教育的功能與價值�！�
研究歷史或是出于對某一社會現象或學科的發展史進行探究的目的，僅僅是按照年代順序挖掘整理史實材料嗎?珀金教授并不這樣認為，他認為歷史學“是一門解決問題的學科，它向現實(或一度是現實的)世界提出種種問題，并努力探尋問題的答案”。這種觀點在我國現實當中并不陌生，例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讓歷史告訴未來”都有著與這種觀點相近的意思。那么歷史研究的內容是什么呢?珀金教授的回答是“變革與穩定”。他指出：“它既研究未被人們承認的和人們尚未預見的變革，同時也研究人們計劃的或有意進行的變革；既研究影響全部人類組織機構興衰的潛在過程，也研究對待變革的頑固抵抗行為。”而高等教育史最能體現這種思想。近代意義上的大學產生于12世紀的意大利和法國，發展到今天，大學還是大學，但是無論是在含義上還是目的上，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社會職能上，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國家的大學都是不同的。大學是培養人才、學術研究和為社會服務的場所，但是“我們只有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具體環境里才能弄懂大學的這些任務究竟是什么”。大學“依靠改變自己的形式和職能以適應當時當地的社會政治環境，同時通過保持自身的連貫性以及使自己名實相符來保持自己的活力”。鉑金教授將歐洲大學的發展史分為四個階段：中世紀的大學(近代大學產生到15世紀)、近代大學(16世紀到19世紀中)、以德國柏林大學為代表的現代大學時期(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后工業社會的“軸心機構”時期(20世紀中葉以后)。他分別對這四個時期大學的“變革與穩定”進行考察，以期從歷史學的角度對高等教育進行深入細致的審視。
大學自12世紀誕生以后，盡管經歷了許多的變化，但最終連綿不斷地發展至今，其中有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即大學是因為其對知識的自由追求而存在，大學的發展史就是自由和控制矛盾關系的發展史。在大學發展史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當大學最自由時卻最缺乏資源，當它擁有最多資源時卻最不自由”，但這僅是一個現象而非大學發展的規律，也不能就此而說明在當今科技飛速發展、物質財富較為豐富的時代，大學就必須失去自由。很明顯，失去學術自由的大學將最終走向毀滅。那么，大學如何在當今時代保持獨立追求知識所需要的自由?正如鉑金教授所言，“人們將拭目以待”。
歐洲大學誕生在一個“既分裂而又分權”的社會環境之中，中世紀的歐洲存在著兩個并列的權力中心：即宗教神權和世俗皇權。在這兩個權力中心的支配下，社會被一分為二：從教皇與皇帝開始，通過大主教與國王，直至主持與貴族、教區牧師與莊園主。社會存在著兩類不同的法律和審判機構。兩種權力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不斷地進行著斗爭，斗爭促使權力中心雙方都要爭取同盟者。當市鎮興起之時，商人和手工業者組成行會，一方面保護自身的權益，另一方面組織起來向教會或世俗皇權爭取自主權——要求頒發特許狀。歐洲的大學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以“學者行會”的形式誕生了。學者行會也從教會或世俗皇權那里獲得特許狀，擁有了諸如獨立發表自己的見解、自由遷徙等方面的自主權。歐洲大學誕生以后發展很快，12世紀只有4所大學，到了1500年已經增加到了58所，遍布整個歐洲大地。
從16世紀到19世紀中葉，歐洲大學經歷了一個由衰落到復興的歷史發展階段，珀金教授是以英格蘭與蘇格蘭為例來說明這個階段的大學發展的。中世紀的大學是名副其實的“象牙塔”，學術研究與社會實際并無多大關系。從17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初，英格蘭的大學都因為學生的奢侈浪費以及激進主義而為人們所不齒。傳統大學對科學技術采取了拒絕的態度，這促使新興的大學在英國誕生，“如果社會不能從原有機構中獲得它所需要的東西，它將導致其他機構的產生”。新興大學的興起不但復蘇了英國衰落已久的高等教育，而且使得科學技術很快被包括傳統大學在內的高等教育機構所接納并成為大學系統中舉足輕重的學科門類。
歐洲大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以德國柏林大學的興起為里程碑的。眾所周知，柏林大學的主要創辦者洪堡提倡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大學理念，被人們尊為“洪堡思想”。實際上洪堡是個人文主義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認為大學是“社會道德的靈魂，是為了確保獲得最純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識(Wissenschaft)”。如果說英國新興大學產生的主要原因與動力是社會對科學技術的需求的話，那么柏林大學與“洪堡思想”的產生卻不是社會需要的產物，而是思想的產物。洪堡思想當中的“科研”與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科學研究的含義有很大的不同，Wissenschaft不同于實際知識或應用科學，它是指能夠有助于學生智力的訓練、道德的提升和情感的培養的所謂“純粹”的知識。盡管如此，洪堡思想成了歐美大學史上標志性的思想并為其他各國大學所效仿，例如英國的劍橋和牛津曾效仿德國大學的教授制，而美國大學把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思想與大學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結合起來，這就是著名的“贈地法案”、“威斯康星思想”和“康乃爾思想”。美國在效仿德國大學做法的另一個創舉就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創辦，美國人認為，一所大學“除非有相當一部分人力、物力專門用于研究，否則它就不可能成為一所大學”。美國大學在舉辦研究生院方面所獲取的成功經驗既是對洪堡思想所做的“美國式”的改造，同時也是美國人對歐美大學乃至世界大學發展所做的貢獻，又為其他國家大學(包括德國大學)所效仿。日本大學在效仿德國經驗時同樣是有選擇性的，日本大學提倡的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把重點放在了實用科目與應用科學上。日本大學的講座制也具有自身特色。從各個國家對德國大學的選擇性效仿方面我們可以領略到現代大學的魅力，大學是一個包容的機構，而不是一個為就此而舍彼的機構，大學是一個國際性的機構，同時也是民族性的機構。這“說明了大學發展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
20世紀6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都進入了一個大發展時期，大學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軸心機構”，大學在自由追求知識的同時，與社會發展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后工業社會之需要大學一如大學之需要后工業社會。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既依賴于知識的不斷進步，也依賴于知識分子的再生產，正如工業社會依賴于資本的不斷投資和有技術的管理人員、工人的再生產”。新時期的大學在成為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軸心機構”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困境：一是大學對國家財政撥款的過分依賴使得政府(主要是地方分權制國家)加強了對大學的控制，以至于威脅到了大學的學術自治；二是大學開始向法人官僚機構發展，形成了學術人員與專職行政人員的對立以及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對立；三是精英高等教育與大眾化高等教育之間的不相容性，使得大學對高深學問的追求與社會公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間出現矛盾。如何走出這些困境、解決業已出現的矛盾并且繼續保持傳統大學對知識追求所需要的自由，成為現時代大學必須急切考慮的問題。
三
《高等教育新論》選取了八個學科或領域對高等教育進行了“舞臺聚光燈”式的研究，而在這八個學科或領域中，我們認為將“歷史的觀點”排在第一位并不只是簡單的“排名不分先后”的問題，這恰恰說明了歷史研究的重要性。
珀金教授認為，“一個人如果不能理解過去不同時代和地點存在過的不同的大學概念，他就不能真正理解現代大學”，歷史研究的作用在于“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兒，它幫助你了解你曾去過哪兒”。如前所述，歷史的研究并不只是對過去曾發生過的事情的再現，而是為現實的問題尋求答案。歷史研究的觀點還告訴我們，歐洲大學在不同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16世紀以后，總是與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緊密結合，表現出很強的文化特征。
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界在對待歷史研究的態度上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價值取向：一是認為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的歷史很短，沒什么可研究；二是研究歷史對解決實際問題沒有多大的現實意義；三是在僅有的歷史研究中，也只是就歷史而歷史，以再現歷史事實為主要研究目的，對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認識不夠；四是認為大學的歷史僅僅是西方大學發展的歷史，嚴重忽視了我國古代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五是高等教育史，延伸到教育史乃至整個歷史學科都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從目前這些學科專業在我國的研究、教學以及招生與培養的現狀中都可以得到印證。
通過對《高等教育新論》的閱讀以及對其歷史觀點的深入研究，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啟示，也許對解決我國高等教育歷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會起到一些微薄的作用。
首先，要有一個合理的對待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的態度。在對待歷史文化傳統和外來文化的態度上，我們慣用的方法是“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但是何為精華與何為糟粕卻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不同階層的人們總是在做出價值判斷時滲入了太多的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東西，使得精華與糟粕變得模糊而不可確定。況且就文化整體而言，精華與糟粕本身也許是共生并存的。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科學文明的沖擊之下，我們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出現了太多的“劍走偏鋒”現象。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以前國學與西學的論戰還只是存在于文化領域的話，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已將這場論戰“劍走偏鋒”地導入政治領域，而后者因為執政黨的價值取向而使得中國傳統文化幾乎喪失了存在的空間，“十年內亂”使其達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因為思想禁錮的解除而有所好轉，但是，被割斷的顯性歷史文化傳統被重新續接顯然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可能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從歷史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非常重要，我們需要研究大學發展的歷史，如同我們重視歐洲大學的發展史一樣，我們還須研究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讓歷史去告訴未來。而這樣做的前提條件就是我們應該對歷史有一個尊重的態度，尊重歷史就是尊重人本身。正如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所言：“當古代文化被遺忘時，整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就是野蠻。就如一件東西脫離了根本，它就會毫無方向地飄蕩，這也就是我們失去古代文化之后的景象�！�
其次，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歷史雖然很短，但我國卻有著悠久的高等教育發展史。以什么標準來劃分高等教育，潘懋元先生主編的《多學科觀點的高等教育研究》一書在“歷史學的觀點”里列舉了兩個主要的論點：一是約翰·S·布魯貝克(John S.Brubacher)認為“高等教育是社會文化中高層次的教育”，
“是最高層次的學習階段”。二是潘懋元先生認為“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礎上的專業教育，以培養專門人才為目標”，所以，“嚴格地說，近現代高等教育則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才形成的”。實際上，這兩種觀點并不是完全針鋒相對的，潘先生對高等教育所給的定義本身是站在現代大學的立場上作出的，他并沒有完全肯定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高等教育”并非高等教育，而是給高等教育加了引號。顯然，加了引號的高等教育也是高等教育。
從近代歐洲大學發展的歷史來看，各個國家在借鑒所謂“先進”經驗時都表現出很強的選擇性，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是在互相學習并與本身文化傳統的交互作用下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它既具有很強的國際性(共性)，也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個性)。實際上，每所大學都具有自己的個性，個性也許是大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活力源之一。所以，以我國現代大學歷史較短為由而忽略對我國悠久的高等教育歷史進行研究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研究高等教育的歷史，或是從歷史的觀點研究高等教育，不僅需要研究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而且也應該著力挖掘我國古代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事實與經驗，后者也許更加重要。著名學者涂又光先生在講課時曾說過：“我們要辦中國的高等教育，不能辦在中國的(西方)高等教育，我們要辦中國的大學，不能辦在中國的(西方)大學�！蔽覈F有的大學是一個世紀以來引進西方制度的產物，是學習先進經驗的結果。中華民族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一個極富包容性的文化。如前所述，大學是包容的機構而不是為就此而舍彼的機構，同樣的，中華文化也沒有必要為就此而舍彼。就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而言，為學習先進而舍棄自身無異于邯鄲學步，況且學習先進的東西必須以本身文化為“砧木”，方可使所“嫁接”的東西“枝葉繁茂”，更具生命力。
所以，在中國發展高等教育、建設“一流的大學”，學習先進的經驗是必須的，而把“大學”與我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從我國古代燦爛的文化當中、從悠久的高等教育發展歷史當中汲取營養也同樣必須。例如“從夫子游”式的教學方式、“稷下學宮”的講座式教學以及宋明時期的書院、各個時期的太學、國子監辦學形式等，同樣對我國現代大學具有借鑒作用。如果說大學中自然科學的學科領域我們必須以西方發達國家為“榜樣”的話，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在大學中何去何從，還需更多地要向我們的古人學習。
“真正的歷史學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順序挖掘史實材料的一門學科，而是一門解決問題的學科，它向現實(或一度是現實的)世界提出種種問題，并努力探尋問題的答案”。哈羅德·珀金先生的這番話告訴我們至少在學術研究中應該善待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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