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將改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VR是綜合利用計算機圖形系統和各種現實及控制等接口設備，在計算機上生成的、可交互的三維環境中提供沉浸感覺的技術。下面是小編推薦給大家的VR將改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斯坦福虛擬現實與人類交互(VHIL)實驗室，坐落在硅谷的中心，斯坦福大學的校園里。這個成立了15年左右的實驗室的使命，就是研究VR技術會不會改變人的思想與行為。以及，如果會，將如何改變?
密探一直認為，人類技術的快速發展值得自豪，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技術的發展對人產生的深層次影響，往往是我們更應該思考的問題。看看許多偉大的科學電影，表面是談科技，其實內在何嘗不是在探討科技發展下人類社會的變化與未來!
帶著對這一議題的好奇，硅谷密探探訪了這個斯坦福最前沿的實驗室，專訪了實驗室學者，華爾特·格林利夫博士(Dr.WalterGreenleaf)。
華爾特博士的人生自然是開掛的。上世紀80年代，他在斯坦福大學取得了神經和生物行為學博士學位。之后，華爾特博士在硅谷地區在持續創業，先后成立了多家公司，致力于將新興科技運用于行為科學和醫療健康領域。
例如，他創立的VirtuallyBetter公司，就是將互動科技與行為科學結合，應用于治療和培訓。
2014年，華爾特博士加入斯坦福VHIL實驗室，不僅致力于基礎研究，更是把很多研究成果帶出實驗室，進行商業化，擴大它們的影響力。
那么究竟VR技術，可能對人類帶來了什么改變呢?
1.認知的改變
神經科學里有一個詞叫做鏡像神經元(mirrorneuron)。是指動物或人，在觀察到其他同類的動作時，大腦里的某些神經元的活性增加，使得腦中模仿、重現該動作或情緒，產生感同身受的認知。
簡單來說，我看見你笑，我自己也會感到開心和愉快。
那么把鏡像神經元原理與VR技術相結合呢?
實驗室開展了一個項目，邀請斯坦福學生來到實驗室，首先用3D攝像機掃描并生成他們的“虛擬自我”。
學生們戴上VR眼鏡，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虛擬自我”就在面前。而實驗人員，通過電腦操縱讓這個自我在學生面前慢慢變老，成為他們20年后的樣子。
隨后，實驗人員會發給學生虛擬貨幣，讓他們決定是在年輕的時候花掉，還是存下來養老。
根據學生的不同決策，他們的老年版“虛擬自我”產生了不同的狀態。
如果學生做出的決策傾向于存更多的錢，則他們的“虛擬自我”會變得開心，并且狀態很好，因為他有足夠的錢養老。
如果學生們大手大腳，決定在年輕時就花掉錢，則他們的“虛擬自我”會悲傷、憔悴。
這個實驗，就是通過VR，讓人們對某個假設的情況產生感同身受的認知，從而影響他們當下的決策。
這個關于存錢的實驗，被證明是很有效的。學生們受到震動，紛紛減少了在年輕時花掉的虛擬貨幣。(在美國，鼓勵年輕人存錢是個大問題，因此這個實驗是有社會意義的。。)
2.同理心的建立
VHIL實驗室的另一個項目，則將鏡像神經元原理與VR技術結合，改變人們的種族歧視偏見。
實驗人員同樣為參與者創造“虛擬自我”。不同的是，通過計算機程序，這個“虛擬自我”被改變成了其他的種族和膚色。
參與者在VR環境中，一轉身，發現其他人因為自己的種族，或者性別，在惡意的指點，甚至有更過激的行為。
這個設計，把參與者放到了歧視的“被接受”端，讓他們真實地經歷一次“被歧視”，從而改變既有的態度，更容易的建立同理心。
3.改變我們與自己(的大腦)對話的方式
很多人由于經歷某一特定事件，遺留了恐懼癥。例如，對巨大響聲與搖晃的恐懼(常見于地震后災后創傷)，恐高癥、恐火癥等等。
華爾特博士告訴密探，從神經學的角度，要解決這些問題，核心是改變人的大腦處理信息、產生反應的過程。
要改變這個過程，你必須讓人們再次進入讓他們害怕的情境，激發大腦的原有應對機制;并在這個過程中，用醫療的技巧來訓練病人的反應，從而改變大腦的應對機制，讓它不再產生恐懼的反應。
舉個簡單的例子，要治療恐高癥，你需要讓患者進入有高度的環境，激發出他的恐懼反應;在此過程中，才能引導他、幫助他學習一些技巧，管理和改變恐懼的反應和情緒。
當然，這個過程是漸進的，首先上1層樓，然后上2層樓，最后才是樓頂。
但是，如果是痛苦的體驗，很少有人愿意再次回到現場;并且，如果是與災難，例如地震有關的體驗，現實中是很難再模擬的。
從前，醫生只能讓受治療者發揮想象，或者用聲音和視頻，引導受治療者回憶曾經的災難現場。效果甚微，且慢。
現在，虛擬現實技術可以帶來改變。通過VR，受治療者回到“虛擬痛苦現場”的感受是真實的，沉浸式的。在這種情況下，受治療者大腦的原有機制被激發的程度要深入的多。
同時，醫生甚至也可以進入到VR的“虛擬痛苦現場”中，和受治療者溝通，對他們進行引導。
對社交恐懼癥、公開演講恐懼癥等的治療，也是同樣的原理。
實驗室機制：讓研究成果影響世界
斯坦福VHIL實驗室在眾多基礎研究領域卓有成果。同時，不少實驗室研究人員，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成功形成了應用型的項目，把研究成果的影響力擴大。
對此，實驗室，乃至整個斯坦福大學，都有一套很好的機制，把大學研究出來的知識產權轉讓出去，使之應用于更廣大的世界。
對于在實驗室外形成的應用型技術或項目，即使其理論基礎來自于實驗室的研究，實驗室也認為知識產權屬于創造這個應用型技術或項目的機構或公司。
華爾特博士告訴密探，有很多與病人康復、心理學有關的項目，都受益于實驗室的研究成果。
華爾特博士自己帶出去的一個項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斯坦福兒童醫院是華爾特博士的合作伙伴。對于身患疾病，需要動手術的孩子來說，被告知要做手術后的那段時間，是非常憂慮的。
華爾特博士所領導的項目組，用360度影像，提前錄制這些孩子將要經歷的手術。然后，在這些孩子要接受手術前十幾天，通過VR為他們預演做手術當天將要經歷的歷程。例如坐父母的車到醫院停車場，去注冊，去手術室等等。
這一路上，在VR影像里，他們會碰到很多做了同樣手術的孩子。這些孩子，會告訴將要做手術的孩子，接下來的手術可能會有點不舒服，但是別擔心，你會沒事的.。你看我，不就沒事了嗎?
通過這個項目，將要做手術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心理準備，減輕了手術對他們可能帶來的心理恐懼和影響。
華爾特博士教授擔任首席科學官的PearTherapeutics公司，是另一個例子。這家公司，通過將藥物治療與VR結合，來治療認知功能障礙和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在這種方案中，藥物的主要作用是改變患者腦部的化學環境，而VR的作用則是改變病患的行為。
所以，VR技術能夠改變人的行為，并且，很多的改變都是正面的。那為何，現在，大多數領域VR技術還沒有廣泛商業化和普及?
技術還不夠好，這當然是原因之一。
將VR運用于醫療和心理治療，例如治療社交恐懼癥，公開演講恐懼等，很依賴于社交型的VR平臺和技術。
但是，在現有的VR環境中，人們雖然已經可以見面，微笑，但是還不能夠握手和擁抱。
而當前的計算機算法，還不能讓VR環境中人們的“虛擬自我”擁有真實的人一樣的反應。
所以，不僅是VR技術的發展，其他門類的技術，例如更智能化的人工智能(AI)的發展也非常重要。有了AI的支持，VR環境中的人才能“人性化”起來。
例如，當密探的“虛擬自我”走向幾個圍起來談話的“虛擬人物”時，他們應該要感知到，并且調整身體的姿勢來歡迎密探的加入。這一點，現有的計算機算法，還是不能夠達到的。
此外，商業環境對新生事物的接納也比較慢。
醫療行業就是個例子。對于臨床醫療來說，醫生非常謹慎，并不愿意做太大的變化。
華爾特博士認為，VR大規模運用到醫療行業的機遇在于醫療保健領域。隨著老齡化群體的增加，遠程保健，基于人們家里的醫療保健服務，都是VR極具潛力的行業。
另外，在心理輔導，行為培訓，乃至使人們互相之間更多理解和包容，建立跨越種族、地域的同理心方面，VR已經大有可為。
當然，一項新的技術的影響，也有負面的可能性。實驗室的一個使命，就是發現并研究可能的負面影響。
例如，沉浸于VR是否會對兒童造成不良影響?
VR的原理，基本上是利用技術來和我們的大腦玩游戲：我們雖然實際上是看著VR眼鏡的兩塊屏幕，但卻要讓大腦認為我們看向遠方。
兒童的大腦還處于發展期，這樣是否會給大腦帶來不良的影響?例如，是否會接受神經元傳回的信號時，出現紊亂，導致大腦把在VR中看到的景象，記憶成是真實的場景?
這一切都還是未知。實驗室的一個專門的研究項目，正在著力于找到答案。
至此，密探完成了對斯坦福大學VHIL實驗室的探訪。在探訪的過程中，密探深切感受到，大學基礎實驗室對于硅谷創新的重要。
由于基礎研究很少能直接商業轉化，大多數的商業公司并不投入此類研究。斯坦福大學VHIL實驗室的大部分的資金就來自于美國政府的經費。
所以，大學實驗室的研究，對于推動應用型的科技創新意義重大。
既是實驗室也是行業“把脈”者
對于斯坦福大學VHIL實驗室來說，它并不研發新技術，而著重研究VR技術對于人的思想和行為帶來的改變，就像是科技發展對于人類社會影響的“把脈”者。
是的，我們需要有人研究最先進的頭戴設備，研究3D掃描和圖像生成技術;但是，同樣重要的，是緊緊捕捉這些外在進步對人類個體的內在影響，進而對整體人類社會的改變。
這一點上，斯坦福大學VHIL實驗室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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