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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如何防治通信及網絡詐騙的方法
通信及網絡詐騙的治理不是小事,如果處理不好,會給信息產業的發展帶來致命影響。在全社會同仇敵愾的時候,別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真鬧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其結果一定是連孩子帶臟水一起潑出去,到那時候,可就再說什么都沒用了。
隨著討論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理解到治理工作的復雜性。如某專業人士所言:所有認為一招就能制住通信和網絡詐騙的同志,都是頭腦簡單的好同志。而對于我們來說,雖然暫時沒有一勞永逸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但還是要往前看,向前走,不能對問題置之不理,還是有必要從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分析,去想辦法,如何防治網絡及通信詐騙。下面小編來簡單介紹一下防治通信及網絡詐騙的方法。
通信及網絡詐騙的基本模式
通信及網絡詐騙的原理并不十分復雜:首先通過話術和技術,騙取用戶提供關鍵信息(如驗證碼或密碼),或者誘導用戶自己操作(如匯款或回復確認短信)。一旦詐騙成功,就將資金提現或者轉移。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競爭的壓力逐漸加大,無論是網絡通信還是金融服務,都試圖為客戶提供越來越多的便利產品和快捷服務。這些先進技術和便捷服務在吸引客戶和發展業務的同時,也為犯罪分子降低了成本,創造了條件。
技術演進和系統升級非常迅速,騙子的手法也越來越高明,從最初的、假網站,再到病毒木馬和偽基站,騙子們對于新技術學習和運用能力逐漸提高,偽裝性越來越強,識別難度越來越高,用戶的操作必須越來越小心。
傳統的銀行在安全管控方面小心翼翼,但被互聯網企業提供的便利服務沖擊得一塌糊涂,痛定思痛之余也推出了各種創新。然而當產品設計的原則由安全性倒向便利性之后,安全管理和客戶教育工作沒有跟上,風險也就隨之而來了。
對于公檢法單位來說,對詐騙行為的偵破手段和處罰規則仍沿襲傳統模式:受害者報案,各方協查配合,順藤摸瓜,查實后根據詐騙金額定罪。這個套路被犯罪分子摸清楚后,利用科技和跨域這兩招,有效規避常規的案件偵破手段,或者加大了破案成本。騙子們認為:那些涉案金額小,破案周期長,費時費力又不討好的案子,公安部門不管。因此通信及網絡詐騙的行為越來越猖獗,大家內心厭惡至極卻又無計可施。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騙子的技術水平和手段越來越先進,然而對于詐騙的防范和追查工作,卻并沒有跟上時代發展。其核心問題是:防范和應對手段不能再是各掃門前雪,運營商和互聯網公司、金融企業和部門、公檢法機構,三方要開展跨領域、跨地域、跨專業的協同,利用高科技手段打擊高科技新型犯罪行為,保障信息社會的有效有序發展。
單靠攔截難以實現全部防控
通信運營商、互聯網企業提供信息通道,目前的防范手段主要是提醒和封堵。具體表現為:對行為異常的高頻次的通信行為進行攔截和用戶身份確認,向用戶提示疑似騷擾或詐騙行為的號碼等。
但這種攔截封堵有局限性:
一是在未經用戶和司法部門授權的情況下,運營商不能查看通信內容,最多只能實現對關鍵字的過濾。大家經常會收到各種基于"發票"的變形垃圾信息,從技術上來說,這種變形信息可以通過對全部信息的分析識別出來,但由于運營商不能看全部內容,因此只能實現部分攔截。
二是對于本網用戶的騷擾行為可以及時處理,但跨網的封堵難度大。如果中國移動用戶接到的騷擾電話是移動的,可以盡快予以停機處理;但如果呼叫來自于其他運營商,或者是固定電話,那么對于源頭的控制就要慢很多。雖然三家運營商有聯手打擊的意愿,但在技術和運營流程方面還存在許多可改進的空間。
三是攔截的準確性和合規性方面底氣不足,在客戶投訴中經?吹奖粩r截或者被限制使用的情況,其中甚至有投訴專業戶鉆漏洞訛詐運營商。所以對于攔截的尺度,運營商左右為難——緊了,就有誤攔截的投訴;松了,就會有漏網之魚。
最關鍵的:攔截封堵做得再好再快,也只能是對已經發生的行為形成反應,亡羊補牢而已,在事先預防方面有心無力。
各自為戰的防守,面對全程全網端到端的進攻
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騙子早就以"全程全網"、"端到端"的方式來運作;而我們則諸侯割據,不僅形不成合力,還互相指責、相互挖坑,能不敗么?
騙子們學習能力超強,能夠迅速了解電信、互聯網、金融、公安等領域的新情況,一方面能找到新的機會和漏洞,另一方面在降低自身成本、提高效率的同時,還在增加偵破工作的成本和資源投入。往往是詐騙得手后,立即利用金融服務實施跨地域跨行轉賬,并將資金分成多個賬戶,加大資金封存和案件追查難度,完成整個流程操作只需要幾分鐘。
以山東徐玉玉案件為例,用的是北京的卡,在福建給山東打的詐騙電話,再轉到異地的銀行卡里取現,一氣呵成。而據新華社報道,辦理此案時由公安部組織,山東、福建、江西、廣東等地公安機關共同開展。若不是出了社會反響強烈人命案,很難想象對這個不足萬元的案子會如此興師動眾。
銀行、運營商、互聯網企業,都在積極推行實名制。然而實名制的作用只是增加騙子的犯罪成本,以及降低案件偵破的成本,為追根溯源提供便利,并不能直接解決問題,這個道理并不難懂。
而另一方面,作為企業葉應該處理好業務發展和企業責任的關系,為了經濟效益而放任群發群撥甚至縱容犯罪的現象,在通信運營商和互聯網企業里,也是有的。正是這些現象的存在,讓一些公安部門對運營商這種“要錢不要命”的行為很有看法,變相激化了公安部門和電信部門的矛盾。
曾經有一段時間,運營商人和公安部門相互指責對方不作為,讓吃瓜群眾看笑話的同時,也讓一些聰明人看到了機會。相對與運營商的僵化關系,公安部門更愿意和互聯網公司、虛擬運營商等企業合作。
此前,奇虎360就在和各地公安部門開展全方位的合作,在賺得好名聲的同時也推廣了業務。今年8月,公安部刑偵局與騰訊達成全國打擊偽基站違法犯罪活動戰略合作協議。就連這次徐玉玉案件中涉及的虛擬運營商遠特公司,也是以積極姿態與公安部門合作的——也就是在今年8月份,北京市朝陽公安分局網安大隊在遠特公司成立網安警務室。
在這方面,運營商真應該向這些企業好好學習,以合作的心態,積極解決問題,提供合理的建議和方案,與公安部門、金融行業一起,以端到端的防治手段應對通信及網絡詐騙。
提升信息技術水平,立法與執法都要與時俱進
技術是無辜的,通信技術、信息技術、大數據、互聯網,這些技術為騙子所用時,就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幫兇;而如果將其合理使用,則更多地是為民造福。
通過技術手段提升對通信及網絡詐騙的應對能力,核心應是建立全網集中的大數據分析平臺,將電信、金融和公安部門的數據信息匯聚在一起,通過集中運營來解決跨部門、跨地域、跨專業的協同問題。
集中化的平臺,是在數據共享的基礎上,實現信息流的快速流轉。這一方面有利于形成通信及網絡詐騙的行為模型分析,之后根據模型輸出結果,加強對重點地區、特殊行為、潛在風險的監控、預警防范機制;同時,利用全網集中的數據中心進行這類案件的偵破和處理,可以提高跨區域協同的效率,降低破案成本。
解決技術能力是一方面,而今對于防范通信及網絡詐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環節,就是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立法問題。
在眾多通信及網絡詐騙案件中,非法信息交易、信息泄露等行為是起源,犯罪分子可以依據精準的信息進行定向詐騙,讓受害人難辨真偽。
除此之外,群眾反映強烈的垃圾短信騷擾電話,也和個人信息泄露問題有很大關聯。而對于這方面的法律法規還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雖然2009年泄露個人信息就納入到刑事罪名中,但直到去年,犯罪主體才不僅限于政府、金融、電信等部門,將泄露信息嚴重的公安部門納入進來。再比如,對于通過技術手段盜取信息,量刑時往往依據直接損失,這種方式相對于信息售賣產業鏈來說,處罰實在太輕微,起不到威懾作用。
以為,治理通信及網絡詐騙可以借鑒反腐朽的工作模式和機制,全社會應該同仇敵愾,建立"不敢騙,不能騙,不想騙"的大環境,讓通信和網絡詐騙無處藏身。
所謂"不敢騙",是指通過高效的刑偵體系,快速對犯罪分子進行打擊和處理,打掉僥幸心理。
所謂"不能騙",是通過技術手段進行攔截、預警,以及對群眾進行風險教育和提醒。
所謂"不想騙",則是加大輿論宣傳力度,不僅讓實施詐騙的人有心里壓力,也讓那些電話營銷的,為了發展業務不審核客戶的,縱容騷擾電話和垃圾信息的,別那么肆無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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