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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基變視角的農村社會工作
論文摘要：后稅費時期，中國農村發展面對的“張力”是村民處理權力關系時在國家一社會層面所呈現的“非正式規則”機制，受各種因素的影響，這種張力出現了新特點，并具有雙重作用。面對的“掙扎”是發展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出現的“新型貧困”。針對村莊發展的張力與掙扎，倡導從基變社會工作思路出發，把村民看作農村發展的主體，以內源發展能力建設為核心，消除新型貧困，改善干群關系。當然，基變社會工作還只是一種視角、一個框架，還不能稱為一種理論、不能建立一種具體的模式，只是初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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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工作；張力；掙扎；基變社會工作；“基變”
在我國，“三農”問題正如李昌平所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llj。面對嚴峻的形勢，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七年聚焦“三農”問題，學術界更給予了大量的關注。然而，可否運用社會工作的價值觀和理論視角觀察“三農”問題，可否使用社會工作的獨特方法和技巧介入“三農”問題，尤其是對后稅費時期出現的農村問題的歷史脈絡和現實情境深人分析，為“三農”研究和農村發展貢獻智慧，為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提供一種新思路?基于這種考慮，我們通過對農村社區進行調查，探究了村莊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張力與掙扎，然后運用基變社會工作研究框架和思路，在優勢和基變視角下，發現及重新肯定村民能力、天賦、智慧、求生技能及志向，以及社區的共同財產和資源，強調以內源為中心的能力建設，激發個人的樂觀情緒、希望和動機，改變其原有社會生活的根基或基礎，使當地民眾成為農村發展的真正主體，以達到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社會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目的。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運用基變社會工作的理念與方法，以內源為中心的能力建設嘗試介入農村社區問題，特別是在后稅費時期農村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張力與掙扎，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也是需要實踐的行動領域。
一、基變視角下的農村社會工作：一個研究框架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基變社會工作不僅進一步張揚了社會工作的本質，即社會工作既是一種政治實踐，又是一種道德實踐，而且創造了一種社會工作的新型方法途徑。其超越了傳統的以糾正或矯正問題為導向的社會工作方法傾向，走出了“修修補補的守成或維護社會穩定的社會工作”的困境。
“基變”的含義是指從基本上改變某些人受政策或行動所揭示或者激發個人及社會生活的根基或基礎�；兩鐣ぷ魇侵笍纳鐣Y構上更加清晰地理解生活世界，并形成一套精密的政治哲學，籍此付諸行動，達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目的，因此，基變社會工作不是一個實施領域和技巧，而是一種與傳統社會工作對立的途徑，是一種理念。與相對于傳統的社會工作，基變社會工作強調對人的解放，主張解放性，要求社會工作者幫助工作對象提升自尊，動員工作對象依靠自己的力量(天才、知識、能力和資源)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標和愿望。因此，基變社會工作強調發展應重視能力建設，換言之，就是將工作對象視為積極的能動主體，通過內源為中心的能力建設，使“他們的聲音被聽到，需要得到滿足，不公平受到重視，從而實現他們的夢想”。
在農村社會工作實踐過程中，如果仍然將農村問題歸結為諸如農村人口素質低下(教育落后等)、自然資源匾乏(耕地不足等)、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農業技術落后(傳統耕作等)等因素上，就會將服務對象問題化，對服務對象“具有蠶食效應，重復的次數多了之后，就改變了案主自己對自己的看法和周圍人對他們的看法。長遠來看，這些變化融入了個人對他們的自我認同(越來越沒有自信心)”。而以基變社會工作強調以內源為中心的能力建設，把村民定位擁有自我發展能力的群體，尊重他們具有的鄉土知識和技能，認為發展的主體是社區居民。在這里，能力建設是一種對待生活和發展的態度、培育批判精神的過程，而不只是學習先進地區的技術，它深深的根植于社區文化和地方性知識中。通過增強村莊中人們的能力，社會工作者和村民的共同努力解決社區問題，而不是僅僅依賴政府的撥款、救濟、單純的技術移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外源性措施。
“一般來說社區的能力存在于人們所掌握的知識、技術、物質財富、價值觀和他們生活實踐中所形成的生活信念與目的追求中，它表現為人們利用各種資源服務于個體目的的能力”。而張和清認為有兩種能力需要我們注意：一是在現代變遷和主流知識的建構中被逐步消解的村民本身就有的潛能和地方性知識；二是在現有能力基礎之上建設新的能力。因此，在能力建設過程中需要把參與式發展的理念融入社區發展，充分發揮村民主人翁的精神，讓他們主動參與社區事務，讓他們自主決定自己需要做哪些事情，社會工作者只是資源的協調者、策動者、社會支持網絡、聯系人而不是要“親自”為他們做事情。這樣有助于村民更好的解決問題。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切忌把參與式理念僅僅作為一種搜集訊息、記錄圖象和分析的工具，導致對培訓手冊的照本宣科。
此外，強調以內源為中心的能力建設并不是說社區能力建設在孤立的環境中發展，絕對排斥外來的技術等因素的影響，也要注意內源與外源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能力建設要求必須與村民“同行”，既不能擺出“專家”的架子，也不能刻意“矮化”自己。當然，能力建設有可能走向其反面一一依賴，所以社會工作者如何恰當的退出也需要認真的思考。
總之，基變社會工作強調以內源為中心的能力建設，關鍵是村民主動地參與農村事務，強調發展中核心是能力的發展，并通過社區能力建設為社區發展培育內源動力，這是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后稅費時期農村發展的張力與掙扎
“張力”一詞原本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意指受到拉力作用時，物體內部任一截面兩側存在的相互牽引的力量，這里“張力”指有機整體中矛盾沖突而又平和共處和相互構成的辯證關系。“掙扎”意指用力在夾縫中生存。筆者用這兩個概念來說明后稅費時期我國農村發展的現實狀況。在免征農業稅后，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呈現出兩大特征：一是農村居民與基層政府的互動多以“非正式運作”代替正式制度、關系的運作；二是農村發展過程中出現“新型貧困”，即以貧富之間財富占有懸殊和收入差別不斷擴大為特征的“豐裕中的貧困”發展起來。由此看來，中國農村發展面對的張力是村民處理權力關系時在國家一社會層面所呈現的“非正式規則”機制，面對的掙扎是發展過程中由于各種原因出現的“新型貧困”。其中蘊含的是權力關系和農村發展是中國農村社會工作面對的核心問題。
(一)村莊發展的張力：非正式運作機制
“非正式運作”的運用使得農民的主體性地位得到認可，特別是獲得了與國家的對話權。在正式的制度框架范圍之外存在的非正式運作的方式，使得社會政策在運行的過程中不斷地扭曲、變形，使得鐵板一塊的格局不復存在。面對硬性的正式社會關系與制度，農村社會中的人們總是能運用各種策略——逃避、變通、宣泄、退出、表達等使問題得以解決。在正式制度可以容忍的范圍之內他們在架空既有的制度安排，而用“非正式運作”代替正式制度、關系的運作。據筆者在L村的調查發現，現在的農村居民經常會運用一些非正式運作機制來“對抗”政府的政策，和管理部門進行博弈。
L村集位于城鄉結合部，是一個百年老集，逢農歷二、七為集。周圍農村社區居民大都會利用逢集的時間該集市趕集。L村集市管理部門的政策文件規定因管理開支等需要，需要對經營業主(大多為周邊農村社區居民)收取一定的管理費(攤位管理費、衛生費等)，收取的標準是每個攤位(2m)600季度，但是，這一收費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偏差。筆者在對L村集市100位經營業主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管理部門人員不是按照實際測量的攤位進行管理，而是估計一個約數，經營業主有時也”謊報”攤位面積。對于相同的攤位面積，有些經營業主繳納600季度，還有的繳納400元／季度，更有甚者不用繳納費用的，很多經營業主向筆者反映了這一情況。此外，許多小攤位的經營者按集繳納管理費，攤位管理費為10集，衛生費為l0元／集，而擁有大攤位的管理者通常按照按年繳納的方式繳納管理費，即使攤位面積相同的所繳納的管理費用也不同，其中在我們調查的100位經營者中，有25位經營者的攤位長度為4m，但是，調查結果顯示，他們每年繳納的管理費不盡相同，最多的繳納4800年，最少的繳納3500年，相差1300元。在訪談中，筆者也了解到一些小攤位的經營者往往采用偷費、漏費的方式“對抗”管理人員的收費，這一策略往往也起到所謂“較好”的效果，有時，基層管理人員也會利用一些變通的手法使政策得以落實。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政策被“架空”了。
作為經營業主的村民之所以能夠“變弱為強”居于局部強勢，是因為他們恰到好處地運用了兩件“武器”：一是村民的法不責眾、競相攀比的“搭便車”心理和行為。用耍無賴的方式犧牲自己的臉面來誘導社會的同情，最終造成基層政府對行為的默認。二是以“弱者的武器”無視社會的規則，公開的違規表達弱者對社會游戲規則的不合作。這些非正式規則機制使得原本在“鄉政村治”下代表國家的管理部門干部和代表個人的農民間的干群關系利益關系更加復雜，一方面使得鄉村社會不再是一潭死水，具有了發展的活力與空間，另一方面，也往往容易造成干群關系緊張、國家合法性在鄉村出現危機，對農村的社會穩定有很大的侵蝕作用。
(二)村莊發展的掙扎：新型貧困
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許多農村已完成了從”糊口經濟”到叫勿質的豐裕”的轉變，然而在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里，農村是先進地區行使文化霸權的對象，他們通常用自己的話語體系去解構農村的文化和價值觀，村民只能是發展的客體，而不能是主體，在各種原因下，大量農村出現“豐裕中的貧困”。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造成農村的新型貧困。這種忽視農業市場信息的暢通、農村社會資源與支持網絡的建立、政策的執行中的公正、農村生活價值觀發揚和繼承，單純的在全球化、現代化的語境中發展經濟的路子最終還是把現代化、發展主義當做“指路明燈”，當作人類唯一可以擁有未來的方式。但是其最終結果只能是一種“幻象”。
以社會政策的執行偏差為例，筆者在L村的探訪發現，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偏差是造成農村新型貧困的部分根源。例如在大型項目征地補償中，中央強調征地時應保護農民利益，解決農民的實際困難。但事實上，村民完全不可能與開發商或征地的政府討價還價。在征地過程中，基層政府擁有最終處置權，他們不需要給農民賠償，只需補償，補償多少還要取決于基層政府的仁慈程度。L村原來的部分土地被某大學征用，后來又修鐵路、高速公路都是在村民不知道的情況下突然通知的。最后村民在每畝1．6萬元的補償后，卻無依無靠的被拋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村民沒有技能和權力，要以區區幾萬元作為重新置業的原始資本顯然不足。筆者在L村隨機抽取了200人作為調查對象，獲取了村民人均收入分布情況(見附表)。
從附表可見，L村村民大多屬于中低收入。近幾年，L村人均收入比以前少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慢慢致富，而是趨向新型貧困。
此外，農業稅的免除，使得基層政府少了一項重要的“收入”，為了發展經濟和上級領導對基層政府領導的評價，他們只好在一些農村社區大搞產業結構調整，在L村，鄉政府為了讓村民改換種植作物，于是，帶領村民小組長和文書外出參觀，給農民補貼。在這樣的引導下，村民紛紛改換了種植作物卻因種子、化肥、農藥的不斷漲價和規模種植后價格波動最終“折本”。雖然，政府也有為農民增收、增產的愿望，但在市場化浪潮中卻事與愿違，損害了農民利益。在這里，政府過多的干預農村事務，扮演“仁慈的家長”，造成另一種貧困現象：農民對政府的依賴。而作為農村發展的主體——農民卻被忽略了。由此可見，在新型貧困形態中，發展主義及貧窮落后的身份文化建構造成村民生計和身份的雙重危機。
三、從基變社會工作思路出發加強農村社會工作的啟示與路徑
農村社會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未來社會工作在中國的切人點。筆者倡導從基變社會工作思路出發，提出加強農村社會工作的路徑選擇，以期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發展有所啟示。
(一)從基變社會工作思路出發加強農村社會工作的啟示
第一，農村社會工作不等于發展工作，單純的在全球化、現代化的語境中發展經濟的路子最終還是把現代化、發展主義當做“指路明燈”，當作人類唯一可以擁有未來的方式。但是其最終結果只能是一種“幻象”。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強調內源發展為核心，依賴本社區的文化脈絡、內部的知識、資源等來進行社區發展，把村民定位擁有自我發展能力的群體，尊重他們具有的鄉土知識和技能，強調發展的主體是村民。
第二，看待農村問題要摒棄缺乏視角，而采用優勢視角下的資產評估與建設。評估村民的資產和關系網絡有哪些?他(她)們能夠提供哪些資源?強調能力建設，了解農村社區居民需要什么樣的能力建設以及怎樣建設。因此，需要把參與式發展理念融入社區發展中，通過社區能力建設為社區發展培育內源動力，這是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第三，基層政府部門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偏差容易造成農村中非正式運作機制和新型貧困的出現，往往造成干群關系緊張，農村社區居民趨向貧困。因此，需要注意，在制定農村政策時，一定要充分對農村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狀況充分調研，了解農村歷史脈絡和現實情境基礎之上，并且需民眾參與到政策的制定中；政策執行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多方的監督評價機制，確保政策落實到位，農民得到實惠。
(二)加強農村社會工作的路徑選擇
第一，城鄉統籌發展。“三農”問題不僅僅是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而應站在城鄉統籌發展的高度，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事業發展，這樣才能為農村社會工作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第二，繁榮農村經濟，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要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培育新型農民，依靠科技、知識致富，謹防新型貧困的發生。
第三，完善村莊治理結構。只有民眾自組織力的提升才能為農村社會工作發展提供內源動力，村莊的善治有著密切關系，要強化村內民主制度的落實，形成良好的干群關系，為農村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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