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亂貼有病的標簽
你身上有有病的標簽嗎?這是你自己亂貼的嗎?下面是小編推薦給大家的別亂貼有病的標簽，希望能帶給大家幫助。
愛吞藥的社會
數據顯示：
美國成年人中，五位就有一位使用至少一種精神問題藥物。
2010年，百分之十一的成人及百分之二十一的美國女性服用抗憂郁劑;將近百分之四的孩子都在服用興奮性藥物，百分之四的青少年正在服用抗憂郁劑;四分之一的贍養之家 療養者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
2005年至2009年期間，加拿大中樞神經興奮劑使用率增加百分之三十六，血清回收抑制劑(SSRI)多了百分之四十四。
1988年至2008年，抗優預計藥物使用率成長近四倍，抗精神病藥物花費成長三倍。
2011年精神病藥物為藥廠帶來超過一百八十億美金營收，光是抗憂郁劑就達一百一十億，注意力不足過動癥(ADHD)將近八十億。
2013年出版的《救救正常人：失控的精神醫學》正是為我們揭開上述驚人數字背后的秘密，敲碎常人眼中的「醫療神話」。
作者弗朗西斯從一位精神醫學局內人(an insider)的角度，跳出來為大眾澄清到底是哪些利益團體，以及相關人士的誤導，使得人們連帶對精神醫學產生了誤解，并通過非必要的、錯誤的方式，盲目接受醫療和藥廠的廣告。
橫亙在利益核心的是人性，更準確的說是人性的黑暗面。使得我們在無限接近真理的同時，也有另外一股力量把知識與理性轉化為利益的工具。
其中最讓弗朗西斯痛心的，就是相關利益團體和無知民眾對《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的盲信。導致濫診猖獗。加上藥廠高明得推銷術，使的社會充斥許多被亂貼標簽的新「病患」，結果造成對抗憂郁劑、抗焦慮藥物、安眠藥與止痛藥長期依賴，一個「愛吞藥的社會」。
一、精神醫學的疆界
正常與異常的光譜
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說：「了解一個人生了什么病，還不如了解什么樣的人會生病。」
對于正常與異常的標準，很難有一個精準的切割點，好比智力測驗中，比平均值低兩個標準偏差的商數是70分(表示一個人可能在學習上有困難)，但智商70跟69，或71的差異在哪里呢?我們可以區分明顯生病和絕對健康的差異，但微恙與大概健康該怎么區分呢?
正是這些模糊的空間，弗朗西斯認為給了相關利益團體「推廣」疾病意識的機會，越來越多的「疾病」被創造出來，也因而產生了各種隨之而來的治療方法與藥品。
弗朗西斯提到80年代一個實驗，當時是艾滋病流行的高峰期，且尚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一旦患者測出艾滋病陽性反應，悲傷與焦慮指數立刻暴增。相對地，檢驗結果呈現陰性的人，焦慮指數就會大幅降低。而驚人的是，六周之后再對雙方進行情緒量表的施測，結果顯示雙方的情緒反應又回到了基線。
實際上，只有病征清楚、情況嚴重、明顯不會自己好轉的人，才需要接受精神疾病診斷。人生日常問題沒有必要過份的加以「病理化」，甚至用藥物治療。
這似乎又呼應了兩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對患者的三分原則：會自行好轉的患者、需要醫療的患者跟介入治療不會有反應的患者。對于精神醫療來說，第二類「需要醫療的患者」與日俱增，這是醫療進步的展現，還是濫診的結果?
二、制造疾病的醫療吊詭
被扭曲的科學
精神醫療并沒有一本真正的'圣經，過去沒有，現在沒有。
以1980年，DSM第三版的成書過程為例，八或十一組的專家在房間里討論至有共識為止，專家們彼此堅持己見，互相駁斥，憑借的主要是各自的實務經驗而不是科學數據。只有在每幾個小時，餐車把飲料、食物送進會議室時，才能暫時換來片刻的祥和。
角力背后，臨床醫師、老師學生、研究人員、保險公司、各級學校、身心障礙機構跟法庭賦予DSM-III太多權威導致，每個人都積極的想拿著書為自己的問題「對號入座」。
七年后，DSM-III推出第三修訂版，同年百憂解(Prozac)上市。弗朗西斯表示，百憂解銷量一飛沖天，部份藥歸因于DSM當年對重郁癥定義太寬松導致。
之后，弗朗西斯成為DSM第四版的工作小組負責人。與會同仁把DSM-IV視為「指導手冊」，而非圣經。輯錄短期內有用的診斷建構，而非「真正」的疾病大權�？墒沁@并沒有為美國大眾帶來真正的福利，因為就在DSM-IV出版三年后，美國藥廠通過法案，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能夠直接對消費者打廣告的國家。
報章雜志、廣播、電視等媒體肆無忌憚的廣告，讓大眾誤將許多日常問題視為過去沒發現的精神疾病，DSM手冊成了利益團體點石成金的魔法書，引起不必要的濫診和藥物需求。藥廠無法插手DSM-IV的編篡過程，卻主導了濫用DSM-IV的方法。包括造成自閉癥、過動癥、成人躁郁癥誤診盛行，或是過當診斷，以及被冠以性倒錯(Paraphilia)的人們被視為精神病患，被迫強制就醫，使其基本人權受到侵犯。
某個層面來說，我們彷佛走進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嘲諷的時代：「醫療研究進步到幾乎沒有什么人是健康的了。」
弗朗西斯綜合出幾個制造疾病，導致疾病「盛行」的原因：
1. 新熱潮帶動濫診。每當有權威人士或單位大力推動某精神疾病，賦予其正當性，潮流就開始了。新的疾病被「發現」、定義，進而造成濫診。
2. 診斷背后的復雜利益。現代醫生進行精神疾病診斷時，會連帶產生財務補助、保險給付等相關利益(在美國，保險理賠需要醫生開立合格診斷)。據調查，失業率一高，「精神疾病」就會增加。
譬如二十世紀，一度多重人格疾患，成為常見疾病。等到保險不再給付多重人格疾患，治療師也倦怠，許多人看清假象后，這個熱潮便自動退去。
3. 錯誤的流行病學數字。英國前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說：「謊言有三種：謊言、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字�！褂删癫W家統計的精神疾病的罹患率，和臨床醫師的判別不盡相同。此外，高比率的數字有時方便機構向有關當局索取經費。媒體的斷章取義、藥廠基于商業進行的選擇性解讀，都會誤導民眾。
4. 藥物越方便，越容易用藥過量。六零年代的第一代精神藥物，如鋰鹽、Thorazine(拖拉靈)等治療精神病，因為副作用很強，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一般只開給最嚴重的病人使用。七零年代各種「神奇」藥物，苯二氮平類藥物、利眠寧等藥物，此時藥廠把重心擺在開發與營銷「副作用低」、「用了也不容易致死」的藥物，使用藥能擴及范圍更大。
八零、九零年代的SSRI(血清素回收抑制劑)，自百憂解開始，每一兩年就會推出新的SSRI藥物，從恐慌性疾患、強迫癥到早泄，甚至當成提神醒腦的藥物，而新一代的藥物更著重副作用的改善，使其更易服用。而正是這些會導致肥胖、糖尿病、心臟病、成癮等危險藥物，每年為藥廠帶來一百八十億美元營業額。
5. 大藥廠煽動疾病。大藥廠每年全球銷量七千億美元，而用于推銷的經費達六百億美元，是研究經費的兩倍。以SSRI藥物的研發為例，通過些微針對副作用的改善就能延長專利權，同時推出新的營銷廣告，但在藥效本身從八零年代迄今并沒有顯著提升。
實際上只有少數人有嚴重精神疾病，但在「腦部化學失衡造成精神疾病，可通過吞藥解決」的銷售口號，輕微精神病，以及憂心忡忡的健康人都成了掏腰包買單的肥羊。2013年調查，有百分之七美國人對合法精神藥物成癮。此外，看過廣告的患者很容易從診所拿到處方簽，比一般人高出十七倍。
6. 安慰劑效應。腦部顯影證實安慰劑效應在生理跟心理方面的深刻影響，心理學有個實驗，當我們將同樣的一款酒，告訴消費者一瓶要價90美元(實則10美元)，消費者會自行給這瓶酒給予高出實情的評價，證明人極容易受到暗示作用。另一方面，安慰劑的反應有助于維持人際關系，被冠以同樣疾病，服用同樣藥物的群體往往會集結在一起。
還有一個調查，顯是很多醫生承認使用相對無害的藥物當作安慰劑，好讓患者離開的時候手上有個具體的東西。某種程度上，安慰劑效應加上「副作用輕微的藥物」[1]，都會成為輕易被開出、接受，助長無效醫療與藥物濫用的推手。
7. 基層醫療照護越俎代庖。2013年的數據顯示，美國每年開立的精神藥物處方高達三億筆，當中有九成抗憂郁藥物、八成抗憂郁劑、六成五的興奮劑、五成的抗精神病劑，由精神科醫師以外的基層醫師開出處方。而美國精神科醫師只有四萬，基層醫師人數約為十倍，并且往往在大約七分鐘的看診時間就能開出處方，不像精神科醫師一次看診需要耗費更長的晤談時間。[2]
三、貼標簽的毀滅力量
誤診、副作用與犧牲者
人生的問題堆積如山，并非全都是精神疾病。當標準被詮釋的過份寬松，強迫、不愉快的重復行為與沖動性的自我沈溺，便顯得難以區分。
如果我們容許個體被過度診斷為「病人」，就等于創造了一個「生病的社會」。當一個人有了精神疾病標簽，無論他是否真的有精神疾病，都有可能遭受四面八方的污名印記。當真正需要得到醫療與小區協助的人，卻缺乏照料。那些誤被貼上標簽的人除了求診與用藥，還需耗費社會如學校各處額外照顧服務、訓練計劃等等資源，造成龐大的社會成本。[3]
正常人可能被貼上標簽，而正常的心理現象和外在表現有時也被貼上錯誤的「疾病」標簽。
弗朗西斯自我檢討DSM第五版造成的影響，包括使得喪親的人更容易被診斷為重郁癥，使生命本有的哀悼與悲痛成了醫療問題，痛苦本身的嚴肅價值被貶抑，我們不再通過親友之間情感交流的支持，而是更多的直接投向醫療與用藥。
DSM-V引入的行為成癮概念(Behavioral Addiction)概念，具有嚴重病態的官方標準，但媒體讓許多被夸大的流行行為，人們熱情的高度展現彷佛也成了一種上癮的情形。
弗朗西斯舉了好幾個例子，其中最經典的要屬麗姿的案例：
麗姿智商很高，但因為口語及表現的分數有落差，被醫生判定是注意力缺失癥及學習障礙。五歲時，醫生為了改善她的書寫能力，開了立得寧(Ritalin，治療注意力缺失的藥物)，結果留下肌肉痙攣、強迫行為、憂郁等副作用。
因為治療注意力缺失的藥物導致麗姿罹患憂郁癥，所以醫生開給他樂復得，結果副作用讓注意力缺失癥惡化，但醫生沒有停掉樂復得，而是立得寧的劑量;當憂郁癥惡化，就增加樂復得的劑量。直到麗姿被迫中斷學業去參加日間治療計劃，最后父母看情況越來越惡化，讓她停藥回校上課。
盡管麗姿的確有過動癥，情緒陰晴不定、經常跟老師父母吵架，但她的生活沒有問題，其他方面跟其他青春期的青少年沒什么兩樣。但麗姿說：「醫生們想要藥物治療我的成長痛苦，卻反而留下無法抹去的心理傷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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