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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長三角都市帶人口容量變化的相關因素分析

        時間:2024-07-24 07:02:05 經濟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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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三角都市帶人口容量變化的相關因素分析

          

        內容摘要:長三角都市帶是我國經濟最活躍、生產力最發達、科技實力最雄厚的地區之一,同時在人口容量變化上表現出人口總量增加、常住人口增量遠大于戶籍人口增量的特點。本文從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和就業增長彈性的角度分析長三角人口容量的變化。

          關鍵詞:人口容量 經濟增長 產業升級 就業增長彈性
          
          西方著名經濟學家漢森認為,促成經濟進步的因素主要有三個:發明、新領土與新資源的發現和開發、人口增長。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人口增長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力越發達,人口增長的基礎就越牢固;另一方面,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反兩方面作用,小基數下的適度人口增長可以推動經濟的發展,過度的人口膨脹則對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
          
          經濟增長對人口容量的影響
          
          區域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會吸引大量外來人口。到2000年,常住人口比戶籍人口多692萬人,凈流入長三角人口10年間增長18倍。
          事實上,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既有正面效應,也有負面效應,兩者是復雜多變的關系,而不是簡單的線性相關。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總人口增長較慢而GDP增長較快,到1985年后,二者呈現出同向關系。類似情況也可以從在業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關系數中得到體現。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業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出現了負相關,當時大批外地勞動力返鄉,在業人口出現負增長,但經濟依然保持相對高速增長,直到2001—2002年,在業人口的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才重新回到同方向變化。然而,就總體而言,從1978-2002年,無論是總人口增長還是在業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是相互促進的。本文將1978年到2002年主要年份的在業人口和GDP總量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兩者呈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穩定在0.99以上;將總人口與GDP總量進行相關分析,其相關系數高達0.83—0.89之間,呈高度正相關。
          
          產業升級對人口容量的影響
          
          根據錢納里的標準,2002年,長三角人均經濟水平為5258美元(PPP價格),處于工業化的初、中級階段之間,江蘇8市和浙江7市大致處于這一階段,唯有上海市人均經濟總量以常住人口計算為7458美元(PPP價格),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后期,而我國則為3920美元(PPP價格),處于工業化初級階段。
          從三次產業構成來看,2002年長三角經濟發展階段處于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第一產業占GDP的6%,低于標準水平2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GDP的52%,與標準水平一致;而第三產業為42%,高于世界平均2個百分點。
          從分地區看,浙江7城市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為8.43%,比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標準8%高0.43個百分點,與長三角地區第一產業占GDP6%的水平高2.4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低于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標準水平2.36個百分點,比長三角地區平均水平高2.2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比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標準水平低2.79個百分點,比長三角地區平均水平低4.7個百分點。換言之,浙江7市的產值結構處于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但人均GDP與世界低收入國家相近。
          江蘇省8城市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為7.02%,比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標準8%低0.98個百分點,與長三角地區第一產業平均水平高1.02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低于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標準水平1.43個百分點,比長三角地區平均水平高1.3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比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標準水平低0.45個百分點,比長三角地區的平均水平低2.36個百分點。江蘇省7市的產值結構處于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但人均GDP與世界低收入國家相近。
          而上海市的產業結構雖屬于發達階段的初中級階段,但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已降至2%,第二產業占GDP比重低于標準水平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比標準水平高11個百分點,與世界中高收入國家1998年的平均水平相近。
          將長三角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2002年,長三角人均GDP達到中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而我國的人均GDP經調整為1892美元(PPP),基本接近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從就業結構看,2002年,長三角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為26%,低于工業化中級階段24百分點,比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高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為41%,比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高11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為33%比發達經濟的初中級階段低17個百分點?傮w判斷,長三角都市帶就業結構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與高級階段之間的水平。
          從上文的分析可以注意到,長三角都市帶第二產業,無論是產值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高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的標準水平,這可能與制造業的世界性轉移相關。
          把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結合起來看,長三角都市帶第一產業,26%的就業人數僅創造了6%的GDP,其生產力水平低下;第三產業以33%的就業人數創造42%的GDP,落后于第二產業以41%的就業人數創造52%的GDP。這說明長三角都市帶的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還不協調,就業結構滯后于產值結構,并且第一產業投入勞力多、產出少、效率低。
          從縱向看,2000年與1990年相比,長三角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下降達12.6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基本維持不變,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上升了12.35個百分點。同時,長三角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超過了第一產業,從第3位上升為第2位;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從第2位下降為第3位。按照人口就業結構模型判斷,長三角人口就業結構已從傳統的正金字塔型轉變為過渡時期的鼓型模式。目前,長三角的產業結構基本實現了調整與合理化階段的任務,開始進入升級與高級化的階段。這符合世界性產業發展規律。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人口容量之間究竟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呢?

          首先,產業結構升級是經濟增長的本質要求。產業結構升級將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通過平衡要素在不同部門的生產率來提高社會平均生產率水平。一般說來,生產率提高較快的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趨于上升,而生產率提高較慢的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會趨于下降。顯然,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本質要求,只有產業結構升級,才能獲得經濟學上所謂的“集約增長效應”。而且,產業結構升級也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沒有產業結構的升級,可持續發展只能是一種理想。
          其次,產業結構的升級有利于區域人口容量的增擴。如前所述,產業結構的升級與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發展的階段密切相關。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大批農村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使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不斷減少,比重不斷降低,而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迅速上升,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城市化水平提高。雖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到高度工業化階段逐漸趨向飽和,但是,依靠科技進步創造越來越高的勞動生產率,第二產業仍然是保證人口容量擴大的基礎。加上工業化中后期和后工業化時期不斷涌現的第三產業門類,以及三產本身的高度化,進一步增強了吸納勞動力和容納人口的能力。
          將1978—2002年長三角人口增長率分別與同期三次產業產值增長率進行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第一產業產值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11,說明人口增長越快,第一產業的產值增長速度越慢,從另一側面說明了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的低下;而第二、第三產業產值與人口增長率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09和0.60。換言之,一定規模的人口或勞動力是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的基礎,同時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支撐了區域人口和勞動力的擴容,這也正是經濟效率高的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原因所在。
         就業增長彈性變化對人口容量的影響
          
          就業彈性系數是研究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之間數量關系的函數,指勞動力就業的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比率,其經濟含義是:
          經濟每增長1%,就業能增長多少個百分點。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表明,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就業就彈性系數不斷趨于下降。索洛增長模型表明,技術進步率、資本投入增長率以及勞動與資本產出彈性均與就業增長率負相關,因為節約勞動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會產生就業擠出效應,降低GDP就業彈性。
          1978—2002年,長三角都市帶主要年份的在業人口與GDP總量的相關系數在不同的時期里基本保持一致,高達0.99,人口總量與GDP總量的相關系數略低于在業人口,但仍高過0.8以上;若將GDP增長率與同期在業人口增長率進行相關分析,則發現二者的相關系數為0.498。這表明在過去的20多年里,長三角都市帶在業人口增多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增長,但人口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有變化的。
          如從1978年到1980年,或者從1980年至1985年,總人口增長率與GDP增長率是負向關系,說明從改革開放之初,到1984年國家出臺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小城鎮落戶政策以后的一段時間,降低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務工經商的成本。
          本文計算了1990年到2002年長三角都市帶分產業的就業彈性,從中看到20世紀90年代,長三角都市帶有資料的十二個市第一產業的就業彈性無一例外地是負值,表明長三角十二個城市第一產業是勞動力輸出部門。
          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在長三角各城市表現不一,上海、蘇州、南通、揚州、泰州等五個城市,第二產業就業彈性小于0,說明這五個城市的第二產業隨著改革的深入,減人增效的國企改革效果顯著,第二產業產值的增長快于在業人口的增長速度,甚至出現第二產業的產值增長與就業人數減少并存。但浙江省有資料的六個城市中,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均大于0,尤其是紹興市,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高達0.3,寧波、嘉興和舟山市就業彈性均高于0.1,與江蘇、上海的負彈性完全不同,這說明浙江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勞動就業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有力地緩解了就業壓力,這可能與浙江發達的民營經濟有關。浙江第二產業發展仍不充分,隨著世界制造向第三世界的轉移,浙江民營經濟必然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新生增長點。
          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除南通市為負之外,其余市均為正,其中紹興、杭州二市超過0.4,上海市和湖州市的就業彈性均超過0.3,說明這些城市第三產業成為就業的新增長點,這符合世界產業結構發展的規律性,而且我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在業人口的比重滯后于產值結構,未來吸收外來人口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業將主要是第三產業。
          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就一國的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一般是正相關的,無論是處于競爭均衡的西方工業化國家,還是處于結構轉換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進程,都證明了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互動機制。與新古典增長方程進行比較靜態分析可以得知,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變動趨勢在理論上存在一致性,經濟的較快增長會推動就業的相應增長,西方發達國家曾出現過經濟衰退與失業伴生的經濟事實就反證了這一關系。
          就長三角而論,一方面,它正處在工業化中期,本身有強烈的發展需要,而且整個區域具有優越的區位條件、良好的區域性基礎設施、較為雄厚的人才和科技基礎,對產業和人口有強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全國還處于工業化初期,農村大量勞動力有待轉移,需要像長三角那樣的城市帶動。因此,宏觀地判斷,長三角人口容量繼續增大不可避免,這是客觀規律所決定的,要到全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這種趨勢才能相對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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