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喬治的應用性經濟倫理思

時間：2024-08-28 16:38:31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論喬治的應用性經濟倫理思

　　〔論文關鍵詞〕企業非性神話　應用性　學　經濟倫的分析方法

　　〔論文摘要〕通過對經濟倫理學學科發展的剖析，闡述了如下經濟倫理觀點:經濟倫理學應定位為應用倫理學;其研究范圍應包括經濟制度的道德評價、企業內部經營活動中的倫理研究、經濟活動者及其經濟行為的道德評價等;其分析方法則在于運用功利主義思想、康德的道德法則以及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等。

理查德·T·德·喬治(Richard T. DeGeorge)既是美國經濟倫理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亦為當代經濟倫理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對于其經濟倫理思想，國內學界多停留于一般性介紹和規范應用的層次，缺乏專門研究。本文擬從剖析其關于經濟倫理學學科發展的思想人手，簡要說明其經濟倫理觀點。

　　一、對企業非道德性神話的分析

所謂企業非道德性神話，指的是美國人對于企業經營所持的一種普遍觀念，即，企業經營的目標是贏利，在經營活動中進行道德考慮不合時宜。這里的“非道德”并不意味著“不道德”。它其實是指對企業根本目標的一種定位:企業經營既然以贏利為終極目標，那么直接關注道德就與企業的性質背道而馳，在相當程度上可認為是虛偽的表現。這樣看，企業非道德性神話的本質含義就是，“倫理與企業經營是兩碼事”。德·喬治認為，這種觀念實際上站不住腳。

第一，它偏離了美國的現實生活。德·喬治認為，美國關注著企業行為的道德性，對企業不道德的決策保持著高度敏感。這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媒體報道商業丑聞所帶來的公眾反應、公眾組織、商業倫理的研究以及公司開展的倫理項目。這樣看，企業非道德性神話未獲全社會的一致認同。而且這種公眾訴求也對企業產生了一定的道德壓力，促使它們在決策過程不得不考慮倫理因素對企業經營的影響。

第二，它偏離了美國企業的價值觀體系。德·喬治認為，企業非道德性神話對美國的自由經濟制度中的自由觀念做了絕對化的理解，在企業經營的實踐中則混淆了自由觀念與如何使用自由之間的差別。

在德·喬治看來，經濟自由的觀點是“以在自由經濟制度中經營者所必備的成熟度、知識水平以及責任心為主要依據和基礎的”，其價值預設是“所有人都希望維護個人的利益，每個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標”。換句話說，自由的經濟制度只是實現經濟自由的，其目的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充分實現其利益。但個人能否充分實現其利益，還在于能否合理地利用、并維護這一環境。因此，就其實現來說，自由同時也意味著責任:一方面要自我負責，要對自我行動目標的選擇負責，需要培養相應的責任能力。另一方面要對維護自由的制度環境負責，自覺地將自我的經濟目標約束在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總之，經濟自由并非意味著，只要不違反各種規定，即可任性而為，而必須以相應的責任感和責任能力為前提。非道德性神話“通常強調獲取收益的愿望而非對自身利益進行選擇的自由”“。就此而論，它偏離了美國經濟制度所蘊涵的自由理念。

德·喬治進一步指出，自由雖然是美國的自由經濟制度核心價值，但其他的傳統價值觀念如公平與機會均等等理念也值得尊重。然而，美國經濟制度蘊涵的功利主義與效率至上的價值理念，難以與公平和機會均等的傳統價值觀相協調。具體說，在經濟實踐中僅靠自由經濟的制度，只能保障形式意義上的公平與機會平等，在調適實質公平方面則不足;對于功利主義與效率至上原則，由于美國人注重其實踐性而非理論性，由此難免會帶來競爭方面的消極效果。對于美國自由經濟制度諸如此類的缺陷，非道德性神話的信奉者未予正視。這里德·喬治隱含的觀點是，自由的經濟制度既然為企業經營者提供了實現其經濟自由的環境，那么他們就有責任不僅去維護，且有必要來改善這一環境。也就是說，無論從個體還是社會的角度看，企業合理的行動方式不應是去利用制度的缺陷，而應以一種負責的態度在經濟實踐中彌補制度調節的不足。顯然，要做到這一點，企業需具備相應的道德敏感度和一定的社會責任感。

毋庸置疑，德·喬治的上述反駁乃針對美國的現實觀念而言，應聯系美國的語境來理解其論證的有效性:其一，公眾對企業道德性的關注之所以成為有力的反駁論據，應聯系美國當代生活的化來理解。從民主的觀念看，判斷一種觀點的合理性，合乎民意是其標準之一。非道德性神話既然與民意相悖，則不足以解釋和說明美國觀念的現實，其合理性亦應遭受質疑。其二，作為美國企業中流行的一種“傳統”觀念，非道德性神話之所以需要修正，亦當從美國實用主義的傳統看。也就是說，一種傳統觀念是否需要修正，其衡量標準首先在于它能否有效應對生活實踐中的問題，以發揮規范和優化現實之用。就此而論，非道德性神話之所以不合時宜，經濟領域之所以要求倫理規范的介人，在企業決策中須納人倫理考慮，這些主張首先并非抽象思辨的結果，而是經濟實踐提出的要求，即，為了更好地說明經濟領域中的倫理問題，并為之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換句話說，由于當代經濟領域中的倫理問題趨于尖銳化和普遍化，力求在當代經濟實踐的背景下建立經濟與倫理的合理關聯。而當代經濟倫理學最初以一種社會運動的形式出現，這一事實無疑為其理論的實踐和問題面向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二、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建構

對非道德性神話的反駁，為重新思考企業與道德的關系掃除了觀念障礙。那么，在當代美國的經濟實踐背景下，企業與道德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或者說可以從哪些方面人手去思考兩者的關系?德·喬治做了一個大致的勾畫，即“企業的道德背景、所有權的基礎、企業的職責、企業與法律以及不斷變化的經營使命”。這五個方面可視為從企業層次來思考經濟與倫理之間關系的五個主要的問題領域。對此的說明，可以揭示兩者在新的經濟背景下所呈現出的關系之復雜性，因而需要相應的專門研究。同時它也提示出兩種基本的研究進路，進而有兩種形式的經濟倫理學:“一是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出現的經濟倫理學，二是作為倫理學整體范疇組成部分的經濟倫理學”。前一種實對應于美國式的企業倫理學，其側重在實踐操作層次，可歸為較前沿的企業的范圍。后一種則注重倫理學方法的運用，以對經濟倫理問題進行理論解釋和規范。嚴格說來，后一種才是具有相對獨立的學科意義的經濟倫理學，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德·喬治提出了如何構建經濟倫理學的基本思路。

首先，德·喬治將這種學定位為一種專業倫或者說應用倫理學。按照他對專業倫理學的界定，經濟倫理學是一般倫理學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即，運用一般倫理學的方法來解決經濟領域的具體問題，其中主要是企業經營中的倫理問題。從這樣的理解出發，他將經濟倫理學的內容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一，用一般倫理學的原理對經營活動的案例進行倫理分析。其二，對用于各種經濟組織的術語進行元倫理分析。其三，分析用于評價企業結構的各種術語。其四，為解決經濟倫理問題，可能會涉及與問題相關的其他知識領域如、等，而進行相應的研究。其五，描述值得推崇的道德準則和典范式的道德行為，其行為者可以是經營活動參與者，也可以是具體企業。

其次，從其研究的面向或進路看，經濟倫理學可一般解為包含以下三個相互聯系的層次，同時又可分別對各層次進行獨立研究:第一個宏觀層次研究對經濟制度的道德評價，以及該制度的替代方案及其調整問題;第二個中觀層次研究企業內部的經營活動中的倫理問題;第三個微觀層次研究對經濟活動者及其經濟行為的道德評價。在擴展的意義上，研究國際化的經濟活動，主要是的經營活動中的倫理問題，可視為經濟倫理研究的第四個分析層次。

最后，德·喬治認為，對經濟倫理學的作用和目標不能作過高的要求。它能幫助人們認清經濟倫理問題，并為其解決提供更系統的方法和更有效的分析工具，但不能改善任何人的道德水平。其“最終目標既不是維持現狀，也不是激烈的變革，而是對需要變革的方面提出補救的辦法，是對合乎道德的事物進行充分的保護”。要之，其經濟倫理學的目標可概括為兩方面:一是有效地解釋和說明現實的經濟倫理問題，二是為解決經濟倫理問題提供規范，為提高經濟決策的倫理質量提供合理的方案。

三、經濟倫理學的分析方法

在德·喬治看來，經濟倫理學的分析方法首先來自一般倫理學方法在經濟領域的運用，那么，發展研究方法的關鍵就在于，如何建立倫理學方法介人經濟實踐之間的橋梁，以分析企業經營中的倫理問題。

在其《經濟倫理學》中，德·喬治發展出三種分析方法:通過分析和運用功利主義思想、康德的道德法則以及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分別擴展為其經濟倫理學中的功利主義分析方法[i7sa，道德法則評判方法，以及權利與公正原則的應用方法，并說明了運用這些方法進行分析的具體步驟。由此他進一步貫徹了將經濟倫理學定位于應用的思想，使倫理學方法能有效地介人現實的經濟倫理問題。

就他發展方法的過程看，特點有二:其一，這三種分析經濟倫理案例的方法，所依據的倫理理論無一不在美國有深厚的傳統。而他又認為，雖然三種方法的思考路徑有別，分析出來的結論卻大同小異。在當代合理多元主義的倫理學對話背景下，這或可視為一種注重運用本土資源的自覺。其二，他并非直接運用某個倫理學原則作為經濟倫理學的分析方法，而是通過發展出相應的道德分析步驟，將對原則的道德理解與對經濟實踐過程的把握相結合，從而將一般的倫理學原則展現為經濟實踐中的倫理推理。顯然，這是一種溝通一般倫理理論與經濟倫理實踐的努力。

值得追問的是，作為一門學科，經濟倫理學有沒有屬于自身的研究方法?他在《國際商務中的誠信競爭》中提出了“倫理置換”( ethical displace-ment。另譯為“倫理移植”)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它可以視為一種表現了經濟倫理學作為應用學科而特有的方法。

所謂“倫理置換”，指的是在某一層次上無法解

決的倫理問題，可以置換到上一層次上以尋求解。這是一種應對倫理困境的方法。在個人層次上無法解決的經濟倫理問題，可以置換到企業層次以求解決;企業層次的倫理困境，則可以反映到制度層次來討論，以尋求合理的解決方案

四、德·喬治的經濟倫理觀點

可以就以上三方面的梳理作簡要分析，以揭示德·喬治的經濟倫理學包含了何種經濟倫理觀點，

或者說，是出于何種關于經濟與倫理之間關系的看法，而構建其經濟倫理學。

首先，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針對的是現代化進程中經濟與倫理相脫節的問題。非道德性神話的破產，一方面說明，秉持“經濟與倫理無涉”的“傳統”企業經營觀念，難以適應當代“新經濟”的運作方式，不足以應對其中凸現的倫理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以此觀念來主導企業經營，其副作用日益明顯，并與人們日常的道德期待相悖。企業倫理研究作為一種運動的興起即為明證。在此意義上，非道德性神話也可以視為引發當代經濟倫理問題的一個重要的觀念原因。德·喬治的判斷是，經濟運作中排斥倫理考慮，這一現狀是不合理的，必須面向當代經濟實踐，建立經濟與倫理的有效聯系。

其次，從其學科構建看，德·喬治注重以實踐為基礎，進行經濟規范的整合。其中包含的經濟倫理觀點可概括為:

第一，倫理與經濟只有在實踐的基礎上，才能建立合理的關聯。這要求有一種面向現實和問題的態度，即，從理解經濟的現實出發，選擇適當的倫理方法去介入現實，以說明問題所在，提供適當的解決方案。

第二，既然以實踐和問題為主要面向，那么其經濟倫對經濟與倫理關系的改善也是實踐意義上的。實踐首先要求可操作性，一般倫理學作為分析工具和方法介人經濟倫理問題的方式是直接的。也就是說，這些工具和方法本身是否合理，它們介人經濟領域的問題之時是否需要某種新的理解或修正，或者說經濟倫理學是否需要基于對經濟與倫理關系的深層探討，而確立屬于自身的專門理論，在他看來，并非其經濟倫理學關注的主要問題。

第三，他所提出的“倫理置換”方法，對于在實踐中整合出有效的經濟倫理規范具有特殊意義，可以視為其經濟倫理觀點的具體化。由此可以將實踐中經濟與倫理關系中的問題逐步反映到理論中來，并作有針對性的探討。比如，一個企業自愿承擔相應的責任，卻發現因此而在同業競爭中日益處于不利的地位。我們固然可以說，既然是道德責任，那么就不應因為效益的原因而放棄，否則只是工具性的、虛偽的道德。然而這種“德福背反”的狀況畢竟不合理，那么就可以置換到制度的層次來思考，通過改善制度以減少“德福背反”的狀況。一種合乎經濟倫理的制度應該往保障“德福一致”的方向發展。

最后，德·喬治將其經濟倫理學定位為一種應用倫理學，可以通過分析這種“應用”的性質，以進一步理解其經濟倫理觀點。分兩點看。

第一，作為應用學科意義上的經濟倫理學研究，顯然有別于以經濟實踐者為主體的、作為運動的企業倫理學。它在自覺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張力的同時，積極尋求兩者相通的橋梁，從而如何讓倫理學方法得以有效地介人經濟實踐，當為經濟倫理學的基本研究取徑。這一點可以從他對經濟倫理學的目標定位來說明。

表面看，其目標定位較為“卑微”:經濟倫理學只是就經濟決策的倫理方面作評判，并提供予以改善的參考方案。它既非意味著直接就決策優劣作判斷，更不是要代替企業去做決策。然而這一卑微的定位包含了合理的考量:究其實，經濟倫理學雖然以現實為主要面向，但也正因此就必須看到，現實的決策之合理性，依賴于多種因素的綜合考量，倫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這樣看，這種“卑微”，與其說是強調經濟倫理學的學科局限性，不如說是表達了對現實的復雜性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研究的尊重。換句話說，不能以關注現實為借口，而確立一個理論所達不到的目標:一方面，理論總是力求從某一方面去描畫和優化現實。經濟倫理學只是力圖充分說明經濟生活中的倫理因素及其重要性，并提出改善的方案以供經濟實踐者參考。它“并非萬應靈丹，只有當那些掌握實權的關鍵人物采取恰當的行動之時，經濟倫理學才能充分發揮其效用”。其目標不能是膺越的。另一方面，要實現這一目標，其關鍵在于通過冷靜的分析而增強其理論說服力，以“獲得更多的關注與支持”，而不是要基于“激烈變革”的實踐狂熱，去直接發起各種改變現狀的社會運動。

第二，經濟倫理學被定位為“應用”，但既要發展為一門學科，若缺乏自身的基礎理論，則其獨立性不顯。德·喬治顯然未在經濟倫理學的范圍內對經濟與倫理的關系做深層次的探討，而采取了懸置基礎問題的態度。但就我們的理解，這一態度可以從其相關論述得到解釋:其一，道德多元的事實。在其《經濟倫理學》第二章，德.喬治用相當的篇幅討論了“傳統道德與倫理相對論”的問題。在他看來，在當代美國乃至西方的倫理生活中，占主導的是道德多元的觀點，經濟倫理學不能無視這一觀念事實。這意味著只能形成多種特定意義上的經濟倫理學，在基礎問題上則難以達成統一的、尤其是成體系的觀點。當然，這種“特定”也意味著，從某種傳統價值觀出發，可以形成相對合理的經濟倫理學理論和方法。其二，就它與一般倫理學的關系看，經濟倫理學的基礎問題或可在倫理學中探討，或有待通過經濟與倫理在實踐中整合，然后才能反映到理論中。在此意義上，至少在目前，經濟倫理學可以視為一般倫理學的附屬學科。這種注重實踐整合的態度無疑也體現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傳統。

這樣看，與其說德·喬治對學科的基礎問題缺乏關注，不如說他是從主導當代美國的倫理觀來看待這一問題。這對我們的經濟倫理研究亦有相當的啟發:作為一門自身學科傳統薄弱的新興學科，經濟倫理學要能逐步建立自身的理論基礎，必須充分發揮各種傳統倫理理論的作用，其中如何利用本土的倫理和資源至為關鍵

總體看，德·喬治的經濟倫理觀點表現出強烈的實踐面向，其經濟倫理學的理論關懷主要在于，通過一般倫理理論在經濟領域的規范應用，從而為經濟倫理實踐提供理論解釋和規范。由此觀點來研究經濟倫理，其優點在于:能緊跟經濟生活的時代脈搏，適應當代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經濟實踐之要求，從而經濟倫理學既可以即時發揮倫理理論的實踐作用，同時也能因密切關注現實的經濟實踐，而增強理論活力。但就經濟倫理學的學科發展、當代經濟倫理問題的深入研究而言，經濟與倫理關系的深層探討亦不容忽視。歌德說，理論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樹常青。生活實踐確為理論的活力之源，但理論本身也要根深蒂固，方能充分吸收生活的滋養。就此而論，經濟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如何向縱深發展而有其厚度，亦為理論與實踐形成良性互動的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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