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社會責任論文

企業社會責任論文1

　　一、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產生于20 世紀 20 年代，是由美國學者Oliver。Sheldon（1924）提出的。在其撰寫的《管理哲學》中指出：企業的責任不僅僅應該創造利潤，而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企業的動機應當是道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跨國企業在我國投資日趨增長，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特別是中國進入WTO之后，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跨國公司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日趨顯現，外資企業違背社會責任的事件屢屢發生，其在社會責任履行方面受到了種種質疑，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本文研究了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及其變動趨勢，并根據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結果，通過實證研究分析了企業內外部因素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路徑與作用機理，確定了在華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影響因素，該研究也為政府制定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政策和制度提供了參考，有利于提升跨國公司在華履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性與力度，對推動中國經濟與社會長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同時，對于我國企業"走出去"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在華外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趨勢

　　本文根據《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分析整理了20xx~2014年年銷售收入前100強的外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發現在華外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如下趨勢：

　�。ㄒ唬┥鐣�責任履行情況不斷改善，但與國有企業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傮w來看，20xx~2014年連續三年我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可見中國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履行日益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水平也有所提高�？梢钥闯�，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最高，民營企業、外資企業與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20xx 年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得分最低，而20xx年、20xx 年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均超過了民營企業的水平，而且連續三年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增長最快，說明外資企業加強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更加重視其在企業當中的地位。

　　（二）韓國、日本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較高�？傮w來看，日韓、歐洲企業、美洲企業的社會責任指數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可見跨國公司越來越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更加注重把社會責任落到實處。另外，總部位于韓國的外資企業連續三年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得分最高。20xx 年韓資企業的得分為 42.3，與 20xx 年相比增長了 60%，增長幅度較大，可見韓資企業對于社會責任履行的重視程度。20xx~2014 年日韓企業與歐美企業社會責任得分逐年呈現差距增大的趨勢。來自日韓的外資企業由于與中國具有相似的文化，更加容易地融入中國市場，從而也更加重視自身社會責任的建設。

　�。ㄈ�）混業經營的外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表現較好。各個行業的社會責任指數逐年提升，總體呈現較好趨勢。相比服務業、加工業、制造業，跨行業經營的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得分最高，可見混業經營的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履行要好于單一行業的企業。20xx 年外資企業中 3 家領先者中有 2 家是混業經營，10家追趕者中也有4 家是混業經營的。服務業、加工業、制造業相比，20xx年制造業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較好，連續三年加工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增長較快，而服務業上漲較為緩慢。

　　三、在華外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建議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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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對在華外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分析，對提升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完善外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相關法律制度。我國現行法律存在不完善、監管不嚴等問題，給了外資企業更多的可乘之機，導致跨國公司的違法成本低，由此出現了大量的旁觀者。作為政府部門要解決跨國公司"雙重"標準應當加強立法，完善《公司法》、《勞動法》、《環境保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來規范跨國公司的行為。20xx年10月28日，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并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立法"。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立法不僅表明我國政府為社會責任的整體推進提供了較好的法律政策機制和環境，也進一步凸顯出了政府作為社會責任推進格局中的引導性作用。

　　2、建立專門機構加強監管。完善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的管理與監管需要建立專門機構對跨國公司進行管理，以相關法律、制度作為保障，加快外資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管步伐，建立外資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評估機制，要求跨國公司在中國子公司進行社會責任報告制度。另外，之前媒體對跨國公司的不良經營行為監督不夠或者很少曝光，助長了一些跨國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問題的長期存在，所以要加強媒體對跨國公司的關注力度。我們應通過各種途徑、各個方面對不履行社會責任的跨國公司進行監督和約束，創造培育社會責任的社會氛圍，以輿論監督來規范跨國公司在華的經營行為，通過消費者和非盈利組織，對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情況進行約束與監督。

　　3、依托行業組織和產業聯盟，積極構建報告分享和交流的平臺。借助國際產業聯盟全球發展的機遇，我國應加強對于我國本土行業組織和產業聯盟的扶持力度，通過規范化的管理積極引導，一方面有利于構建社會責任報告溝通自由、信息順暢、包容性強、參與性廣的交流平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社會責任報告互相補益、定期分享的長效機制。

　　得益于此，有志于通過報告工具加強利益相關方溝通和公司社會責任管理提升，通過借助產業聯盟和行業組織提供的平臺，在與優秀外資企業學習和交流中，也能夠得到一定的進步。

　�。ǘ�）對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啟示

　　1、我國"走出去"企業應當強化企業公民意識，更加關注當地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很多企業把承擔社會責任當成一種短期行為，這就使得我國"走出去"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停留在被動、分散的層面。我國企業應當增強自身公民意識，制定持久的社會責任履行戰略，加強與利益相關者的溝通，讓利益相關者參與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的制定，實現雙方的長期互利共贏。我國企業應當與當地政府之間保持友好關系，獲得他們的信任與支持。

　　2、關注雙方的文化差異，加強企業的本土化程度。國情的不同會導致人們對社會責任認知的差異性。而且企業所處的階段不同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不同。我國"走出去"企業在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時更加關注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影響。盡量多選擇公益項目來提升公司在當地的品牌形象。

　　在任用當地員工時注重當地文化習俗等，使企業融入當地文化氛圍中，在社會文化發展等方面加強企業的本土化程度。

企業社會責任論文2

　　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是企業歷史發展進程的必然產物。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出現到20世紀60年代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明晰辯論，從70年代人們對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和范圍的界定到80年代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①從90年代企業社會責任的守則化到目前正在推進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這一過程，不僅體現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演變，更表明了國際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態度：由企業推動的經濟増長固然重要，但人類的生存標準、生活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等也決不可懈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這不僅使企業為求生存和發展的經濟活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也使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成為不同利益集團斗爭的焦點，并在一定范圍內影響到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仍在擴展和蔓延，各種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在企業界廣泛推行，企業社會責任認證己成為企業取得國際市場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砝碼”，甚至在某些情況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成了新的國際貿易壁壘。

　　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新發展，呼喚相應有效和實事求是的國際法律文件，以敦促企業遵行相應的國際標準，尊重和維護相關主體的利益和權益，促進國際經濟的良性發展，推動國際社會的和諧進步。但由于“企業公民”的身份以及各國家在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政治制度以及法律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異，這不僅需要協調好國際政治、國際經濟等方面的關系，更需要關注并解決好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給國際法帶來的種種挑戰。

　　一、企業經濟活動的信任危機與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成敗得失

　　(一)企業經濟活動面臨的信任危機

　　企業是社會微觀經濟活動的“細胞”，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細胞”。關于企業的性質和本質，盡管在理論上存在著不同主張，②但都不能否認，追求經濟利益是企業嘗試建立并謀求發展的最根本動機。為此，企業需要從事相應的經濟活動，并通過這些經濟活動達到其運營目標，實現其經濟功能然而，伴隨其經濟活動的還有些“副產品”勞工問題、環境問題、消費者權益問題等表現得最為突出。

　　在勞工問題上，由于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國際化的作用，企業通過自身資本和經營的擴張，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形成了對勞動者的壓制和剝奪，勞資關系力量的對比處于一種極端不平衡的狀態中，勞工權益正遭受著不同程度的侵蝕和侵害。勞工是職業化勞動的承載者，勞工和企業之間的勞動關系具有類似于行政隸屬關系的性質，這使得勞工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而勞動關系具有的人身依附特征，更加重了這種失衡。而企業追求經濟效益的目標，往往以犧牲勞工的權益為代價。企業常常忽視、規避甚至違背國家的勞動法律、法規，無視相關的國際勞工標準，于是，企業內就存在著強迫勞動、歧視待遇、雇用童工、禁止組織和參加工會等實際情況;企業在不能或不愿提供安全與衛生勞動條件的同時，還變相延長勞動時間，變相増加勞動強度，更缺乏對勞工勞動技能的升級培訓。更有甚者，在依據相關勞動法律、法規制定本企業適用的勞動合同或勞動協議中，企業故意回避某些重要的法律責任和法律義務，卻還聲明保留對該勞動合同或協議的解釋權。這些行為和做法，不僅嚴重侵害了勞工基于自身勞動而應該得到的物質利益，而且侵害了勞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嚴。④

　　在環境方面，企業為達成其經濟功能所帶來的問題，可謂“罄竹難書”在利潤的驅動下，為了節約企業的費用開支，企業常常采取不利于環境的生產消費方式，采用高污染或者強污染的技術、工藝或設備，開展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生產活動。這種高污染、高損耗的企業模式，不僅造成了資源的嚴重浪費，更嚴重污染了人們的生存和生活環境，并威脅到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梢院敛豢鋸埖卣f，有些企業所獲得的利潤與其所消耗的資源以及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是成正比的。資源消耗不可追回，可要治理好由企業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可能需要比造成污染時間更長的時間，花費比企業所獲利潤更多的資金，需要投入更新更多的環境科學技術能量。

　　對于消費者來說，在其消費過程中，往往認為生產者會為自己著想，但在現實消費中，卻存在著種種棘手的問題，消費者的權益也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在選擇自由方面，某些企業的壟斷行為和不正當競爭行為，使消費者在消費生活中的行為不自由、不自主，這侵害了消費者自身消費意愿的權利和自由;在公平交易方面，消費者得不到產品的質量保證，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且，還常常存在著虛報產品的實際價值、實際計量等不公平的欺詐行為。另外，企業常常以商業機密為由，剝奪消費者對產品的知情權，卻還通過種種手段，誤導消費者的消費取向，導致消費者因盲目購買使用產品和接受服務而遭受相關權益的損害。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消費者在使用產品和接受企業服務的過程中，人格尊嚴也受到侮辱。

　　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企業追求達成其經濟功能所帶來的種種問題，使其不僅面臨著自身經濟活動的信任危機，?更面臨著自身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危機，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應勢而行，并在世界范圍內擴展、蔓延。

　　(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成敗得失

　　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在當時情況下，其矛頭主要指向跨國企業經營和擴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它強調在市場體制下，跨國企業除了為股東追求利益外，也應該考慮其他相關利益者的利益;并且要求，跨國企業在貿易自由化、資本流動自由化、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該擔負與此相關的勞工、環境、消費者等社會問題的社會責任。

　　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和運行，為經濟全球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資本，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更為激烈�？鐕�企業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和壯大，其投資、生產和貿易也向縱深發展，由此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也都“今非昔比”面對競爭壓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資領域的開放，越來越多的非跨國企業，包括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采取各種辦法參與全球經濟活動，通過各種形式結成“企業戰略聯盟”，保護、鞏固和増強自己的競爭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擴展至跨國企業的供應鏈上，并蔓延到非跨國企業的商業行為當中，從而形成了普遍意義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在這一意義上，企業社會責任要求，企業除了最大限度地對股東負責、創造利潤外，還應最大限度地對企業的相關利益者承擔責任，一般應包括勞工權益、消費者權益、環境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等內容。如果一個企業能夠通過其發展措施及經濟行為，明示并兌現其對所有相關利益者的具體承諾，這個企業就可以被看作是一個良好的“企業公民”。

　　在沒有世界政府的國際社會里，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解決，功不可沒。具體表現為:第一，在這一運動的壓力下，企業更加注重商業倫理和商業道德，更加關注自身的社會形象。在有關企業發展戰略的決策中，企業不得不考慮其經濟活動與所處社會的關系，不得不盡可能采取適當措施，以減少甚至消除由其自身發展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第

　　二，在這一運動的作用下，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識和態度有了相當大的轉變。

　　拒絕承擔社會責任，到推委社會責任，再到被迫承擔社會責任，一直到目前企業善意承擔社會責任，這一轉變，不僅使企業家的道德良心得以升華而且也改變了企業的自身形象，緩和了企業經濟活動面臨的信任危機，推動了企業與社會之間和諧關系的建立。第三，這一運動，喚醒了投資商的覺悟和消費者的意識，對企業擔負社會責任構成外在的壓力。投資商在選擇其投資方向時，不再單一地考慮投資贏利，而往往把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作為其決定是否投資的一個重要條件。消費者在“投出貨幣選票”時，不再單一地考慮一己之需，而常常把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作為選購商品的一個重要依據。第四，這一運動，使相關的國際法律文件，更容易通過主權國家間的意志協調、達成一致。國際社會己經普遍認識到由企業推動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基于共同的認識和需求，體現主權國家意志的相關國際法律文件，會更容易通過談判、磋商達成一致，這必然會進一步推動國際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壓力和動力下，勞工問題、環境問題、消費者問題等得到不同范圍、不同程度的緩解或解決。然而，由于存在著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本質問題，在法律上，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以下攸關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問題：(1)在全球或國家經濟蕭條的境遇中，企業是否有能力仍擔負相應的社會責任?(2)當企業的利潤和企業的社會責任真正發生沖突的時候，企業應當做出怎樣的選擇?(3)企業追求利潤和承擔社會責任之間是否能夠協調一致?對之該如何進行協調?又需要哪些力量來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協調?(4)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一般都涉及主權國家的微觀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通過協商達成一致的相關國際法律文件如何才能在國家此類敏感領域內得以有效實施?

　　盡管存在著上述難題，但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作用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在國際范圍內大有普及之勢。這不僅表現在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和廣泛推行方面，更表現在國際貿易中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問題上。在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固然重要，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執行或認證，似乎己成為企業有效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效力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認證

　　(一)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及其效力

　　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是企業向公眾展示其擔負相應社會責任的內容要求和具體承諾，目前盡管林林總總，但其功能和作用一般都包括兩方面:其一，應對企業經濟活動面臨的信任危機;其二，明晰企業經濟活動的道德底線。

　　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它最早是作為跨國企業內部的一項管理措施出現的，但其根本原因是為了應對外部社會對跨國企業生產活動中存在的勞工問題的痛斥和指責。隨著跨國企業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其社會責任守則也被逐漸適用于供應鏈上的企業，并影響到其他非跨國企業的經營策略，因而也都紛紛制定本企業的行為守則，這樣，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進入到“泛化”階段。鑒于企業社會責任漸漸成為進行國際市場競爭的一項必要條件，為迎合需求，出現了不同的但卻專門制定和提供社會責任守則的機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進入到“專業化”的制定階段。目前，由于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制定正在走向全球“一體化”階段。

　　就目前來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執行或實施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企業自愿接受并執行。這與企業的自我認知以及企業的價值認識之間存在關系。如果企業認識到，擔負社會責任在近期會増加企業的經濟負擔，但從長遠來看，這一行為實際上是實現其經濟目標的先行投資，其今后的經濟活動必然會為其先行社會責任投資帶來回報;如果企業認識到，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只是企業價值的一部分，為社會而存在是企業價值的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企業就會自愿接受并執行相應的社會責任守則。這種行為，包含著主動性和自律性，而且也是現代企業全面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第二，迫于商業競爭壓力，企業不得不接受和執行。當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己經成為一個沒有國界的話題，對于企業來說，要想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求得生存，就不得不擔負相應的社會責任，而接受和執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是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一種必要手段，有時甚至是一個關鍵性的“砝碼”第三，行業協會在本行業內推行、實施。這種情況，實際上也與商業競爭壓力存在關系。行業協會有一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面對國內或者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會有組織地在本行業內推行相關的社會責任守則。行業協會的這種行為，雖說沒有強制力，但企業為了遵守“行紀”，為了應對共同的競爭壓力，也為了企業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接受并執行本行業內的社會責任守則，應該是“水到渠成”。

　　然而，由于存在下列較為嚴重的主觀性問題，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效力并不令人樂觀。第一，守則的制定行為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守則制定參與者大都是企業內部的高層管理人員，在推出守則草案之前，多憑主觀臆斷或者個人管理工作經驗，缺乏調查研究，忽視廣泛參與原則，從而導致企業社會責任的守則化從一開始就缺乏“民主性”第二，守則的內容帶有明顯的主觀性色彩。從現有守則看，其內容或者建議、要求，缺乏嚴密的邏輯關系，更經不起仔細推敲，從而導致守則本身缺乏應有的“強制性”第三，守則的遵行完全在于主觀意愿。守則一般由企業自己“量身定做”如果需要，企業可以對某些敏感問題進行規避或故意忽略，這當然不能保障守則本身的“可靠性”第四，對于守則執行的監督和評估不夠客觀。有的企業在本企業內設立關于社會責任守則實施情況的監督和評估部門，這實際上就是對自我制定守則的自我遵行采取的自我監督和自我評估;有的企業邀請第三方進行監督和評估，但由于存在利潤追求和利益協調的實際問題，這種監督和評估似乎還存在諸多疑問。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上述種種主觀性問題的存在，使企業對守則“存放”的興趣，遠遠超出了對守則內容及其應有作用的興趣，企業社會責任的守則化成了一種“時尚秀(ahinsh°w)”

　　(二)國際市場競爭中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

　　由于企業社會責任問題與國際貿易或者說國際產品訂單掛上了鉤，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正變得炙手可熱。但在認證中，必須弄清楚以下問題：

　　第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有限性。當前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普遍意義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在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推動下由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發展、普及而來的。但無論如何演變，企業的社會責任應該著重于“與企業利益相關”的問題，應該強調與企業運營和發展相關性的社會問題。任意擴大企業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的范圍，會給企業自身的健康發展帶來不利影響;而任意縮小企業應該擔負的社會責任，可能會使之流于形式，并對相關利益者的權利和利益造成本不該有的損害。

　　第二，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國際性。在國際市場競爭中，被推行適用的社會責任守則各種各樣，這些守則，都稱其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但是，由于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所執行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不一致，對于同時接受不同企業訂單的某一特定企業來說，該以哪個守則為準?又該如何協調這些守則之間的關系?幾乎所有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都要求企業遵行相關國際條約所列的原則，但基于企業非國際(公)法主體的理論和事實，企業如何直接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在上述問題還不能解決以前，這些守則或“標準”的“國際性”顯然讓人質疑。因此說，當前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應該僅僅是民間意義上的“國際標準”或者更確切地說，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僅僅是商業伙伴之間的社會責任標準的要求問題。

　　第三，國際范圍內企業社會責任認證機構的合法性。為迎合企業社會責任認證的需要，目前在國際社會出現了若干相應的認證機構，比如CTI(國際玩具協會)、AVE(德國零售貿易外貿聯合會)、BSCI(倡議商界遵守社會責任組織)社會責任國際)等。無論前述哪一個認證機構，實質上都是非政府性質的組織。但問題是，由誰賦予了這些組織或機構進行國際企業社會責任認證的資格?這些機構所從事的國際認證行為是否合法有效?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還沒有在國際法上共同認可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國際社會所有成員的國家標準化機構也沒有在國內法上承認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亦不存在基于國際商業習慣或者政府間國際組織所確立的國際認證機構。因此說，這些認證機構所從事的認證行為，是非政府組織的行為;這些機構所頒發的認證證書，僅僅對企業“個體”的商業行為有效。

　　第四，企業社會責任認證中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協調性。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在法律上涉及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企業法人國內的相關法律、法規，一是包括國際勞工標準在內的相關的國際人權法律文件。其中所涉及的國內法律、法規，主要指企業所在國家的勞動法律、法規，也包括與企業運營有關的環境標準，這些都屬于主權國家微觀領域內的問題，比較敏感。至于其中所包含的國際條約，由于各國間存在著諸如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法律價值取向等的差異，對相關國際條約的簽署和批準也會有所差別，甚至還存在條約保留的情況，因而對條約的適用必然也存在差別。因而，在做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前，必須要解決好國際法與國內法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彼此并存時，各自的法律效力如何?或者說，在彼此發生抵觸時，何者處于優先地位企業社會責任“民間”認證與國際市場競爭之間的關系問題，己經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和高度重視。20xx年3月，多國聯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在巴西召開會議，期望用三年的時間，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S26000并計劃于20xx年初發布實施。自此，K)成立社會責任標準專門工作組負責此項工作，S3成員國的國家標準化機構也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自己新的工作項目。20xx年11月，BO與聯合國全球協定辦公室就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⑨這進一步推動了EQZ6000的制定工作，一種較為“純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即將應運而生。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與國際法面臨的挑戰性問題

　　當今更加相互依賴的全球社會，不僅賦予了我們一種新的倫理觀念，而且也賦予了我們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的物質基礎，1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國際標準化過程充滿希望。然而，我們在“享受樂觀”的同時，更要認識到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化給國際法帶來的嚴峻挑戰。主要涉及以下內容：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是否具有國際法的法律性質?

　　國際法是適用于國際社會的法律，是名符其實的法。1它所建立的不是一種以統治權為基礎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種以國際社會的主權者“平等協作”為條件的法律體系，因此，國際法常常被認為基本上是一種弱法(weklaw)。這恰好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國際法最本質的屬性和特征。1

　　現有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內容，均建立在國內法和國際法相關規定和原則的基礎上，而且從形式上看，均是較為確定的規范或者規則。盡管其中存在諸多的主觀性，但為了應對商業競爭壓力，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要求，對于接受相應守則的企業來說，該守則就應該具有某種程度的法律性質的拘束力。

　　以“整齊劃一”方式達成的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應該具有與國際法相似的某些特性，3同時也應該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第一，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對企業法人的直接性。國際法需要國家法才能完成其任務，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不需要通過國家或者國家機關的簽署和批準、轉化或納入等程序，企業僅通過明示接受，就可以直接適用或實施。第二，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只發生企業法人的社會責任，而不發生主權國家的集體社會責任。國際法在原則上只規定國家的權利義務，因此一國違反國際法的情況，原則上也由組成該國的全體國民集體負擔責任，不由個人負擔責任;4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要求的是企業的責任和義務，具有明確的指向性，如果某一企業違反相關要求，該企業應該擔負責任，而且也只能由該企業擔負相應的社會責任。

　　當然，在嚴格意義上，還不能簡單地把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歸屬于國際法，它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和特征。這些特性和特征，在某些方面甚至優于國際法，而在某些方面又顯現出其與國際法相比較之下的致命弱點。由于企業的經濟性質和法律特征以及國際市場競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否可以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具有一定的國際法的法律性質?

　　(二)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下，企業能否成為國際(公)法的主體?

　　法律主體關系到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就當前看來，國際法的主體一般指國家和政府間國際組織。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或者正常主體能夠直接享有國際法賦予的權利，也能夠直接承擔國際法所要求的義務。政府間國際組織是國際法的派生主體其在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是由國家讓渡的。

　　在現有的國際法理論中，企業還不被認為是國際(公)法的主體(但它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更是國內法的主體)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除了包含相關的國內法律、法規外，主要地涉及國際人權法律文件、國際環境標準等，但基于企業非國際法主體的理論和事實，為有效解決企業社會責任問題，企業能否直接承擔相應的國際法律義務?

　　在國際法上，關于個人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問題己經有較多的討論，并己形成較為成熟的觀點：隨著國際社會的發展，如個人作為國際法主體的不斷増長的作用、條約中劃一的國內法規定以及像歐共體那樣的法律秩序的出現，都傾向于使國際法和國內法之間的區別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1“國家可以將個人或其他人格者視為直接被賦予國際權利和義務的，而且在這個限度內使他們成為國際法的主體�！�?那么，對于作為經濟組織的企業來說，由于國際社會的發展和需要，其國際法律地位是否也應該有所改變?國際法院在“關于為聯合國服務而受損害的賠償案”(1949年)中就曾經指出：在國際法的整個歷史中，國際法的發展是受國際生活需要的影響的，……各國的集體活動的逐漸増加，己經產生某些并非國家的團體在國際舞臺上進行活動的情況;這種新的國際法主體不一定是國家，或具有國家的權利或義務;而且，在任何的法律體系中，各法律主體在它們的性質上或在它們的權利范圍上不一定相同，但它們的性質是取決于社會的需要的。1

　　(三)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效力根據是否為“國家間意志的協調”?

　　對于國際法來說，國家之所以要遵守它，不外乎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國家的內在動機，即國家的內在“心理”需要。這其中又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維護自身形象的內在需要，二是國家避免不遵守國際法所帶來的麻煩甚至懲罰。其二，國家間的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即外在的“社會”壓力。國際法既然是國家間意志協調的產物，一國的不法行為必然會遭到其他國家的譴責和反對，因而國際法對國家具有外在的拘束力。1

　　對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來說，無論從現有理論還是從未來前景看，它遠遠不同于政府間國際組織制定的國際法律文件，更不能稱其為“國家間意志協調的產物”。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和特征，特別是其自身的“確定性”和“國際性”，在一定程度上，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可以被看作是“初級的、最有力的全球法(goallw)的候選者”，?企業遵守它的理由與國家遵守國際法的原因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當然也有其自身的某些特點。

　　從發展趨勢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效力，必然要打破國家和國際法之間必然聯系的兩個“禁忌第一，它不需要國家的批準或者管制，在企業內可以直接適用和實施。國際法是國家間的法，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國際法通過國內法的并入或者轉化才發生效力。而在非嚴格法律意義上，企業是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當然“主體”，且由于該國際標準約束的是企業的行為，因而，它可以不經由主權國家的批準程序，不借助國家的國內法，就可以在不同國籍的不同企業內部或者企業之間直接適用，并具有拘束力。第二，它必然要超越傳統的國際關系的范圍而發生效力。即使有主權國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拒之門外”，但其他國家國內企業對該標準的適用及其在國際商業競爭中的要求，必然會導致該標準的域外效力，從而影響到該主權國家國內的企業。

　　這里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效力相關的可訴性問題。毋庸置疑，企業為了管理和運營需要，必然會設定一系列的在其管理之下的規章制度，并且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尊重并實施這些規章制度的強制性方法。但如果企業由此違反了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相關規定或者要求，并因此侵害了勞工權益、環境利益或者消費者權益，該國際標準能否作為對企業侵權行為提起訴訟的法律依據?在訴訟中又如何協調國際法、國內法以及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之間的效力關系?諸如此類問題，都是需要認真研究和對待的。

　　四、余論

　　企業通過一定法律程序成為社會中的“虛擬人”后，就與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企業在占有并處置一定社會資源的前提下，基于其經濟實體的自然屬性，需要努力運營以達成其經濟功能;基于其經濟組織的社會屬性，又不得不受一定社會的法律和政策的約束和調整。作為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企業在給社會帶來財富并推動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為其所處的社會帶來某些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及其惡性擴展和蔓延，人類的生存和生活環境己經處于一種危機當中。在國際范圍內，通過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方式來解決日益嚴峻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己迫在眉睫。

　　在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企業追求單純的資本和利潤擴張而不顧利益差距與社會問題的做法，最終會導致舍本逐末。正確面對并有效解決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是作為“理性經濟主體”的企業實現其“良治”的需要，也是作為“社會公民”的企業更好承擔其自身法律責任和義務的要求。在運用制度或法律方法解決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時，不僅需要解決好其中存在的國際經濟問題，更要關注它給國際法帶來的種種挑戰和問題。這些挑戰和問題，不僅關系到國際市場、企業以及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客觀特征之間的良好協調，也關系到企業和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不同的主觀利益需求之間的有效協調，更關系到企業的健康生存和良性發展。因此說，通過分析這些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嘗試找到應對的最好方法和最佳途徑，可以有效解決目前面臨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進而彌補企業快速發展進程中的結構性缺陷，并調整企業追逐利潤的粗放式的經營活動。

　　當然，在國際范圍內，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解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其中還涉及一系列復雜的技術問題。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技術或方法，都應該體現企業與人權之間、企業與環境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國家之間等的權利和義務關系，都必須考慮并能有效解決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給國際法帶來的種種挑戰。由此期望，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解決，有助于改善國際市場的競爭環境，有助于企業達成其經濟功能，有助于企業為人類創造更高的生存標準和更好的生活環境。

企業社會責任論文3

　　摘要

　　食品企業作為維系人民生命健康的生力軍，其社會責任的履行非常重要。盡管我國相關法規己經明確要求企業應當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仍有部分企業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逃避這種責任，20xx年315晚會中曝光了另一種“瘦肉精”卷土重來，這種以犧牲人民健康安全為代價而攫取利益的行為屢禁不止。他們似乎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是不可調和的關系。企業的“天性”在于獲取利益，但在現實的社會環境中，企業又必須具有“人性”，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承擔社會責任是否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以彌補成本上的損失甚至提高企業的績效呢？實際上，已有大量的學者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雖然他們沒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但大部分學者的觀點都支持二者之間是正相關關系。盡管如此，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仍然不能以一言蔽之，特別是對企業而言，到底企業社會責任是怎樣影響企業績效的，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影響的，他們還不甚了解，也無法從中找到平衡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方法與途徑。

　　隨著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不斷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變得更加清晰明了，學者們從利益相關者角度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更為接近企業實踐現狀，也為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提供了一種理論導向與切入點。同時，有學者根據資源基礎理論，指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從而成為企業的一種無形資源和獨特的競爭優勢，這也是提高企業績效的一個強有力的驅動因素。但在現有的文獻中，鮮少有研究將技術創新納入到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研究體系中去，它在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扮演者什么樣的角色是目前需要探討的一個問題。鑒于此，本文從利益相關者理論角度出發，對企業社會責任影響企業績效的內在機理進行深入的剖析，分析技術創新在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中的作用，嘗試給出企業社會責任影響企業績效路徑的理論解釋與實踐方法。

　　為了實現研究目標，本文主要開展了以下內容：

（1）歸納整理國內外相關研究，厘清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形成與內涵演進，分析總結已有的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企業社會責任與技術創新的關系研究成果，并分析現有研究存在的不足，為本文研究奠定基礎，確定本文的研究方向；

（2）對企業社會責任、技術創新及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企業社會責任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作用，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技術創新在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中的中介作用。通過對歷史文獻和相關理論的回顧和梳理，本文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社區責任、環境責任、員工責任、供應商責任、顧客責任和股東責任六個維度，將企業績效分為社會績效、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三個維度，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并且構建概念模型；

（3）對企業社會責任和技術創新影響企業績效的方向和機理進行實證分析。通過向國內食品企業的員工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的樣本數據為基礎，借助SPSS21.0，采用因子分析檢驗樣本效果以及觀測變量與潛在變量的擬合優度；使用AMOS21.0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檢驗本文的所有研究假設。

　　根據分析結果，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1）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但不同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同；

（2）環境責任、員工責任、顧客責任和股東責任對企業績效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社區責任和供應商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顯著；

（3）技術創新在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但在不同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中發揮的作用不同；

（4）技術創新在員工責任、顧客責任和股東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社區責任、環境責任和供應商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中沒有中介作用。

　　最后，根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了相關建議，并針對此次研究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及研究展望。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績效；技術創新；結構方程模型

　　第1章 緒論

　　本章主要介紹了本文的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義，研究的主要內容，研究的方法與結構及研究思路與總體框架。

　　1.1 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1.1.1研究背景

　　在多元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企業是以盈利為導向的商業組織的集合，它與社會中的其他群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企業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社會的關注，企業的任何決策或行動也會對社會產生或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隨著企業力量的不斷壯大，在其地位提升和權利增大的同時，公眾也期望企業承擔起與權利相對應的責任，這必然會使企業的一部分利益受到損失，于是企業的利益與公眾期望便產生了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類世代的交替，這種矛盾逐漸演化升級，最終成為了“社會問題”。因此，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似乎成為了企業的責任。然而，企業總認為盈利是其唯一的目標，社會事務不應該成為企業的目標和宗旨。這也是當時在理論界和企業界所推崇的觀點。如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觀點認為，社會的每一個主體都是從利己主義出發來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只有允許和鼓勵個體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和財富并通“看不見的手”的支配，自動地調節各種主體之間的利害關系，才能達到最大的社會福利。Friedman(1970)也認為：企業肩負一種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那就是遵守職業規則，在不采取詭計和欺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資源從事公開的、自由的競爭而增加其利潤。這些觀點一直被眾多企業理論研究者和經營者奉為宗旨，導致社會責任一直被忽視。

　　至二十世紀中葉以來，以追求財富積累為唯一目的的傳統線性經濟膨脹引發了社會道德淪喪、環境惡化、資源短缺耗竭等諸多問題，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慘痛的教訓，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因此，人們開始反思企業的目的只有逐利的觀點，終于意識到企業對社會發展所負的責任不應僅限于利潤最大化的結果，此外還應該承擔一些保護環境、慈善捐助、促進社區發展等責任。如以Anderws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企業除了為股東追求利潤的目標之外，還必須承擔其他社會責任，包括捐助教育和慈善事業、選擇高于法律和習俗的經營道德標準、關心內部生活質量的改善等(Windsor,20xx)。Dureker(1984)也認為，企業是“社會的器官”，應為滿足社會、社區或個人的某種特別需要而存在。同樣上市公司作為現代企業的一種組織形式，不應該僅僅追逐利潤的最大化，更應對社會承擔責任。由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應運而生，并開啟了一個從20世紀一直影響至今的“企業社會責任時代”。

　　自改革開放特別是我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如國際社會同樣的問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企業忽視社會責任的履行，使得產品質量安全得不到保障，資源逐漸匱乏，環境污染越加嚴重，這使得企業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xx）》對20xx-2016年中國企業300強、國有企業100強、民營企業100強、外資企業100強等的社會責任管理現狀和信息披露水平進行了整體評價。報告顯示，中國企業300強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為35.1分，雖然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在持續增長，但增速呈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從整體上看，我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這一行動上的表現較差。

　　尤其是食品企業的表現不容樂觀，轟動全國的食品安全事件不斷見諸報端，如農夫山泉“有點懸”、“三全食品連續3個月遭7次質量投訴”、“工業明膠老酸奶”、“瘦肉精”、“染色慢頭”等，每一次曝光都讓消費者膽戰心驚，中國食品企業的形象在推崇“民以食為天”的消費者心目中轟然倒塌，也引發了中國食品企業的信任危機。這一系列社會熱點事件使人民意識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已經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課題。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企業面臨著無國界的市場競爭，為了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企業千方百計通過任何正當途徑或領域來保持自身的競爭優勢。在這個大背景下，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得到市場和消費者的青睞，而那些只重視企業經濟利益，不兼顧社會責任的企業將會越來越失去競爭力，最終被市場淘汰。

　　1.1.2問題的提出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自Oliver Sheldon提出之后就一直是學者們追逐的研究對象。研究者們對于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以及企業是否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的爭論從未停止過。他們從不同領域如經濟學、管理學、法學及倫理學等多學科或政治、經濟、社會和道德等不同的角度或利用政治理論、倫理理論、工具化理論等對社會責任的觀點提供理論依據。經過幾十年的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對于上述兩個問題已基本達成共識，形成了完備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體系。

　　此后，研究者們關注的焦點問題轉移到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否會對企業績效造成影響以及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上。二者之間的關系直接決定了企業是否愿意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到自身的發展戰略當中，因為對于企業而言，它是市場參與的主體，進行經營性的逐利活動是它的本能，也是它存在的最終目的。正是出于此種考慮，學者們紛紛對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從研究結果來看，大部分學者的觀點都支持二者之間是正相關關系，少數學者認為二者之間是負相關或不相關關系。

　　盡管如此，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也不能以一言蔽之，會受到一些中間變量和不可控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企業加入到國際競爭的洪流中，面臨的競爭環境越來越復雜和嚴峻，我國企業急需學術界能通過科學的實證研究給他們最有說服力的借鑒。雖然學者們一直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但對于首要任務是盈利的我國企業來說，到底企業社會責任是怎樣影響企業績效的，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影響的，他們還不甚了解。因此需要在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的內在機理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學術界和實務界都對企業社會責任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是針對食品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研究卻較少。另外，有學者提出技術創新是企業績效的一個強有力的驅動因素，但甚少有研究將技術創新納入到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研究體系中去，它在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扮演者什么樣的角色是目前需要探討的一個問題�；�于此，本研究將引入技術創新這一變量，結合我國的國情和食品企業實際，以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為指導，從利益相關者角度探析食品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并分析技術創新在其中的作用，以期明確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內在機理和三者之間的關系，能夠促進食品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戰略化建議。

　　1.2研究目的及意義

　　1.2.1研究目的

　　自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被提出以來，就決定了企業既要追求經濟利益，又要承擔社會責任。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對公眾而言滿足了他們的期望，對企業而言卻要耗費一定的成本，但承擔社會責任是否會給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以彌補成本上的損失甚至提高企業的績效？如果企業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會形成企業的內在動力，更利于企業進行自主創新，在創新驅動下企業的績效又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本研究在對國內外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成果進行仔細研讀和分析的基礎上，對企業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對收集到的相關評價指標數據進行分析，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和內在機理以及技術創新在其中的作用，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整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理論及已有研究文獻；

　�。�2）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有何影響及影響的內在機理；

　�。�3）研究技術創新在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作用所在；

　�。�4）根據實證分析結果，得出能否及如何通過承擔社會責任提高企業績效的政策建議。

　　1.2.2研究意義

　　目前，企業社會責任不管是研究還是實踐都是一個炙手可熱的話題，但在我國的發展程度還遠遠不夠。理論上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實踐上也還停留在公眾呼吁、政府號召、企業承諾上，企業社會責任并未真正得到大范圍的推廣和施行，各種問題層出不窮。歸根結底在于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淡薄以及擔心承擔社會責任會影響自身的利益。因此，本文研究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及其內在機理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1）理論意義。首先本研究豐富了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內在機理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將借鑒和運用多種經濟學科和相關學科的理論及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理論與實證的方法，從我國國情和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對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并加入技術創新這一中介變量，通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深入分析其在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中的中介作用，以期能夠為今后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問題研究提供可能的參考價值。

　�。�2）現實意義。本研究將通過實證研究明確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內在機理，給出企業社會責任投入對績效產出影響的有效證據，幫助企業更好的認識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本文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企業社會責任和技術創新都對企業績效有著積極影響，這一結論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了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與滿足社會期望之間的矛盾，在引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方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3研究內容和方法

　　1.3.1研究內容

　　本文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六個部分：

　　第一章緒論。闡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與意義、研究內容與方法、研究思路等。

　　第二章文獻綜述與理論基礎。首先，本章詳細介紹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演進過程、各階段對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的界定；其次，總結了前人對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成果；再次，論述了學者們對技術創新與企業績效關系的研究結論；最后，在理論基礎方面，介紹了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公民理論、企業社會契約理論、三重底線理論等。

　　第三章研究假設與理論模型構建。首先由文獻研究部分引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其次對企業社會責任觀測變量、企業績效觀測變量、技術創新觀測變量及控制變量進行選擇和設計，最后構建本研究的研究模型。

　　第四章實證分析與結果。首先對本研究所用問卷進行說明，并對樣本的選取、數據的來源及數據收集情況進行介紹；其次，進行效度和信度檢驗、方差分析，最后構建結構方程進行實證分析，以驗證前文提出的假設。

　　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展望。通過前文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提出針對性建議，說明本研究的局限性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

　　1.3.2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論證，主要的研究方法有：

　�。�1）文獻研究法。本文對國內外有關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績效及技術創新的相關文獻進行歸納與整理、分析與總結，為下一步的研究假設與實證分析打下基礎。

　　（2）理論分析法。在文獻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構建理論模型。

　�。�3）實證研究法。根據研究假設與理論模型，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并對回收問卷做效度與信度檢驗、方差分析及構建結構方程模型，并通過實證結果來檢驗研究假設，結合理論分析結果和實證研究結論推導出本文的研究結論并挖掘未來的研究方向。

　　1.4 研究思路與總體框架

　　本文在對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理論進行文獻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問卷調查方法獲取數據，統計分析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以及企業社會責任與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大致的研究思路包括：首先，進行整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相關理論研究，及技術創新在其中的作用，形成本研究的研究基礎；其次，根據我國企業的實際情況，制定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績效、技術創新的評價指標，形成本研究的調查問卷，在重慶等地開展問卷調查收集各個指標數據；最后，對匯總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驗證前文提出的假設，得出本研究的研究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與今后的研究方向。

　　第2章 文獻綜述

　　本章首先介紹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形成與演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與評價研究；其次，介紹企業績效的評價體系、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然后，介紹技術創新的基本概念、企業社會責任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再次，通過對研究文獻的梳理，對現有研究已經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不足進行了評價；最后，在現有研究基礎上，確定本文的研究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