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通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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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1
論文關鍵詞:魯迅 傳統文化 倫理思想 死亡意識 鬼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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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傳統倫理思想、魯迅的死亡意識、以及他的“鬼氣”觀三方面進行探討，指出魯迅與傳統的關系并非僅僅一個“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魯迅，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是一個巨大的客觀歷史存在，也是一個說不盡的文化存在。他的魅力來自他生命本體的矛盾、深刻和復雜，拒絕任何一種簡單“合理”的解釋。因此，如何看待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需要我們全面而深刻地認識。
眾所周知，作為新文化的先驅，魯迅“五四”期間是以徹底的“反傳統”面目出現的。他不僅借小說人物之口揭示了傳統文化“吃人”的本質，而且在雜文中一次次發出痛切的呼喚:
所謂中國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席的廚房。
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于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于Apollo 。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這無疑是一種激進的反傳統態度。正因為如此，絕大多數人把魯迅看作是新文化運動中全面、徹底地反傳統的典型代表。的確，這種看法有一定的根據所在，但是卻不能全然概括魯迅的態度。它忽視了魯迅激烈反傳統的態度是出于一種文化策略。魯迅是深知中國傳統社會和國民性格心理的，他在《無聲的中國》做了生動的表述:“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為了打開新路，就不得不采取嚴厲的甚至是過分的批判態度，以達到動人心魄、促人猛醒的現實效應，無暇顧及這是否公正，是否完全表達了他們對舊文化、對舊社會的真實情感。事實上，魯迅所表現出的激烈而堅決地反傳統，并不意味著他割斷了自身與傳統的聯系。這一點，美籍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已敏銳地感覺到:“魯迅意識的特點呈現出一種深刻而未獲解決的沖突:一方面既有全盤性的反傳統思想，但另一方面卻從知識和道德的立場獻身于一些中國的傳統價值。”這種深刻的矛盾使得魯迅對舊文化極為厭惡又不無留戀，筆下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舊文化情懷。
魯迅多次強調自己是“中國封建社會最末一個知識分子”，這表明他是把自己放在傳統之中的，在整體上感受到傳統文化沒落的同時又與傳統結下了某種不解之緣。其中，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魯迅自小就沉浸在一種儒學的氛圍中，不能不受到這一傳統的精神價值的熏陶。比如，孔子哲學思想中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實行精神，以及“言必行，行必果”等有益的格言，均為魯迅所贊賞并奉行的。再如孟子強調“反省”、“內求”的道德修養上的主觀努力，與魯迅嚴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顯然相通。而孟子所主張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高尚品質，也不能說對魯迅剛正不阿的人生觀毫無影響。事實上，魯迅反傳統的歷史行為，也不無包含著儒家的人世精神。他青年時代科學救國的理想，“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獻身精神，與傳統士大夫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情懷相呼應。
此外，魯迅在墨家思想中汲取了許多有益的東西，十分認可墨子的“非攻”思想。在其筆下，墨子不僅是一個思想家，更是一個和平戰士，為了天下百姓的安寧，他奔波勞碌于楚國和宋國之間，止楚攻宋，消洱殺戮，維護了正義。反觀魯迅本身，不也是這一思想的實踐者嗎?他極其反對，甚至可以說是深惡痛絕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徐壽裳曾說魯迅寫的《非攻》在描寫墨子的偉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這話是不假的。其“愛人”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墨子“兼愛”思想的影響。另外，魯迅的復仇意識中還可以找到墨俠精神的痕跡。馮友蘭先生就認為“墨子之徒是俠”，輕生死、行俠仗義、睦毗必報、扶危濟難是其基本的精神寫照。而這些墨俠精神在魯迅的大量文本中(如(鑄劍》《非攻》(女吊》《無花的薔薇之二》等)有著鮮明的體現。而且魯迅一度贊揚墨子臨危赴難的品質，都可以看出他與墨俠精神有著比較明顯的聯系。
魯迅也曾說過，在他的思想中有莊周的“毒”，說明了莊子思想對他的影響。他雖然對莊子哲學所提倡的人生觀、社會觀持批判態度，但對其瑰麗的想象、豐瞻的文采及浪漫情懷卻贊賞有加。關于這點，郭沫若的觀點至今仍有很大的啟發性。他指出“魯迅愛用莊子獨有的詞匯，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書中的故事為題材而從事創作，在文辭上贊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有莊子的.反映”。的確，魯迅最為推崇的就是莊子和魏晉的文章，喜愛莊子的說理以駁難，常含譏諷的筆調，其《故事新編》和《野草》的創作就深受影響。此外，莊子的個性解放思想對魯迅也有很大的啟發。他主張“任其性命之情”，反對一切有損于性命之情的思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倡揚個體生命的自我沖決和超越能力。而魯迅一生的基本思想就是個性精神絕對自由，提出“惟發揮個性為至高之道德，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對一切對個人精神自由的束縛與壓制有一種先天的敏感和反抗意識。
再綜觀魯迅創作的大量文本，我們就會發現一個觸目的題材—“死亡”。“死”是魯迅熱衷的主題，其大半生不停地寫著“死”。夏濟安先生對此指出:“魯迅是一個善于描寫死的丑惡的能手，不僅散文詩，小說也如此�！鞣N形式的死亡的陰影爬滿他的著作。”作為生命意識的核心部分，魯迅的死亡意識顯得矛盾而復雜。首先，魯迅身為一個啟蒙思想家，他的死亡意識是伴隨著對中國歷史現實殘酷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伴隨著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難以割舍的啟蒙使命感，堅決地批判傳統文化。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與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聯系，特別是與儒道兩家的思想有著相通相近的一面。
在儒家文化中，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見儒家是從生命的起點和過程來看生命，重心在“生”，重在生命的進取。因此，儒家將“死”的終極關懷與價值追求轉換到現世人生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價值，以及“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人格風范。這種人格理想與功利思想感召著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魯迅也不例外。可以說，魯迅的一生是死亡相隨的一生。家庭的變故，社會的黑暗，個人生活的坎坷以及疾病的困擾，死亡時時威脅著他。特別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大的敵人就是死亡。然而，魯迅并沒有因此而被壓倒，以生來對抗死，反對輕死，貶斥茍活。他明確表示“我是不贊成自殺，自己也不預備自殺的”，“人類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午失措，也不要緊。惟獨半生半死的茍活，是全盤失措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因而他積極參與現實，以個體生命去肉搏著空虛中的黑暗，在抗爭中實現個體生命的價值，以個體的犧牲換取人類的進步，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边@種“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抗爭精神顯然受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人生精神的強烈浸染，與儒家“盡人事”的進取態度十分接近。
然而，在魯迅“死”的話語中，他又多次說到自己是“死的隨便黨”。給友人的信中曾出現“往往自視亦如輕塵”、“頗漠視生命，淡然處之”等等類似的話。他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都是中間物，“應該和光陰偕逝”�？梢婔斞覆缓ε滤溃阉酪暈樽匀�、必然的結果。這種死亡意識與道家思想相通，在道家文化中，惟道是終極價值，生死與之相比，不過是道的自然表現。“死“就是讓生命融于自然，應該順應自然，對死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態度。
當然，問題還有更復雜的一面，魯迅與傳統文化聯系本身并非單一和純粹的性質。這又使他痛感自己“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他曾有這樣的表述:“我想苦痛總是與人生相聯系的”，而“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孫郁先生認為這黑暗便是某種鬼氣。而所謂鬼氣，一方面是對存在的虛無的揭示，是實在的非人道性;另一方面，便是魯迅自己內心絕望的心緒，與佛教中的苦難感交織在一起。自然，這與魯迅的生活經歷相關。魯迅少年時代，家道中落，祖父被捕，父親去世。在這種狀況下，他經歷了人情冷暖，懂得了世態炎涼。因此，對生活中種種丑惡與黑暗的感受就愈加深切，對社會現實的方方面面就愈加失望。他不由感嘆:“我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華夏大概并非地獄，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總充塞著重疊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喚，無叫喚，使我不堪聞見”，這非人間的濃黑與悲涼，使魯迅的作品充滿了陰深恐怖的“鬼氣”，常常纏繞著魔鬼的陰影，《野草》、《仿徨》便是淹沒在這一長影中的掙扎。正是由于對黑暗現實的深刻認識，加深了他的悲觀絕望情緒，并向虛無主義轉移。我們都很清楚，魯迅是一個有著巨大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的人，但無可否認的是，其生命中也存在著悲觀絕望、虛無厭世的一面。而魯迅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不被虛妄所壓倒，在虛妄面前表現出強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
由上可見，魯迅與傳統的關系并非僅僅用一個“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的。王曉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樣固執地拒絕品嘗悲觀主義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義來代替它，就是用虛無主義來沖淡它;看到他那樣依賴身外的精神價值，總是不斷去尋找集體性的社會和政治理想，來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據;看到他那樣注重現實功利，幾乎凡事都以它為重，很少有超越現實的興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樣害怕做社會的旁觀者和邊緣人，一旦發現自己被擠到了旁觀席上，就不自覺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實還是一個文人，一個孔墨和莊子的血緣后代。”的確，魯迅仍具有傳統文人的內質，他以非凡的勇氣和力量沖破一切傳統的同時，又與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種舊文化情結，形成了魯迅式的特殊精神矛盾與痛苦，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
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2
摘要：從心理學角度出發，一個人性格的形成，主要是由兩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即先天遺傳和后天教育。后天教育不僅包括學校教育，也包括生活環境尤其是家庭的影響。個人在童年階段所接受的來自母親的家庭教育，更會對性格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魯迅 家庭教育 母親形象
童年是每個人生命的初始階段，更是個人性格形成的起點。一個人于童年時期接受的家庭教育會對他的一生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作家在童年時期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則會對其日后的創作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作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感知方式，想象能力，情感態度，藝術追求和審美傾向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均源于作家的先在意向結構。所謂先在意向結構，就是作家在創作之前的意向性準備，即寫作的心理定勢。據心理學家的研究，決定作家的先在意向結構的是其在童年時期的遭遇，包括個人無法選擇的出生環境，所受的家庭教育，及之后個人所遭遇的必然和偶然的快樂，不幸，痛苦，幸福等等，這些對幼小生命的折射，以整合的方式，在作家的心靈里，形成了最初的卻又是最深刻的先在意向結構的核心。在家庭教育中，母親的日常言行對個人性格的形成有著極為關鍵的作用。本人以魯迅母親的相關經歷出發，探究其對于魯迅性格形成及日后作品的影響。
一、堅韌剛強的母親和年幼早熟的魯迅
魯迅曾說過“我母親如果年輕二三十年，也許要成為女英雄呢。”①正如他所說，魯迅的母親魯瑞是位非常不平凡的女士，她培養了中國三位文化名人。周建人說“她性格開朗、寬厚，無論我們怎么頑皮淘氣，也沒看到她真正動過怒，總是那么和顏悅色，無論后來家里遇到什么災難，她從不愁眉苦臉，總是那么堅忍剛強。”②堅忍剛強，正是魯迅母親性格的聚焦點。
魯迅母親出身于名門，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未能進學堂讀書。可私塾先生給她的兄弟上課時，她就站在旁邊聽講，以這樣的方式堅持了近一年。隨后囿于舊習，家里長輩不讓她聽了，她就自己自學，找書看，有不認識的'字就問別人，以這樣的方式自修到能夠識字的水平，從此常常閱讀書報以自娛。魯迅母親年輕時命運多舛，災難不斷。長女早夭，公爹入獄，后又喪夫喪子。她扛下了這一切，苦苦維系著風雨之中搖搖欲墜的家庭。甚至當長子魯迅決定離開自己，到異鄉求學時，她都能強忍著心中的悲痛，含淚叮囑兒子：“俗話說‘窮出山’，你要爭氣”。魯迅母親性格中的堅韌剛強不僅僅體現為能承受生命中的不幸，還體現為敢于對封建禮教中的不合理的規定進行抗爭。
魯迅留學日本之后，來信要母親剪發放足，她便聽兒子的話，不再裹腳。這種行為在封建衛道夫看來是傷風敗俗的事，同族叔公周椒生罵她是“南池大掃帚”，即敗家蕩產的掃帚星，椒生的兒子周伯文甚至惡毒地說，某人放了大腳，要去嫁給外國鬼子了。她聽后冷然回答“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難說的呀�！雹俦憩F了不向黑暗勢力低頭的剛毅品格。
二﹑魯迅文學作品中矛盾的母親形象
創作心理學家認為，作家的創作心理的形成是源于創作主體的生活經歷，情感積累，日常心理包括無意識等等的基礎上產生的。作家的創作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方面。
魯迅作為長子，因而比其他兄弟更能了解早年守寡的母親在撫養幼子的過程中心中暗藏的無奈與悲哀。因而在其文學作品中，才能塑造出諸如祥林嫂子，華大媽，單四嫂子和夏四奶奶等等亦感人亦讓人心生憐憫的母親形象，魯迅還在多篇作品中寫到寡母失子的悲痛。魯迅尖銳地揭示了中國傳統中以男性為中心的荒謬本質。五四新風并沒有讓江浙一片偏遠的鄉鎮中流傳已久的陳舊鄉俗帶來絲毫改變，兒子成為不但是親情的寄托，還是家庭利益的保證，守寡的女性如果沒有了兒子作為依靠，就代表著家族血脈的斷裂，更代表著原本擁有的家族財產旁落。
《祝�！分邪⒚廊ゲ痪弥�，祥林嫂就被“光明正大”的趕出了家門。《明天》中的單四嫂子在兒子夭折后無法看到生存的意思。反思魯迅所塑造的這些寡母形象，毫無例外的都有著封建傳統禮教中以男性為中心的情感傾向。寡母是男權制度的維護者，擁有著毫不利己的奉獻精神，她們在養育孤子時的堅強品格得到了作家的首肯。同時，這些寡母們心甘情愿的接受守寡的現實，恪守婦道，在丈夫生前百依百順，在丈夫死后立刻斷絕一切欲念�！蹲８！分�，祥林嫂在祥林死后逃到魯鎮時不過二十五六歲，文中介紹祥林比祥林嫂還小十歲，由此可見夫妻二人的年齡懸殊之大。就算如此，她甘心情愿的為他守節。
魯迅筆下的母親形象，都是遵循著傳統封建倫理的母親，她們粗笨、平庸、缺乏靈活性，但是任勞任怨、無私奉獻、毫無私心，全身心的照顧著丈夫、孩子和家庭。一旦不幸成了寡婦，便克己復禮的守寡過完余生，將全部的希望投到孩子（主要是兒子）身上。這些母親忘我的犧牲精神讓孩子們尊敬，孩子們在感受母親的溫情時又常常被愛所累。最初的《墳》，到《吶喊》《彷徨》《野草》，母愛最終阻礙了子女的前行，這一思想始終貫穿著魯迅整個創作過程�！段抑澚矣^》、《燈下漫筆》《寡婦主義》等文章，從不同的層面，用不同的視角，深入地剖析了封建中國的家族制度下女性的生存困境。能夠無私奉獻的母愛卻又愚昧又麻木，魯迅小說中母親形象的整體共性是對封建禮教的認同。單四嫂子用沒日沒夜紡紗辛辛苦苦掙來的全部積蓄為獨子寶兒治病，卻先將希望放在求神簽、許心愿上，因而延誤了治療的最佳時機；華大媽把能治愈小栓癆病的希望放在人血饅頭上；革命者夏瑜的母親對兒子的犧牲不但不理解，甚至連上墳都感到羞愧。
眾所周知，個人性格的形成是源于童年經驗、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童年作為個人人生的開端和生命的起點，在人生中有可能只是非常短暫的一段時間，但始終給人留下影響終身的印象。弗洛伊德學說提到過童年的決定性影響，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創作風格可以追溯到童年與少年時代的生活印痕。魯迅作品中所塑造的系列母親形象，讓我們認識到研究家庭教育對作家文學創作的重要性。
注釋：
①周作人.魯老太太[A].魯迅的故家[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隰斞�.自敘略轉[A].魯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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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3
魯迅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小說，甫一出世，就震驚了文壇。它斷言中國的歷史是一部人吃人的歷史，這一觀念很快就成為了幾乎所有進步知識分子的共識，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肯定其固有的思想價值。然而，頗耐人尋味的是，這么尖銳犀利的觀點卻是出自“狂人”之口。
從敘述本文來看，狂人之狂并非狂妄之狂，而是“迫害狂”之狂“，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1]444，其敘述應該是十分不可靠的。那么，讀者為什么對他的論斷深信不疑呢？從根本上說，敘述者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呢？魯迅的《狂人日記》篇幅很短，主要由兩部分構成：敘述本文和插入本文。敘述本文用短短的幾百字敘述了日記的來歷:我聽說昔日良友偶染重病，趁歸鄉之便欲往探視，不料已經痊愈，赴某地候補去了，其弟獻上病中日記兩冊，以顯示當日病狀；我看過日記之后，覺得很有醫學價值，于是展示出來以供研究。插入本文由13封日記組成，根據所敘事件，可以分成5個部分：第1部分是前3封信，我發現大家都要吃我；
第2部分是第4和第5封信，我進一步發現帶頭要吃我的竟是我大哥；第3部分是第6到第9封信，我明白了歷史為什么是吃人的歷史；第4部分是第10封信，我勸大哥不要吃人但是遭到失��；第5部分是最后一封信，一共只有兩句話，既然大人難以勸阻，于是我呼喊“救救孩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篇幅很短的敘述本文中，是外在敘述者在敘述；而在相對較長的插入本文中，是人物敘述者“狂人”在敘述。那么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斷定兩個敘述者是可靠敘述者還是不可靠敘述者。
這就涉及到敘述者可靠性的標準問題。韋恩·布思在《小說修辭學》中對不可靠敘述者做了最經典的定義：“當敘述者為作品的思想規范（亦即隱含的作者的思想規范）辯護或接近這一準則行動時，我把這樣的敘述者稱為可信的，反之，我稱之為不可信的�！盵2]178按照布思的理論，可靠敘述者與不可靠敘述者相區分的基礎是作品中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距離類型和相距程度”。以布思為代表的許多傳統敘事學家都以隱含作者為標準來構建不可靠敘述者，我們稱之為傳統模式，這樣做最大的困難在于“隱含作者”本身即是一個不可靠的概念，它是在想象中建立起來的。費倫和馬丁的分類很有啟發性，他們分類所依據的基礎是：敘述者實際上往往要執行3種功能：
�。�1）對人物、事實和事件進行報道；
�。�2）對所報道的人物、事實和事件作出評價或認識；
�。�3）對所報道的人物、事實和事件進行闡釋或解讀。這里的每一種功能或角色沿著一條交流軸線展開，產生出不同的不可靠性：
�。�1）沿著事實/事件軸發生的是不可靠報道；
�。�2）沿著倫理/評價軸發生的是不可靠評價；
�。�3）沿著知情/感受軸發生的是不可靠解讀或闡釋。最后，他們劃分出“六種主要的不可靠性類型：不充分報道與錯誤報道、不充分認識與錯誤認識（或錯誤評價）、不充分解讀與誤讀”[3]87。費倫和馬丁的分類不僅更為系統，而且其突出的優點是以修辭模式為基礎，把焦點置于作者動因、敘述者和作者的讀者之間的關系，同時不拘泥于軸線概念，強調所有的變異形式都要求作者的讀者通過自己的推斷，對報道、評價和闡釋作出不同于敘述者的理解。
根據費倫和馬丁的軸線模式，我們可以初步確定魯迅《狂人日記》兩個層次的敘述者的可靠性。首先來看敘述本文的敘述者。
某君昆仲，今隱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學時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漸闕。日前偶聞其一大病；適歸故鄉，迂道往訪，則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
勞君遠道來視，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后所題，不復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識[1]444。
顯然，外在的敘述者“余”是典型的可靠敘述者。從事實/事件軸來看，我們發現事件有“日前”、“七年四月二日”這樣確定的時間標志，有“故鄉”、“迂道”等確定的地點標志，有“某君”、“其弟”等明確的行動者標志，最關鍵的是事件的發展完全符合正常的邏輯秩序。從倫理/評價軸來看“，余”聽說好友病重“迂道往訪”，得知“然已早愈”，和好友一起發出會心“大笑”，這些都符合社會對朋友之間的倫理要求。從知情/感受軸來看，敘述者對日記“持歸閱一過”，根據“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知道他所患的是“迫害狂”之類的病，具有正常的邏輯推理和解釋能力。
我們再以同樣的標準來考察插入本文的.人物敘述者，很容易發現其中發生了分裂。我們以狂人的第4封信為例，做具體的軸線分析。
我也不動，研究他們如何擺布我；……大哥說“，今天請何先生來，給你診一診�！蔽艺f“可以！”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這功勞，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雖然不吃人，膽子卻比他們還壯。
伸出兩個拳頭，看他如何下手。老頭子坐著，閉了眼睛，摸了好一會，呆了好一會；便張開他鬼眼睛說“，不要亂想。靜靜的養幾天，就好了。”不要亂想，靜靜的養！養肥了，他們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處，怎么會“好了”？他們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截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聲大笑起來，十分快活。自己曉得這笑聲里面，有的是義勇和正氣。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1]447。
首先從事實/事件軸看，敘述者的敘述是可靠的。主要的事件就是大哥請了何醫生給我看病，而我不信任何先生，看到他們鬼鬼祟祟的樣子，我忍不住放聲大笑，使他們都失了色。事件有開端，有發展，有原因，有結果，從讀者的實際經驗來看，完全符合事實的邏輯順序。分裂主要發生在倫理/評價軸，人物敘述者把何醫生看作是劊子手扮的，把“靜靜地養幾天”看作是把我養肥了多吃，把大哥和何醫生的失色看作是被我的勇氣正氣鎮壓住了。這種評價是錯誤的：從隱含的作者的視角看，敘述本文的敘述者已經代作者交代人物敘述者“狂人”在記日記期間患有“迫害狂”疾病，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疾病“然已早愈”，說明根本沒有人吃人事件的發生；而從隱含的讀者視角來看，其根據日常經驗可以斷定，“人吃人”的現象根本不會發生，況且要吃他的還是他的弟弟和鄰居，這根本就不可信。而從知情/感受軸考察，我們驚奇地發現，人物敘述者的闡釋和解讀竟是“可靠”的，這里的可靠指的是盡管他的評價錯誤，但其闡釋和解讀卻十分支持他所作的錯誤評價。他所要證明的問題是：中國4千年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所以現在有人吃我是正常的。他的論證是十分雄辯的，理論上說，中國的禮教的確是允許吃人的現象存在，《管子·小稱》記載：“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于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盵1]455講的是易牙蒸子獻給齊桓公品嘗的故事，這一極端殘忍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曾經長期作為忠臣的典范，可見吃人在中國的禮教上是允許的（盡管狂人細節上將齊桓公記成了桀紂，卻根本不會削弱整個論據的強悍）。而“割股療親”的例證，也是中國古代膾炙人口的至孝故事。而狂人列舉的現實生活中的例子更勝于雄辯“，誰曉得從盤古開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盵1]452這些證據在魯迅時代的讀者看來，都是確鑿可信的，徐錫林的心肝被衛隊炒食眾所周知，狼子村的故事和人血饅頭的故事也廣為流傳。因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魯迅《狂人日記》的人物敘述者狂人是一個不可靠敘述者，其不可靠主要表現在對所敘述事實的錯誤評價。
但是正如同上面所分析的那樣，作為插入本文敘述者的狂人雖然是一個不可靠敘述者，但卻是一個特殊的不可靠敘述者。這個不可靠敘述者僅僅是在倫理/評價軸上發生了錯誤，他對事件和事實的陳述是完全符合社會和文學慣例的，盡管因為其先入之偏見使得他的敘述顯得十分不合常規，但是因為作者的提示和讀者的慧眼很容易將基本的事實進行還原，比如上文所引狂人與何先生的遭遇，讀者完全可以自己將其還原成一個普通的看病的場景。而在知情/感受軸一端，根據我們的分析，狂人的論據是十分雄辯的，他的這種雄辯是具有廣泛的適應域的，他并非完全是為敘述者辯護的，它的鋒芒指向歷史，指向現實，盡管其中隱含的作者故意設置了幾個顯而易見的錯誤，這些不僅不會削弱論證的雄辯，更是偷偷地提醒我們敘述者的不可靠性。也正是這種雄辯，敘述者時常把我們的視線從自己身上移開，轉而關注他的說理的力量，而他的說理滴水不漏，不僅遵循日常解讀行為的邏輯規律，而且與他對事實的評價相當吻合。因而，在這個層面上，狂人不可靠敘述的可靠闡釋使小說多少保留了傳統文體穩定可靠的內在特質。
可見，魯迅《狂人日記》敘述本文層面和插入本文層面的敘述者的可靠性是不一致的。敘述本文的敘述者在3個軸上都是可靠的；而插入本文的敘述者狂人在評價層面上是不可靠的，但可根據敘述本文的事實暗示和讀者的積極建構，使插入本文倫理/評價的不可靠性降至最低，并從而突出了在闡釋和解讀層面上的可靠與認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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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4
論文摘要：在魯迅的筆下反復出現“死孩”，絕非偶然。本文通過魯迅的人生經歷來分析魯迅“死孩”情感體驗的來源，以及通過文本細讀看“死孩”意識在文本中的表現，揭示魯迅對傳統愚昧文化的譴責，當時社會人們的麻木冷漠，以及對孩子“器物”認識的憤怒。最后，筆者分析了“死孩”意識對魯迅的“兒童教育觀”的影響。
關鍵詞：死孩；情感體驗；器物；兒童教育觀
在夏志清看來魯迅是描寫死和丑惡的能手，“喪儀，墳墓，死刑，特別是殺頭，還有病痛，這些題目都吸引著他的創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復出現，各種形式的死亡的陰影爬滿他的著作�！盵1]對筆者觸動最深的便是魯迅筆下那一個個死去的孩子。魯迅很多作品都揭露出兒童被封建文化的摧殘和損害，如《明天》、《藥》、《祝�！�、《鑄劍》等。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文中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盵2]魯迅塑造死孩的動機如何而來，如何深切的表現以及對魯迅生活的影響，筆者一一作了分析。
一、魯迅“死孩”意識的情感體驗
（一）母親失子悲痛情感的浸染
光緒戊戌的冬天，魯迅從南京學堂回來，看見了六歲因肺炎死去的四弟。根據周作人的回憶，四弟是個“玉雪可愛”的孩子，在周作人看來，椿壽是兄弟是四人中最具才華的。魯迅的父親死之前最后的一刻還想著四弟，可想夫妻對兒子是多么的疼愛。此外，魯母還失去過一個女兒——端姑，“妹子端姑生于光緒己亥（一八八七）年，不到一周歲便因天花死去了。”[3]女兒的去世給母親巨大的心理打擊“老實說，假如先母有一個女兒，她的生活要幸福得多”[4]魯迅在十八歲之前，都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母子連心，作為懂事孝順的長子，他肯定能感受到母親心中的喪子之痛。
（二）學醫對死孩的刻骨認識
魯迅在仙臺學醫的時候“解剖過二十幾個”尸體，有年老的，壯年的，男的，女的。解剖學的知識讓他真實地明白了給孩子治病吃人血饅頭的荒謬和中國婦女的“三寸金蓮”的殘忍至極。從魯迅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魯迅對于婦女和小孩是有著巨大的悲憫之心的。他筆下對這兩類人物是有著更多的關注。這使魯迅有了一種尊重生命和愛護生命的宏愿。學醫的`過程中，他對各種疾病有了深刻的認識，“胎兒在母體中的如何巧妙，礦工的碳肺如何墨黑，兩親的花柳病貽害于小兒如何殘酷”[5]學醫使魯迅對孩子有了更深的認識，他知道孩子是如何巧妙的產生，也知道一個生命的到來有多么的不容易。失去一個孩子對一個母親，一個家庭是怎樣的悲慟。
（三）魯迅死掉的孩子—《新生》
魯迅也曾有自己的孩子—《新生》，也像一個母親一樣有慢慢地孕育著，看著它一天天“強大”起來，可惜流產了。1907年，魯迅準備籌辦一種文藝雜志，取名《新生》，但終因部分人的不了解文藝，中途消極，剩下魯迅、許壽裳、周作人三人，論文又都不名一錢，結果流產了。魯迅自己回憶也說：“《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任文字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后卻連這三個人也都為了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并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盵6]《新生》的胎死腹中，讓魯迅很受挫，失敗后，便是無奈的寂寞，如“大毒蛇的寂寞”緊緊地纏繞著自己。自己“叫喊于世人中間”，卻沒有人“反響”自己，那種尷尬和孤獨的悲哀籠罩在心頭。
以上可以看出孩子的死亡從童年開始一直就縈繞在魯迅的心頭，在人格形成的關鍵時期已經深深注入了他的血液，成為魯迅潛意識的一部分，后來人生經歷又不斷強化這種意識，慢慢發酵，構成了魯迅筆下一個獨特的“死孩“意象。
二、“死孩”意識在魯迅筆下的具體表現
�。ㄒ唬┙韬⒆拥乃雷l責以中醫為代表的落后文化
在《明天》和《藥》兩篇小說中，魯迅都寫了孩子因為生病，最后因醫治的無效而最終死亡�！端帯分腥搜z頭可以治病。在《明天》中單四嫂子帶著自己的寶兒，靠紡紗賺錢度日，孤兒寡母，可是“寶兒忽然生了重病，求神許愿、吃單方、看醫生，都沒有用，終于死了。”魯迅的弟弟周作人說這是一篇很陰暗的小說，本事與模型是沒有的，只是借著一個思想把故事寫了出來。[7]四弟六歲因為肺結核在冬天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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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边@種祈福的儀式本是對農忙了一年的魯鎮人們的一種精神慰藉，然而對曾經勤勞能干的祥林嫂再也不能得到精神的滿足，而是備受折磨，在祝福的夜里孤獨地死去。她被“儀規”排除在群體之外，她被魯四老爺認為是晦氣的，在祝福的夜里，她最終走向了死亡。祥林嫂的悲慘最終不在孩子被狼吃了，而是在孩子被狼后，人們的那種冷血，即便是有孩子的母親（柳媽），也沒有給她一點慰藉。首先，當祥林嫂再次回到魯鎮后，魯四老爺已經覺得她是“敗壞風俗”的，男權社會已經不再認可她的存在。其次，信佛的柳媽疏離她，作為同性的母親沒有給予精神上的安慰，女性不再同情女性，母親不再安慰母親，構成一種“反諷”。再者，作為敘述者的“我”，對于祥林嫂的問題“不帶感情不愿深思”[8]最為一個受過啟蒙教育的“我”，也沒有給予祥林嫂精神上的幫助。在《明天》中，單四嫂子死了孩子，鄰里鄰居都來幫忙，可是事后，大家也都各干各的，并沒有真正的關心她，咸亨酒店依舊熱鬧，到“東方已經發白”。“單四嫂子的不幸實際上把她在群眾中孤立起來了，并沒有人真正的關心她�！盵9]
注釋：
[1]樂黛云編.國外研究魯迅論集（1960-1981）[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373.
[2]魯迅.魯迅自述[M].京華出版社，2005：73.
[3]周作人.知堂回憶錄（下）[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14.
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5
作為現代文學史與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大家，魯迅受人崇仰最多，也議論最多， 魯迅的早逝并未如其所愿的“埋掉，拉倒”，也并非如日本學者竹內好所謂的以死解救了對立，消泯了論爭。實際上，后世學人在慨然而生“千古文章未盡才”的浩嘆之時，對其生前身后的命運也一直有“是非蜂起”的論爭與猜測。
作為魯迅的后人，周海嬰的新著《魯迅與我七十年》以大量親聞親見的一手資料，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隱情，破解了一些困擾魯迅研究的歷史謎團，意義甚殊。因為，這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史料問題，更重要的是，“事實”的揭示與如何揭示本身就包含著“求是”亦即真理求索的嚴肅意義。比如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的題目，就需要思想的勇氣。
在我看來，周著更重要的價值就體現在一種“拋棄顧慮”、大膽直書的精神，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周海嬰真正承續了乃父最基本，也最可貴的精神原則。但同時，我們亦須注意，秉筆直書雖然是歷史書寫的一個最重要的要求和原則，但它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完備的事實考證。而且，事實也不等于結論，必須經過嚴密的邏輯分析與論證過程，否則，即使列舉很多的事實，也可能得出有偏差的結論。如果求全責備的話，我覺得周著的些許欠缺就在于個別地方的“大膽假設”似乎多于“小心求證”。比如在對魯迅之死的解釋上，認為給魯迅看病的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有謀害的嫌疑就顯得思慮不周，情感臆測的成分大于事實分析。不過應該看到，著者畢竟不是學者，其“拋棄顧慮”的“實事實說”的勇氣，表明只是“懷疑”，“以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的坦誠，已殊為不易。周海嬰根據個人的意愿來回憶往事，書寫自己心目中的魯迅，罅漏難免，他人可以批評，卻沒有權利苛責。因而，本文只算是對周著的一種補充和發揮。
魯迅的猝然而去是許多人所意料不及的，這甚至也包括魯迅本人。在耳聞目睹了多次打著民主、共和旗號的“搶奪舊椅子”的'革命游戲后，種種漂亮名頭下的黑暗現實使魯迅對中國社會有了更為深切的觀察，也使得他對中國未來充滿了深刻的悲觀。但魯迅之為魯迅，就在于以悲觀的勇氣否定了虛妄的“黃金世界”后，又同樣以一種深沉的勇氣來承擔和挑戰心內心外的死亡與幽暗。
所謂“自家有病自家知”，學過醫的魯迅對自己嚴重的病情當然更應該有所了解。但那種“反抗絕望”的亢奮心態與剛毅氣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魯迅對自己病情的看法。早在1934年，社會上就風傳過魯迅患重性腦膜炎的消息，魯迅戲擬一詩作為答復：“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謠言雖然是謠言，但魯迅嘲弄性的反擊卻的確洋溢著一種戰斗的樂觀氣息。因之，到了1936年，魯迅在自己的日記中已不斷出現“發熱”的危險記錄，而史沫特萊請來的美國肺病專家鄧恩醫生又確診其病情嚴重后，魯迅雖然“受 了些影響”，但又“不怎么介意”，再加之醫生又有“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 ”的話，他反而增強了醫生所譽的“最能抵抗疾病”的信心。所以當茅盾、增田涉等幾位朋友看望他時，魯迅是笑著將自己的X光片指給他們看，一面還不免將美國醫生贊譽的話得意地重復一番。
魯迅在病逝前所寫的《死》，被許多人驚嘆為先知的絕唱，但如仔細品味就可以發現，這篇文章其實充滿了慣常的冷嘲熱諷，那種幽默與樂觀洋溢可見 。這種“樂觀”并非超然于死的“達觀”，正如魯迅的自我調侃：還“未曾煉到‘心如 古井’”的地步。魯迅在文末也說：“這些大約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 ，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換言之，如果真的意識到死亡，恐怕寫不出這樣樂觀、 從容的文章來，可惜人們的注意力多放在戲擬的幾條“遺囑”上，而忽視了這條重要的幕后說明。魯迅的這種樂觀似乎也感染了親屬，在給曹白的信中，許廣平就把“再活一二十年”當成了一個可信的“好消息”。也許正是這種樂觀，魯迅的忽然去世就讓人難以接受，也在親人們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
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6
【論文關鍵詞】越文化 魯迅 文學
【論文摘要】魯迅先生其人其文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其獨立人格和叛逆氣質以及一貫悲觀懷疑的精神，都對中國近代文壇和民主革命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是，這些獨特的氣質是如何形成的，學界依然是眾說紛紜。本文試圖從越文化對魯迅及其文學的影響上進行研究，希望通過剖析和探索弄清它們之間的關系。
魯迅以及他的文學對中國近代文學的影響極大，他本人的個性以及其文學作品所呈現出的特質一直很受學者們的關注，魯迅其人其文獨特氣質的形成其實是有淵源的，與越文化的影響有著相當大的聯系。
一、越文化的內涵與傳承
文化精神是相對獨立的社會精神，其固化和傳承可視為是一種集體的無意識行為，或受潛意識引導的行為，受包括一個地域的自然環境、風俗環境、文化思想、居民心理特征、歷史傳承等一系列復雜因素的影響。越文化，作為一種傳承了上千年的地域文化，其內涵和傳承都是具有鮮明特征和影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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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在古時一般稱吳越，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歷史概念�！皷|臨大海，西臨彭蠡以與楚接壤”，南至新安江上游，“北與南淮夷隔長江相鄰”形象而生動地說出了古代越人的活動范圍，是與中原文明有著明顯差別的區域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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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時期，隨著周王室的衰落，諸侯紛紛發展各自勢力，越文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并在吳越兩國的發展過程中得到壯大。
之后越文化得到大發展的時期是在魏晉，這一時期由于中原士族衰落和少數民族南遷，使得許多中原人南遷到了吳越的傳統地域，帶來了相對先進的文化和觀念，與吳越傳統觀念糅合。并且魏晉士子們醉心的玄學也深刻影響了吳越文化的傳承。
南宋之后，程朱理學在吳越之地得到了大發展，儒學的全面輝煌使得身處其間的吳越之地再次面臨新的文化沖擊，同時相對寬松的文化氛圍也使得越文化相對容易的加入了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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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的內涵是和其特定的歷史沿革分不開的，不同歷史時期形成不同的特點：
1、激烈與反抗
越在春秋時期由于地處偏隅，同時與中原的文化觀念不同，導致其屢起兵戈，越人尚武，便自此而來。強烈的生存憂患意識促成了他們的激烈與反抗精神，并延續至今。
2、張揚
魏晉士子們的文化情結是非常濃郁的，無論是“竹林七賢”還是陶淵明，那個時期的文人都具有鮮明的個性，流傳至今，就成為了越文化中張揚的一面。
3、精神反抗
南宋由于武力衰微，加上文化繁榮，故此文人的精神反抗意識濃厚，同時在元統一時涌現的文天祥等一批知識分子勇赴國難，使得這一精神發展到了高潮。
二、魯迅成長中的越文化熏陶
談及越文化對魯迅及其文學的影響，就不能不談及魯迅的成長經歷和在這一過程中接觸到的越文化：
�。ㄒ唬┘彝キh境影響
魯迅生于一個典型的文人世家，祖上出過多名清朝的舉人進士，加上當時社會評價對于讀書人取仕的重視，使得魯迅在小時候就受到了極為正統的儒學教育。但是經史子集對于一個小孩子來說顯得太過沉重，于是魯迅在小時候就對非正統的書藉極感興趣，并得益于家中豐厚的藏書，閱讀了相當數量的各種書籍，對其精神很有影響。這些充滿性靈和智慧的文字，對魯迅的影響頗大，不但其情致吸引著魯迅，僅其文采方面的影響，也是非常深刻的。魯迅后來在治學方面表現出的廣泛開拓精神與淵博的情趣，以及對輯校、收藏的愛好，可以說是與早期的雜覽分不開的。
�。ǘ┣髮W經歷影響
魯迅的生活在求學期間遭遇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父親的病重和家道中落使得魯迅不僅嘗到了寄人籬下的苦楚，更讓他感到了世態炎涼的冷酷。這些際遇使得魯迅早前在書中體會到的情感熔于一爐，這些情感再加上越文化激昂反抗精神的影響，使得魯迅過早地踏上了異地求學的道路。
（三）導師教誨影響
魯迅早前學到的文章由于選擇的因素，多為魏晉文章，此類文章也多為魯迅所喜。早前的閱讀可以說是不自覺的，但是在日本留學期間，他遇到了避難至此的名士章太炎，在彼此交往中，不僅加深了對魏晉文章的理解，魏晉文化也加對其人格的塑造起了很大的影響，正是這一過程，加強了其張揚的個性特征。
三、魯迅文學中的越文化
在魯迅的文學作品中，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不自覺中流露的越文化，大體可分為以下幾類：
�。ㄒ唬┱媲榱髀兜摹肮枢l情結”
魯迅的故鄉情結在許多部作品中都得到了體現，當然這一情感的.體現表現得相當復雜，有對落后愚昧的痛恨、對優秀傳統的贊美等不一而足。在對兒時的回憶上，又展現出了其赤子般的眷戀情懷，這都是越文化中激昂特點的真實寫照。
�。ǘ┚駳赓|的越文化展現
魯迅的雜文是目前最被人們所稱道的，由于其尖銳和一針見血，給當時的反動當局帶來了很大的不利。當然這不僅體現出越文化的反抗精神，同時也體現了其在精神反抗上的積極性，這也是越地名士們柔韌特性的體現。
（三）思維方式的越文化呈現
魯迅的文學作品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這在思維方式上也是和越文化一脈相承的。當時文人艱辛的生存環境與對傳統文化的叛逆，和吳越先民的生存環境很是相似，這也給魯迅的思維方式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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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7
國內外零星出現的一些關于魯迅的文學語言研究的成果，或仍在傳統美學的范式中輾轉，或套用西方語言論美學而失卻了漢語的固有特征。目前，這方面尚未有較為系統的、開拓性的成果問世。本文擬在西方語言論美學的框架中，同時尊重漢語象形會意的特征，在考察魯迅創作與漢字文化的關系方面，作一點初步的嘗試。
一
西方語言論美學認為：人是語言的動物；語言是存在的寓所；存在通過語言而現身。語言不單單是一種認知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種“實體性的存在和力量”，甚至“作為客觀實在出現在人的面前”。（1）當我們將魯迅的文學創作置于語言論美學的視域中考察時，發現魯迅對語言與存在的依存關系的感受和意識都很強烈：他在《吶喊·自序》中曾流露出自己曾有過一段“不能已于言”的時期，并將言說的姿態及其效應與人生的價值聯系起來；（2）他也曾提出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偏激主張；（3）同時他又深感自己與漢字的與生俱來的深刻聯系，雖欲擺脫而不能，故而認同在歷史的中間地帶承受犧牲的痛苦的命運，他的“中間物”意識正是建立在對自己所做的白話文章的語言的體悟上的。
如果說人的存在通過語言而呈現的話，則語言的運思者或言說主體，首先遇到的是言說的欲求及位置和姿態問題，這種言說及其言說者的位置和姿態是某種生存狀況及意義的體現。魯迅的言說欲望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早年的人生苦難。從小生長在懸掛著“翰林”匾額、祖父曾取進士功名、父親亦以科舉考試為終生正業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中的魯迅，早年受過非常嚴格的以讀經作文、以應科考為主的正規封建教育。在封建科舉時代，科舉考試成為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主要言說方式。周作人說：“這（指科舉考試——引者注）是知識階級，那時稱作士人或讀書人的，出身的唯一正路�！薄拔覀兡菚r，沒有不是從這條路走的，等到有點走不下去了，這才去找另外的道路的，那自然是后話�！保�4）在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家庭的背景中，魯迅有著極為復雜而痛苦的人生經驗：一方面，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氛圍及所受的嚴格、正規的封建教育，使魯迅與漢字文化發生終生的血肉聯系；另一方面，科舉考試又給魯迅及其家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祖父的科場案而引發的家庭大變故使魯迅的家庭由言說的中心一下子被拋置于社會而成為人們言說、鑒賞的對象，在以古文言為載體的傳統價值統治的語言秩序中，完全喪失了話語的權力。這種言說權力的被剝奪或被壓抑，一方面深深地妨礙了主體對自我存在的意義（價值）的認同，一方面又極大地刺激了主體更加強烈的言說欲望。所謂“不能已于言”、所謂“登高一呼，應者云集”云云，都在表達著一種急切尋求言說及言說位置或姿態以確立自我存在的意義的情態。而猶如一道電光，瞬間照亮了主體言說的方式：啟蒙者的姿態。正是帶著這種個人經驗，魯迅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二
中國近代以來國勢貧弱，民心萎頓，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迫于存亡的危機，紛紛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則經由了一個由部分到整體的否定過程，這種否定到五四時期達到高潮。魯迅在后來《瑣記》一文中描述了當時面對西方文化涌入時的興奮和激動：“‘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稌r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匯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很可愛�！保�5）如果說，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積淀在象形會意的漢字中的話，則對漢字文化的批判就具有反傳統的意義。而這種批判是在西語文化的沖擊下發生并以之作為它的價值標準的。
一方面是帶著個人特殊的經驗，一方面也是感應著反傳統、崇西學的時代大潮，魯迅的文學創作從一開始就是以對漢字文化的批判為標的的.。這種批判主要還不在由文言到白話的工具性轉變，而是更深刻地表現在其具有反叛性的言說內涵和姿態上�！犊袢巳沼洝分锌袢说摹叭收叱匀恕钡暮艉�，正是在“仁”的象形會意“仁者愛人”的基礎上的一種反叛性的逆向思維�！犊袢巳沼洝分�，魯迅全面展開了對凝結在中國漢字中的傳統文化的一些基本范疇和觀念，如“君臣”、“父子”、“夫妻”、“忠”、“孝”、“節”、“烈”等的整體性批判，并將這種批判貫徹自己創作過程的始終。如果說《孔乙己》借孔乙己盡情地揶揄了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陳腐的文言的話，《這樣的戰士》就是對“學問”、“道德”、“國粹”和“東方文明”等進行掃射式的永不妥協的戰斗；而《祝�！穭t是以滲透了中國傳統文化神韻的一次民間儀式“祝福”的過程反復展示，生動而形象地揭示出中國“禮”文化的吃人本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廚房�！保�6）
在這個過程中，西方以表音為特征的語言及其所負載的西方文化的沖擊分明可見�！栋正傳》關于阿Q的命名耐人尋味：在對漢字“貴”（“桂”）的文化內涵嘲諷剝離之后，代表中國人靈魂的阿Q除了一根無用的辮子之外，（7）其價值等于“0”（“阿”字發音的口型亦與“0”相似）。而最后用英國流行的洋字的拼法，則隱喻式地表達了人們在全面否定舊的存在秩序之后，對一種新的生存方式的渴求和熱望�！斗试怼穭t象征性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的表音語言相遇時所顯露的不潔，因此必須對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思想施以西方文化的洗滌。而《高老夫子》則說明即使用上西語的好名目，也仍不能改變中國文化的老流氓的變態心理。這種對漢字文化的批判，有時發展到極至，作者甚至提出過“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主張。兩種語言體系在創作中的交遇、沖突及作者的抑揚取舍，曲折地反映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在救亡圖存的探索過程中的深入思考、選擇及其情感經歷。
三
然而，《狂人日記》在對漢字文化批判的盡頭，言說的主體突然發現，自己原來與這吃人的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建構的同時又顛覆了主體。這種情境也是魯迅漢語創作中的矛盾處境。魯迅從小生長在封建士大夫家庭，與漢字文化的血肉聯系與生俱來。雖然在時代潮流的鼓舞下，以對漢字文化的批判進入文學創作，但作者所運用的語言雖是白話卻仍然是漢語。漢字對作者而言，不僅是言說的工具，更是面向世界而顯現的存在方式。
洪堡認為：“人從其自身的存在之中編織出語言，在同一過程中，他又將自己置于語言的陷阱之中；每一種語言都在使用該語言的民族周圍劃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無法逃出這道魔圈……”（8）《祝�！繁闶窃凇岸Y”的象形會意的背景上展開藝術構思的�！墩f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段注：“禮有五經，莫重于祭，故禮字從示，豊者，行禮之器。”（9）作品圍繞著舊歷年底的祝福的祭祀儀式，步步深入，最后在祭器問題上給祥林嫂以最后一擊。在這里，“禮”字的構形會意不僅為作品的構思提供了材料，同時對氛圍的營構和情節的發展，都具有推進作用。一方面，作者帶著自己個人的經驗，感應著時代精神，對凝聚在漢字中的傳統價值進行毫不容情的解構性批判；但另一方面，主體在苦難人生中的價值訴求、歷史大變動的時代的啟蒙精神的表達，又是在傳統漢字文化的背景上彰顯的。
黃侃曾說過，在五四新文學作家中，魯迅的作品最能見出漢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10）周作人曾指出，魯迅在用字上有“潔癖”，即喜歡用字的本義。魯迅也曾以懊喪的口氣談到，自己的作品中“常不免流露出”文言的“字句和體格”。（11）其間的是非得失，各有偏倚，但都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漢字文化與魯迅創作的重要聯系。這種重要性不僅表現在在白話中加入一些文言的字、詞、句等顯在的層面，更為本質的是，漢字的象形性和原初意味全面地參與了作者在創作中的藝術思維及藝術世界的建構。
四
卡西爾認為，藝術的本質不在其思想和情感，而在構形。“藝術家的最高最獨特的力量”，表現在“給他的感情與外形”。（12）漢字的以線條“描其輪廓態勢，傳其精神意象”（13）的構形會意的思維方式與藝術思維的構形性有相通之處。當有著深厚的文字學造詣的作者進入漢語藝術思維之時，漢字的象形會意便幫助了作者文學世界的構建。
《孔乙己》主題即在“涼薄”一詞的本義（“以水羼酒”）的基礎上引申衍化而來。《說文》云：“涼，薄也�！倍巫ⅲ骸班嵥巨r云，涼，以水和酒也�！S云薄也，蓋薄下奪一酒字，以水和酒，故為薄酒�！保�14）作品將某一特定情境置于咸亨酒店，以喝酒的情節作為貫穿全文的脈絡，并且似乎在不經意間帶出“羼水”的細節�？吹贸觯@是在“涼薄”的象形會意的基礎上生發的藝術構思，不過由物質轉到精神、由實物轉到語言罷了�！豆陋氄摺穼懶挛幕南闰屨卟粸楸娙死斫�、且遭社會排軋的孤獨的悲劇命運，但主人公魏連殳的身世、行狀，卻又分明可見漢字文化中“孤獨”一詞的原初涵義（“幼而無父”、“老而無子”）。這里已經是在古老的漢字中注入現代的思想內容了�！哆^客》的命意，當然有莊子“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的思想影響。但是，更為引人入勝是，作品在文字學意義基礎上，擬人設語，描景造境，賦予作品以哲學意味。“客”，《說文》云：“寄也，從宀各聲。”（15）“宀”象屋之四注，所以荒原上有一間小土屋�！案鳌�，異也，過客和老翁與這間小土屋的關系是不同的：老翁常居于此，是主；過客偶過其旁，是客，其主旨是在前面。這種意境氛圍通過“過”字得到升華�！夺屆芬浴斑^”釋“郵”�！班]”，《說文》云：“境上行書舍。從邑垂；垂，邊也。”（16）可見，“過”不僅同樣包含了“屋”的意象，包含了度而不居的意思，而且點明過客正處在某種邊界上（生死臨界點）。這些地方使得魯迅的創作在主題構想、情節演繹、意象形成等方面，表現出漢字文化的基本體格。
不僅如此，漢字構造過程中的思維方式也可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魯迅的藝術思維和表達方式。一是漢字雖為象形文字，但卻是以線條的曲折，描其輪廓，而省略了許多無關緊要的東西，具有某種簡約性。這種簡約性的思維方式可能影響到魯迅創作的表達方式。魯迅說：“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保�17）這種白描的手法與漢字構形的簡略性原則極其相似。二是漢字據義構形，運用的雖是線條，呈現的卻是象的神韻，“從一開始漢字就帶有寫意性質，具有象征意味，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形式”。（18）這種寫意、象征的思維方式，也可能影響到魯迅在創作中對象征手法的選擇和運用。在魯迅的作品中，象《狂人日記》、《藥》、《白光》、《長明燈》等都具有濃郁的象征意味；而在整體上具有象征性質的《野草》，其作品的本色是更見漢字文化的底蘊了。
魯迅創作中這種在主觀意向上反漢字文化、卻又在客觀文本的構成上體現出漢字文化體格的復雜情形，反映出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漢字文化所經歷的、復雜而痛苦的嬗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魯迅對漢民族語言在批判的同時也有所承傳，揚棄的同時也有所發展，為現代漢語的新規范奠定了基礎；從中也折射出20世紀初作為歷史中間物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和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的側影。
五
原初的語言就是詩。海德格爾認為：“詩乃是一個歷史性民族的原語言（Ursprache）。”（19）這里，我們不擬太拘泥于海氏關于語言的形而上的意義范圍，而是試圖說明，有著深厚的文字造詣的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對漢字本義的持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對原初狀態的關注，對作品中詩意構成的重要意義。如《故鄉》結尾處以“路”為喻的關于“希望”的表達：“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段詩富有詩意的表達，就是來自《釋名》�！夺屆吩疲骸暗�，踏也，路，露也。言人所踐踏而露見也�！保�21）關于路的表述甚至影響到魯迅雜文的詩意營構，如《生命的路》：“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22）這種對漢字原始意義的執持可能誘導作者對原初狀態的關注。如《這樣的戰士》中關于戰士的舉著蠻人所用的投槍的人物造型、《社戲》中關于民間原始戲劇形態的觀感等等。這些原始情境幫助著營構了魯迅作品的詩意氛圍。
《故鄉》大概是說“希望”的吧。“�！奔础巴薄！巴�，《說文》云：“出亡在外，望其還也。從亡朢省聲�！倍巫ⅲ骸斑�者，復也，本義�！保�23）“望”以“朢”為聲�！皷R”，《說文》云：“滿月也。”（24）“望”“朢”原為兩字，今則“望”專行而“朢”廢，“望”兼有二義。《故鄉》從“我”回到了分別了二十多年的故鄉起筆，即“出亡在外，望其還”之意，定下某種回歸的調子；但故鄉景物的蕭索又將這剛剛萌發的復歸的意念壓下。而閏土要來的消息，又使“我”兒時的記憶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一輪金黃的圓月瞬時照亮了“我”美麗的故鄉。圓月的意象直接就是由“望”的本義之一“滿月”的構意而來，是中國人心中的一種理想存在狀態。至于與之對應的那月光下的海邊瓜地上的英俊少年，如果榮格看了，定會驚叫：好一幅人類童年時代的狩獵圖！將他視之為對我們民族的充滿著生命活力的童年象征，不應算太牽強。但是故鄉的辛苦、麻木、恣睢的故人似乎又使那月光下的少年變得暗淡。但結尾又想到希望，那深藍色空中的一輪金黃色的圓月又在朦朧中清朗起來。從意識角度看，希望是在將來，是水生和宏兒，是進化的觀念，是對世界思潮之推崇；從無意識角度看，希望是在過去，是那月光下的少年，是回歸的意向，是對故有血脈之認同。
六
巴赫金認為：“語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間的對話溝通之中。對話溝通才是語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處。語言的整個生命，不論是在哪一個運用領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學、文藝等等），無不滲透著對話關系。”在完成了對魯迅作品的無意識分析之后，回首一望，正與開端處的個人無意識相呼應，魯迅的文學世界的整體風貌便呈現在眼前：在魯迅的漢語文本的海洋中，同時涌動著三股話語漩流：一是尋找個人價值更新的個人話語；二是反映現實歷史進程的時代話語；三是來自歷史深處的傳統話語。一方面，這三股漩流形成各自的對話體系。這就是所謂“異聲同嘯”，它輪廓了魯迅作品的藝術空間。另一方面，這三股漩流又互相碰撞、交織、融合，構成一個有機的藝術體，而漢字字義的雙歧性、不確定性，為這種統一提供了框架。這就是所謂“同聲異嘯”，它規定著魯迅作品的藝術密度。這樣，個人的精神史、時代的思想史和民族的文明史在這里混合一氣，形成一種深遂、蒼茫的精神景觀。
注釋：
�。�1）卡西爾：《語言與神話》：第83頁；第62頁。三聯書店，1988年。
�。�2）（5）（6）（11）（17）（20）（22）《魯迅全集》，第1卷第417—419頁；第2卷第297頁；第1卷第216頁；第1卷第285頁；第4卷第512頁；第1卷第485頁；第2卷第36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3）芬君：《魯迅訪問記》，轉引自張夢陽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2卷第577頁，中國文聯出版社，1985年。
�。�4）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48—53頁，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7）周作人曾談到，魯迅“乃是本意要用這個Q字，……據著者自己說，他就覺得那個Q字（須得大寫）上邊的小辮好玩”。見《魯迅小說里面的人物》，第8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洪堡：《卡威文集導言》，轉引自卡西爾《語言與神話》，第57頁。
�。�9）（14）（23）（24）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2頁；第562頁；第387頁；第63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原江西師范大學余心樂先生（系黃侃先生在中央大學時的關門弟子）曾告訴筆者，黃侃先生曾多次講過上述意思。
�。�12）卡西爾：《人論》，第19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
�。�13）錢穆：《中國文學論叢 》，第6頁。三聯書店，2002年。
�。�15）（16）許慎：《說文解字》，第151頁；第132頁。中華書局，1981年。
（18）黃亞平、孟華；《漢字符號學》上編，第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海德格爾選集》上，第319頁，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
（21）劉熙：《釋名》，引自王先謙《釋名疏正補》，第7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5）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252頁，三聯書店，1988年。
論魯迅創作中的舊文化情結論文 篇8
摘要：
魯迅的語文教育思想是在特定的歷史和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其中包括批判封建的教育內容，在他的思想教育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重視語文學習的規律。對于不合理的考試機制就要堅決抵制。魯迅的語文教育思想具有現代化、科學化和開放化的特點，合理吸收其教育思想有助于推動語文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語文教育；魯迅；思想研究
魯迅在我國的語文教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魯迅既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從事中國語言文學的教學工作很多年，并且在書刊上也發表了一些對教育的看法。對魯迅語文教育思想的分析可以彌補我國教育在這方面的不足，同時也有助于推動語文教育的發展。本文試圖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魯迅的語文教育思想。
一、批判封建的語文教育內容
語文教育內容是教育實施的基礎。對于魯迅所處的時代，雖然教育內容已經有所改善，但是還是存在著一些封建舊思想的存在，比較明顯的就是“尊孔讀經”。魯迅先生先后在多本刊物上表達自己對于廢除讀經的意見，他認為“尊孔讀經”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和虛偽性，鼓吹者的目的就是想要推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實現專制統治。魯迅一方面在雜文中說明讀經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又在小說、散文中借由“孔乙己”這種類型的悲劇形象批判讀經。魯迅在對經學教育批判的同時，對蒙學教材和其他古代教材也給予了否定態度。蒙學教材是古代啟發幼兒讀數的啟蒙書，如《三字經》等。魯迅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認為蒙學教材宣傳的是封建倫理道德，內容陳舊，不利于孩子的身心發展。像是《幼學瓊林》這樣的書，魯迅認為會扼殺孩子的天性，童真，在教學中是沒有什么實際用處的。對于封建舊思想的教材魯迅是持否定態度的。在當時，封建勢力比較強大，魯迅在這種壓力下堅持反抗封建思想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在當時而言是十分深刻的。目前在語文教學中的文言文教材內容有所增加，合理吸收魯迅的教學思想可以避免出現思想僵化的現象，有利于將傳統思想和現代教育相結合，同時對于封建價值觀念保有一定的警惕，對于讀古書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如果在探討的時候忽視魯迅當時所處的環境，盲目照搬魯迅的教育思想，就會產生偏執，不利于語文教學。
二、強調青少年的主體性
在新課標的要求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在教學中起到一個引導作用，應當在教學中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魯迅雖然沒有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出這樣的論據，但是在他的實際教學中可以看出他是很注重學生性格的發展的。在閱讀上，魯迅也是更加注重指導，而不是填鴨式的教學。在教學中魯迅注重的是教學生學會閱讀策略和方法，對于自己的閱讀內容要有一定的批判性，這樣才能達到訓練學生思維、提高閱讀能力的目的。在指導學生寫作的時候他主張多寫多練，反對天才說的說法。他主張在寫作的時候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先進的理念，對于實現主體教學就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重視語文教育規律
熟練掌握教育規律在語文教學中可以有效增強教學效果，認識并優化教育規律可以有效提高教學質量。魯迅在教學規律中比較注意學習過程這一方面。他認為興趣是學習最好的老師，在教學的時候注重培養學生的興趣，讓學生在快樂的氛圍中進行學習。同時魯迅還用自己獨到的見解找出培養學生興趣的方式。在當時那個年代他就想到了用活動電影的方式來教學生，就像是如今播放幻燈片等方式一樣，魯迅在教學上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先進性。魯迅主張在教材中插入生動形象的圖畫，他認為在教材中增加趣味性和生動性是有利于學生學習的。在語文教學中，魯迅重視從言語到語言，由具體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的語言學習規律。魯迅曾經多次用嬰兒舉例，闡述他對語言學習規律的看法。孩子在剛出生的時候是不會說話的，是在不斷聽、記住、理解的過程中才逐漸學會說話的。孩子學習語言的過程其實就是語音、語義、語法的感受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完成語言積累，這顯然涉及了語言學習的規律和關鍵。
四、否定不合理的語文考試
我國很久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應試教育，魯迅則在文章中表示對于陳舊而沒有意義的考試應當廢除。在古文考試中，經常會出現標注標點符號的題，魯迅認為這是對學生的惡作劇，他認為這樣并不能鍛煉學生的.思維，這樣的題只要學生能夠死記硬背住課本就都合格了，對于學生語言思維方面的考察沒有任何幫助。魯迅認為在考試的時候應該注重對學生內在思想的考察，而不是以難倒學生為目的。魯迅的思想在當時而言是極為先進的，對于現代教育有著一定的教育意義。不過考慮到魯迅當時正處于白話文剛剛代替文言文的時期，教育者在借鑒的時候應當有著自己的理解，不應該過于簡單化。魯迅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性，部分考試的考試內容傾向于死記硬背，這樣是不利于學生自身思維的發展的，所以對于不合理的考試內容應當進行剔除。剔除掉不合理的內容可以適當減輕學生的學習量，同時老師在教學的時候目的性也更強一些，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內在思維。
五、結語
通過對于以上幾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指導，魯迅的語文教育思想是在那個特殊時期下產生的，他受到當時社會環境、歷史文化多方面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見解。同時這份見解表現出很多現代化的觀點。魯迅作為一名教育家，他的思想有著自己獨到之處，值得老師學習借鑒。在借鑒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不應該盲目的進行跟風，只有這樣才能讓魯迅的語文教育思想真正發揮他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羅宗宇.論魯迅的語文教育思想[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05.
[2]葉云鵬.魯迅的語文教育思想[J].臺州師專學報,1999,01.
[3]齊文澤.反思:魯迅語文教育思想的特點及其現實意義[J].亞太教育,20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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