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視角下中國的產業、城市和區域
[摘要]空間經濟學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下研究了集聚的動力、形態與效應問題，解釋了空間因素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國內空間經濟學的研究從集聚的形態，包括產業集聚、城市和城市群、一體化區域等方面人手，通過研究中國產業集聚的空間分布，進而探討了集聚的成因，特別是對外開放和地方保護主義這兩個在中國具有特別意義的因素對集聚形成的作用，分析了各種集聚形態所產生的效應。這些研究承認地區發展差異化在一定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促進要素流動和市場一體化對區域協調發展舉足輕重，從而為中國發展和改革的理論深化提供了新的視角，并為產業政策與區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也進一步拓展了空間經濟學自身的發展空間。今后，國內空間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向將會集中在理論創新研究、集聚微觀機制的拓展研究、集聚和區域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上。[關鍵詞]空間經濟學；集聚；產業；城市；區域
一、導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經濟的力量日益集中在具有控制力并支配了全球多數資源的大城市和產業帶中。這些中心地帶對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經濟格局的形成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并使集聚成為最普遍的經濟現象之一，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20世紀70年代，Dixit和Stiglitz提出了著名的D-S模型，用產品數量和產品種類的二維分析法，拓展了傳統的產品數量與產品價格的單向聯系，突破了完全競爭及規模報酬不變的固有視角，使研究Chamberlin的壟斷競爭市場結構成為可能。20世紀80年代后期，新貿易理論的奠基人Krugman發現，利用D-S模型，在不完全競爭及規模報酬遞增假設下研究生產的區位問題，可以解決國際貿易理論和區域經濟學中關于勻質空間的跨區域貿易問題，并從生產要素流動的角度來解釋集聚產生的原因。
這一思想在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新經濟地理學派就此形成，并得到了城市經濟學學者們的呼應。他們開始借鑒新貿易理論對規模報酬遞增的論述，認為城市的發展主要源于集聚效果即自我增殖的優勢，并產生區位空間“鎖定(lock in)效果”，使優勢不止被鎖定在固定的一些城市，其效應會被擴大并輻射至經濟聯系緊密的城市，尤其是地理上接近的城市，從而形成城市群和城市帶。1999年，Fujita、Krugman和Venables綜合新經濟地理學派多年的研究成果，共同撰寫了《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為研究資源的空間分布與要素的空間集聚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工具。
中國的社會經濟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對外開放程度與日俱增，已經成為全球價值鏈上不可或缺的一環。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步伐不斷加大，城市群和產業帶初步形成，尤其在東部地區的發展十分迅速，日益被納入國際制造業版圖中。另一個方面，中國疆土遼闊，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巨大，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遠遠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地區差異明顯。這兩個問題不僅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也引起海外中國問題專家的關注，成為中國經濟發展諸多問題中的重中之重。而空間經濟學正是可以用以剖析中國諸如城市化進程、產業帶形成及地區差異等現實問題并提出解決之道的理論之一�；谥袊F實問題的關注以及現實對理論的挑戰，及時梳理國內空間經濟學的最新進展就成為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本文梳理了近年來國內學者在空間經濟學領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從中可以看出，目前國內空間經濟學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間因素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即研究各種形態的集聚，包括產業集聚、城市群和城市帶，以及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集聚問題；通過研究產業集聚的空間分布，探討了集聚的成因，并分析了集聚的效應，我國政策因素對集聚的影響，集聚對地區發展差異化、要素流動和市場一體化的影響，并在對外開放與城市化等問題上形成了研究熱點。這些立足于中國實際的研究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及發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為產業政策與區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也為拓寬空間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相結合的新角度。
二、產業集聚的空間分布研究
產業集聚的空間分布研究是集聚原因和效應研究的基礎。無論是促進城市化發展進程，還是協調區域和諧發展，一系列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問題都要以此為據。但在現有研究中，因為數據的不連續性，只能采用面板數據來分析問題，因此，動態研究尚有待深入和拓展。
(一)對制造業空間分布的研究
由于制造業整體數據的易得性和集聚的顯著性，制造業的集聚研究是產業集聚現狀研究領域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在這類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使用區位熵或區位基尼系數等比較成熟與完善的定量分析工具，利用兩位數制造業和三位數制造業數據，計算中國制造業的空間集中情況。得到的計量結果基本都能支持常識，主要結論集中在以下兩方面：(1)中國的工業集中度整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后。(2)制造業發展的地區差異明顯，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江蘇、廣東、山東、浙江、上海五省市集中度很高，而西部邊遠地區則遠遠落后，兩極分化嚴重。原因可以歸結為東部沿海地區具有對外開放、交通便利和基礎設施完備等優勢，以至于制造業集中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中西部地區。
Wen使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研究了中國制造業的集中狀況，發現1995年中國制造業在幾個沿海省市高度集中；通過比較1980、1985和1995年的數據，她發現中國制造業的集中水平在改革開放以后有了顯著的提升；同時，計量檢驗支持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且表明中國正處于集聚動態變化“n”型曲線的上升時期。張同升等人利用1980—2000年中國制造業的工業增加值數據，計算并分析了各行業的區位基尼系數及其變動趨勢，判斷出不同制造業在省區之間分布的不平衡性及其變化趨勢。羅勇、曹麗莉利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產業地理集中指數與自定義的五省市集中度，對中國20個制造行業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進行了精確測定。結果表明，1993—1997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1997—2002—2003年集聚程度呈增長趨勢；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變動方向和發展趨勢；從總體上看，制造業的集聚程度與工業增長表現出較強的正相關性。賀燦飛、謝秀珍則采用基尼系數測算了1980—2003年中國各省市兩位數制造業的地理集中狀況，發現大多數產業在20世紀80年代趨于分散，而在90年代又趨于集中，而且各省區的產業結構呈現多樣化。
(二)對單個產業集聚及其空間分布的研究
除了對制造業整體空間布局的研究之外，也有學者以單個制造業為研究對象，研究其在空間上的分布，為產業帶的研究和產業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據。數據與研究的對象依然大部分來自于第二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和鋼鐵汽車等規模效應明顯的行業。原因是這些產業更容易符合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集聚效應明顯，部門界限清晰，數據采集相對容易。
張威構建了中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聚的衡量指標體系，并依據國家統計局相關統計數據，對裝 備制造業的產業集聚進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裝備制造業集聚的現狀、特點及其影響因素，指出了產業集聚地區未來的發展方向。唐根年和徐維祥則對中國高技術產業成長的空間演變特征進行了分析和研究，結果表明：從地理空間上分析，各地區高技術產業成長、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性，我國高技術產業較明顯的集群發展態勢，主要呈現在京津唐、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地區。該研究還提出了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菱形狀態的空間戰略布局。王忠誠、李金蓮則將研究觸角伸向了第三產業，綜合運用城市規劃學和空間經濟學中的“中心—外圍”模型，借鑒區域發展理論中的點軸漸進擴散理論、增長極理論，構建了長三角旅游業發展的空間結構。
以上研究多是為產業帶的研究和產業政策的制定而服務，研究的重心仍然在第二產業上。鑒于第三產業的集聚已經在相當多地發生，如旅游及其配套產業的集聚和金融業的集聚已經越來越為人所重視，而目前國內對這些第三產業集聚的研究還相當不充分，既有的研究也多出自城市規劃等城市科學研究者之手，如何將空間經濟學在這一領域進行拓展將會是今后的主要方向之一。
三、集聚的成因研究
區別于傳統經濟地理的自然稟賦依賴理論，空間經濟學在研究集聚時更多地以一地區的企業數量、消費者需求、運輸成本、人力資本優勢等新經濟地理因素為參考，強調內生變量對集聚形成的作用。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中國，政策因素顯然也是重點考慮對象之一，是Krugman“歷史的偶然事件”中最能具化和衡量的因素，其中又以對外開放度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幾方面的分析最為典型：對外開放促進了要素的國際流動和國內、國際市場的一體化，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則有力地推進了國內要素的流動與國內市場的一體化。
另一方面，空間經濟學認為，后發優勢比先發優勢更具有說服力。盡管在工業集聚的形成和發展中，自然稟賦與路徑依賴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市場容量、運輸成本、政策因素才是影響制造業集聚更為重要的條件，國內的實證也都證實了這種預測。
(一)市場結構和市場規模
魏后凱從市場集中的角度闡述了我國制造業的市場結構問題。他認為，適度的寡占型市場有利于合理競爭和提高產業競爭力，有利于制造業的整體發展，也有利于市場進一步集中。徐康寧則認為，產業集群是產業發展的一種內在規律，和經濟的開放程度有很大關系。中國的產業集群與市場供給范圍的擴大有一定關系，一般直接表現為有很強的出口能力。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如果合理運用產業要素變動和經濟地理變遷的有利因素，可以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加快產業集聚的發展，發揮產業集群的效應，提高產業效率，提高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要素流動
陳建軍通過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時間序列下的上海和周邊區域間經濟關系的起伏過程的分析，揭示出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他認為，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指由區域內部各次區域間商品和要素流動密度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區域整體化趨勢增強的過程與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由改革開放及區域經濟發展內生出來的產品和要素的跨次區域流動便成為最主要的因素。陳良文、楊開忠的文章也部分證實了生產要素流動對集聚形成的內生作用。他們將要素流動和集聚經濟效應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下來考察我國區域差異的變化情況，通過將外部規模經濟效應納入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建立了同時涵蓋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本地市場效應和要素流動的集聚經濟模型。數值模擬的結論顯示，在要素流動條件下，當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和本地市場效應達到一定水平時，經濟活動趨于完全集聚是穩定均衡，說明集聚經濟效應會促使區域差異不斷拉大。
(三)運輸成本
林理升和王曄倩通過構建經濟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運輸成本與勞動力流動在中國特有條件下的作用機制。他們認為，運輸成本差異形成了制造業在沿海地區的選址優勢，而這一優勢和目前較高的勞動力流動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壓力而內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間“二元”結構。同時，他們在計算了區域經濟的實際數據以對這一機制進行印證后認為，假如這一局面繼續維持，將妨礙沿海和內地產業分工與均衡發展。文章還認為，因為經濟集中的趨勢是內生的，所以平衡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取向應該是促進性而不是限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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