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碩士論文：“傳播學的雙重公共性問題與公共傳播學的“誕生
摘要：中國傳播研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可歸結為雙重公共性的缺失，即學術共同體內的學科公共性的缺失與社會共同體內學術公共性的缺失。前者反映傳播學的智識品質問題，后者反映傳播學的思想品質問題。以布洛維的社會學分類法為參照，應當在一種關系性的傳播學“四分法”中為公共傳播學開辟理論與實踐空間，并建立一種互異共生的傳播學知識生態。
關鍵詞：傳播學 公共性 智識品質 思想品質 公共傳播學 知識生態
中國的傳播研究發展到今天，在繁榮的表象下面臨一種失語的尷尬和危機。中國的傳播學人，正不知要向誰討個酒杯一澆心中的塊壘。
這種失語，一方面反映在傳播學本身難于參與到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公共討論和總體反思當中，無法生產出能夠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內流通的學術話語，因而在學術共同體中難有一隅發言的位置;另一方面，如果把傳播理解為一個與政治、經濟、文化密切勾連的歷史的與社會的過程，那么，在傳播日益成為一個新的世界體系和社會體系中至關重要的建構性因素的當代，傳播學在對社會與時代的理論把握與社會進程參與上更是殊少貢獻——在社會這個價值共同體中，傳播學的失語狀態更加令人不安。
一、智識品質與學術共同體內學科公共性的缺失
在這里，學科公共性是一個臨時定義的概念，是在狹窄意義上相對于社會科學的學術共同體而言的，主要指在社會科學界這個特定集體中主體之間的互動性、普遍聯系性以及意識交互性[2]。這是針對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科學的學術現狀進行的靜態考察。
盡管傳播學在學術從業人員、論文產量和高等教育規模這些顯化指標上進展勢頭迅猛，但在學術影響力上，相較于其他社會科學仍然捉襟見肘。這集中體現在有重要影響力的、能在整個社會科學界產生廣泛反響的理論成果較為稀少，學科貢獻率較低�！皬哪撤N程度上看，傳播學一直沒有得到其他社會科學的承認” [3]，學術影響力低下的后果便是傳播學在學術共同體內的學科公共性的缺失，突出表現為傳播學與社會科學之間雙向度的進入困難：第一，傳播學研究對于當代其他社會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議題要么充耳不聞，要么只能比劃一下堆砌概念和裝點門面的表面功夫，在引入其他學科的學術視野時常常難免“炒冷飯”和“打時間差”的嫌疑;第二，在傳播之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性達到引人矚目的舉足輕重的高度之時，號稱是一個交叉的、綜合性學科的傳播學卻在中國的公共學術陣地中難覓一個發言的席位，難以產生出能被其他學科體認的具有足夠闡釋力的理論范式和能夠在學術共同體內流通的學術議題與學術話語，也難以分享社會科學界的感奮與憂思。
于是，一方面，人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到，缺少了傳播學的當代的社會科學研究，越來越會陷入一種知識視角上的局限與局促;另一方面，傳播學人往往又不能從“媒體的戰略發展部”[4]的狹隘定位中掙脫出來，無法為大陸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真正具有智識品格與學術價值的資源支持。
盡管傳播學是一門“十字路口上的學科”(施拉姆語)，然而如果傳播學不能加入到社會科學共同體內的真正的交流與溝通，不能“共同面對和解決公共的問題”(指對具有普遍意義的學術問題進行的傳播學視角的把握)，從而在傳播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之間建立“共通性，共謀性，共識性”[5]，那么其綜合性、開放性就只能表明一種似是而非的可進入性和不成熟性，只能代表一種孱弱的智識品格與貧弱的學科公共性。
社會科學作為一種公共智識的工具，需要具備社會學家米爾斯所說的“社會學的想象力”那樣一種“心智品質與洞察能力”[6]。傳播學在學術共同體內的公共性的缺失，正是這樣一種關乎洞察力的學術品質與智識品格的缺失。以時下無比兇猛的新媒體研究為例，盡管關于新媒體的論文層出不窮、汗牛充棟，但在洞見與智識的含量和水準上卻實在乏善可陳：很多研究要么在實證的路子上做著讓人眼花繚亂的“官樣文章”或者“注腳學術”，要么還處在捂著腦門談感想的前范式狀態;而在學術視野上，則要么在市場效益的蠱惑下大唱資本的贊歌，要么在技術革新的浪潮中歡呼融合的美景;要么在媒介中心主義的三尺來深的學術礦井里淺嘗輒止，要么剛想抬抬望眼就碰到了“一用就靈”的哈貝馬斯和公共領域這個理論想象力的天花板。新媒體研究“總體上處于比較保守和落后的境地”，“理論的社會價值貧乏導致研究者終極的焦慮”。[7]過于局限于媒介中心主義和技術決定論的研究進路，而不能擴展到更具智識挑戰的“新媒體條件下的新的社會表達的研究”[8]，從而不大可能為社會科學界創造出具有公共流通價值的議題和話語。
對當下中國的傳播學研究來說，要建立智識品格，樹立學術聲譽，首先需要走出的兩個泥潭就是媒介中心主義的狹隘視野與“方法論拜物教”的食洋不化。
一味以媒介為中心的傳播研究往往滿足于對社會現象的隔靴搔癢的考察，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既看不到總體又不探究根源，在眼花繚亂的媒介跡象中流連忘返，閃轉騰躍，“翱翔蓬蒿之間”，對“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學術志向無動于衷——“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這樣固步自封的傳播學研究決不能成為一種有社會現實觀照的學術事業，這樣毫無抱負的傳播學研究也決不能產生出具有相當闡釋力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和范式，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這樣的傳播學視角也就只能始終擺脫不了深度有限、可有可無的智識貧乏的狀態。
“方法論拜物教”的不良傾向也應日益引起傳播學者的反思與警醒。傳播學的學科成熟度的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反映為缺乏適用于自身領域的獨特的、形成普遍共識的研究方法。長期以來，傳播學都偏向于套用社會學、心理學等成熟社會學科的實證科學的研究范式，甚至食而不化地衍生出一種不求做出真正學術發現而純粹是“炫技”式的和“繡花枕頭”式的量化方法的運用方式，“言必談數據”，而不去追究數據背后那些真正有價值和有深度的問題，不惜以皇皇長文去做些蜻蜓點水的表面文章，論些犄角旮旯的瑣屑問題;有一些年輕學人“既不怎么關注生機勃勃的中國實踐，又不愿對錯綜復雜的中國問題進行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獨立思考與深入分析，而總想著把那個貌似客觀、中立、科學的方法弄得精致無比、精巧無比”[9];有很多匠氣十足的文章，不過是在以嫻熟的技巧做著 input和output的幾近于自動化的學術生產。
因而，要建立傳播學在社會科學界的公共性，要提升傳播學的學術品質與智識品格，就不能再在媒介表象上投入巨大的學術資源炮制一孔之見，而必須站在“理解傳播即是理解我們所在的社會和時代”[10]的高度上重塑我們的傳播觀;就要求我們在使用實證研究方法時，應當懷有清晰的問題意識，真正使得“方法為我所用”，而非“我為方法所用”，同時我們還應發展一種能與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問題相得益彰的傳播學研究方法，從而努力做出切中要害的、充滿智識與洞見的并能體現傳播學獨特價值的學術發現。
與純粹理性分析意義上的科學的實證方法不同，政治學者劉建平提倡一種傳播學的歷史的實證方法，對于傳播學人而言，他在下面的這段話正好可以作為它山之石：
所謂傳播學的歷史的實證研究方法，就是根據歷史文獻資料和實地調查數據，發現中國歷史運動和社會變遷過程中的傳播現象，建構傳播行為在中國歷史運動和社會變遷中的過程敘事，以具有傳播學特征的概念解釋中國的歷史運動和社會變遷。這種工作的復雜程度，是那些專門迎合權力或資本需要的媒體研究者一聽就皺眉頭的�！瓊鞑W研究是研究者自己建構思想，很麻煩但是有樂趣和挑戰性;媒體研究是當工具，工具當然有工具的收益和快樂，但主體意識強的人會感到痛苦。[11]
不經歷這種上下求索的寂寥和辛苦，不在痛苦中堅定傳播研究的學術主體性意識，只通過一種不加反思的和缺少智識的簡單學術生產和再生產，傳播研究就難于擺脫局促的視野與狹小的格局，傳播學在學術共同體內的學科公共性上就難以實現突破，而無力與公共學術實現對話和有效互動的傳播學也就難以擺脫社會科學界中后知后覺與局外看客的形象。
二、思想品質與社會共同體內學術公共性的缺失
然而，僅僅擺脫“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的狹仄格局，還不足以實現傳播學“絕云氣，負青天”的學術抱負，我們還需要一個更廣闊的價值坐標，需要站在社會進程與全球歷史的高度對傳播學的學術價值與努力方向作出不拘泥于當前學術界現狀的動態考察。正是在社會這個更大的價值共同體中，我們發現了傳播學更深刻的學術公共性的缺失——也就是一種學術與社會間的互動性與互構關系的萎縮——我在這里稱之為傳播學的第二重公共性缺失問題，以此回應很多傳播學人的另外一重焦慮心態。
在特定的歷史背景、思想潮流以及在美國的實證主義傳播學的影響下，中國的傳播研究在三十年間逐漸“與世界接軌”，走上了“價值中立”的實證研究的道路，并在學術自律的旗幟下，“學問家凸顯，思想家淡出”(李澤厚語)，走向了體制化的學術生產。在九十年代以來思想與學術二分的語境下傳播學者有意無意地避免宏大敘事，“聚焦微小實踐”[12]——盡管“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這種微觀和實證的研究對于學科知識的積累和主體性的建立自然是有重要意義的——但“致遠恐泥”�，F如今，缺失了社會公共維度的傳播學其意義和價值本身就是可疑的，因為“既然傳播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那么，它的意義就在于跟社會實踐的對話當中。”[13]
彌補傳播學的第一重缺失，重在學術品質與智識品格的提升;而面對傳播學學術公共性缺失的狀態，我們需要強調的是一種傳播學思想品質的建立——這里的思想品質是指一種能夠化作政治和社會動能參與到社會建構過程中的、創造性的實踐的力量，因為“作為‘思想’就意味著它是原創性的，是跟社會之間是有互動關系的”[14]，沒有思想的學術生產，只能是一種“尋章摘句老雕蟲”的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的書齋游戲，而不能成為“與其他權力主體在社會共同價值體系下形成的良性互動結構中的一部分”[15]。
提升傳播學的學術公共性與思想品質的反面敘事是反思傳播學的科層化與專業化的學術生產方式。這種體制化的學術生產嚴重破壞了傳播研究的公共性維度，使得傳播學研究既在理論上無法把握中國現實，又在實踐上無力干預傳播進程，只能無知無覺地坐井觀天或者有心無力地望洋興嘆。
對于學術的專業化與學術的規范化，不能罩上某種崇高理念和終極價值的光環頂禮膜拜，而必須在歷史語境中為其重拾一種相對的歷史合理性與工具價值。學術的體制化一方面體現了在九十年代的特殊環境下一些學人的不失為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退而結網”式的公共性的堅守，即通過學術的專業化以一種抽離的姿態完成知識分子社會介入的歷史反思與策略調整;另一方面，一些學人也確實打著學術專業化和學術規范的名號，“退而結繭”，“寧可承認原先的研究本來就不是真正且獨立的學術研究, 從而以重建學科邊界化解了學術研究無法參與社會變革的焦慮”[16];再加上當時某些海外華人學者憑借著某種優勢地位，操持著莊嚴肅穆的“學術獨立精神” 的話語對國內同仁的耳提面命的布道、情真意切的呼喚，終于使得學術的專業化、規范化、“純粹化”蔚然成風，——而學術的公共性精神則苶然疲敝。
時至今日，從總體上看，專業化的學術體制已經既不具有當初那種“以退為進”的隱忍的公共性的品格，也不具有化解知識分子無法參與社會進程的失落與焦慮的歷史的傷感印記，它變成了一個超歷史的、天然合理的和不容挑戰的宰制性的學術意識形態。
正基于此，提升傳播學的學術公共性與思想品質，必須要能夠反觀自身所處的學術體制和規范體系，重建傳播學術與社會的有機關系。我們在這里并不是要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學術的規范化，它與學術的思想品質并沒有根本的矛盾，而且從現實合理性的角度看，知識分子也的確需要通過學術的規范化來建設一套學術圈話語生產和流通的規則與秩序——我們反對的是一種總體上的陷進學術規范的窠臼而不知思想為何物的知識界傾向，我們反對的是一套思想退潮、而形式依然位居中央的鉗制性的抱殘守缺的技術規范，我們反對的是一種遮蔽重大問題的、將知識分子降格為匠人、將公共精神降格為匠氣的“偽規范”——這樣的學術規范只能閉塞學術的思路、只能逼仄學術的多樣性，
因而，也正是在一種潛在的打破迷思的意義上，有傳播學者才說：“現在我們的研究需要把思路打開，先要多樣化，哪怕它不科學、不規范”[17]。
承應上面對于學術體制化的反思，則提升傳播學的學術公共性與思想品質的正面敘事就有兩個：一是澄明立場，二是貫通方法。
所謂澄明立場，就是打破傳播學的體制化生產與西方實證主義傳播學所制造的學術中立與價值“無立場”的假話和神話，重新認識、思考和反思自己的學術立場，從而開展真正有意義的學術討論。一方面，社會科學不會沒有立場。正如有社會學家言之鑿鑿地指出過的那樣：“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們在權力場域中所處的被支配地位，以及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特有性質，都決定了社會科學不可能保持中立的、超脫的和無政治意義的立場。它永遠不可能達致自然科學所具有的那種‘無可爭議’的地位�！盵18]就傳播學而言，“傳播研究從一開始就無謂‘學術中立’，它從誕生之日起就負有某種實用和功利目的�！盵19]既然傳播研究不可能沒有立場，那么問題就在于選擇哪一種立場，而我們選擇何種立場“決定了什么樣的社會事實進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20];而另一方面，社會科學也不能沒有立場。真正有意義的學術辯論需要有清晰和澄明的立場。只有激活立場，才能激活真正有價值的學術辯論，才能形成真正有活力和生機的學術場域;只有激活立場，才能“重現烏托邦”[21]，才能找回知識人已經喪失的“明確的歷史感”和“確定無疑的社會倫理學”[22]，才能重構知識分子的公共性，重建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有機聯系;我們不能再以追求“客觀”為由，在一團和氣而又一團糊涂的學術討論中盲目地取消價值和立場，因為“所謂‘客觀’，不是超越性的普遍的范式，恰恰是以立場為前提的，這種立場是處理事實和自我關系的學術工作的價值所在。作為學者的知識工作需要在與不同立場的檢討、對話與權衡中完成，在這個意義上，無立場是不可想象的�！盵23]
所謂貫通方法，就是面對學科專門化體制對中國學術的限制和禁錮，“對癥下藥”，提倡一種雜糅貫通的、總體性的知識視野和理論把握方法。在經濟、政治、文化互相建構，社會、市場、國家互相滲透的全球化時代的中國，任何一門學科的單獨視野都不足以承擔對于全球化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性把握的重任，尤其是對作為“文化人”的知識分子來說，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盛行，將文化逐到某種‘幫閑’的位置上”[24]時，如果仍然不肯建立一種對社會政治經濟有所體認的新的方法論視野，就只能使自己的學術龜縮進不痛不癢、有氣無力的觀賞學術的小圈子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思想界有人在說：“我們只能在‘跨’的上面尋求突破，我還沒有發現其他可靠的途徑”[25]，傳播學界也有人在說：“我們要探索社會科學和人文主義方法，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相結合的一種研究。事實上，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盵26]這樣一種學術的整體觀是重建當代學術公共性的不二法門，只有建立一種貫通的方法論才能跳出現代性意識形態的敘事框架，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實現一種具有政治動能的批判性認識和理論把握，從而為社會變革和進程干預開辟可能，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種同時“作為方法與政治的整體觀”[27]。
也正是在這種貫通方法的視野比照下，我們應當對傳播學的學術潛力和學術使命有更加充分的認識。天生有著跨學科取向的傳播學，應當站在社會科學前沿的位置上、站在一種融合視野的必經路徑上，為學術范式的轉變鼓與呼，為社會正義的進程蹈且舞，在與學界同思索、與社會共命運的過程中，一展學術宏圖。傳播學應該有底氣也完全有能力去彌補其他學科在傳播視野上的盲點跟欠缺——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學人的邯鄲學步、作繭自縛未嘗不是中國思想界的一種損失。
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方法和視野的意義——這不僅表現為它在傳播學內部所具有的基礎性的意義：“如果學者要超越描述層次到解釋層次，政治經濟學一定處在事業的中心地位。它并不僅僅是傳播學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它是整個傳播學的基石”[28]——而更表現為它為整個知識界做出思想貢獻的巨大可能。當戴錦華一度曾以閱讀人文著作的方式，試圖在人文學科的脈絡內重新確立“文化的位置”和重建一種有機的文化，結果卻發現“大量閱讀和思考的這一階段非但沒有把我從思想的困頓中解脫出來，相反將我拖入了更深的沮喪和焦慮之中”[29]時，當汪暉坦言：“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文化批判一方面需要與對社會政治經濟過程的分析相聯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尋找文化分析與政治經濟分析的結合點”，而“在這方面還很少有學者提出系統的理論和觀點”[30]的時候，兩個人正是在以一反一正的方式提醒我們重溫文森特·莫斯可的斷言：“文化研究不能確信無疑的另一個方面正是政治經濟學根本目標的核心之一：理解社會整體”[31];而我們也分明從戴錦華輾轉反側的焦慮與汪暉求之不得的遺憾中，發現了思想界對于將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相結合的研究路徑虛席以待的學術邀請。在這方面，如果說，同樣反映了將文化與政治經濟視野相融合的學術努力的“文化政治經濟學”(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32]是“接受了經濟學和政治學研究中的‘文化轉向’”[33]而試圖從政治經濟學往文化轉，從而建立一種“全面的物質—話語的分析” [34](以及這一過程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內的展開[35])，那么傳播政治經濟學就是以文化和傳媒為立足點和核心關注，是“為了了解我們的文化結構和它的生產、消費、再生產過程以及大眾傳播媒介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36]而試圖建立一種“話語—物質”的考察視野，從而“闡明傳播與文化如何成為物質實踐，勞動與語言如何相互構建，以及傳播與信息如何成為社會活動的”[37]。立足點的不同，使得傳播政治經濟學更具有知識上的親和力與視野上的參照性，也更能回應思想界對于社會現實的介入和公共性重建方面的焦慮。
因此，當思想界在為尋找一種更有力的理論視野和思想資源而殫精竭慮、左沖右突、上下求索之時，也正是作為思想界新大陸的傳播學界當挺身而出、左提右挈、上下呼應的時候。面對將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相結合的如此巨大的學術空間，中國的傳播學人，已到了擺脫“此亦飛之至也”的陶然自適，展舉大翼 “怒而飛”、抖擻精神起而行的時候。
三、傳播學的四種類型與公共傳播學的“誕生”
學者呂新雨在談及新聞傳播學的專業建設與學術公共性之間的矛盾和兩難時，曾有如下論述：
新聞學和傳播學很焦慮，是因為學科的主體性似乎沒有，因為長期的因素，學科的主體性沒有建立起來，所以希望有一個主體性，這就產生了學術自律這樣一個內在的要求，對專業主義的強調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來的。但是在今天，這個問題有可能走到反面，有可能變成體制化，變成一個體制化的理由，從而喪失它的公共性。所以它是處于這樣一個矛盾和兩難中。就是怎么樣既保持學術的專業性建設和積累的過程，同時又保持對社會的公共的開放過程?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其實同樣重要。[38]
在此，呂新雨教授指出了傳播研究的專業性與學科體制化對于傳播學本應具有的公共性的隔絕和抑窒，并且沒有偏執于一端而是難能可貴地指出了學術的專業性與公共性是“同樣重要”的兩個方面。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在這里確乎缺少一種有效的框架和視野，能夠消融兩者之間的緊張與矛盾，并將這“兩個方面”重新化歸到“一個問題”當中。
社會學家、曾任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的麥克·布洛維，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極具啟發性的簡潔有力的框架與富于包容性的視野。
布洛維痛感學科建制對于學術公共精神的排斥和擠壓，而致力于以一個學術場域內的行動者的姿態，重拾“將社會學連向公共世界的臍帶”[39]。他的具體方案是將兩個基本問題發展和綜合為一種新的社會學知識類型和勞動分工劃分所依據的兩個維度：一個是“社會學是為了誰”——即我們是否只與自己(學術聽眾)對話，還是我們也在與他人(非學術聽眾)交流;另一個問題是“社會學是為了什么”——即我們應該關心社會的目標還是只關心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是關注技術理性還是價值理性——布洛維將之重新表述為工具性知識與反思性知識這兩種知識類型的分野，前者是指一種“解決謎團”或“解決問題”的知識，后者則 “關注的是關于目標的對話”。[40]
對布洛維的方案可以下表加以總結：
社會學的勞動分工[41]
學術聽眾
非學術聽眾
工具性知識
反思性知識
專業的
批判的
政策的
公共的
于是，“通過把中心放在兩個問題——‘我們從事社會學是為了誰和為了什么’上，我們取代了關于定量與定性技術、實證主義與解釋性方法論、微觀與宏觀社會學的辯論”[42]，從而重建了一個社會學的分類系統。
應該說，基于這兩個中心問題的具有延展力的適應性，布洛維所提出的這樣一種社會學的勞動分工和知識分類系統對于包含傳播學在內的社會甚至人文學科具有廣泛的借鑒意義——例如，如果王銘銘先生能看到知識的公共性維度并進而看到費孝通先生當年所倡導的“邁向人民的人類學”和發展中國家人類學家提出的 “南方人類學”所包含的合理性，就不會在自以為的糾正中陷入對技術主義的專業人類學乃至“貴族”人類學的定于一尊的偏狹推崇[43]，再比如，筆者認為應當以“公共歷史學”作為口述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之一——而且，如果考慮到傳播學所具有的產業-經濟形態(傳播業)和政治-權力屬性(如魯恂·W.派伊所言：“在政治領域內傳播過程具有一種根本性的功能”[44];又如趙月枝所言：“社會權力關系就是傳播研究的核心問題”[45])，就會發現，相對于其他社會學科，傳播學更需要引入這樣一種旗幟鮮明地為公共性知識類型保留合法席位的分類系統，以阻抗商業的左右與政治的操控。
于是，正是借助這樣一個好像不起眼的、被某些“學家”用濫了的小兒科般的二維矩陣，傳播學的公共性維度在轉瞬之間就由一種(看似的)學科的外部視野被結構進了學科的內部類型�？梢哉f，對于傳播學的學術公共性缺失的問題，布洛維做出了足資借鑒的言簡意賅而又別開洞天的回答——將公共性的維度納入傳播學的學術分工之中，將傳播學的公共面向整合進對立性的互相依存的傳播學知識生態當中!
這是一種能夠開啟未來的蘊含政治動能的分類法。在這樣一個不同于通行的二分法(經驗學派與批判學派[46])或三分法[47]的別開生面的分類系統中，傳播學的知識類型就被重組為了四類：作為傳播學的知識基礎和方法基礎的專業傳播學、為某個目標服務的并以生產有效性的學術為旨歸的政策傳播學、在專業傳播學基礎上開展反思批判和內部辯論并發展新的研究的批判傳播學和——力圖在傳播學家與公眾之間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的公共傳播學。對中國的傳播學者而言，如果說，專業傳播學和批判傳播學是業已存在的知識分野的有關聯的再現，而政策傳播學也是我們在學術生產中早已熟稔、駕輕就熟的門類，那么在這個四分法的體系中真正凸顯峭立出來并且顯現出巨大理論與實踐空間的是——公共傳播學。因而，并非在真實的學術發生史的意義，而是在類似于�？碌哪欠N通過分類技術而規定、制造或浮現意義的意義上——公共傳播學“誕生”了!
公共傳播學“誕生”的意義，不在于它為傳播學的學院知識又開辟出了什么新的理論、方法范式和研究對象——在這些方面，公共傳播學具有著多元的包容性——而在于它在學院知識的維度之外為傳播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公共性的維度，它將公眾帶到了傳播學者面前，它推倒了一個仿佛是“秘密組織”[48]的學院機制與公共空間之間的森嚴壁壘，它為傳播學和傳播學者打開了全新的巨大的理論與實踐的空間。公共傳播學的“誕生”不是一門具體學科的誕生，而是一種在新的知識分類中確定無疑的公共面向與取向的誕生!
公共傳播學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代表傳播學的公共責任以補足社會正義主題敘事下缺失的文化與傳播視角;它的立場就是公共的立場、社會的立場以及“人”的立場;它對當下的傳播研究的意義在于引導傳播學者從對市場、產業、技術和制度的關注中回復到對“人民”的根本性問題的關注上來，“向東看，往南走”[49]，使傳播研究能真正“回歸歷史與社會，找到社會的主體與價值”[50]。
根據公眾類型的不同以及接近他們的方式的不同，布洛維認為在公共社會學的不同類型中，“傳統與有機的公共社會學是相互補充的兩極”[51]。他所說的傳統的公共社會學是指那些擁有大量非學術讀者的、能夠引起公共討論的社會學知識類型。在通常的傳播學流派劃分中，那些有與公眾對話興趣的、能夠并且應當進入公共領域討論空間的、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批判研究，在寬泛意義上大體可與布洛維所說的“傳統的公共社會學”相對應。文化研究的特質在于“它明確宣稱自己是一種參與社會變革的文化實踐”[52]，而傳播政治經濟學更是直接襲承了政治經濟學在道德哲學上的主張與一種旗幟鮮明的實踐倫理[53]。批判研究實際上同時質疑了傳播學的學院知識與傳播實踐這兩者的價值前提，這種質疑性的知識立場與強烈的社會關懷和實踐勇氣，使之得以同時作為一種反思性的理論知識與反思性的文化實踐而進入到學術界內部辯論與公共討論當中，從而橫跨了傳播學知識分工中整個的反思性知識的維度亦即批判傳播學與公共傳播學兩個象限。
除了社會學家“自身并不一定參與其中”的“傳統的公共社會學”之外，布洛維認為在另一極上還存在另外的一種公共社會學——即有機公共社會學，也就是在社會學家和公眾之間存在著有機的緊密聯系和對話關系的公共社會學。與這種存在一個學者與公眾之間“共同工作”、“相互教育”[54]過程的有機公共社會學相對應的是業已存在于中國傳播研究的知識體系當中的有機公共傳播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卜衛在移民勞工群體及其他中小階層和邊緣群體中進行的參與式傳播和行動傳播學研究正是此中典范。在她所身體力行的參與式行動研究和民族志方法中，研究者有著“學者與學徒”的雙重角色[55]，試圖建立一種局內人的視角來理解合作調查者的經驗及其意義，“不是要調查一個特定群體，而是要向特定群體學習”[56]。在這種有機的公共傳播學研究中，往常那些作為研究對象和物化客體的“被研究者”成為了合作的伙伴，研究者與人民互相調試議題，共同構建了事實，而通過把微觀的體驗上升為公共的問題，傳播學者也在實際上構建和創造了公眾。
公共傳播學的“誕生”以及新的四分法的引入對于傳播學知識生態批評與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我們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討論：
首先，公共傳播學為發展傳播學提供了新的生長土壤。作為對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轉型的核心問題做出的傳播學解答，“發展傳播學”與“公共傳播學”具有潛在的立場共通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一種潛在的公共傳播學。通過在“傳播學為了什么”(發展傳播學對此的回答是“發展”)的問題之外，追問“傳播學為了誰”(公共傳播學對此的回答是社會與人)，“公共傳播學”的視野為發展傳播學建構了框架、方向并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將發展傳播學對于技術的絕對關注轉移到對人的關注和與公眾的對話，從而為發展傳播學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坐標與自我更新的機會。只有建立一種真正的社會立場并繼而獲得一種中國視野，中國的發展傳播學才能擺脫誕生之初就留下的美國式“救世理想”[57]的烙印和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大同”的心智愿景，成為一種在地性的、包容性的、有力的理論與實踐，而不致動輒淪落為“將視角聚焦于精英和上層的‘自上而下的方法論’”[58];也只有擺脫“發展”的迷思，擺脫對于現代化的不假思索的邏輯正當性與道義正當性的賦予，建立一種能“將研究的對象從對象的位置上解放出來”[59]的反思性的知識和實踐視野，發展傳播學才能擺脫理論上對于“發展” 的想象力的貧困以及實踐中陷入的依附式發展的困境，在堅實的公共傳播學的社會立場上煥發真正的生命力，不再削足適履、避重就輕或者南轅北轍。
其次，通過對布洛維的分類系統的借鑒，我們能夠獲得對中國的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進行考察的視野并作出病理學診斷。如前所述，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橫跨了傳播學的整個反思性知識類型，既是批判傳播學，又是公共傳播學�！爸R”與“實踐”是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必須同時具足的兩個屬性，如果沒有學院的內部辯論和知識積累，后者就會缺少價值支撐而易于迷失在一種盲目的道德激情中，而取消了文化實踐的維度，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院知識也會因喪失直面社會的問題意識而變得文思枯竭和刻板教條。
當前中國傳播學知識生態中公共傳播學缺位與專業和政策傳播學(或者合稱技術理性傳播學)盛行的現狀，造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品格的兩重萎縮或曰兩重去勢：先消泯公共屬性，把作為文化實踐和理論知識的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壓縮成學院知識，再在學院知識的生產中把現在時的知識變成過去時的知識，把知識的批判壓縮成批判的知識。于是在這兩重萎縮中，我們看不到“文化研究與進步思想與運動的不可分割性”[60]，看到的是生搬硬套的、故弄玄虛的、對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歷史相勾連沒有絲毫興趣的文化研究，看到的是原本強調對勞工階級文化關注的、作為“一項很明確地與勞工階級相結合的社會實踐”的英國文化研究，“從北美轉了一圈在中國登陸時，卻成了對法蘭克福學派要批判的大眾流行文化的擁抱”[61];于是在這兩重萎縮中，我們沒有看到莫斯可和丹·席勒所說的“當代政治經濟學在道德哲學上主張將民主推及至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62]的壯闊情懷，看到的是被破壞掉社會關懷與政治動能的、喪失了實踐力量與建構潛能的、擺設在展覽柜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及其在尋找“學術增長點”的熱潮中被消費的學術命運;于是乎，“寶劍只從匣中看，龍泉但作壁上鳴!”
最后，在布洛維的分類系統中各種知識類型之間并沒有截然的界限，而可能是逐漸變化或者互相包含的，并不存在無法橫跨或者穿越的屏障。布洛維認為，專業社會學、政策社會學、批判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這四類學術分工組成了一種對立而又相互依存、共生共榮的知識生態。這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傳播學知識生態建設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在傳播學的四種知識類型中，專業傳播學應當位居學科的中心和基礎的位置。如果沒有專業傳播學提供合法性與專業基礎，就不可能存在政策傳播學或者公共傳播學，也不會有批判傳播學——因為那將沒有可以批判的對象;作為一種為某個目標服務的傳播學，政策傳播學可以為專業傳播學提供支持，它本身也會產生新的傳播學知識，并能激發公共辯論;批判傳播學以反思傳播學的價值基礎為己任，它試圖使專業傳播學認識到自身的偏見、失聲，為專業傳播學重新定向，因而是專業傳播學的良知。它為公共傳播學提供價值支持，也會注意到政策傳播學與權力的關系;公共傳播學旨在發展與公眾的對話和合作，所關心的是社會的價值基礎。它通過不斷的公共事務的挑戰，能賦予專業傳播學以活力并為傳播學注入新的思想，并且成為政策傳播學的良知。
傳播學繁榮發展需要所有四種共生的不同類型的知識。如果這種互相依存的知識生態遭到破壞，它們便會出現各自的病理癥候，套用布洛維的話說便是——
專業傳播學變得與現實無關，批判傳播學變得教條，政策傳播學變得卑屈，公共傳播學變得民粹——即，任何一類傳播學失去了和其他類型的聯系和對其他類型的尊重，所有的類型都會遭遇困難，我們的學科就會失去活力。[63]
而在一種理想的情況下，傳播學這四個不同的部分，任何一個部分的繁榮都可以促成整個傳播學的繁榮[64]。我們仍然套用布洛維的話說，便是——
在這樣一個最好的狀態中，從這樣一個規范性的視角出發，我們不必一定要成為一個公共傳播學家才能為公共傳播學作貢獻，我們也可以通過成為一個優秀的專業、批判或政策傳播學家來貢獻于公共傳播學。每一種傳播學的繁榮都將促進所有傳播學的繁榮。[65]
這樣一幅知識生態的美好圖景會令每一個傳播學人都怦然心動、浮想聯翩;這樣一種徹底的共生共榮的知識生態觀值得每一名傳播研究者都銘記于心并身體力行;而建設這樣一種健全、和諧、健康的知識生態系統也當成為整個中國傳播學界的基本共識。
公共傳播學的“誕生”，意味著這個名詞在詞學歷史上的塵埃落定和落地生根——它告別了曖昧，找到了立場，從而獲得了真正的空間和生命。
早在1978年7月，公共傳播學就以“Mass Communication”的對譯詞的身份被永遠地記載在了中國傳播研究起始的扉頁上。[66]“公共傳播學”沿襲但淡化了之前“群眾交通”、“群眾思想交通”和“公眾通訊”等譯法的時代烙印，在后來“大眾傳播學”成為穩定和通用的譯法之前充當了階段性和試驗性的過渡。把“Mass”譯成 “Public”本來就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張冠李戴，而在這段姻緣結束后，“公共傳播學”的明確所指就被抽空了。到1990年代中期，出現在理論刊物中的 “公共傳播學”搖身變成了“旨在影響和使民意或公眾的行為朝著信息發布者希望的方向發展”的“一門幫助政府領導人和政府機構管理社會和個人，并協調兩者之間關系的科學”[67]。這時的公共傳播學受國外理論與實踐的影響，試圖超越大眾傳播而追求一種社會效果，但基本上是一個作為“在廣義上把政治問題技術化，依靠市場知識和算計來的‘馴化’主體的一種‘政治理性’或‘治理術’”[68]的新自由主義框架內的政治技術層面的概念表述，而根本不能對新自由主義本身作出批判性反思;在當今，如果說“公共傳播”作為公共關系學、政府公共管理與危機傳播或是一種區別于技術市場模式的大眾傳播模式的指稱，還時常有露面的機會，那么“公共傳播學”就除了在對傳播學史海鉤沉時作為功勛元老偶露滄桑外，似乎已無用武之地，而只能頹態畢現地被塵封進史冊檔案里了。然而，這也給了我們在不至于造成語義混亂的前提下重新啟用和發掘它的便利。一方面，我們應該尊重在理論研究和實踐中賦予“公共傳播”的諸多含義，不去干涉它的現成規定和約定用法;另一方面，我們又應當并且可以擺脫或剝離“公共傳播”在公關、公管領域內具有濃厚應用、對策色彩的“傳播術”的定位局限，同時發展作為不同于技術市場模式的“公共傳播”模式中所蘊含的社會性精神，通過對“公共傳播學”加以重新界定，以一個“老詞新解”的“公共傳播學”來明確回應“公共”二字的內在規定性，確立一種對市場侵蝕和國家專制說不的傳播學的社會保護的立場，指稱以發展傳播學者與公眾之間的對話關系為目的的傳播學知識實踐體系，從而使公共傳播學成為一個有其嚴肅內涵與重要意義的學術分工和知識類型概念。
誠如布洛維所說：是“不斷擴大的社會學精神氣質與我們所研究的世界之間的鴻溝激發了對公共社會學的需求”[69]，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今天對于公共傳播學的信心，不在于漂亮的學術辭藻與概念作業，不在于把玩概念魔方所出現的炫目的概念空間，而在于這個概念的空間戰略性地回應了社會現實空間和對應了傳播學人的心理空間，從而使公共傳播學找到了自己堅實的立足基礎。在漂泊了三十多年之后，“公共傳播學”這個漂浮的能指終于到了停錨靠岸的時刻—— 它等到了那個冥冥之中也許是命定的所指。
四、結語
盡管不遺余力地為“公共傳播學”吶喊發聲，但本文本身卻是一項批判傳播學的研究。筆者寫作此文的出發點是希望以“公共性”為中心問題和敘事線索，集中回應當前困擾中國傳播學人的兩種集體性的焦慮，并呼吁通過追問與討論傳播學的公共性問題來實現傳播學知識生態的戰略性調整。
在一種宛如“用石壓草，草必罅生”的“原生的道德動力”和“社會學的精神”[70]的感召下，布洛維的學術生涯始終昂揚著一種社會學的公共關懷的精神和道德擔當的勇氣。對于中國的傳播研究者來說，我們也正需要從心底喚醒這樣一種傳播學的公共關懷的精神、道德擔當的勇氣、“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學術志度。通過對“知識為了誰”與“知識為了什么”這兩個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的追問，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立場、進路與學術愿景，這正是時代拋給我們的課題。否則，我們就只能退居一隅至刨食的境地、皓首窮經于速朽的學術;否則，我們就只能在層層包裹起的學術辭藻的迷宮中成為“饒舌的啞巴” [71];否則，我們等來的將不是“直掛云帆濟滄海”的壯闊前程，而只能是“掛帆而去，楓葉紛紛”的深重落寞。
中國的傳播學人，到了作出反思與選擇的時刻。
[1] 感謝趙月枝教授的鼓勵與敦促，沒有趙老師長久以來的啟發和點撥，就不會有這篇文章的誕生;感謝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李彬教授令人永志難忘的熱忱指導與鼓勵;在本文的構思和寫作過程中，
還曾得到劉建平老師、張志華老師、李彥冰博士和常江博士等的指導意見，在此一并致謝!
[2] 參見高鵬程：《公共性：概念、模式與特征》，《中國行政管理》2009年第3期
[3] 陶鶴山：《傳播學的危機與重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2年第2期
[4] 趙月枝，胡智鋒：《中國傳播研究主體性探尋》，《現代傳播》2011年第2期
[5] 郭湛，王維國：《公共性的樣態與內涵》，《哲學研究》2009年第8期
[6] 參見郭于華：《社會學的心智品質與洞察能力》，《社會學家茶座》2006年第1期
[7] 邱戈：《中國傳播學新媒體研究理論的焦慮》，《當代傳播》2009年第2期
[8] 趙月枝，上課講義，2009.12.22
[9] 李彬：《文化自覺：對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一點反思》，《新聞與寫作》2010年第5期
[10] 陳衛星：《總序》，見【美】邁克爾·舒德森：《新聞社會學》，徐桂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版
[11] 經同意，引自郵件，個別字詞有調整
[12] 王維佳，趙月枝：《重現烏托邦：中國傳播研究的想像力》，《現代傳播》2010年第5期
[13] 陳衛星：《傳播的觀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頁
[14] 賀桂梅語，見羅崗，楊念群，戴錦華等：《二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遷與現實關注》，《天涯》2010年第5期
[15] 同注5
[16] 參見吳志峰：《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天涯》2005年第4期
[17] 胡正榮：《傳播學內外的科林?斯巴克斯——中文版代序二》，見【英】斯巴克斯：《全球化、社會發展與大眾媒體》，劉舸，常怡如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18] 【法】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頁
[19] 金兼斌：《傳播研究典范及其對我國當前傳播研究的啟示》，《新聞與傳播研究》1999年第2期
[20] 曹錦清：《“三農”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見薛毅編：《鄉土中國與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
[21] 同注13
[22] 耿占春：《喪失行動的知識人》，《天涯》2003年第6期
[23] 呂新雨：《“價值無涉”與學術公共領域：重讀韋伯——關于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筆記》，《開放時代》2011年第1期
[24] 戴錦華，斯人：《文化的位置——戴錦華教授訪談》，《學術月刊》2006年第11期
[25] 楊念群語，同注15
[26] 同注16
[27] 賀桂梅：《作為方法與政治的整體觀——解讀汪暉的“中國問題”論》，《天涯》2010年第4期
[28] 轉引自曹晉，趙月枝：《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脈絡與人文關懷》，《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29] 同注25
[30]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文藝爭鳴》1998年第6期
[31]【加】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胡正榮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頁。
[32] 由英國政治理論家鮑伯?雅索普以及一些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提出。在中文語境中，文化政治經濟學同時是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與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的對譯詞，對此應予以區分或進一步發展出兩個有所不同的譯法
[33] 鮑伯?雅索普：《文化政治經濟學：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和國家》，尹樹廣譯，《現代哲學》2004年第4期
[34] 岑艾玲，鮑伯·雅索普：《論文化政治經濟學中的前學科性和后學科性》，南麗軍，尹樹廣譯，《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
[35] 參見Jacqueline Best and Matthew Paterson(ed.),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Routledge,2010, pp. 1-26
[36] 同注32，第21頁
[37] 同上，第45頁
[38] 陳光興，呂新雨，黃旦等：《文化研究：本土資源與問題意識》，《新聞大學》2007年第2期
[39] 【美】麥克?布洛維：《公共社會學》，沈原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
[40] 同上，第18-19頁
[41] 同上，第19頁
[42] 同上，第19-20頁
[43] 王銘銘：《范式與超越：人類學中國社會研究》，《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44] 轉引自陳衛星：《關于中國傳播學問題的本體性反思》，《現代傳播》2011年第2期
[45] 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
[46] 這種二分法中其實已經含藏了四分法的影子(顯示了后者乃是一次水到渠成的理論演進，這也是在引入四分法時傳播學相對其他學科的得天獨厚之處)，只不過這里的“批判學派”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本質意義而非關系意義上界定的。
[47] 例如陳衛星教授的控制論學派、經驗功能學派、結構主義符號學三分法(同注14，第11頁)以及陳力丹教授的經驗-功能學派、技術控制論學派、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的三分法(陳力丹：《試論傳播學方法論的三個學派》，《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2期)等。
[48] 【美】麥克?布洛維：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5345
[49] 參見趙月枝：《“向東看，往南走”：開拓后危機時代傳播研究新視野》，《中華傳播學刊》(臺灣)2010年第18期
[50] 同注13
[51] 同注40，第10頁
[52] 同注17
[53] 參見莫斯可對“社會變遷與歷史、社會整體性、道德哲學和實踐”作為政治經濟學四大核心特征的論述：同注32，第27-38頁
[54] 同注40，第11頁
[55] 卜衛：《民族志教學：以“第一屆打工文化藝術節”的參與式傳播為例》，《新聞學研究》(臺灣)第102期(2010年1月)
[56] 同上
[57] 支庭榮：《由盛轉衰的發展傳播學》，《新聞大學》1996年第4期
[58] 鄧正來：《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傳播學——評Colin Sparks<全球化、發展和大眾傳播>》，《傳播與社會學刊》(香港)2009年第10期
[59] 汪暉：《對象的解放與對現代的質詢——關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答問》，《書城》2005年第4期
[60] 陳光興，張春田：《文化研究與亞洲想象——陳光興教授訪談》，《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志》2005年第3期
[61] 同注17
[62] 文森特·莫斯可，丹·席勒：《譯叢總序》，見【加】莫斯可：《數字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黃典林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63] 同注49
[64] 參見【美】麥克?布洛維：《公共社會學》，《社會》2007年第1期
[65] 同注40，第33頁
[66] 譯文為《公共傳播學研究》，譯者為鄭北渭。很多梳理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史的文章對此都有追述。例如邵培仁：《傳播學本土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以及孫旭培：《中國新聞與傳播研究的回顧》，http://media.people.com.cn/GB /4174717.html
[67] 江小平：《公共傳播學》，《國外社會科學》，1994年第7期
[68] 趙月枝：《國內和國際傳播的民主化──中國傳媒改革的未來方向》，見潘忠黨，李良榮，趙月枝等：《反思與展望：中國傳媒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筆談》，《傳播與社會學刊》(香港)2008年第6期
[69] 同注40，第10頁
[70] 同上，第6頁
[71] 同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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