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與孔子倫理思想的比較研究

亞里士多德與孔子倫理思想的比較研究

    〔論文關鍵詞)亞里士多德　倫理　特點

    〔論文摘要〕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在西方倫理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與孔子進行比較研究的視野中可以探討出亞里士多德倫理思想具有德性主義、理性主義、中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特點。

      作為古希臘哲學第一個比較系統的總結者的亞里士多德在繼承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城邦倫理思想的基礎上，從人的特有活動的性質上去思考倫理，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第一次明確將倫理學從哲學中劃分出來，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寫出了倫理學著作《尼各馬可倫理學》、《歐臺漠倫理學》和《大倫理學》，形成了自己的倫理思想體系。那么，亞里士多德的倫理思想具有什么特點呢?他的思想與孔子比較有何異同?下面就這兩個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一、德性主義與“仁”

      在西方倫理思想中，最初很長一個時期，倫理視野思考都集中在人的德性特征上。在亞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臘關于德性的理論，有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論。亞里士多德則直接把倫理學定義為“研究德性的科學”，并把德性定義為人的品質。德性與“最好、優秀”相聯系，意為一種事物之好(“優秀，’)。“德性”概念可以說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核心概念。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德性可泛指一切事物的優越性，他說:“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為德性，就不但要使這東西狀況良好，并且要給予它優秀的功能。”(《尼各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頁)而“人的德性就是種使人成為善良，并獲得其優秀成果的品質”(《尼各馬科倫理學》，第35頁)。亞氏指出，人的“德性”并非外在理念賦予人的人性，更不是神的饋贈，而是內在于人性中的理性。此種理性與人性中的非理性相對，人的理性之所以表現為“善”，是由于“人們自然的具有接受德性的能力，先以潛能的形式被隨身攜帶，后以現實活動的方式被展示出來”。因此人們用理性支配行為，控制欲望，使之合乎“善”。

      亞里士多德分為兩類即相應于靈魂具有理性自身部分的是理智德性，相應于非理性的可卻服從理性的部分的是倫理德性。也可以說，理智德性是運用理性的優秀，而倫理德性則是服從理性的優秀。倫理德性就是我們感受好和壞的品質，過度和不及都是壞的，都是不應該的，只有合乎中道的行為才是好的，才是應該的，這是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說”，也體現出德性主義的特點。此外，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本身就會使人愉快，“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實現活動”(《尼各馬科倫理學》，第35頁)，可見;亞里士多德在人生幸福論上也體現出德性主義的特點。

      孔子的中心概念是“仁”(在英文中也譯作“德性”)。“仁”主要包括以下含義:“仁者愛人”(《論語》);“克己復禮為仁”(《顏淵》)等等。將仁作為愛可說是一個特殊德性，而“仁”又被作為全部德性的總匯，作為愛與復禮的綜合或交互，也是一切特殊德性的基礎。因此，孔子的倫理學也是德性主義的倫理學。

　　二、理性主義與感性體驗

      在西方哲學史中，一般都認為是蘇格拉底一柏拉圖一亞里士多德開創了理性主義的傳統。

      理性主義是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的總特點和最顯著的特點。這一特點貫穿在他的整個倫理思想體系中。亞里士多德認為理性的對象和原則是善，它不僅是致萬物動的“不動的動者”，而且是宇宙間萬物和人類生存的最高標準和最高境界，善作為理性的對象和原則由此統領萬物。這種統領萬物的善、理性，亞里士多德就將它稱為“神”。

      亞里士多德把德性分為兩類，一類是倫理德性，一類是理智德性。倫理德性來自社會習俗，理智德性則是出于思考的，思維是理智的功能。在這兩類德性中，理智一直起著主導作用，它是靈魂最貴部分的德性，一切選擇都離不開思考和策劃。倫理德性就是關于痛苦和快樂的德性，合乎中道的品質才是可稱贊的。亞里士多德把倫理德性定義為“德性作為對于我們的中道，它只是一種具有選擇能力的品質，它受到理性的規定，像一個明智人那樣提出要求”。(《尼各馬科倫理學》第37頁)中道說在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中，也是一種理智德性優先論，因而也表現出理性主義的特點。亞氏之德性是一種理性，其中道說重在對外在的客觀中道的理性把握上。理智德性，思考和策劃貫穿在全部倫理德性活動中，是一刻也少不了的。人們的行為的選擇是要經過事先的思考和策劃的，因為行為的始點就在于行為者自身，自身是行為主宰，行為都是自愿的，這樣，自己就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有完全的責任，這一切都得經過理性的思考。所以說，理智德性是倫理德性的導航者。倫理德性作為一個人的第二本性，只有當一個人發揮自己的理性時才能獲得。人的德性就是那樣既使人善，又使人完成其品性，此即中庸之道，這是一種人們用理智來控制和調節自己的感情與行為，使之既無過度，又無不及，始終保持適中的原則。

      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偏于“理論分析型”，那么孔子偏于“體驗型”;亞里士多德德性倫理具有理性主義特點，而孔子則表現出感性體驗的特點�？鬃铀枷氲倪@種特點可通過其仁禮統一的德性結構分析出來。

      孔子創立了一個以“仁”為主的“仁”、“禮”結合的“仁學”倫理思想體系。“孔子貴仁”(《呂氏春秋·不二》)，同時又主張“復禮”，兩者統一，密不可分。但是，統一并非相同，“仁”體現了孔子思想的根本特征，構成了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針對江河日下，趨于崩壞的“周禮”，孔子認識到它是維系社會秩序的根本大法，因而他盛贊西周文化，崇尚傳統禮制。但在孔子看來，“禮”不只是一種儀式(禮儀)，其最本質的東西，是人們對遵守宗法登記差別的自覺意識，即“仁愛”之心。這樣，“仁”就獲得了比“禮”更重要的地位。“仁”是“禮”的心理基礎。而另一方面，“禮”是“仁”的行為節度，“克己復禮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不正當的感情欲念;“復禮”即符合于禮，或歸于禮，也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切按照禮的要求去做就是仁。禮是外在的，仁則是人們內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鬃邮且�使禮的外在的強制規定轉化為每一個人內心的自覺的要求，靠每個人自己用心去體驗。

　　三、中道主義與“中庸”

      “中道”在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臘早已有之，無論是德爾斐神廟上的“萬事切忌極端”，還是畢達哥拉斯、梭倫、德漠克利特等先賢都表述過贊賞適度而反對過猶不及的思想。亞里士多德作為古希臘學術的集大成者，除繼承了這一傳統觀念，如將它運用到《政治學》中產生了中產階級執掌政權的理想政體外，更突出的創建是把中道與德性結合起來，使其成為自己的倫理學中的重要范疇之一并使其倫理學具有一種中道主義的特征。

      亞里士多德認為，德性就是中道，所以，中道主義可以說是他德性倫理的又一特點。亞里士多德說:“德性就是中道，是對中間的命中”(《尼各馬科倫理學》，第36頁)，“過度和不及都屬于惡，中道才是德性 (《尼各馬科倫理學》，第37頁)。他以若干具體為例，如對勇氣而言，中道是勇敢，不及是怯懦，過度怎是魯莽;對于享受而言，節制是禁欲和放縱的中道;對于名譽而言，中道是淡泊，不及是過謙，過度則是好名;對于待人而言，好客是慢怠和迎逢的中道等等。但并非所有情感都有中道，如惡劣本身就是邪惡，沒有中道。亞里士多德認為，作為德性的公正也是中道，是平均與特權的中道，但它不是普通的德性，而是一切德性的總匯，統帥其他德性。亞里士多德不僅研究了一般性的中道原則，而且還研究了如何具體運用的問題，他區分了絕對的中道和相對的中道。他還認為，中道是具體的，“只有在適當時間和機會，對于適當的人和對象，持適當的態度去處理，才是中道”。(《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297頁)

      與亞里士多德不謀而合，孔子也提出德性是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的觀點�？鬃诱J為，要使我們的情感和行為合乎道德，就必須“執兩用中”，這是中庸學說的基本內容之一。所謂“兩”指人們的情感和行為的過度與不及兩個極端，所謂“用中”就是采用過與不及之間的中道。一切德性都是過與不及之間的中道�？鬃诱J為過與不及都是敗壞德行的，都是惡，而中道是既不過度，也不不及，而是適度，恰到好處，因此德性必定是處于過與不及之間的適中即中道�？鬃蛹葓猿种械�，又隨時變化其具體形式，他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第二章)。所謂“時中”就是既要求堅持中道，又要因時而變。

      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與孔子的中庸有相似之處，表現在他們所堅持的“中道”都是處于過與不及之間，都認為過度和不及是惡，德性就是中道，而且在堅持中道時還考慮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同時二人的思想又有區別，如孔子強調“過猶不及”，特別警惕“過”。他說:“君子惠而不費，老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而亞里士多德則區分大惡小惡，主張力避與中道較遠的一端，偏于與中道較近的一端，所謂“兩惡之中，取其小者”(《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303頁)，所以“我們有時也應當偏于過度，有時應當偏于不及”(《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304頁)。

　　四、現實主義與先驗論

      亞里士多德認為沒有一種德性天然生成，而是在反復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在美德的形成問題上，特別強調社會實踐和行為的訓練，這可以說體現了亞里士多德倫理思想的又一特點:現實主義。

      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的第二卷(第19-23頁)這樣說:“把哲學稱作求真的學問(epsteme),也是正確的，因為理論哲學的目的是真理，實踐哲學的目的是行為。盡管哲學也要探究事物(etwas)的性質如何，但它考察的不是永恒和自在的、而是相對的和時間性的對象”。這表明亞里士多德要強調的是實踐哲學與理論哲學的不同:它的根本任務不是為了求知，尤其不是為了尋求萬事萬物第一根據那種意義上的真理性知識，盡管不是完全與“知識”活動無關的，因為它“也要探究事物的性質如何”。只能說，這種“探究”不以“知識”為目的，而以“行為”為目的。以行為為目的的意思是說，你知道“事物如何”，你就要讓它如其所是地成為那樣;你知道什么樣的生活好，你就要盡力去實現這樣的好的生活;你知道什么是善，要進而把這種善在行動中實現出來。他以這樣的實踐行為與蘇格拉底的知識就是美德的主張劃清了界限。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知識、理智對于人的美德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唯一條件(因此他反對柏拉圖“知識即美德”的觀點)，還必須要有實際的訓練，養成在習慣中正確選擇的習慣，才能真正地形成美德。也就是說，美德必須把理智和道德的習慣統一起來，必須包括正當的目的和良好的習慣。例如，一個人要形成勇敢的美德，不僅要有勇敢的知識或理智，還必須在實踐中反復訓練，養成克服恐懼感的習慣。他說:“道德的德性是習慣的結果”。(棲方倫理學名著選輯》上卷第291頁)因此，他認為德性不是天賦的，自然只給予人以接受德性的能力(潛能)，只有習慣才能使其變成現實。良好的品質只能來自相應的實際行動。人們不經過教育和訓練，不會自然而然地作出適合于中道要求的行為。

      孔子也主張德性的后天培養，他強調“學而知之”(《季氏》)，主張“學以致其道”(《子張》)，認為一般知識和道德是通過后天學習而獲得的。但是，另一方面，孔子又認為有“生而知之者”(《季氏》)，并自稱“天生德于予”(《述而》)，體現了在知識、德性來源上的先驗論傾向。而且，孔子所說的“學”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學即增加知識，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孔子這里的“志于學”實際是“志于道”(《述而》)，孔子還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傊�，孔子所倡導的“學”，歸結到一點，就是“學道”。用其學生子夏的話來說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篤志”即堅定對“仁”的志趣，是修養的思想前提。他強調了修養的內心活動，“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綜上所述，亞里士多德通過接續蘇格拉底、柏拉圖以來的希臘倫理思想傳統，建構了具有德性主義、理性主義、中道主義和現實主義特點的倫理學體系，這些特點在與孔子的比較研究中顯得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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