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含意本體論的理論建構

簡析含意本體論的理論建構

    論文關鍵詞:含意　霍恩級差　言語行為理論　會話含意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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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含意指由語句暗示出來的言詞以外的意義。含意問題包含“何為含意”、“何故含意”、“何時含意”和“何知含意”等四個基本問題。本文對言語行為理論、會話含意理論和含意本體論等有關含意的理論學說進行評述;上述理論分別從各自的‘角度對含意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觀點和原則。

    一、關于“本體論”的翻譯

    本體論和存在論是對德語Ontologie(英文Ontology)的一個詞的不同譯法。“本體論”一詞，由德哲學家郭克蘭紐(RudolphusGoclnius)于1613年首創，后又被笛卡爾哲學的信徒克勞伯古斯(Jeoannes Claubergius)、德哲學家沃爾夫(Christian Wolfl')采用。他們用此詞來表示研究Onta的學問，Onta是希臘語einai的動名詞復數形式，而einai在希臘語中是動詞兼系詞，相當于漢語中的“是”、“在”、“有”等諸義。在西語中，系詞“是”與動詞“在”、“有”等為同一詞，如英語中的be，諸義并存，故又稱為“系動詞”。在漢語中，據俞宣孟先生，先秦時代尚沒有形成相當于西語中的系詞“是”，因此，漢語傳統思想中是沒有本體論或存在論的，引發開來，即無“哲學”;而且，漢語“是”、“在”、“有”并不同義，此種局面對于漢語學界翻譯ontologie或Ontology產生了一定的困難，且導致了理解的歧義性。故學界在翻譯中，多把希臘語einai的“是”之義放置一邊，取其“在”、“有”之義，遂譯ontologie或ontology為“在論”、“有論”、“萬有論”、“存在論”等。在古希臘、Ontology所研究的存在，不是“作為偶然或或然的存在”，也不是“作為真而存在”，而是“作為存在的存在”。“作為存在的存在”，不表述任何別的東西，是不帶質料的形式，具有邏輯上在先的“本質性”，故中文在翻譯時把此類存在譯成了“本體”，Ontolo-gie或ontology就順理成章地譯作了“本體論”。

    看來，“存在論”、“本體論”這兩種不同的譯法，是出現在不同的理論形態(傳統本體論和現代本體論)和運思方式中的。相同的一個詞，譯法不同，卻體現了西方本體論的歷史命脈。

    但是談到現代本體論，誰也無法繞過海德格爾。海氏自己也講他是第一個明確提出“存在意義”問題的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語言本體論可以用他的一句名言來加以概括，這就是“語言是存在的家”。這是一句隱喻的話，其意思通俗地說來大致是:世界存在的意義只有通過語言才能得到顯現，存在表現在語言之中。哪里有語言，哪里才有世界。另一方面，語言又是“人的本質的住家之所”，是人的歷史性生存的基礎。因此，語言是人要說出的東西，有了要說出的東西，人才能說，才能領悟其存在，才能生存。所以，通過海德格爾的那句有名的隱喻的語言，可以這樣來形象地比喻語言、人、存在的三者關系:語言好比一所房子，人與存在都居于其中，人是這所房子的看護者，它依靠這所房子得以親近存在，揭示存在的意義。從這個比喻性的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出海德格爾把語言和存在直接聯系起來，存在依賴于語言，語言高于一切，具有本體的意義。

    海德格爾從哲學的高度來把握語言，他認為語言可以分成兩個層次，較低的是言談，即發出聲音;較高的是語言，即通過發出聲音來展示某種意義。他認為言談和語言的關系是:語言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是言談。言談同現身、領會在存在論是同樣源始的。把言談道說出來即成為語言。人們交談的目的不在于發出聲音，而在于傳達某種意圖，展示某種意義。

    二、關于含意研究

    我國含意研究主要有三大課題:格賴斯會話含意理論研究，新格賴斯會話含意理論研究和含意本體論研究。國內徐盛桓教授在含意研究方面成績十分突出。他的系列研究已超越了(新)格賴斯會話含意理論范疇，進人到含意本體論研究。徐氏在含意研究方面已發表論文24篇，系統地對有關問題進行了研討，建構出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含意本體論是徐氏吸收了新格氏理論研究的重要成果，將其作為研究含意的本源本性問題的理論假設的基礎而提出來的。徐氏之所以提出進行含意本體論研究，是因為列文森的新格氏語用推導機制中“信息原則”引進了一個概念“常規關系”，他以為是一個關鍵的概念，可以作為建構含意本體論探索含意本源本性的基點。徐氏正是通過對含意與常規關系的關系的把握，開始了含意本體論研究。含意本體論研究的是含意的本源本性問題。含意是什么?

    含意(implication一有的譯為“隱涵”)一般指由語句暗示出來的言詞之外的意義。含意的現象古來有之，自從有了語言大概也就有了含意。但含意問題受到語言學界的重視并引起廣泛的討論則是最近幾十年內的事情。語用學研究的興起，使人們對語言的認識從語言本體結構的形式中解脫出來，發現了語境、功能、交際者等新問題，對意義的理解也從言詞之內走到了言詞之外。如果說語義學主要解決“X句表達了什么P意”的話，那么語用學則主要探索“S某在說X句時，表意為P，實意為Q的問題”。這個實意Q就是一般所說的含意。含意作為一種特殊的意義具有復雜性、多向度和隱蔽性的特點，給含意的研究造成了極大的困難。有關含意的認識和見解眾說不一，然而對含意的研究至少應努力解決“何為含意”、“何故含意”、“何時含意”和“何知含意”等四個基本問題。

    三、幾種含意理論

    言語行為理論對意義進行探索的起點為言語的目的即施事意義(illocutionary force)。言語行為理論最大的貢獻，除了將言語視為一種交際行為以外，就是把人們的注意力充分吸引到語意的間接性上。由于這種語意的間接性，言語的施事意義從根本上說是受到語境制約的。如果用“S某說P事時意指為I"，來概述施事性言語行為的特征，那么代表命題內容的P和代表施事意義在本質上是不同的，P需要經過一定語境作用的衍推才能到達I。這是P和I之間的一般關系，也正是間接言語行為的研究要致力解決的問題，只有當P和I恰好相吻時，作為施事意義的I無需太多的推導，就有了直接言語行為的說法。但這只是P和I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而且當實際面對某一話語，即使判斷其屬于直接言語行為時，恐怕也離不開語境的反推導作用。盡管人們對于語境還有種種不同的理解，然而不論是廣義或狹義的觀點，都基本承認語境主要是一個變量因素而不是一個恒定因素，它獨立于語義意義之外，又必須與此時此地的客觀條件相結合。人們在通過語境進行意義衍推時勢必受到變量因素的影響，而且由于個人知識經歷等方面的不同，對具體語境的主觀把握往往存在差異。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會存在誤解的現象。

    在這里，我們其實已經感覺到了含意的影子。但言語行為的學者們主要是完成了對施事意義若干重要特征的研究，如前面討論過的語意的間接性、概率相對性和趨于繁衍性等等，在“何為含意”的問題上進行了一些鋪墊，而在意義衍推的規律和具體方法上尚沒有來得及進行深人的探索。西爾雖然曾對“Can youpass the salt?”等類句子的施事意義做了一些初步的推導，但其描述還顯粗糙，尚達不到規律的升華。

    合作原則假設人們在語言交際中采取合作的態度，要遵守諸如真實、充分、關聯、清楚等原則，否則交際將無法獲得成功。應該說，這些準則不是作為一種規定不讓會話者違反，而是作為一種標識提醒人們，當會話出現違背準則的情況時，人們可以感覺到“另有所指”，不可簡單地望文生義，而應進行必要的推導。合作原則以“合作”為會話基礎的觀點揭開了含意的一層面紗，主要回答了“何時含意”的問題，同時也掀起了會話含意理論研究的新潮。人們在肯定“合作原則”的同時也看到它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如關系的概念模糊不清、解釋力不夠充分等等。

    同樣是上例為什么言者不直截了當地提出請求而要通過疑問的方式拐彎抹角地表達?作為一種補證，里奇提出了相應的“禮貌原則”與之配套。禮貌原則也有一套相應的準則，其內核可歸納為“強化聽者利益、弱化聽者損失”。禮貌原則的提出，部分地解決了“何故含意”的問題。

    霍恩級差規則(Horn Scale)及列文森三原則被公認代表含意理論的“新說”。根據霍恩級差規則，語句的意義有強弱之分，同一含意的不同語句可視其強度大小排列為<S, W>系列，在一定條件下說出弱項語句表明強項語句的意義不能成立�；舳骷壊钜巹t揭示了含意現象的部分規律，同時也引起了一定的爭議。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并非所有的語句都能那么整齊地進人<S,W>系列。有許多含意現象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級差，用級差規則根本解釋不了。

    列文森則把霍恩級差規則的合理內容納人自己的含意原則里，形成了列文森含意三原則。根據列文森的解釋，在符合霍恩級差和使用有標記形式條件下，Q隱涵的推導優先于I隱涵的推導;在使用無標記形式且不符合霍恩級差情況下，I一原則導致按常規作具體解釋。

    列文森的三原則被認為既覆蓋了“舊說”所致力于的特殊會話含意，又適用于“舊說”所不及的一般會話含意問題，故比“舊說”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解釋力。

    會話含意理論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同時涉及了有關含意的四個基本問題，尤其是它在“何知含意”問題上所做出的努力，使人們對含意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何知含意”是四個基本問題中最后一個也是最重要和最困難的問題，是研究含意問題的最終目的。在這個問題上，會話含意理論做了十分有益的嘗試，提出了一些可循的原則和步驟，但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了問題。像“Cau you pass the salt?”這種例子，進行Q隱涵推導似乎難以進人霍恩級差，用M一原則推導充其量只能達到“何時含意”(“另有所指”)的地步，用I隱涵推導則有賴于實情和“常規”關系的具體把握。這個“常規”的內容是什么?它和實情如何發生作用并如何影響意義的衍推?這些仍然是不太清楚的問題。

    四、含意本體論研究

    會話含意理論雖未能對常規問題進行詳細的闡述，但其信息原則中關于常規關系的假設卻為含意本體論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導向。沿著“常規關系”( Conventional relations)這一思路，含意本體論主要研究“何為含意”的一些重要問題，其主要的觀點有:含意來自常規關系，含意的實質是對常規關系的解讀;含意的運用是人類語言表意的一種“基本方式”或“原方式”;它是人類認知及人類思維的一種方式。含意本體論研究的是含意的本源本性問題。

    對含意本體論研究給予更直接觸發的是列文森的新格賴斯會話含意推導機制，包括其雛型“等級含意”和“分句含意”推導機制和信息原則的說明。列文森提出新格氏推導機制有其自身超出含意理論研究的學術目標，所以沒作系統的理論闡述，但其中信息原則運用到的“常規關系”卻為我們研究含意的本原與生成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理論假設。

    徐盛桓教授對含意問題的研究頗有建樹，曾發表了“論常規關系”、“會話含意的分類”等多篇很有份量的論文。在題為<含意本體論研究》的論文中，論證了對話性(dlalOglCahty)是常規關系亦即含意性的產物，沒有含意性就沒有對話性的道理，進而得出含意的運用是人類語言表意的一種“原方式”，含意思維是人類思維的一種方式的重要觀點。

    徐盛桓教授就含意的本原提出了含意的工作定義(workingdefinition)如下:含意是存在于話語的概念意義、命題意義之外的但又確為語言單位的形音義所承載的“言外之意”。含意本體論的理論建構圍繞著含意的本源本性展開，認為含意的形成是由于語言的表達利用了事物的常規關系。話語作為顯性表述，它的一個普遍特征是它蘊涵含意，此即話語的“含意性”;被利用的常規關系的具體內容內化為話語的隱性表述，這一內化過程可改稱為“含意化”過程。

    含意本體論既然研究的是含意如何參與話語表達的理論，它的理論目標自然與新格氏理論完全不同。它在新格氏含意推導基礎上探究含意的本源本性，開掘含意的內涵外延，了解它作為話語表達的一種“原方式”的運作機制，不但力圖認識含意運用的所然，而且力圖認識其中的所以然。

    含意本體論的理論目標簡單得多，它不謀求關于自然語言理解這樣帶全局性的理論目標，它只探求含意發生的本原，即探求語言得以發生含意的客觀基礎。它以探原為本，而不再探究含意的推導規律。
   含意本體論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更為基本的層次上發現含意存在的原因，即作用于語言而形成含意的初始條件。

    含意既然是對常規關系的解讀，對含意的研究就不得不首先探討“常規”的內容及其與含意的關系。含意本體論通過考察含意發生的來由，發現并總結了常規關系的若干種類形式。如:

    (一)索引式。以某種語境作為索引而產生含意。如:"A先生剛才說，他會在一個小時內來。”這句話如果是在九點鐘、在辦公室說的，那么大家會以此為“索引”而推知:A先生會在10時前即9時之后的一個小時內回到辦公室來。

    (二)像似式。即由言詞的形似產生含意(如漢字的“之”/“曲折，’)。

    (三)替代式。由于歷史典故、文學藝術傳統等緣故用另一詞語替代原詞而產生含意，如“而立”替代“三十歲”。

    (四)鏈條式。像鏈條一樣，一環扣一環地推理而產生含意。如:“狐貍餓了，便去找吃的。它來到一個葡萄棚架下，棚架太高，它看著棚架上的葡萄，卻吃不到。”這句子，其劃線部分實際上是不必說的，但卻是句中的含意。

    (五)寄寓式。在某種情況下，事物、現象之間的聯系是一種附帶共生的關系，通過提及一物伴生對另一物的聯想而產生含意。如:在超級商場里，說“某人推著購物車來到出口處”時，購物車一般理解為“裝著選購的物品”。

    (六)作譬式。通過修辭上的各種比喻產生含意。換句話說，含意就是常規和語境相互作用的產物。如果說語境是一個變數而難以窮盡，那么常規作為某一語言團體對一定的社會規約、文化習俗、風土人情、文學藝術傳統以及歷史淵源等約定俗成的共識，則具有相對固化的特點，是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研究而了解和把握的。

    五、含意本體論的理論依據

    含意理論的分析不再只限于語言學、語法學以及語用學范疇。實際上，普通心理學中的“擇近心理”學說對于意向含意的“多義型結構形態”的分析運用、格式塔心理學“完形”心理傾向理論對于意向含意的“斷裂型結構形態”的說明和支持等都可表明:徐氏的思辨和推理已經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語言學研究。盡管他的論著的中心論題是“會話含意”或“含意本體論”，但心理學的概念確為他提供了新的學理依據，從而使他不再滿足或局限于既成的結論，為構建自己的理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還可以注意到，有關文藝理論的研究成果他也是極喜借鑒和引用的。比如對“基礎含意”和“前臺含意”的創發，對中國對聯的含意分析，以及對語言形式的文學性和藝術性研究的強調等等都是例證。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1895一1975)的“對話理論”也被徐氏引人他的“含意本體論”之中。如此，文學與語言、文藝理論與語言學產生了“對話”，“復調”，在理論層面上成為可能;同時，徐氏在借鑒的基礎上創發出“含意性”和“含意化”兩個概念。前者是話語的普遍特征，即它蘊涵含意;后者則指“被利用的常規關系的具體內容內化為話語的隱性表述”的過程。

    心理學和文藝理論觀念的引人實質上是對作為本體的人的重視。這說明含意本體論已不再局限于一般語用學范圍，而與人的問題聯系在一起。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理論的變化隨著人本身的認識、隨著對作為本體的認識的不斷加深而變化。

    新格賴斯的三原則轉向一般含意的研究，但這些原則卻未能完全顧及作為本體的含意的不確定性或者說諸多心理因素。也就是說，列文森等并沒有把人這個重大因素納人考察范圍，這也許與他研究的是作為句法現象的“上指”這個問題有關。由于徐氏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這些情況并且辯證地吸收別的學科的有效成果，這樣他對理論的闡發才達到了否定之否定，從而構建出自己的體系，推進了理論的進展。

    六、結語

    含意作為一種特殊的意義，具有復雜性、多向度和隱蔽性的特點。研究含意的各種理論學說往往只能側重解決其某一方面的問題。言語行為理論、會話含意理論以及含意本體論分別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何為含意”、“何故含意”、“何時含意”和“何知含意”等含意的四個基本間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觀點見解和可循的原則準則，尤其是常規關系的提出和分析，為最后解決“何知含意”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突破口。隨著對常規關系研究的深人，人們對含意衍推的奧秘將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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