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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契約與會計選擇
關鍵詞：會計政策選擇；交易特別性；可塑性
一、引言
企業是各項資源投入通過契約結合而成的整體。企業的優勢在于：一是能夠產生比各個資源在獨立狀況下產出的總和要大得多的生產效率；二是避免了重復的雙邊訂約，從而節約了交易費用。企業契約的最大難題在于正確估量各個資源投入所產出的邊際貢獻。契約的有效履行要根據這個信息來進行最后的成果分配，所以說企業組織的優勢不在于擁有產出能力高的資源組合，而在于獲得資源組合最有效率的恰當信息。這個信息優勢地位的獲取來自于企業的會計核算活動，各個資源投入者要通過會計信息來進行收益的分配，股東、債權人、管理當局和雇員獲得各自應得的利益。由此認為會計影響了財富的分配。
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會直接影響財富在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分配，這一“經濟后果”使得會計政策的選擇成為各訂約體關注的重要契約內容。本文的目的在于闡明主導企業會計選擇權的契約安排是怎樣的？即誰最終擁有會計政策的選擇權力？以及通過會計政策選擇權的安排體現了企業契約的什么內容？
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表明（Ｗａｔｔｓ ａｎｄ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０），會計政策的選擇權歸屬于企業管理當局，這一理論基于現代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廣泛分離，從而導致代理關系出現的現實。管理當局作為資源投入運作的實際操作者，天然具有其他訂約體所無法獲得的信息優勢地位。其他利益集團只能通過“游說”制訂會計準則的政治過程來表達意愿，限制管理當局的機會主義。除此之外，企業的所有者還能采用諸如管理當局持股計劃和紅利合同等激勵機制或干脆解雇管理當局的懲罰機制來防范企業管理當局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對管理當局完全享有會計選擇權力的解釋主要遇到的責難在于：
１． 管理當局在會計選擇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條件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廣泛分離，而且所有權被完全稀釋，即沒有任何股東能實質上控制企業。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企業契約都離不開大股東作為“中心締約者”所起到的作用，既然會計選擇會導致如此重要的“經濟后果”，很難想象企業的大股東不會有參與會計選擇的意愿。
２． 所有者對管理當局的會計選擇進行監督將會導致高昂的訂約成本。一方面，由于管理當局完全控制了會計信息的輸出，用會計信息來對管理當局進行評價將喪失可貴的“獨立性”，從而引發審計監督這樣一些成本支出。另一方面，通過干預會計準則制訂的過程來對管理當局進行限制就要負擔“政治成本”，這樣對于所有者和管理當局的契約關系而言就顯得很不經濟了。
３． 從企業成長的過程來看，在企業發展的初期是所有者擁有會計選擇的權力（大多數中小企業是這樣的），需要進一步解釋為什么所有者會愿意將對企業信息的優勢地位完全讓渡給管理當局。在會計實踐中可以發現，所有者對管理當局會計選擇權的讓渡是有限的，涉及到合并報表、重估價、所得稅等等一切對企業產生重大影響的會計選擇仍離不開企業大股東的廣泛參與。由此可以相信，把會計選擇權完全歸屬于管理當局是不夠恰當的，就企業會計選擇問題而言，管理當局和股東都是“內部交易者”。
管理當局的機會主義對會計選擇的影響將會引起企業契約成本的升高，而管理當局對會計選擇權力獨占的模式將會導致其最大程度的機會主義。
二、會計選擇和機會主義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８１）提出進行企業契約關系分析的兩個基本行為假設：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有限理性反映了經濟人由于受經驗以及處理復雜過程和復合信息的能力的限制，在進行行為選擇時，不可能總會通過這一選擇來充分表達其利益最大化的內在動機。機會主義的行為假設則源于當人們的利益和其對他人的承諾發生矛盾時，他們就會尋找滿足自己利益需要的結果，甚至由此侵害他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只要其他人想探察這種行為時要付出成本。在機會主義的行為假設基礎上，他進一步引入了“交易特別性”的概念。所謂交易特別性是指涉及各企業契約的資源投入對不同企業組織的行為目的不具有可替換性。一旦企業契約形成，管理當局針對某一行業的專門知識、經驗和雇員的專門化技能、熟練程度對該契約而言是“特別的”，也就是說，對確定的訂約人而言，其資源投入已與該契約結合成一個與其他契約有相當差異的整體。如果該項交易未能達到目的，則訂約人的資源投入不能無成本地轉入到其他契約當中去或是組成新的契約組織。Ａｌｃｈｉａｎ和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１９８８）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企業契約的機會主義表現：
１． 脅迫和特別性。由于存在交易的特別性而使得各訂約人實際上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承擔的風險也大不相同。在交易的執行過程中，投入資源占優勢的訂約人要承擔交易失敗的大部分風險，因為各資源投入的特別性與投入資源的多寡沒有關系。而其他參與訂約的人在契約完成后處于一種優勢地位，一旦其退出交易會給整個契約帶來重新訂約成本或不可挽回的契約失敗成本，所以某些會因此承擔較大風險的訂約人實際上處于一種被脅迫出讓部分利益的處境。
２． 道德風險和可塑性。道德風險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在所訂契約的執行過程中，要獲得某個訂約人的行為的有關信息要付出成本，這樣該訂約人就有可能利用這個信息屏障來謀求自己的利益，同時損害其他訂約人的利益。但道德風險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特定契約的“可塑性”，即該契約是否為道德風險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如監督成本的高低，以及為該行為提供辯解的難易程度等。這些因素阻礙了從訂約人的行為選擇中發現涉及道德風險的機會主義，因而稱企業契約具有不同程度的“可塑性”。
當企業組織契約的發展引入到管理當局以后，由會計政策的選擇來表達內在的機會主義行為目的就成為一個受到會計理論界關注的課題。管理當局作為代理關系的契約訂立人和資源投入者體現了突出的交易特別性和大大增加了契約的可塑性。因此導致了管理當局機會主義選擇的行為，由此大大增加了企業契約的訂立成本，以致管理權和所有權分離的企業模式受到廣泛的懷疑。管理當局在企業契約的執行過程中所投入的資源是不可準確計量的知識和管理經驗。一方面，對特定企業而言，在經營過程中管理當局將獲得最充分的信息以及寶貴的經驗，這就使得管理當局逐步形成并鞏固其在企業契約中的不可替換的地位，獲得了“脅迫”其他訂約人的條件。另一方面，管理當局交易特別性地位的取得并不肯定會導致機會主義，因為過度“脅迫”的最終結果可能引起契約失敗，管理當局投入資源的特別性可能使其承擔風險，不可替換的地位越牢固，其承擔的失敗風險也就越大。所以管理當局需要通過運用會計選擇形成的信息屏障來增加企業契約的可塑性，從而實現自身的機會主義目的。這樣，管理當局通過取得交易特別性的地位來“脅迫”獲得會計選擇的權力，最終導致機會主義行為目的的實現。
管理當局占有會計選擇權的狀況表明，其他訂約人將會由于管理當局的機會主義受到損害，而會計信息用于解除受托責任的目標受到會計選擇的影響而對其他訂約人形成信息屏障。企業契約可塑性的提高使得其他訂約人無論采取什么對策都不能限制管理當局的機會主義行為選擇，最后無一例外地導致訂約成本的升高。
三、信息和會計選擇的修正機制
管理當局利用會計選擇來完成其機會主義目標的途徑是通過對公司財務信息披露的控制。既然機會主義會損害各訂約人的利益，為什么企業契約不把會計選擇以至信息披露的任務完全給契約之外的獨立第三者來完成呢？對于企業的大股東來說，保留企業契約體內部擁有會計選擇權是很有必要的。在資本市場上，以財務會計信息為主的公司信息揭示有以下三個功能（Ｆａｍａ和Ｌａｆｆｅｒ，１９７１）：１． 規避風險；２． 改進公司內的資源配置；３． 投資者可以通過私下獲得新信息來謀利。
這里假設投資者都是風險規避型的，公司股票的市值就是公司運作內在風險的貼現值，如果信息具有降低公司運作活動的未來不確定的風險的作用，那么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信息將對公司股票的市值產生影響。另一方面，管理當局通過資產定價和收益確定兩方面的會計活動，可以將契約的資源投入與市場供給作出比較，發現企業投入資源是否有效利用，從而會促進管理當局改善經營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程度的減少和改善經營管理最終將影響公司運行的內在價值。雖然管理當局由于對會計選擇特別性地位的取得，會利用信息的這個功能來實現機會主義的動機。但是改變公司的內在價值會帶來極大的風險，而且這部分會計選擇所導出的結果在可塑性方面是極為有限的。公司的內在價值不可能為了滿足利益調整的目的而無限制地改變，通過這種方式的機會主義行為不可能長期而穩定地讓某利益集團獲利。
由此，按照會計選擇與信息披露的后果可以把會計選擇分為兩類：一類是會計選擇所產生的最終信息后果將改變公司的內在價值，可以稱這類會計選擇是技術性的。管理當局交易特別性的地位體現了對技術性會計選擇的主導地位。由于改變公司內在價值會給企業契約的各訂約人帶來較大程度的風險，管理當局進行機會主義行為選擇的可能性比較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逐漸規范的會計政策框架使得這部分以技術性為特征的會計選擇只具有了很有限的可塑性。Ｉｔｔｎｅｒ等人（１９９７）甚至發現隨著會計管制程度的增強，公司追求富有戰略意義的目標等因素發生時，公司最高執行官（ＣＥＯ）的報酬越趨向于采用不受技術性會計政策影響的非會計評價指標來衡量。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管理當局對于這部分會計選擇的操縱空間很小。
接下來討論另一類最終信息后果不會影響公司內在價值的會計選擇。這部分會計選擇的目的在于通過形成信息屏障而讓某些利益集團從信息交易中獲利。所以可以把其稱作交易性的會計選擇，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廣泛的可塑性，也就是通過會計選擇會導致最大程度的機會主義。例如合并會計中對購受法和權益集合法的選擇就是一個明顯的交易性會計選擇，其本身并不會改變合并公司的內在價值，但是管理當局可以利用權益合并法產生的高收益為自己謀求高獎金報酬，而所有者也可利用其來隱瞞母公司的實際收益狀況。
既然通過交易性會計選擇會給操作人帶來經濟利益，則作為企業契約來說，會計選擇權就成為產權契約內容的延伸，包含在剩余索取權之中。這樣，對會計選擇權的運用就不可能排斥企業契約的“中心締約體”的參與。Ａｌｃｈｉａｎ和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７２）認為作為團隊生產的企業契約中存在著以所有者為中心的“中心締約體”，其存在的作用是用中心締約體與其他資源投入者的雙邊訂約來代替企業契約全部參與人的多重訂約。中心締約體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占有所有可能會產生剩余索取利益的權力。所以對于交易性會計選擇而言，形成的是企業大股東——管理當局共同主導這部份權力。
四、簡短的結論
交易性會計選擇所產生的經濟后果表明其實質是產權的一部份延伸。通過行使這部分權力獲利和通過占有股權可以分得股利的性質是相同的，都體現了企業中心締約體對剩余索取權的占有。但是管理當局在企業契約中取得的交易特別地位使得會計選擇的機制形成了企業大股東——管理當局共同控制的模式，為了防止管理當局的機會主義行為，還可以進一步降低會計選擇的可塑性以及盡可能地加強共同控制模式的利益重疊，各大公司的最高執行官職位的出現就體現了這一趨勢（既有權左右公司的經營管理，又占有公司的相當數量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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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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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Ｏｌｉｖｅｒ Ｅ．１９８１．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ｒ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５３７－１５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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