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傳抄活動對知識傳播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知識的復制 傳抄 立言 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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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傳抄是中國含代知識復制最根本的方式，有其產生發展的淵源，對后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傳抄活動的主要動力是基于為拄圣繼絕學而“立言”，或是宗教信仰的“修功業”，或是作為知識人謀生的手段。一于余年的傳抄活動，在傳播知識和文化的同時，對傳抄者的思想、著述方式也生產了深刻影響，述而不作引經據典的思維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創造性，影響了近代知識產權思想的產生。
知識是人類思想、經驗的總結，作為知識載體的書籍的傳抄、傳播活動，是人類知識乃至文明傳承的重要方法。我國古代的文獻資料浩如煙海，在印刷術廣泛應用之前，手工的抄寫活動，是文獻復制、傳播的主要形式。文獻傳抄活動，受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傳抄介質的進步影響比較大，它肇始于漢代，興盛于六朝，直至隋唐，在宋代印刷術得到廣泛應用之后而成為非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寫本、抄本資料具有的特殊意義，直到明清時期，以手寫傳抄方式復制的文獻資料仍受到特殊的關注，因而，手寫傳抄活動得以延續。
一、傳抄活動發展的社會背景
秦漢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圖書的需求促進了藏書事業的發展，也推動了以簡帛為載體的書籍的生產，促進了書籍生產唯一方式—傳抄活動的發展。秦漢時期的最高統治者對藏書事業，特別是官藏圖書，是較為重視的，即使是推行文化禁錮政策的秦始皇和文化素養不高的漢高祖劉邦，也不例外。
西漢時期更是廣開獻書之路、征遺書于天下，進而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并鼓勵民間廣置經籍、講學授徒，于是到了東漢，都城市肆中就有了專門的“書市”，人們能夠方便地購買到要看的書籍。百年之間國家征集的圖書已“積如丘山”。后來，隨著造紙技術的發展完善及普遍應用，引起了圖書載體的革命，人們通過傳抄的方法，制作寫本書，增加自己的收藏。
隋唐時期，特別是六至七世紀之間，是我國寫本書發展的極盛時期。這一時期的圖書主要是依靠抄寫。學者士人對自身著作流傳后世的期望、藏書文化的初步形成、科舉取士制度形成的大范圍儒家經典讀者群等，與鄰近諸國的文化交流等都對圖書抄寫的數量與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兩宋至明清，是我國圖書事業空前發達的時代，由于科舉考試、官府及私人藏書的需要推動了圖書在種類和數量上的驟增，盡管這個時期雕版印刷術逐步發展并成熟，但寫書、抄書仍然是產生圖書、復制圖書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手抄書多是孤本、善本，歷來為藏書家和學者所重視。
二、傳抄活動發展的動力
封建社會“三不朽”的思想是驅使傳抄活動發展的重要動力。自秦漢至明清，官府、私人的書籍傳抄活動生生不息乃至蓬勃發展，有其重要的思想基礎，即封建社會“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歷代官府不惜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編纂卷帆浩繁的書籍，其根本目的是傳播統治者的思想，歷代的正史中，核心的內容之一就是記錄統治者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事跡。通過這些書籍的編纂和傳播也為封建社會建立了“三不朽”的標準，推動士子們前赴后繼地為這個“崇高”理想而努力�！洞呵镒髠髯⑹琛酚涊d:“魯有先大夫曰減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三不朽”中，“立言”尤為重要，因為“古之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然德有厚薄，功有淺深，未必并行而俱遠也。而能使千載之下聞而知之者，猶若見而知之是，豈非立言?君子之力哉!故夫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另外，對于統治者來講，“立言”的重要性還在于“為往圣繼絕學”。歷代封建統治者為抬升自己的“正統性”，無不通過“立言”標榜自己統治思想是“為往圣繼絕學”，而立言的重要途徑就是組織編纂、傳抄大量的典籍，從而建立以儒家經典及相關闡釋為代表的統治思想理論體系。從歷代正史的編撰也可以窺見這種一脈相承的思想，唐代以后按照經、史、子、集分類方法來劃分文獻，其中經、史是儒學經典和正史，而子、集則是先秦以來諸子百家及個人編纂、著述的著作，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統治者和個人在三不朽方面的追求。
自漢至明清，歷代政府組織的抄書活動不可勝數，僅舉幾個典型的案例，如前所述，漢代的大規模抄書活動，南北朝時期的大量抄寫佛經活動;宋仁宗嘉佑年間，一次抄書一萬六千余卷;而《永樂大典》的抄寫僅抄書手就有二千六百六十九人;《四庫全書》著錄圖書三千四百余種，七萬九千多卷，其中子、集分別為一萬七千多卷和兩萬六千多卷，占總書的總卷數的近百分之六十，為了完成抄寫工作，先后選拔三千八百二十六人，每人每年要抄寫三十余萬字。歷代民間薪火相傳的私人抄書、藏書活動，在完成自身學習、教育目的之外，通過編撰自己的著作，也實現了“立言”的追求。“三不朽”的精神追求，推動著政府、個人傳抄活動的蓬勃發展。
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業”，是傳抄活動尤其是佛教、道教經籍傳抄活動的動力之源。(東漢至隋唐)“佛教經典傳人中國后，民間流傳有抄寫佛經能祈福攘禍的說法，形成抄書的風潮。”虔誠的信眾為著“修功業”目的，而抄寫或請人抄寫特定的宗教典籍，以實現“祈福攘災”的理想。
魏晉南北朝是佛教、道教蓬勃發展的時期，宗教典籍的翻譯、傳抄、傳播則起到了助推佛、道發展的作用。北朝諸帝皆阪依佛門，佛經成為皇家藏書的重要部分。隋文帝時期，抄寫佛經13萬卷，修治故經400部，“開皇元年，…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端鍟�·經籍志》中的著錄，收道家經典377種，共1216卷;佛教經典1950種，6198卷，佛經總數幾乎達到《經籍志》的二分之一，卷數約占六分之一，從這些數量龐大的宗教典籍，也可窺見當時以手工方式傳抄的盛況。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形成了以抄經為功德、鼓勵信眾大量復制經卷的抄經“功德觀”，這種信仰的內心動力驅使著某些信眾不遺余力地去抄寫宗教典籍。另外，古人的一些抄經修功業還與傳統的孝道相關。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曾因其弟王安國“養母盡力。喪三年，嘗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眾”而大加贊賞。蘇軾也曾專門寫文頌揚友人朱壽昌棄官尋母的高尚行為，其敘日:“…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舍去。長大懷思，涕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蘇軾也在父母親的忌日抄寫佛經，以寄托追思之情。有人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不贅述。
以抄寫作為謀生手段乃是一部分傳抄者從事傳抄活動的動力之一。印刷術被發明之前，書籍的傳播、銷售完全靠人工抄寫復制，于是就出現了以此謀生的職業，只是在不同時期其從業者的身份、稱謂不同而己。在我國古籍中，從事該類職業的人稱謂“傭書人”、“書人”、“書手”、“書工”、“群書手”，或者以職業的性質來代替，如“傭書”、“書本”、“楷書”等。另外，對于專事抄寫經書者，則稱謂“經生”，其傳抄活動稱為“寫經”。有學者考察，對從事傳抄這個職業者最多的稱謂是“書手”，指古代官府里從事文字抄寫之大小官吏，具體負責謄錄公文、繕寫典籍、抄寫經文等事務。最早從事該類職業的人，應是史官�！稘h書·藝文志》說“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由于文書檔案的記錄、編輯都是由史官承擔，所以隨著史官權職的逐步分化最終導致專事抄寫角色的出現。
漢代成帝時，在太常寺設置“寫書之官”，職責是將整理的國家圖書進行繕寫，所以就是實際上的“傭書人”�！逗鬂h書·班超傳》記載:“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這是史籍中第一次以“傭書”出現的明確記錄。從這兩個記錄看，這些早期的傭書是政府行為。《三國志》記載，闡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說明當時以抄寫為業的不僅僅服務于政府，也有為私人服務的情況，應該說為私人服務的情形應該更多。
六朝時期，政府設有負責抄書事務的青吏，一些高官養著抄書人。《魏書·蔣少游傳》載少游因傭書而知名，“性機巧，頗能畫刻”，“以墉寫書為業，……后被召為中書寫書生”。又《北齊書·張景仁傳》載，景仁“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同書《趙彥深傳》載，(趙彥深)“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人觀省舍’，�！端螘�·吳喜傳》亦載，喜少時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顯然，此時傭書人亦備受青睞�！对漆吆灐份d(劉宋陶貞寶)“家貧，以寫經為業，一紙直價四十”。在北方，傭書業也很盛行�！段簳�·崔光傳》載崔光“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同書《崔亮傳》載崔亮“居家貧，傭書自業”。至隋初，長安傭書業依然興隆�！端鍟�·沈光傳》載(沈光)“家甚貧簍，父兄并以傭書為事”。
東晉人王嘉所撰小說集《拾遺記》記載漢安帝時，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于洛陽市傭書。美于形貌，又多文辭，來嗽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稱為善筆而得富。”此事雖不足信，但它畢竟是社會生活中工于抄寫的一個側面反映�！端鍟酚涊d“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二十人，從九品，掌抄寫御書。這很明確說明了抄寫人員是具有一定職位的人員，并且享有一定的待遇，盡管這個職位有些低，但已經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職業。
唐朝是“寫本時代”最為鼎盛而又高度重視史學工作的時代。為了保證史書的修撰，當時曾在官方最重要的修史機構史館配備了各種人員，“書手”即其中之一職位�！缎绿茣�·藝文志》記載，“貞觀中，魏征、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鑒于當時缺書的情況，唐政府選定專業抄書之人，命名為“書手”，專事抄書�！缎绿茣�·百官志二》對史館的后勤人員也有記載:“有令史二人，楷書十二人，寫國史楷書十八人，楷書手二十五人，典書二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熟紙匠六人”。這說明從事典籍傳抄的人員，具有一定的職位。
兩宋至明清，是雕版印刷成熟至廣泛應用的時期，但出于種種原因，政府和私人的抄書活動卻一直得以保留和發展�！段墨I通考》記載宋代還設置了“補寫所”一類的機構，進行大規模的抄書活動，當時官府藏書多是抄寫本。成書于宋代的《麟臺故事》記載“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令史館別置楷書二人，專掌抄寫日歷，月給錢一貫五百、米二石，春冬賜衣”。說明當時從事抄寫的從業者具有一定的職位。成書于清代的《皇朝文獻通考》記載，“(乾隆)四十四年奉諭，……爾等出示諭安徽、江蘇、浙江舉貢生監等，有精于書法愿赴內廷抄寫者，報名考試”。說明抄寫工作的從業者可以通過一定的考試，獲得職位，這說明當時專事抄寫是一個職業，并可以通過考試的形式獲得這樣的職位。明代《永樂大典》、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抄書手都有數千人。明清時期，隨著私人藏書的興盛，民間抄書、藏書更是遠遠勝過官府的抄書活動。
三、傳抄活動對知識傳播的影響
傳抄活動促進了知識的傳播，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其功不可沒。傳抄活動是印刷術發明之前，知識復制傳承的主要手段，即便在印刷術發明之后，也仍然是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國古代的文獻資料浩如煙海，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形載體，傳抄活動在抄寫、復制文獻典籍的同時，也就使得知識得以復制、傳承，保證了文化的延綿不絕、長盛不衰。在宋代印刷術得到廣泛應用之后，雖然傳抄不再是文獻資料復制傳播的主流形式，但由于手寫本、抄本資料具有的特殊意義，直至明清時期，以手寫傳抄方式復制的文獻資料仍受到特殊的關注，承載著更多的知識信息，具有不同一般的社會價值，因而仍然受到青睞。封建社會，正是以傳抄為主的知識復制工作，才使得文獻資料得以流傳開來，讓社會底層的人們具有獲得知識的機會—受教育的機會，推動了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略舉兩例，據《詩話總龜》記載“袁俊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為計。”又《卻掃編》記載(魏衍)“見異書猶手自抄寫，故其家雖貧而藏書亦數千卷。”另外，傳抄活動促進了漢字結構、書寫方式的完善。漢字自甲骨文始，至秦帝國統一文字為小篆，漢字的結構、書寫方式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漢代隨著紙張的發明，書寫介質的發展推動了知識傳播的飛躍，由于大量、高效的抄寫書籍、宗教典籍的需要，也必然促進漢字結構、書法的發展完善，“經生體”的形成就是一例。
傳抄活動尤其是對圣賢經典的傳抄，培養了傳抄者借助已有的圣人之言來表達、傳遞個人的理念、思想的思維模式，并逐步形成為民族的公共習慣，從某種意義上講，約束了傳抄者的創造性。在科舉制度影響下，儒家經書的內容被不斷復制翻版，這又極大地限制了多元文化信息的傳播，培養了學者“述而不作”、善于引據經典版本的思維方式。由于這種文化傳統的深厚積淀，當一個異于“經典”的新思想、新觀點一出現，就會引起周遭的基于固有觀念的反對和壓制，而鮮有客觀分析和理性接受，或許這也是促成封建社會后期中國人創造力不足、因循守舊的文化基因之一。一個例子，或許能有助于理解這種現象。
“仙搓”一詞典出晉張華的《博物志》:“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l}者，年年八月有浮搓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搓上，多資糧，乘搓而去。十余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余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諸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后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自此之后，各類文獻典籍中有關仙搓的記錄六百余處⑥，或是亭、橋、江、閣之名，或是音樂曲調之名，僅有《太平廣記》的一則記錄與“仙搓”實物相關:《太平廣記》卷四O五引《洞天集》:“嚴遵仙搓，唐置之于麟德殿，長五十余尺，聲如銅鐵，堅而不蠢。李德裕截細枝尺余，刻為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以來失之，搓亦飛去。”
其他更多的則是詩文中浪漫的用典，在所有記錄中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典型的如唐代杜甫的詩《過洞庭湖》:“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搓”;唐代韋莊的詩《夏口行寄姿州諸弟》:“回頭煙樹各天涯，婆女星追速寄家，……誰道我隨張博望，悠悠空外泛仙搓”;宋代黃裳的詩《題臥陶軒》:“八月仙搓偶相送，寥郭孤飛與誰共?”元代許有壬的詩《次韻可行記塘上草木二十四首》之一“枯樹影在水，浮動如仙搓，昨日春意鬧，今朝雪滿沙。”明代張以寧的詩“秋風吹海送仙搓，夜色新涼曉轉加，歸日阮郎應一笑，小春洞里又桃花。”等等。
從這些卷峽浩繁的記錄看，很少有人去想辦法在現實中設計、制造一個“仙搓”，以便借此往來于人間仙境。沿著思路走下去，哪怕是一代人往理性、科學的方向前進一小步，也會在幾代、幾十代人的數百、千年的積累之后，實現現代意義上的飛行器。而令人遺憾的是，晉代就有的這種飛行器的靈感，一直以來就僅僅停留在人們無限美好的想象之中，成為存在于理想中的一個騰飛工具而不是現實世界。后來者，在浪漫主義的理想世界里，不管用多么美妙的句子去修飾和描繪，都不會推動實踐中哪怕是一厘米的科學進步，“不積畦步，無以至千里”。
如前所述，傳抄活動是古代一部分有知識的士人謀生的手段。作為職業的傳抄活動，其目的就是按照“母本”的樣子進行機械復制，不能變動傳抄內容。這個過程也就更強化了傳抄者的機械復制，而不能更多地去發揮創造性。士是古代中閏“社會的良知”，他們“作為一個承擔著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至終便在中國史上發揮著‘知識分子’的功用”，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靠抄寫而謀生，這種職業也會某種程度上限制其本身的創造性。這方面的內容將另文探討。
古代的傳抄活動，由于一些人為原因造成知識復制過程中的誤訛，影響了知識的傳播。在古代有些典籍編撰、傳抄過程中，為尊者諱，人為竄改文獻內容，造成知識所包涵信息的缺失。陳垣先生做過專門的研究。
傳抄活動也帶來諸多文獻內容簡單重復的弊病，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傳抄者對知識產權的漠視。文獻重復現象的產生，是因為一開始就把傳抄作為了產生文獻、書籍的重要方式。南北朝是抄撰圖書的黃金時期，《文獻通考》記載:“自后漢以來，學者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南北朝時期，還專門設置了“抄撰學士”之官，主管抄撰工作，據《北史·庚信傳》:“(徐)搞子(徐)陵及(庚)信并為抄撰學士。”抄撰就是邊抄邊撰，抄撰一體，抄中有撰，撰在其中，抄書就是著書，也就是近代梁啟超所說:“善鈔書者可以成創作”。這也就造成很多文獻一篇、一段文字，通過編輯不同的集子，自古傳抄至今，造成簡單重復。例如，文獻中的“類書”，類書目的是準備資料、積聚資料，在為撰寫文章、臨事應對的需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后來，很多編纂者利用這種方法來編輯書籍，編輯過程中簡單照搬原來的內容，僅作簡單歸類，導致內容重復。
作為知識復制的主要方式—傳抄活動歷經千余年，經過長時間的積淀，使得傳抄者認為抄寫所需內容為我所用成為潛意識中理所當然的事情，不經意間培養了傳抄者對該文獻資料創造者所有權的漠視，自然也就難以產生知識產權的理念。
四、總結
傳抄活動的發展，有著重要社會背景和推動力。封建社會“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思想是驅使傳抄活動發展的重要動力，基于宗教信仰的“修功業”目的是佛教、道教經籍傳抄活動的動力來源，而以抄寫作為謀生手段則是一部分有知識的士人從事傳抄活動的動力。傳抄活動在傳播知識的同時，也培養了學者“述而不作”、善于引經據典的思維方式，抑制了多元文化的產生，限制了創造性思維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對知識創造者所有權的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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