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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打造貿易強國的角度看人民幣升值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最近五年來，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是國際經濟界引人注目的焦點問題之一，特別是在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中，這個問題更具有特殊意義。在2005年之前，中國實務界和理論界多是從對外經貿關系的角度來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直到2006年，當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以及國際收支雙順差成為國際收支失衡基本內容并且成為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必須認真對待的挑戰性問題之后，實務界和理論界關于認真對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幣升值壓力及匯率政策調整問題的聲音才多了起來。
由于匯率決定模型復雜多樣而且還因為匯率理論的假說及其政策引申意義，至今難以找到一個可被廣泛應用且能夠被當成“主流認識”的具有廣泛認同性的一致說法。正因為這一點，我們在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時，也自然要從多角度出發不受限制地進行思索，才有可能從中發掘更深刻些的理論內涵和更有利于中國長遠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在目前形勢下談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國際收支問題，應當考慮以下問題：（1）怎樣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動機？（2）人民幣幣值是否被嚴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3）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選擇？本文就上述幾個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愿望為何如此強烈
在眾多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經濟體中，美國無疑是愿望最強烈的一個。據我觀察，在美國大致有四類人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表示了強烈關注：一是勞工組織，他們認為從中國大量進口工業制品影響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二是制造業資方代表，他們親身感受了中國低價產品的競爭性威脅；三是一些代表前兩類人的政治家，他們往往出于政治考慮以某些利益集團代言人身份發表施加壓力迫人民幣升值一類的意見；四是一些從一定的經濟學理念和全球貨幣結構經濟結構失衡角度思考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人民幣幣值的確存在嚴重低估傾向，如果人民幣通過增加匯率彈性等手段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結果將有助于業已出現明顯傾斜的全球貨幣結構和經濟結構，當然也可以部分地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壓力。
2006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7636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2325億美元在美國貿易逆差總額中占比大約為30%，這一高比例也說明了為什么美國最為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許多呼吁人民幣升值并指責中國匯率政策人士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2/3是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國公司；二是中國向美國出口增速較高，與美國沃爾瑪等大公司的低價采購行為推動有很強的關聯度。2000年時，沃爾瑪公司的全球零售總額只有1913億美元，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沃爾瑪公司多年來就一直把中國當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購市場，而美國市場在沃爾瑪公司銷售總額中的貢獻率達80%以上，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也是便宜中國商品的最大受惠群體。盡管如此，要求人民幣匯率擴大波動控制區間并允許人民幣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其中，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幣值確實存在嚴重低估現象及中國政府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也能對世界貨幣體系產生積極影響等意見，也的確值得重視。
二、人民幣幣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力圖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匯率制度，就必然會面臨一個如何確定匯率的問題。確定匯率實際上確定本國商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相對價格。假若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充分（即按照馬歇爾——勒納條件，這個彈性的絕對值大于1），“相對價格”較低即本幣幣值采取低定價策略能夠刺激出口并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的狀況，“相對價格”較高即本幣匯率高估則會出現相反情況。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們總是用一價定律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思考和解釋長期的匯率決定問題。按照一價定律，同樣的商品如果不考慮運費和貿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國家應該價格相等。由于一價定律考慮的不是單項商品，如果將兩國商品的總體價格水平進行比較就生成了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從邏輯上之所以能夠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即在貿易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價格會逐漸趨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因此，本幣幣值的確定并不能簡單地運用國際經濟學中的主流匯率決定理論進行解釋。通常，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常常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由國內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決定。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但對市場參與者和調節者有影響意義的永遠是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形成機制或如何確定一定時期的名義匯率。
中國多年來的匯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釘住目標的固定匯率制。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一直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關系確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國才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改為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允許人民幣匯率每日在3‰的區間中浮動的新匯率制度，20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7.76%。盡管如此，國際金融市場仍抱有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仍然有增無減，國際上一些熱錢仍然在想方設法鉆進中國市場，在難以抑制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下，資產（股票、房地產）市場價格也出現一路飆升的景象。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這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就簡單說清的問題。在一國實際匯率的分析中，現在理論界較普遍的看法是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綜合匯率指數方法判斷一國的幣值更有說服力。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都以消費物價指數為測算基礎，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還采取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替換消費物價指數指標，其所得測算結果，同樣能反映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大體經過了3個階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大幅同步貶值勢頭；（2）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穩定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幣名義匯率僅經歷了相對較短時間的變動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出現了明顯的升值。我們都知道，一國的名義匯率如果未發生變化，但實際有效匯率出現明顯升值，就說明該國的貨幣幣值存在低估傾向。
匯率決定理論極為精巧復雜，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種均衡匯率理論模型恐怕都難以獲得對人民幣幣值現狀及走向問題的圓滿解釋，但現有經濟理論卻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條簡明的思考路徑，這就是在不考慮決策當局偏好的情況下，從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中分析現行匯率是否已出現失調，然后從失調的矯正措施中去選取政策調節方法。
一般地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幣值的提升總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狀況良好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者預期改善等因素相聯系。而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又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的開放度條件下該國的儲蓄投資循環狀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社會總需求和就業水準、貿易條件、政府的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這些因素如果都處于良好運行狀態就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合成推動作用，而中國在改革近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的記錄也就是這些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原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大大放慢了增長速度，美國自2001年以來也結束了持續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歐洲經濟雖然未出現美國經濟那種戲劇性的漲跌變化但始終未出現過高成長奇跡，日本則剛剛走出經濟不景氣泥沼呈現低速增長勢頭，印度和俄羅斯雖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上亦有不俗表現但眼下及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在某些方面還無法同中國抗衡。在相互發生作用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速度領先，而且在國民儲蓄率、外匯儲備增長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絕對額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許還能繼續保持增長領先地位。按照一般規律，一個政治安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主要依靠內源融資能維持10年以上的經濟高增長預期的經濟體，其貨幣就必須堅挺并出現明顯的相對升值，從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幣值變動史中都可以看出這個規律。同樣，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這個規律在強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
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速來源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雙順差”的關鍵原因在哪里呢？顯然，對“雙順差”局面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高增長背景下帶有特殊國情味道的生產要素的非均等化傾向。在人力、土地和資本這三項基本生產要素中，中國生產的可貿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工業國家，而且還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在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趨勢的環境中，中國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成本不僅所占份額極低，而且在近30年時間里始終未發生特別明顯的增長性變化；在中國各地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各地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和就業崗位，在土地批租中紛紛展開優惠競爭，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貿易商品中同勞動力成本一樣也只占很少的份額。這兩項成本節約因素與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相結合加之政府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必然使中國成為一個蓬勃興起的世界工場。這使得中國在2
002年年底一躍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而外商投資企業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以國外市場為目標的出口創匯企業，只要這類企業總數在增長，中國的出口就會相應快速增長。同時，在中國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下，企業貿易收入的絕大部分會自動轉化成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國加入WTO后，貿易條件的明顯改善和開放度的進一步擴大使得中國進出口總額保持了旺盛的增長勢頭，這也帶動了外匯儲備的增長進一步提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價格機制和價格水平可以解釋很多現象，筆者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幣值和外匯儲備問題，完全可以用低價勞動力和土地要素低價水準導致的幣值嚴重低估來解釋。
在現代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是兩種交互發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義勸說和政策調節，政府可以在一定時期的經濟活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從長期看，客觀經濟規律總是能夠矯正由政府行為慣性、惰性及決策者個人偏好或意識形態偏見產生的各種非效率傾向，讓物質利益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牽引力量。在人民幣幣值或匯率政策問題上，我們今后也許能進一步獲得這種邏輯體驗。
自1986年起，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就每年進行一次世界性的調查，調查內容是麥當勞快餐店的巨無霸漢堡包價格，經調查發現，中國大陸的巨無霸最便宜，售價約1.2美元，而其他工業國家的較高售價為3.5美元左右。人們都知道，早在麥當勞進軍中國前幾年，該公司已經開始低價租用中國農村的土地對其所選土豆品種進行試驗性種植，所以，對麥當勞公司來說，其產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運費問題，在中國賣出的巨無霸之所以成為低價世界之最，就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極低。貨幣匯率就是兩種價格指數之比。同樣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區銷售就有近200%的價差，這個現象似乎已完全違反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一價定律”，而這種現象也一定會引導人們去重新思考人民幣幣值是否已被低估的問題。巨無霸是非貿易品，但在中國國內的統一市場中，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規律仍然在發生作用，因此，非貿易品和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樣遵循均等化規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定價過低也自然是普遍現象，從前邊所提及的物價與幣值的關系我們可以得知，人民幣匯率也確實有相當的上升空間。
三、從打造貿易強國的角度思考人民幣匯率問題
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基本內涵就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問題。在匯率研究領域，經濟學家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探討構建各種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著眼點也是幣值的最優化問題。常識告訴人們，在一定條件下幣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進口從而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但是，如果名義匯率、實際匯率過分地偏離了均衡匯率即定價過低，它也會導致利益損失即通常所說的不經濟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在用低要素價格吸引外資，用出口退稅政策來鼓勵企業的出口積極性，這些選擇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中國躍升為世界貿易大國有不容忽視的貢獻。但這些政策能使中國成為貿易大國卻不會使中國成為貿易強國，可以認為，這些政策如不及時矯正甚至還會成為中國向貿易強國轉化的拖曳因素。這一立論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億美元的速度增長，這些外匯儲備又大部分被用來購買美國等國家的長期低息政府債券，這實際上使中國在實體經濟、縣域經濟、三農領域及民營科技企業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況下用低息貸款的方式去支援發達國家的經濟建設。較高的國內外投資機會收益與外國政府債券收益相比之差實際上就是中國巨額外匯資產運用的凈損失，美國企業對華投資的年均收益與美國政府向中國出售政府債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國向中國借款的凈收入。據統計，美國企業在上海等地區投資的年收益率可達20%以上，這樣即使美國政府長期債券年息率達4%，美國也能獲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僅僅從這點就可以粗略地計算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目前這種運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
第二，與制度演進過程中常常碰到的情況一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有“路徑依賴”傾向。在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情況下，中國的出口企業即使出口低附加值產品也能賣得出去，賣出去后即使銷售利潤很低也能在國家的出口退稅政策方面獲得收益補償，這樣就會在全社會的生產要素和其他資源流動方面產生負面效應，即扭曲價值信號不能自動產生資源優先配置的結構調整效應，大量的企業生產偏低端產品耗用了巨大的資源，而那些新興的、高成長性、高附加值產品的潛在可用資源被慣性效應作用下的低附加值產品行業擠占。從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產品和傳統企業的繁榮興旺雖然在增加稅收和就業方面能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這類行業的不斷擴張會遲滯一個國家工業基礎改善的速度。多年來，我們總是習慣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導的方式來解決結構調整問題，結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實只要運用匯率、稅收、利率等價格性工具，微觀主體的投資行為就會立即改變。以可貿易商品結構之調整為例，只要人民幣升值的幅度足夠高，出口型生產企業的投資就會自動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再比如對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生產企業采取懲罰性稅收制度，也能對這類企業的投資沖動產生明顯抑制作用，等等�？傊袊鴳攲⑻嵘嗣駧艓胖底鳛楫a業產品結構的一種手段——即使在短期內會付出一些企業關停并轉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夠大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如：誰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損者？銀行系統是否做好了相應的準備？沿海出口加工型企業的耐沖擊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這種投資和出口雙推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會不會受到劇烈的負面影響？中國會不會出現日本“廣場協議”之后的宏觀經濟現象和可能的長期經濟蕭條，等等。這些問題和擔心不能說毫無道理，但中國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總要有些優先考慮的事項，在目前條件下，我認為中國的優先考慮事項就是如何盡快使自己從大國變成強國，從儲蓄利用效率過低轉為疏導儲蓄投資循環流程并運用強制和誘導等種種政策手段進行產品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在國際收支調節上以平衡管理為基本指導思想并用市場化的價格性工具作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開始這樣：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級精神用行政的辦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業壓縮出口增加進口。這類做法到底能否奏效還有待實踐檢驗。根據以往的經驗，壓縮地方企業的出口就等于壓縮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績，因此，這個新近實行的平衡國際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難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預期效果，事實將證明，平衡國際收支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最簡近有效的辦法還是動用匯率等價格性手段。人民幣大幅升值可以理解為在現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再升值10%以上，這樣幅度的升值實際也遠未彌補中國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價格與一般新興市場國家同類要素價格之間的差距，就是說，即使在這樣升值水準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仍然會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不會使出口增長出現明顯下滑，但卻會對進口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因為人民幣升值10%意味著石油、礦產品、木材、農產品、高科技產品及一般工業消費品等所有的進口商品的價格都會下降10%。這樣，用國際貿易條件惡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幣若在一年左右時間內升值10%，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度可達到20%（即出口產品多賺10%，進口商品價格相應降低10%），這是一筆可觀的國民收益。
“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會對出口型生產企業和銀行造成損害”，這是一種最具代表性的憂慮。有人說，許多外貿型生產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在3%至5%之間，只要人民幣升值超過5%就會出現大量企業倒閉的現象，但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國呈現的卻是出口越來越旺盛的勢頭，我們還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遠超過100%時，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約6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對微觀主體的政策環境適應能力之強有充分的信心。此外，關于人民幣升值可能對銀行業負面影響的問題，我們看看2006年中國股票市場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上市銀行股票成為市場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動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國內投資者追捧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道理，即作為經營貨幣的機構，業績不斷向好的銀行將成為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它們經營的特殊商品在不斷增值。其實，中國的銀行業不怕人民幣升值，怕的是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在銀行業總體存放款業務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現的人民幣幣值波動可能引發的“存款搬家”即中資控股銀行的存款向外資銀行大量轉移現象，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一點。但在資本項目仍存在嚴格管制和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基本面背景支撐下，這種由擴大人民幣每日波動限制區間可能出現人民幣幣值大幅度頻繁波動景象出現的可能性極小。而且，中國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成員以來五年多的時間里在銀行業開放實踐中也沒有出現1999年和2000年期間許多實務界和理論界人士所擔憂的“狼來了”效應，外資銀行從機構數量到業務規模都沒有取得迅猛發展，我們看到的只是境外銀行以戰略投資者身份入股中資銀行行為的普遍化。這種行為從實踐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僅壯大了中資銀行的資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資銀行在財務審計上同國際接軌、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產品創新及服務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這一點說，中資銀行目前應對利率、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與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銀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應當是我們目前推進利率、匯率等價格性機制改革的一個障礙。
四、結語
中國的金融改革設計正
處在一次歷史性選擇的十字路口上，匯率改革只不過是新時期金融政策的具體內容之一，但它事關宏觀經濟平衡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因此，決不是無關緊要而是相當重要。中美經濟關系是全球經濟發展動力的主體內容，美國既應當進行國內政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也應當認真考慮美國的訴求順勢而為，即把握人民幣普遍升值預期業已形成的歷史機遇，改善自身的國際貿易條件，利用人民幣升值擴大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和國際能源礦產品類產業的投資規模，推進國內可貿易商品結構調整，提升勞動力實際工資水準和工業用地價格。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方針曾受到世界的普遍贊譽，現在，人民幣如果能順應市場預期通過機制或政策安排讓人民幣出現較大幅度升值，對全球貨幣體系和經濟結構的失衡做出積極的貢獻，也一定能提升中國的“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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