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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近代四大高僧

        時間:2024-10-20 06:44:53 國學智慧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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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四大高僧

          弘一虛云,太虛印光。這便是近代四大高僧。小面和小編一起來詳細了解。

          弘一大師(1880~1942)

          弘一,俗姓李,幼名文濤,又名廣平,字叔同,別號息霜,法名演音,別號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早年就學上海南洋公學,從蔡元培受業。擅長書畫、篆刻、工詩詞。1905年留學日本,入東京美術學校從黑田清輝學西洋畫,旁及音樂、戲曲,造詣甚深。1907年,他與曾孝谷等創“春柳社”于東京,主演“茶花女”,又主編《音樂小雜志》。1910年回國,初任上!短窖髨螽媹蟆肪庉,加入柳亞子發起的南社。繼至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圖畫和音樂教師。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受戒于靈隱寺。常往來于嘉興、上海、溫州等地,并閉關著述。1928年入閩,常居廈門南普陀及泉州承天、開元等寺。弘揚南山戒律,曾創設“南山律學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的主張。卒于泉州溫陵養老院。后人為了紀念他,在泉州清源山和杭州虎跑寺分別建塔和設紀念堂。主要著作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要略》及《佛學叢刊》、《護生畫集》等。音樂作品有《中文名歌五十曲》、《李叔同所作歌曲》、《三寶歌》、《清涼歌》等。

          虛云大師(1873~1959)

          虛云,俗姓肖,名古巖,又名演初,字德清,自號虛云、幻游,祖籍湖南湘鄉,出生于福建泉州。曾主持真如寺的修復工作。

          虛云出生仕宦之家,父親肖玉堂官至泉州知府,望子成龍,要他學八股文,以求仕進。但虛云自幼性情恬淡,愛讀儒籍佛典,其志不在功名。父親利用種種辦法都未能逼他就范。光緒十七年(1891年),突然潛逃出家,被父探知,勒令回家,越二年,他又逃至鼓山涌泉寺剃度,拜妙蓮和尚為師。隨即隱居巖洞,持頭陀行,靜心觀坐三年。然后離寺云游,先后在浙、蘇、皖一帶名山大寺,學經參禪。曾在江寧會見著名佛學楊仁山居士。光緒二十六年,虛云從普陀山步行北上,到達北京時,恰遇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他隨西太后、光緒皇帝逃亡隊伍西行,出長城,赴陜西,途中結識了許多王公大臣。抵西安后,轉赴終南山,結廬獅子巖下,改號虛云。光緒二十八年,虛云游四方、朝拜峨眉,經西藏入西康,轉入云南雞腳山。雞腳山是歷史上的佛教重地,這時,只剩下十余處破廟,且不容外來和尚掛單,虛云無處落腳。后來,通過大理提督張松林向當地知縣推薦,方在雞腳山找到一座破廟——缽盂庵住下來,進行宗教活動。此年,他將缽盂庵改為迎祥寺,接納四方僧眾,募捐興修寺廟。光緒三十年,他出國云游,至邏羅(今泰國)、南洋(即東南亞)一帶講經說法,皈依(佛教稱身心皈向佛、法、僧)達數萬人。又前往日本參觀佛教,途經吉隆坡,得滇中來信,說:“官府興辦新政,遍提寺產”,請他設法挽救。光緒三十二年,虛云便轉道上海,請寄禪(敬安)和尚一同赴北京上訴。抵京后,得到當年結識的王公權貴支持,獲得一道保護寺廟的“上喻”(即通告),云:此后“著各督飭撫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眾財產,一律由地方官保護!睆拇烁鞯夭辉偬崴庐a了。事后,虛云仍繼續留京活動,為云南寺廟請龍藏(清廷內務府刊印的佛經)。經肅親王善耆等發起奏請,于同年七月降旨將迎祥寺賜名“護國祝圣禪寺”、賜虛云為“佛慈洪法大師”,又賜“紫衣缽具”、“玉印”、“錫杖如意”、鑾駕全幅“。至此,虛云身價百倍,聲譽大振。

          1911年(宣統三年),為團結佛教徒,保護寺院,斡旋滬佛教會與寧大同會的對峙,虛云出滇至滬。接著,與寄禪和尚赴南京晉見孫中山,議定修改佛教會會章,取消各地自立之名目諸事宜。同年四月,因政府更迭,在見過孫中山之后,又前往北京去見袁世凱。在上海改組中國佛教會,成立中華佛教總會。會后,虛云回到云南,晤蔡鍔,組織滇黔、滇、藏的佛教支部,并親襄其務。在新的“大護法”保護下,祝圣寺的香火依然十分興旺。1912年,民國成立,出現逐僧毀寺風潮。滇軍師長李根源親自督軍上山,準備逐僧毀寺,指名捉拿虛云。虛云只身往見李根源。李問:“佛教何用?”虛云答:“自古立國皆議國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何心之不治?”他非常明白宗教對于統治者的功用,幾經辯論,終于折服了李根源。

          1920年,虛云應云南督軍唐繼堯的邀請,前往昆明,重修西山華亭寺,施工中掘出“云樓”古碑,遂將華亭寺更名云棲寺。他按古碑記載,廟產數字,由唐繼堯出告示,用低價將數百畝田地及方圓數十里的山場勒贖歸寺,引起民眾怨憤。他在財產到手之后,又舉辦慈善事業來籠絡民

          1929年,虛云應閩籍國民官僚林森、楊樹莊的邀請,赴福州涌泉寺任住持(僧寺之主)。初為眾僧說戒五十三天,繼則改革寺中舊習,再則著手整理道風,興肅禪堂與念佛堂、恢復復節打七,春末傅戒之禪規。在這個基礎上,修建樓、堂、閣、寮、院、庵、洞等十多處,創辦學戒堂,后改為佛學院,以福建省主席楊樹莊為名譽院長,虛云自任院長,培訓年青僧徒。楊樹莊之母拜虛云為師,楊及閩籍不少官僚便成為虛云的大護法。涌泉寺藏有明清以來大量經板,虛云聘請觀本和尚進行整理,編成《鼓山藏經目錄》,刊刻面世。1933年,福建爆發戰爭,省內寺廟大多停止留單,僧人無食宿所,惟鼓山仍留海單,云游僧人多至逾千。虛云為此多方操勞,竭力維持一粥一飯。

          1934年,應李漢魂將軍之請,赴廣東曲江主持重修南華寺。南華寺是禪宗六祖慧能的道場。此時已破敗不堪。虛云提出四個條件,其中第四條為:“所有出入資財、清理產業,交涉訴訟籌事,全由施主負責。”這條要求概括了他多年來的經驗,即依仗反動統治者的勢力,擴張佛教勢力。李漢魂應允后,當面募集數十萬金,待各項籌備工作就緒后,即請當局派人履勘畫界,將界內“寺產”,無契沒收,有契賤贖。在收回無盡庵時,驅逐住戶,致使二十余戶貧民無家可歸。1935年秋,虛云由彭山到曲江主持修建,用警察趕走了廟內的居民,親自監督工匠興修。歷時十年,總計興建殿堂243楹,新修塑大小佛像690尊,使該寺成為廣東規模最大的佛教圣地,不久,即舉行千佛大戒,受戒者數百人,吸引了廣州和港澳的大批富豪前往觀光。

          1942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慶發起“護國息災大悲法會”,請虛云主持。虛云到達重慶,主持法會四十九天。他在法會上贊頌國民反動統治說:“四方共樂無為化,同頌堯天舜德明。”蔣親自設齋宴招待,林森等作陪。1946年,虛云又應廣東當局邀請,在廣州凈慈寺舉行超薦抗日陣亡將士法會,再度轟動廣州港澳。其中港澳參與法會的達十余萬人。當時,廣州六塔寺住持鐵禪因漢奸罪入獄,虛云上書當局為其保釋,受到當地部份僧眾反對,未能成功。1947年蔣為南華寺“同戒錄”題詞:“丕正頹風”,表彰虛云的功績。

          1949年秋,廣東解放,政府對虛云以禮相待,但虛對在虛門、華南寺進行的民主改革暗加抵制,南華寺住持本煥等,因反革命罪被公安機關逮捕,虛云曾為其叫屈。(注:1943年,虛云曾推薦在五臺山當過漢奸的本煥和尚任南華寺住持)同年冬,虛云應邀赴北京參加佛教協會籌備會議,在廣濟寺與園英、趙樸初等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0月1日,他代表中國佛教徒接受錫蘭佛教代表團贈送的“佛舍利”、“貝葉經”、“菩提樹”三寶。同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2月,虛云赴上海參加“祝愿世界和平法會”。

          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虛云為四名名譽會長之一。由于政府的爭取和團結,使虛云擺脫同華南反動殘余勢力的糾葛,并為其從事正常宗教活動創造條件。同年,虛云應真如寺住持性福邀請,于7月5日登上云居山。目睹這座唐元和初年道容禪師開創、歷經一千多年的祖師最勝道場,僅存破大寥三間,殿堂樓閣大多倒塌,瓦礫滿目,荒草遍地。明代銅鑄毗盧遮那大佛像,兀坐于荒煙蔓草之中。虛云遂決心留住云山重修廟宇,并得到有關部門的贊同。虛云駐云居的的消息傳出后,四方僧徒云集,年底達五十余人。虛云在率眾修持的同時,多方籌劃修復寺廟,1954年春,響應政府號召,堅持“農禪并重”,開荒造田,自給自食。1955年僧徒增至數百人,至1956年所產谷物與紅薯等,基本上滿足了寺中僧眾口糧需要。寺廟經虛云募化和設計,歷時三年左右,先后重建廟宇、殿、樓、堂等數十座,雕塑大小佛像132尊,將被日軍燒毀的寺廟修茸一新。隨之,虛云又組織僧眾修復名勝古跡。1956年秋天,重浚明月湖、疏浚壁溪與改溪工程。施工中,掘得鐫有蘇軾題書“石林”的巨石,虛云將其置于佛印橋旁,冠名“淡心石”,辟為一勝景,親自賦詩以為紀念。并在白果樹下的慧泉加筑花崗石圍圈,前方安置一石供桌。親筆丹書“慧泉”二字刻于其外沿。同時,在寺外種植茶樹、果樹,在寺內開辟花園。1955年春,虛云身體日衰,但仍心系寺中諸事,這年七月,虛云接到岑呂居士代他編輯整理的《云居山志稿》,非常高興,抱病寫了《重建云居山真如寺事略》與《云居山志重修流通序》。此志交由香港蓮凈苑與佛經流通聯合出版,流傳于世。

          1959年10月13日,虛云因患噎膈慢性消他不良癥在真如寺圓寂。虛云一生,習禪苦行,以長于整頓佛教叢林,興建名剎著稱。虛云不僅在東南亞諸國蜚身佛壇,在北美大陸也有一定影響。1982年,美國紐約佛教禪宗中心為他修建紀念堂,將其傳記用英文刻于石碑。虛云平生所作詩歌偈贊甚多,已選三百九十首,編為《虛云和尚法匯》,由香港佛學書局出版。其余記載其生平事跡的有《虛云和尚事跡》、《虛云和尚年譜》、《虛云和尚畫法集》等。

          太虛大師(1890~1947)

          太虛大師,浙江崇德(今并入桐鄉)人。俗姓呂,本名淦森,出家的示名唯心,別號悲華。清光緒三十年(1904),披剃于蘇州平望小九華寺,同年禮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受具。光緒三十四年,入南京祗洹精舍從楊文會學習佛學。1911年出任廣州白云山雙溪地住持,并組織僧侶教育會,自編講我,進行講授。1913年全國各省占寺奪產之風甚熾,僧界陷于紛亂。太虛與仁山等人在南京創立中國佛教協會(后并入“中華佛教總會”),主張改革佛教,首改鎮江金山寺為佛教大學,自辦學校以的抵制“廟產興學”風潮。旋以“金山寺事件”而告失敗。寄禪圓寂后,在上海靜安寺舉行的追悼大會上,太虛提出教理、教制、教產三大革命說。大聲疾呼佛教改革以自救。后又連續撰文宣傳佛教革新運動,要求建立新的僧伽制度以順應時代發展。1917年后,太虛先后創辦了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招收青年學僧,培養佛學人才,并考察日本佛教,歷游英、法、德、比、美等國,弘揚佛教。還分赴鄂、川、閩、晉、蘇、浙、贛、粵、黔等地宣揚佛法;并從事撰述?谷諔馉幤陂g,太虛發起組織青年護國團僧侶救護隊等,又率領中國佛教訪問團,出訪緬甸、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諸國,借以聯絡同教感情,共同反對日寇侵略,宣示中華民族為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而奮斗?箲饎倮螅瑩沃袊鸾陶砦瘑T會常委,于鎮江焦山籌設會務人員訓練班,以全國佛教進行整頓。1947年,太虛圓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軒。其著述甚多,后由弟子們匯輯成《太虛大師全書》行世。

          《全書》是中國佛教近代以來承先啟后的一部巨著,共700余萬言,分為四藏二十編。全面反映了太虛多層次的佛學思想,舉凡佛法的體系與綱要、僧伽制度的改革與培育、唯識思想的融貫與弘揚、人生佛教的揭示與提倡,以至時代思潮的批評與會通等等。無不包含在內。

          太虛大師一生,主要以僧伽制度改革與唯識學闡揚而卓然名家。《全書》中涉及僧制改革的主要文章有:《整理僧伽制度論》、《僧制今論》、《建僧大綱》、《菩薩學處》等,集中體現了他革新僧伽制度觀點的整個演變過程。1915年至1947后,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太虛為革新重整中國佛教制度所作的設想與努力,在上述文章里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經過“金山寺事件”使變革佛教的運動一開始便受重挫之后,太虛意識到,改革佛教必須有一套新的寺院僧伽制度,與之相配合,否則只能流于空談。因為寺院的設立,是紹隆三寶、供養佛祖及僧眾用功辦道的清凈莊嚴道場,也是為啟發社會人士信仰的弘法場所,對于佛教的長工發展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佛教的改革,絕不能離開寺院,另起爐灶。1195年,太虛痛感于當時政府公布《管理寺廟條例一條》,給地方官吏以限制僧人及侵害教產的權力,審時度勢,根據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調查所得中國僧伽有80萬之眾的現實,以及當時社會國情,又依托教理教史的準蠅,在普陀山閉關閱藏期間,撰寫了《整理僧伽制度論》一文,決心開展佛教改進運動,廓清寺院面貌,振興日益萎靡的中國佛教。綜觀太虛大師一生行履,其革新僧制的最高計劃,是1947年在延慶寺講演的《菩薩學處》,這也是他的最后說法,按其設想,建立菩薩學處,必須從結緣三皈開始。這是指那些雖皈依佛、法、僧三寶,但對三寶還沒有正信和正見的徒眾。接下來是正信大皈,此指因對佛教有了正當的了解和信仰而皈依的知識分了,再是五戒信眾,受五戒后,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條是由此直接發菩提心。受菩薩戒,成為在家菩薩;另一條是受五戒后,續習八戒,轉入出家階段,作沙彌、比丘,受12年的教育,而成為出家菩薩。最后是出家菩薩的設計,要求也進一步提高。

          從正信三扳到五年出家菩薩的初級階段,其中設有干部人才的培訓,以造就菩薩學處的干部人才。而在家菩薩下至結緣三皈的徒眾,也都可以成為菩薩學處攝化的大眾。菩薩學處的出家菩薩,要經過12年才出家,但終身作為在家菩薩也適宜,因為在實行上,都是六度四攝,好實行瑜伽戒法。這是以信眾和僧眾共同組織菩薩學處,制定僧伽制度,是為太虛的晚年定信論。

          太虛的革新僧制歷時多年,其設想屢經更易,從《整理僧伽制度論》的80萬僧眾數,到《僧制今論》的20萬,再至《建僧大綱》的4萬而2萬,直到最后縮減為一座道場以創立“菩薩學處”。由此可見,一方面他改革僧制的重心在于對僧團人數力求減少,重質量不重數量,為偽存真;也在于偏重信眾,以建立菩薩學處擴大社會青年信仰三寶,達到“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為終極目的。另一方面,因疊經波折,屢有變更,也足見建立新型僧制有多么的困難!

          雖然,從《整理僧伽制度論》到《菩薩學處》是應機改建,有所不同,但弘揚佛法,首重建僧。其理想的建僧大業,始終未能實現,反而招來不少的毀譽。但太虛的志向未嘗少必,因為他的變革的贛皆從佛教根本信念流出,而非其它,故而能逆流向上,精進不懈。太虛的革新僧制的實踐證明,佛教的存在與發展,必須應時代的需要,同時又應考慮到當時佛教的實際狀況進行操作,否則,無論是超前還是滯后,其具體的實踐活動都將難以奏效,這是留給后人的有益的經驗教訓。

          印光大師(1861~1941)

          印光大師,諱圣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近代著名的凈土宗高僧,為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俗姓趙,名紹伊,字子任。陜西合陽陳村人,幼時聰慧,隨兄熟讀儒書,頗以孔孟之道為自任。受韓愈、歐陽修等大儒辟佛思想的影響而批判佛教。至十五歲后,數年之間因病所困,偶讀佛經,始悟前非,乃洗心革面,回心向佛。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師二十一歲,往投終南山五臺蓮華銅寺,禮道純和尚剃度出家。次年受具足戒于陜西興安雙溪寺印海律師座下。

          印光大師生來便有眼疾,幾近失明,后于湖北蓮華寺幫忙晾宋體曬經書時,得讀殘本《龍舒凈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凈土法門即是當生成就、了脫生死之要道。因為眼疾,乃悟縣為苦本。感悟到若要離苦得樂,勢必專修念偉法門為是,即于閑時。專念佛號,縱是忙于事務,也心不離佛,后眼疾痊愈,由此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凈土為歸,便肇始于此。

          印光大師修凈土,久而彌篤。光緒十二年(1886)二十六歲時,慕名北京懷柔紅螺山資福寺為凈土專修道場。便往親近善知識,取繼承東晉廬山東林寺慧遠大師創導的凈宗遺風之意,自號專修念佛法門,使得凈業大進。除此之外,師于紅螺山歷任上客堂香燈、蔡元等職期間,深入經藏,研讀大乘經教以為助行,與念偉之正行互補,得以圓成凈業。

          光緒十六年(1890)師轉居北京龍泉寺、十七年(1891)住于國廣寺。光緒十九年(1893)時,應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之請。護送藏經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師于寺中精勤修持,念佛不懈,深受大眾敬重。眾等便誠請大師講法以利群機,師辭不過,乃為開講《阿彌陀佛經便蒙鈔》一座。嗣后,便謝絕眾緣,于珠寶殿側掩關修行,連閉兩期,為時六年。于關房中自書”念佛待死”以自策勵。出關后,曾出外住茅篷,未幾,源如法雨寺居之。光緒三十年(1904)師四十歲時,因諦閑法師為浙江溫州頭陀寺迎請藏經,又為之助理一切,事畢師仍回法雨寺。師在此出家二十幾年的光景里,始終韜晦,不喜結交,不好名聞利養,惟有用功不止,精進念佛,以期克果。其后近十年間亦復如是。全身心地念佛修行,終得念偉三昧。

          民國紀年(1912),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大師文稿數篇,刊入上!斗饘W叢報》,署名常慚。讀者雖不知為誰,而文章中所顯義理己足以引發見聞者生信念佛。延至民國六年1918),徐蔚如、周盂由諸居士得讀大師文稿,甚感希有難得。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師的文稿,題為《印光法師文鈔》而刊行之。徐蔚如居士于文鈔之跋中贊言:大法陵夷,于今為極,不圖當世尚有具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于是乎在!其后數年間,復為增廣大師文稿,由中華書局印行,名為《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大師的文鈔,正如徐氏跋中所言:無一語無來歷,深人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不單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就是一般世俗道理,亦即兼而融會,凡是能使聞者改惡修善,生信念佛者,不據一格為眾宣揚法要。義理深契眾機,且文法典雅,是以凡聞大師名者,人人必爭請奉讀師之文鈔。因此之故,大師威名揚于環宇,渴望歸依大師門下之善信人等,日益增多。有登門造訪請求慈悲攝受者,有親寫書信乞賜法名者。一時間,做大師的歸依弟子蔚然成風。前后二十余年來,皈依大師座下的信徒,無法統計、進而言之,受大師之教,而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凈業,得以往生西方凈土者,亦難枚舉。由此可見大師身傳言教之功行實不可思議。

          大師一生勤儉無私,信眾之供養,悉皆代為廣種福田,或用于流通經籍,或用以救濟饑貧。而其自奉,食唯充饑,不求適口;衣取御寒,厭棄華麗。有供養珍美衣食,推卻不過者,,轉手即送他人。大多數的普通物品,咸皆交至庫房,與大家共享,決不自用。大師先后在上海、蘇州創辦弘社。二十余年來;所印的佛書計有百十種之多,其數不下四、五百萬冊。佛像亦有百萬余幀之多,教之內外,普受法益者甚眾。民國十一年,(1923)師六十二歲時,江蘇義務教育會成立,議請省府下令征用寺產作為學校,佛教界為之嘩然。大師為保教護寺故,不遺余力地為之奔走呼吁,終得以扭轉危機。同年,應定海知事陶在東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講道,乃推智德法師應聘。并令其宣講《安士全書》等關于因果報應、信愿念佛求生凈土之佛理。充分體現大師之無緣慈悲,普化眾生之本懷。后更自任江蘇監獄感化會名譽會長。這種名譽是大師為利益苦難眾生樂意所得;诖嘶,陶在東與會稽道尹黃涵之,將大師之道行事跡呈報政府,得以題賜悟徹圓明之匾額一方,資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僧俗人等,深為欣羨。師則置若罔聞。人虛空樓閣,自無盛德,慚愧不己,榮從何來?其后,數年間常往來江蘇、浙江、上海一帶,為眾開示念佛法要,因果事見聞者如潮,法緣盛極一時。

          民國十九年(1931)二月師住蘇州,于報國寺掩關,課余則修訂四大名山山志。掩關期間,靈巖山妙真和尚叩關請示,將靈巖山寺立為十方專修凈業道場。師即為之定下有關規約章程。前后三、四年來,大師傾心指導,以使靈巖凈土道場成就模樣。在大師之威德感召下,經以妙真和尚為首的靈巖諸師的努力結果,遂使靈巖道風日益振興,而后更發展成為僅次于紅螺山資福寺的凈土宗著名專修道場。民國十六年冬(1938),師七十七歲,因時勢所逼,順應妙真和尚之請,移錫靈巖山寺安居。由于大師年事己高,上山方滿三年,卻臺世歸西而去。

          大師之示寂,于諸多跡象中證知其預知時至,民國二十九年(1941)春季之時,于言談書信中己流露出去意。延至十月,自知時日無多,召集大眾會談,任妙真為住持,并促令其擇日升座。且開示說:凈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十一月初四早一時半,由床上起坐說;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即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自言: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愿,要生西方。說完,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祥西逝。師生于清咸豐十二年(1861,寂于民國二十九年(1941),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往生后一百日舉火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奉靈骨塔于本山石鼓之東南,復于民國三十六年(948)九月十九日將師之舍利奉請入塔,后又興建塔院以供奉之。大師一生,一以凈土為歸,自行化他,信愿念佛。言傳身教,為凈業學者之榜樣,弘傳凈土,作世間之慈航。后人尊之為凈土宗第十三代祖師,盛名永彪凈土宗之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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