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應理論和語言哲學研究

順應理論和語言哲學研究

　　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帶來了語言哲學的迅猛發展,語言成為哲學思考的核心問題。那么，順應理論和語言哲學分析是?

　　從遠古時代起,哲學問題就與語言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自哲學上的“語言學轉向”以來,語言就成為哲學的主題。有關語言哲學的探討,反映了哲學思想的存在須臾不能脫離語言,因為思想的對象與思想過程本身,都必須依靠語言才能轉變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東西。維特根斯坦認為一切哲學都是“對語言的批判”�？梢�,分析語言和語言現象是語言學、語言哲學的共同特點和任務,“兩者不僅不相互疏離,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哲學進入語言領域,把語言作為哲學研究的對象或試圖通過語言分析來解決哲學問題,成為當今學術研究領域的新亮點,為語用學研究和哲學研究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維索爾倫的順應論從共時的角度展現了語用學的跨學科性質,說明了當今的語言學研究在向其他人文學科輸出思想的同時,也從其他學科(特別是哲學)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本文結合順應理論,對語言哲學意義進行分析和探討,以推動語用學和哲學研究向縱深發展。

　　一、語言順應理論

　　語言順應理論是國際語用學會秘書長維索爾倫(vers-chueren)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認識論思想,結合人類語言交際的實際情況于1999年在《語用學新解》一書中提出來的。語言順應理論是一種關于人類語言交際行為和認知的理論。它以語言的選擇與順應為契機,描述人類使用語言的各種現象,闡釋人類語言交際的心理機制及其過程以及社會、文化、認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語言運用的實質。順應論認為,語言的使用過程是一個不斷進行語言選擇的過程。這種選擇過程是動態的,是以語言的三種特性(變異性、商討性和順應性)為基礎的。變異性(variability)指“語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商討性(negotiability)指“所有的選擇都不是機械的或嚴格按照形式—功能關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的基礎上完成的”;順應性(adaptability)指“能夠讓語言使用者從可供選擇的事項中作靈活的變通,從而滿足交際的需要”。語言的這三種特性互為關聯,以順應性為主要特征,從四個方面去闡述語言的使用:語境關系順應、結構對象順應、動態順應以及順應過程的意識程度。順應論對語境的劃分充分考慮了社會、文化因素,將語境分為語言語境和交際語境。前者指語言在使用過程中根據語境因素而選擇的各種手段,后者包括語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簡言之,語言的選擇與順應,從本質上講就是“語言是人類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適應現象之一”。順應理論引發了人們對語言本質問題的重新思考,加深了人們對語言本質屬性的理解和認識,啟發我們在選擇和使用語言的同時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進行哲學思考。

　　二、順應理論與語言哲學

　　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帶來了語言哲學的迅猛發展,許多哲學家都把研究語言置于解決哲學問題的中心地位,語言成為哲學思考的核心問題。海德格爾把語言與本體論相聯系,并把語言當成人的本質屬性。他說“語言是人的世界,是存在的住所”。維特根斯坦認為“想象一種語言就叫做想象一種生活方式”。迦達默爾也賦予語言本體論地位,主張人以語言的方式擁有世界,只有進入了語言的世界才是人的世界,只有進入語言的生活才是人類的生活,人、語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他認為“語言是一種在其使用中自由而可變的人的能力。對于人來說,語言本身是可變的,因為它對于同一件事為人準備了各種表述的可能性”。因此,維索爾倫將他的語言順應理論界定為“一種與人類諸種行為中的語言現象的使用相關的,且從認知的、社會的、文化的總體角度對語言現象的綜觀”,意蘊深刻。首先,作為一種語用學理論,語言順應論所研究的語言使用現象和人類的諸種活動形式不可分離;語言表意功能的發揮是在被嵌入或錨定于這些活動形式中才得以產生、發展和完成的。這種觀點至少反映了人類學、哲學和符號學對語言本質的看法�？梢哉f,語言順應理論在其理論基礎層面,從一開始就帶有濃濃的生物學、符號學、人類學和(語言)哲學意蘊。這是它區別于其他語用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征。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語言作為一種活動形式是被嵌入到人類的合作性活動中才發揮其語用功能的。所以要研究語言的意義和功能,就必須考察這些作為語言活動形式的人類合作性活動。人類學家對語言問題的思考與哲學家對語言使用過程的觀察和研究是相符的。后期維特根斯坦在思考語言(意義)問題時提出的語言游戲說就包括“語言和語言被織入其中的活動”兩個組成部分。而語言使用作為語言游戲活動總體中的一部分是被織入其中而發揮其功能的。馬林諾夫斯基和維特根斯坦關于語言意義的語用觀在莫里斯的符號學理論中得到進一步深化。在莫里斯的體系中,語用學的研究對象是符號與符號解釋者(后成為使用者)之間的關系。其次,維索爾倫認為語言順應論是“從認知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總體角度對語言現象的綜觀”。“綜觀”作為觀察語言使用的一種理論視角反映了維索爾倫對語用學本質的獨特理解,但其構成要素則有著深厚的符號學、哲學淵源。莫里斯在將語用學定義為研究符號與符號解釋者之間的關系時,就進一步認為語用學研究符號表意過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即在符號發揮功能的過程中出現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會現象。在哲學層面上,維特根斯坦在解釋語詞意義的生成過程時提出語言游戲來說明語詞意義生成過程的動態性質,從而得出“意義即用法”的觀點,并提出“生活形式”來說明意義生成的本體�？傊�,維索爾倫認為,語言使用和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間既相互影響,也相互順應。語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順應人類生活的結果,而人類生活之所以如此也來自其對語言使用過程的順應。這正是語言順應論的基本要義。

　　三、順應論蘊含的哲學思想

　　語言順應論突破了言語適應理論長期遺忘語言、談語言作用這一瓶頸問題,使語言問題回歸語言本身,革新了言語適應理論的研究,展示了語用學研究的新理路。具體而言,維索爾倫順應理論所蘊含的語言哲學思想大致如下:

　　1.進化認識論思想。維索爾倫的《語用學新解》一書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語言對人類的生存和生活是怎樣作出貢獻的?作出了什么樣的貢獻?人類生命和人類社會是個逐步進化的過程。要探究語言在這一過程所起的作用,必須探究語言是怎樣以及為何被使用的,與人類社會和生命的進化有何相似之處。根據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生物在進化過程中必然經歷自然選擇和適應兩個過程。選擇是手段,適應是目的和結果�！绊槕�”這個概念最早見于生物進化論。在生物學中,順應指生物體調整自己以適合環境的過程,是生物體為了生存而對自然選擇范式作出的反應。在進化認識論中,這種觀點被擴展至人類的行為、心理和社會-文化諸方面,用于解釋人類的學習、語言的使用和發展以及科學知識的增長。進化認識論認為,人類的認識活動表現為人類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問題求解,其目的是增長科學知識,而人類的行為和社會-文化正是這種順應的結果之一。維索爾倫在考察語言使用中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即選擇與適應的思想。認為語言使用中選擇時的趨優(利)心理與自然選擇的存優去劣是極其相似的。既然在語言使用中選擇普遍存在,順應也自然具有普遍性。語言順應的本質就是“語言是人類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適應現象之一”。

　　2.動態的意義觀思想。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學史上發生的“語言轉向”使人們關注的焦點從認識的本質、起源等問題轉到了探究語言的意義問題上。意義問題成為轉向之后語言哲學研究的基礎和核心。語言既是一種交際工具與符號,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個特殊在者或是者。同時語言又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是伴隨人腦的出現而出現的。確切地說,語言,不論是作為對象工具還是在者本體,也不論其自然屬性還是社會屬性,都是思維物質器官大腦的產物,思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語言的產生并決定著語言的意義。語言、思維與世界相互關聯,共存于意義產生的動態演變體系之中。維特根斯坦在他后期著作《哲學研究》中提出了“語言游戲說”和“意義用法說”,把意義歸結為語言在實際生活中的使用。語言哲學的任務在于研究日常語言的用法,語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他的這一觀點不僅奠定了后來日常語言分析學派分析語言意義的基礎,而且為語用學的形成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他的影響下,奧斯汀、塞爾等人逐步從一種全新的角度研究意義問題,提出言語行為理論,即將語言表達視為行為方式。后來利奇的禮貌原則強調從社會的角度對言語運用進行研究;而斯珀伯與威爾遜提出的關聯理論則強調從認知的角度研究言語運用。這些各有側重的研究都不能充分有效地解釋言語運用的全貌。維索爾倫希望改變這種語用學研究中的傳統、走出困境,因此他接受了達爾文選擇與適應的進化認識論思想,從皮亞杰的認知心理學中直接借用了“適應”觀點,并對社會語言學中的言語適應理論進行借鑒和革新,于1999年在《語用學新解》中提出了語用綜觀順應論。維索爾倫的意義觀從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常語言研究中功用論的思想,用商討性和變異性來概括語言意義的特點。同時維氏也繼承了功能主義的語言觀,動態地考察語言的動態功能,這與他的研究目標“語言與人類生命的其他特征的功能相關性”是一致的。順應理論體現了語言使用者在言語交際過程中順應交際條件而對語言的內容和形式不斷作出恰當的選擇。所以說語言的使用過程是一個不斷進行語言選擇的過程。意義就是語言使用者在言語交際過程中通過不斷選擇、互動、協商、順應而建構出來的。因此,維索爾倫的意義觀關注的就是語言使用是否得當的問題,這正是它與以往意義觀的根本區別。維索爾倫認為,語言不是一個封閉的、單一的靜止系統,而是一個與認知世界、人類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融合在一起的、呈現出開放性和多元性的動態系統。意義就是在動態的選擇中、在多樣的語境中和交際者不同的心理認知參與構成的交互網絡中生成和得到解釋,從而達到人與人之間的順應和人與客觀世界的順應。維氏的順應論完整地體現了語言即選擇的觀點,探求語言意義就是主動選擇和社會建構的行為。

　　3.動態的語境觀思想。任何言語交際都離不開一定的語境。交際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交際過程中,語境也隨之而變。交際過程也是語境的構建過程。莫里斯(Morris)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語用學是研究語言現象和語言使用者關系的學問。然而,縱觀以往學者對語境的研究,他們都未能明確指出交際者在語言使用中的重要作用。維索爾倫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首次明確提出一個以交際雙方為中心的語境關系順應框架,指出語言使用者在語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交際雙方作為言語交流主體平等的關系,認為語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概念;同時從順應性的角度全面探討了語境的本質屬性:動態生成性。即語境不是靜態的,而是產生于交際雙方使用語言的過程中,由不斷被激活的因素和一些客觀存在的事物相互作用而動態生成,并隨交際過程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維氏指出:語言順應的本質就是“語言是人類與其生存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系列適應現象之一”。語言順應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或多維的,順應既可以是語言順應環境,也可是環境順應語言,或者兩者同時順應,還可是交際主體的彼此順應。可見語言與語境相互順應的過程是一個持續的動態過程。所以,語言順應的社會維度、文化維度和認知維度都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都是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維氏把動態順應作為其語用綜觀順應論的核心。由此可見,維索爾倫的動態生成語境觀具有達爾文進化認識論的哲學內涵,選擇與順應是對立統一的,選擇是手段,順應是目的也是結果。維氏的動態生成語境觀關注的是確定和明晰的意義以及隱含的且能被推理成明晰的意義,但是蘊含著多種可能性,無法形成確定的“意義”。由此可見,語言順應論是基于人類學、哲學、符號學而又專注于解釋語言使用過程的一種語用學理論。它充分吸收了前人的語用觀,吸納了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同時又推陳出新,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視角、研究任務和研究課題。維索爾倫的語用思想體現在他對進化認識論、語言與現實、人類心智與語言之間關系的哲學思考上,并且希望對語用現象有一個全面認識和合理的解釋。順應論的提出為言語交際的語用學注入了新的活力,開辟了新的研究空間。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語言順應論的缺陷,即研究問題和研究內容過于空泛而不大容易操作。因此,我們建議在運用順應論研究語言現象時,不僅要領會順應論的基本精神,而且要有意識地對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內容進行具體定位。此外,要想全面理解順應論就必須在語用現象與哲學性的互動中合理把握兩者的內在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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