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柳宗元迂謫后期文學創作之民俗風情

試論柳宗元迂謫后期文學創作之民俗風情

　　論文摘要：柳宗元謫遷嶺南之后，由于長期受嶺南民俗文化之浸染，并吸收借鑒當地民間文化元素，使其后期的詩文創作呈現出一種南疆特有的民俗風情。
　　論文關鍵詞：柳宗元　遷謫　嶺南　詩文創作　民俗風情　浸染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今山西永濟)人，故世有柳河東之稱。貞元二十一年，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參加了王叔文集團的政治革新，被擢為禮部員外郎，然而僅半年時間，由于宦官、藩鎮等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他于同年十一月和劉禹錫等八人被貶為遠州司馬。在經歷了十年的遷謫生活后，柳宗元奉召回京，而居長安尚未滿月，一紙詔書再度將其與劉禹錫等四人出為遠州刺史，即今柳州市，官雖進而地愈遠，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卒于柳州任上。
　　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正是這種遷客騷人式的貶謫生涯，才讓其文風愈顯成熟深厚，如陳長方所云：“……子厚在中朝時，尚有六朝規矩，讀之令人鄙厭，自永州以后始以三代為師。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余力，便覺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關于嶺南民俗風物及民間文化因子對柳氏詩文創作的滲透和影響，述及者甚少，本文以詩歌、散文為例，試分析之。
　　一、嶺南風情在柳宗元遷謫后期詩歌創作中的的滲入
　　柳宗元作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主要以文章鳴世，詩歌創作則未人流派，然而細細品讀，大家會感受到柳詩的風格有似柳文，似淡實濃，清峻簡潔，亦可謂風致獨異。尤其是謫遷之后，失意惆悵的苦悶心境加之迥異于中原的嶺南民俗風物，使其詩歌的意境折射出一種別樣的審美特征。下面分兩個時期簡要分析一下。
　　(一)初至柳州之時
　　柳宗元懷揣一腔“輔時及物，利安元元”的政治熱情，卻因小人讒餡，先貶永州，再遷嶺南，其憤懣之情，時人共知。尤其是從京師繁華之地來到這千里之外的柳州城，異域的山川風物，必然會給其帶來文化上的強烈震撼，帶著這種復雜情感，他在《寄韋珩》一詩中寫到：“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回眸炫晃別群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斬石麻蘭高。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在今人看來，詩歌的風氣稍顯陰郁，色調不夠明亮，特別是“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兩句，讀之讓人不寒而栗。然而對于遷謫中的柳宗元而言，拜別京中師友，離開繁華都市，獨赴萬里征程，其心境之凄涼與無奈可想而知。所以，寫出這種風格低沉、意境凄涼的作品，我們應當抱之以理解。倘若拂去詩人悲涼的主觀情感，透過浩蕩的漓水、高高的麻蘭、陰森的野葛、懸接的虺蛇，便能窺見一幅充滿神秘異域色彩的南疆風物圖。將之與盛唐時期著名邊塞詩人岑參的作品比較而言，一為神秘詭異的西南邊疆，一為雄奇壯麗的塞外大漠，均是迥異于中原的風物。
　　(二)謫居柳州期間
　　除《寄韋珩》以外，柳宗元居柳州之后寫下的許多詩歌作品中，亦明顯帶有嶺南民俗風情的浸染，．而詩人的情感相比初至柳城之時，則從抑郁憤懣逐漸轉歸于平靜淡薄，并有發憤為政之意，如《嶺南郊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煙，望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颶母偏驚旅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發待流年。”其中的“瘴江”、“海邊…‘象跡”“颶母”等均是來自于嶺南的物象，“颶母”乃是越地百姓對于臺風的稱呼，《桂海虞衡志》有記載云：“風，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晝夜不息。……瘴，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氣，郁勃蒸薰之所為也。……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另有《赤雅》關于“瘴母”的記載云：“瘴起時，上沖如注，稍頃散漫，下似黃霧空中如彈丸，漸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為痞悶，為瘋瀝為汗死，人若伏地從其自擲則無恙。”關于“四瘴”的記載云：“春日青草，夏日黃梅，秋日新禾，冬日黃茅。皆乘草木蓊勃，日氣肖欣所成，而青草、黃茅最為毒烈。”除此以外，《嶺表錄異》中亦有“颶母”“瘴母”的相關記載如下：“南海秋夏間，或云物慘然，則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比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為颶母。……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將颶風和瘴氣呼之為“颶母”和“瘴母”，從中可見古時越地的百姓對于這種災難性自然物象的恐懼與敬畏心理，這其中或有圖騰的文化因子。柳宗元以寥寥數筆，將奇異的嶺南風物盡攝詩中，可見其文風之簡潔深厚�！赌鲜∞D牒欲具注國圖令畫通風俗故事》一詩直接敘述了自己在搜集撰錄嶺南風俗民情方面所做的具體事情：“圣代提封盡海瑛，狼荒猶得紀山川。華夷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椎髻老人難借問，黃茅深洞敢留連。南宮有意求遺俗，試檢周書王會篇。”可見，詩人除了身體力行的參與南方風俗調查之外，并借助文獻做了一定的工作。另有《柳州峒氓》云：“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籃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鵝毛御臘縫山葡，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該詩直接向我們描繪了一個“異服殊音”、“青箬裹籃”、“綠荷包飯”的當地少數民族百姓形象，其中的“墟”字同西南少數民族傳統節日中的“歌圩”應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時，詩歌還直接記錄了流行于西南地區的雞骨占神習俗，充滿了邊地民俗風情�！稁X外代答》有關于這一習俗的記載云：“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凈，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梃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于竹梃之端，執梃再禱。左骨為依，依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梃長寸余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兇。……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于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依人之吉兇焉。”另《桂海虞衡志》載：“雞b：南人占法，以雄雞雛，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撲雞殺之，拔兩股骨，凈洗，線束之，……以細竹梃長寸余遍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兇。”兩則文獻都詳細記載了整個卜筮的過程，可見，雞骨占神習俗在當時嶺南地區百姓的生活中，應該是比較盛行的，能夠將此類民俗事象攝人筆端而依舊保持詩歌的質樸清新，不難看出，柳宗元在長期的遷謫生活中，受當地民風民情浸染之深。雖尚不能夠達到蘇軾“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豁達心境，但相比其初至嶺南時期而言，也算是平靜淡薄了許多。另外，在《種柳戲題》一詩中的“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二句，借鑒了當地民歌的藝術表現手法，讀來瑯瑯上口，充滿了一種天真閑適與自得之趣，這在柳詩中算是難得的恬靜欣悅之筆，相比同時代劉禹錫筆下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元晴卻有晴”兩句而言，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也從側面反映出他帶領柳州百姓植樹造林、勤政一方的事跡。廣西是歌的海洋，少數民族民間的對歌傳統，自古至今，生生不息。而柳州更是歌仙劉三姐的故鄉，子厚居于此地，從民間對歌的習俗中汲取詩歌創作靈感，當是沒有疑問。

　　二、嶺南民俗風情浸染下柳宗元散文創作的新風貌
　　柳宗元以文章獨步于中唐，不管是論說、寓言小品、傳記、山水游記、騷體雜文等，均在思想性和文學性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詣，特別是謫遷之后的散文創作，內結抑郁悲憤之氣，外染嶺南民俗風情，發而為文，“雄渾雅健，似司馬子長”，正如余華先生程子山日：“前輩謂退之子厚皆于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夸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程子山道出了柳宗元后期散文創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筆者看來，受當地民俗風情之浸染，并在后期借鑒吸收嶺南民間文化因子，應當是其創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一)人物傳記和山水游記中的嶺南民俗物象
　　首先，在柳宗元的人物傳記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從中窺析當地的一些民風民情，如其作于柳州時期的《童區寄傳》中寫到：“柳先生日：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以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須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其中所反映的是流行于嶺南地區的一種買賣殺害兒童的殘酷習俗，關于這一點，柳宗元在<三戒》篇<永某氏之鼠>一文中亦有相關記述：“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撲之，殺鼠如丘。”其中再次提到了“購僮”這一風俗。作者從嶺南的民俗風物中獲取寫作的題材，并將其演繹成為一則帶有傳奇色彩的動人故事，通過主人公區寄與兩個賊人斗志斗勇的傳奇經歷，歌頌了以弱抗暴的不屈斗爭精神。除此以外，《梓人傳》和<李赤傳》等篇跟流行于當地的民間傳說也有著一定的聯系。
　　其次，柳宗元的山水游記中也有一些涉及嶺南民俗事象的作品，如《柳州復大云寺記》云：“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面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日神不置我已矣。……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從中，我們可以深刻的感受到，越地百姓對于神鬼巫祀的篤信之深，他們甚至可以將自己的生命棄之不顧，也不愿違逆鬼神的旨意，這種信仰民俗，至今仍在嶺南地區留有很深的文化印跡。又如《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中有對于嶺南風物的直接描寫：“雷山兩崖皆東西，蓄崖中日雷塘，能出云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禾，陰酒，虔則應。”從中所描畫出的應該是一幅當地百姓的祈神降雨儀式圖，而所祭之神應是雷神。<嶺外代答》“天神”篇中有關于這一風俗的記載：“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日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盛。圃中一木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日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柳宗元亦有(雷塘禱雨文》云：“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于嚴限。風馬云車，肅焉徘徊。能澤地產，以祛人災。神惟智之，我以誠往。”從中可見，柳宗元即使是作為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當其置身于嶺南這種信巫事鬼、民神雜糅的風俗物象之時，似乎也身不由己的陷人神鬼情結中不能自拔了。
　　(二)寓言小品和賦體雜文中蘊含的嶺南民問文化因子
　　以寓言觀之，柳宗元的重要代表作《三戒》在寫作手法上是以物擬人，其中的動物形象如黔之驢、臨江之麋、永某氏之鼠等均給后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黔之驢》一篇可渭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關于這些動物故事題材的取處，柳宗元在《三戒》篇首這樣說到：“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三則故事是從“客談”處得來，而非柳氏本人創作。其流傳地點，很有可能就在當時的嶺南地區，即今云南、貴州、兩廣一帶。以《黔之驢》為例，季羨林先生在《柳宗元<黔之驢>取材來源考》一文中有詳細的論述。他首先歸納了《黔之驢》這篇寓言的幾個特點，即驢和虎是故事中的主角、虎因為驢的嗚叫而嚇跑、驢終于顯示其真本領而最終為虎所食等幾個方面，接著援引了來自印度、希臘等國的多則同類型寓言故事，與之作以比較，并最終得出結論，認為：“在民間流行的這樣的故事是從外國傳進來的。……它原來一定是產生在一個地方，由這地方傳播開來，終于幾乎傳遍了全世界。……柳宗元或者在什么書里看到這則故事，或者采自民間傳說。無論如何，這則故事不是他自己創造的。”結合柳宗元在篇首所記內容，可見，這則故事既非他本人創作，也非在什么書里看到，而是取自于民間流傳。另外在《永某氏之鼠》一篇中，通過文中提到的購僮捕鼠這一細節看來，應該也是取自嶺南地區的民間傳說。
　　在柳宗元后期部分賦體文學的創作中，也蘊含有嶺南民俗文化的因素。以其作于永州時期的《牛賦》而言，他飽含激憤，以牛自喻，認為牛雖然無私奉獻于社會，卻不如那些贏弱的病驢笨馬，最終只會得到一個悲慘的結局。蘇東坡對此曾云：“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梢�，《牛賦》的創作，柳宗元是受了嶺南民俗文化直接影響的。
　　嶺南民俗風情滲透于其后期的詩文創作中，給他的詩文增加了多元民俗文化元素，這種新的審美特征使其作品的風格和意象都呈現出一種迥異于中原地區的南疆風情。

【試論柳宗元迂謫后期文學創作之民俗風情】相關文章：

試論離婚案件之共同財產分割05-29

藝術試論08-23

試論誠信及其價值06-01

淺析曹丕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探因05-28

試論言語行為理論05-02

試論人的生態化問題08-09

自學考試論文致謝09-29

試論我國的公司資本制度12-29

試論教育促進個人的身心發展09-23

試論建筑給排水的環保節能分析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