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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孔子音樂倫理思想探源

        時間:2024-08-10 05:18:44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孔子音樂倫理思想探源

           論文關鍵詞:孔子;音樂倫理;政治理想;禮教

        孔子音樂倫理思想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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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摘要:孔子音樂倫理思想在其孺家思想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支律和體現。究其產生的源頭,音樂本身具備修身養性的“君子之氣”,有著揚善棄惡的倫理功效,古代音樂在特殊的經濟政治背景下又與政教禮制相通,具備了集中而有效率的倫理功用,而孔子的政治理想又需要傳播載體和實戲途徑,由此為孔子音樂倫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孔子一生樂于學習,多才多藝。在音樂方面,不僅會擊馨、鼓瑟,還會彈琴、唱歌和作曲,對音樂的學習和感悟一生都處在癡迷當中!妒酚·孔子世家》說:“孔子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在學習音樂技藝的同時,孔子更多地追求音樂的內在“美”與“善”,把對音樂的體悟和尊祟融人儒家思想,融人一生的教育事業,融人對“仁”的修煉、傳播,對“禮”與“和”的堅守、弘揚,形成了以“善”修身、輔助禮制規范、協調社會倫理關系乃至幫助治理國家的音樂倫理思想。這種音樂倫理思想之所以能夠形成浸潤了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有著諸多必然性,是多方面原因共同發力的結果。

            一、音樂的“君子之氣”使然

            對于什么是音樂,儒家經典《禮記》中《樂記》有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旎,謂之樂。”這大概是最早對音樂進行的客觀解釋,意思是說,音樂是人的情感對客觀事物觸發后的表現,是人內心活動的體現。把音樂分為聲、音、樂三個層次,認為:“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孺家認為只有君子才是能夠真正欣賞音樂的人。換言之,正是因為君子具備了與音樂相通的特質,具備了“君子之氣”,才能夠領悟到“通倫理”的“樂”的內涵。這與孔子的音樂倫理思想是極其吻合的?鬃右簧慕逃闹校髮W生要修身養性,修仁修善,培養君子風度,在這一過程中又常以音樂為教育內容,認為音樂是士君子的必備修養?鬃油ㄟ^自身對音樂技巧的學習,對音樂內涵的把握,以及對音樂之所以產生的思考發現,音樂之所以具備倫理價值,其首要原因在于音樂自身具備了“通倫理”的君子之氣。

            從孔子研習音樂的過程可以看出,音樂的君子之氣對孔子音樂倫理思想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啟蒙意義。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日:‘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日:‘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日:‘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日:‘師蓋云《文王操》也!’”從得其曲到得其數,從得其數到得其志,從得其志最后到得其為人,孔子把音樂的內涵進行了擬人的描述,認識到音樂蘊涵了“數”、“志”、“為人”,這與孔子倡導的儒家思想中“君子”的核心形象十分接近。“數”我們可以理解為音樂本身的技巧,“志”則是音樂所蘊涵的客觀情感和道德傾向,而“為人”則是受音樂的熏陶,感受音樂內涵后對修身處世的體會,對自身約束和鞭策的行為規范,這正是孔子在教育學生過程中所遵循的?鬃釉诮逃龑W生時運用了樂的“君子”之氣。如:“子路間成人。子日:‘若減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認為樂有涵養德性,塑造完美人格的作用。孔子還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強調樂有善民心、厚民風、淳民德的作用,能夠幫助安定邦國。在孔子看來,君子是具有感召力的,真正的君子應該是能夠一呼百應的,這在音樂身上也得到了印證。孔子恰恰又有身臨其境的經歷,對音樂的“君子之氣”體會更為深刻。當年他遭厄于陳、蔡之間時,“孔子弦歌”,子路“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于厄”。他過匡地時,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之終,匡人解甲而罷。”

            音樂的“君子”之氣讓孔子深信不疑的另一個原因體現在孔子對“鄭衛之音”的厭惡。“鄭衛之音”是我國周代鄭國和衛國一帶的民間歌舞音樂,其內容多為表現男女青年互贈香草表示愛情,被貶為“亂世之音”?鬃釉诓煌瑘龊隙啻翁岢“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聲淫”、“放鄭聲”等觀點。在孔子看來,正是“鄭衛之音”放棄了音樂該有的“君子”之氣,才使得這一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民風混亂,甚至導致了一個朝代的滅亡。盡管這一觀點并非妥當,但卻堅定了孔子對音樂“君子”之氣的推崇。

            二、古代音樂與政教、禮制呼應的催發
           《樂記》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其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正因為音樂是發乎情、動乎心,所以其情感的歡快、怨恨、惱怒和憂思能夠更多的反映一個國家的政治大環境。在太平社會,音樂是安詳而歡樂的,其政治便是和諧的;混亂社會的音樂怨恨而惱怒,其政治是紊亂的;亡國的音樂哀傷而優思,其人民的生活也是困苦的。嚴格地說,在春秋戰國這樣一個時代,社會是以宗法制度和等級制度為核心內容的,強調的是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政治與禮制是相通的,而音樂又是與政治、禮制相通,并服務于政治和禮制。究其根本,從古代音樂形成的歷史背景及所承擔的使命上可窺一斑。

            音樂是屬于精神生活的,而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渴求大多建立在對物質生活的滿足上。古代音樂與統治階級進行歌功頌德的需要密不可分,最早使用在宗教或祭祀活動上的音樂逐漸成為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工具。在文武周公時代,統治者們發現要鞏固政權,必須要有強大的精神支柱,而音樂在社會精神消費品比較單一的情況下,具有極為高尚的地位,也便于流傳、普及和接受,于是開始制定統一的典章禮制,把音樂納人禮制的范疇,從國家大典到民間喪嫁都配上與這些禮儀活動相適應的音樂舞曲。把音樂的等級與“禮”的等級相掛鉤,而“禮”的等級所反映的正是充滿階級性的政治制度:用等級分明的音樂來昭示“禮”的神圣,以對等級森嚴的“禮”的遵循來構建一種社會秩序,從而實現統治階級的政治目的。事實上,古代音樂在這種背景下的使命遠不止音樂本身的“君子”之魅,更多的是對人們是否亦步亦趨地遵循禮制規范的考察,是統治階級手中的一桿稱?鬃由钪O音樂在與政教、禮制呼應下,具有了輔助禮制規范、協調社會倫理關系的作用,因而堅定地踐行著古代音樂的特殊使命。因此,“在孔學里,樂與禮幾乎居有同樣的位置”。

            《論語·八情》載,“孔子謂季氏,‘八倩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之所以發出如此憤慨的聲音,是因為古代音樂所具有的政治使命和禮制規范使然。依周禮,八人一行為一借,“八份”這種音樂,是由八行組成,共六十四人,是專門給天子欣賞而作的最高級別的歌舞,諸侯享用六情即六行共四十八人的舞曲,大夫則只可以欣賞四情的歌舞。季氏只是魯國當權的卿大夫,他以卿大夫的身份去享受天子才能享受的音樂,對于孔子來說是無法容忍的。對“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孔子同樣表示了不滿,孔子認為《雍》應該而且只能是天子祭祀祖先時才唱的,如此違反禮制也是大大的不敬和無道。顯然,音樂與政教、禮制相呼應所產生的作用,對催發孔子音樂倫理思想有著莫大的關系。

            三、孔子政治理想的訴求

            孔子對周禮十分推崇。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認為周朝的典章制度汲取了夏商兩代的精華,并在其基礎上有所發展,更為完善。然而,孔子生活在春秋諸侯爭霸“禮崩樂壞”的亂世之中,各諸侯國紛紛以征伐手段發動戰爭,導致社會動蕩不安,使周朝那種井然有序的政治、經濟、文化局面崩潰瓦解,更是出現了如季平子、季氏等本該更為嚴格遵守禮制的權貴濫用禮儀的現象,這都讓孔子痛心不已。

            正因為對周禮的推崇和向往,孔子一方面想恢復西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積極投身于教書育人的具體活動中;一方面極力主張恢復西周時的禮樂等級名分制度,以圖盡快建立起和諧有序的新秩序。要實現這種政治理想,對于孔子來說,參與政事、輔佐國君應該是一種比較好的途徑。但是孔子一生的仕途卻是不得志的,五十歲進人魯國政府,卻因一場政治陰謀逼迫他下臺,離鄉背井,在此后的十三年里他周游列國,始終尋找著施展抱負的機會卻始終無果。在這樣的境況下,孔子最終放棄從仕途上實現自己理想的策略,安心開辦教育,傳授儒家思想。在傳授儒家思想觀念的過程中,孔子謹守禮制,尊崇仁德,把“樂”放在了尤其重要的位置,這從《論語》中便可略知一二。

            孔子在政治理想來上根本的是要實現等級分明的禮制,通過禮制的規范來實現統治的秩序和安定,而樂便成了孔子心中的重要途徑。他認識到音樂的“君子之氣”及與政教、禮制相通的社會特征,便把政治理想寄予音樂倫理思想的傳播和普及。一方面,孔子努力以音樂來教育自己的弟子、感化民眾,希望民眾能夠按照樂的內涵來修身立志;另一方面,孔子將“樂”作為國君“仁”與否的一個考量。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剖菍σ魳繁旧淼囊粋比較,實質上則是認為《韶》高于《武》,是對禪讓德治的頌揚,對武力伐取的微詞。我們假設孔子博取了政治地位,能夠更加明確地在政治制度、社會舉措上實施自己的改革主張,他或許便不會專注于“樂”的倫理意蘊的豐富。事實恰恰相反的情況下,孔子的政治理想與改革主張便借助了“樂”這個載體,使“樂”承擔了以上諸多的思想內容和價值意義。這應該是孔子音樂倫理思想產生的核心驅動力,也是孔子政治理想的一種無奈訴求,更是孔子音樂倫理思想的重要內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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