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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關注在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中的作用
媒體關注的公司治理效應，對于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發展有重要意義，下面是小編整理推薦的一篇關于媒體關注的研究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參考。
摘要 影響企業價值的因素不應該僅僅考慮企業內部治理機制，還應該考慮到公司外部治理機制。在現代社會，人們借助報紙、電視、廣播、網絡等在內的媒體獲得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媒體發揮著收集信息并將其傳播給公眾的中介作用，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媒體監督作為外部公司治理機制的一種重要方式，近期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并且引起我國證監會的關注。
媒體作為現代社會信息傳遞的工具，不僅自身的“監督者”形象有助于減少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而且使廣泛的利益相關集團以及社會規范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得以實現和加強。因而，媒體關注的公司治理效應，對于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好發展有重要意義。處于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中國如何更好地發揮媒體關注的公司治理效應?
本文以2010年到2012年中國上市公司滬深兩市734家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波動性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引入公司外部治理機制--媒體關注度的調節作用。同時，本文將樣本按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的關系走勢分為三部分：高管理層持股組、中管理層持股組和低管理層持股組，以此比較媒體治理效果在管理層持股比例高低不同的情況下的差異。
通過實證研究，我們發現：管理層持股與上市公司價值顯著相關，管理層持股與上市公司業績之間存在區間效應;媒體關注度高的企業，管理層持股對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更強。
關鍵詞：媒體治理;管理層持股;企業價值
1引言
1.1研究背景
我們步入了一個被媒體和信息包圍的時代，所謂媒體，是人們能獲取信息并能為信息提供傳播的平臺。以報紙、電視為主要代表的傳統媒體現今隨著媒介技術的高速發展有被新媒體超越的趨勢，本文所定義的媒體，是能指引領投資者獲取上市公司信息渠道的平臺，是最廣義上的媒體。
我們知道，中國A股市場長期以來是一個“信息面”市場，投資者基于對信息不確定的預期做出交易決策。將信息劃分，一是強制性披露的包括財務數據在內的公司基本面信息，一般稱之為“硬信息”;二是涵蓋最廣包括所有一切無法通過標準化書面公告方式準確傳遞的信息在內的信息，我們稱之為“軟信息”,如：分析報告、業績評估、前景預測，財經媒體報道，股信息、微博博文相關報道等�，F實生活中，絕大多數投資者獲取搜集的以軟信息為主。機構或者財經媒體發掘到的二手信息，比如股評家發布的股評就是二手信息的主要部分。軟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能為高層管理者提供兼備事實數據和主觀價值判斷內容的信息，供管理者正確判斷過去已發生、現在正在發生和未來將要發生的各種事件，這恰是企業高層決策所必需而硬信息無法替代的。軟信息還可以彌補中小投資者因無法看懂硬信息披露的專業財務數據的缺陷，新聞媒體作為軟信息披露的主要渠道，對改善投資者信息不對稱，解決上市公司信息不透明等問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直以來，面對信息相對過剩的股票市場，由于缺乏對公開披露的財務報表等硬信息進行再加工和價值判斷的能力，中小投資者只能依靠小道消息做出投資決策，投資者也很難根據硬信息對管理者行為作出判斷。隨著財經媒體在信息傳播和市場監督方面越來越能引起人們的有限注意力，這不經引發我們一個深思：
媒體報道的信息會對管理者行為產生什么影響嗎?
隨著金融行業與互聯網等媒體結合的日益深入，金融媒體的_起倍受人們關注。由于我國A股市場上散戶投資者占絕大多數，他們在信息獲取上比機構投資者更加依賴金融媒體，尤其是一些權威的財經新聞媒體在解決A股上市公司信息不對稱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金融媒體空前發展的特定背景下，研究媒體報道與資產價格的互動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意義。
據國外媒體報道，2008年美國當地時間11月17日在納斯達克上市旳中概念股百度(BIDU)股價大幅下下挫，當日盤中一度下跌25.2%以上，美國投資公司Sterne Agee & Leach分析師James Lee認為，中國最權威的媒體一中央電視臺周末其間對百度競價排名而產生的虛假醫藥信息等相關問題報道引發的影響所致。詹姆斯?李稱，CCTV于北京時間11月16日報道了一則負面新聞，內容是消費者因為發現百度搜索引擎競價排名提供的虛假醫藥網站和信息之后，感覺受百度之騙，因此導致百度周一股價下跌。他還指出，百度在中國搜索市場上占有份額約為70%左右，面對公關危機，百度上周末第一時間對報道中存在問題的信息進行了下線處理。
CCTV的報道導致百度聲譽受到嚴重損失，但其認為這不應導致周一股價如此大幅下跌的局面，該分析師還認為，醫藥相關廣告在百度廣告總量中所占比例并沒有那么高。對此，詹姆斯?李解釋稱：“很顯然，市場對媒體報道的反應較為過度�！焙茱@然這是一起因權威媒體負面消息的報道導致股價嚴重波動的事件。
此非理性現象可以定義為一種“媒體效應”驅動交易，因為如果沒有相關媒體對百度的報道并對新聞進行再加工和評論這個平臺，投資者將無法獲得解讀后的信息，由此可知媒體披露的信息對于風起云涌的股票市場來說很關鍵。
現代公司制企業最顯著的特征是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由此導致了委托代理關系的產生。如何在競爭性市場中不斷提高公司的生產和管理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使公司利潤最大化或者所有者財富最大化，一直是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一個核心議題。國外大量的實踐證明，管理層持股可以有效提高企業的經營業績，挖掘企業的資源潛力，為社會帶來更多財富。面臨國內經濟管理體制與產權形式的急劇變革，管理層持股應是一種可以借鑒的形式與手段。
管理層持股最早起源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的輝瑞公司提出了經理人股票期權的方式，使管理層與公司股東之間建立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激勵約束機制，從而使公司管理層為企業價值最大化而努力。之后世界的各公司也紛紛模仿，推行了股票期權的激勵機制，管理層持股逐漸發展向全球。然而，隨著美國世通和安然等一系列會計造假案件的發生，通過管理層持股來激勵的方式幵始遭到質疑。有分析家指出，由于上市公司管理層持有大量的公司股份，使得管理層擁有了對公司的控制權，這樣就導致管理層瘋狂地追逐利潤，片面地追求高股價和高成長率，有時還會出現對公司績效的虛夸，甚至造假現象。這引起了學術界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的重新束視。
從公司治理角度而言，管理層持股是一種內部治理機制，而媒體關注實際上是媒體治理作用的發揮。媒體關注是否會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產生影響?媒體關注度強的公司是否會降低公司內部的代理問題?媒體關注度強的公司是否會對高管的行為產生一定的約束作用?隨著我國股權激勵機制的不斷完善和人們對媒體效應的關注，本文決定以中國深交所和上交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媒體關注對管理層持股和公司價值關系的影響。
1.2研究意義
作為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媒體監督對公司治理的影響開始顯現出來，特別是我國，市場制度還不完善，法律制度也不夠健全，但是市場環境變化卻比較迅速，媒體的外部監督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從媒體的角度研究了公司的代理問題，為補充和完善媒體關注與公司治理的相關理論做了有益的探索。
(1)理論意義
能夠發展并豐富媒體關注的作用機理。在理論上，在發達成熟的資本市場中監事會、獨立董事等對管理層的監督作用能充分的得到體現。但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是較弱，而且外部市場機制較不健全，監事會、獨立董事等能否在我國發揮它應有的監督作用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響。本文擬研究媒體治理作為一個日益強大的外部治理機制，如何影響持股比例不同的管理層行為，為發展并豐富媒體關注的作用機理提供一定的借鑒作用。
(2)現實意義
加強媒體的監督職能。從制度完善上看，發揮媒體信息傳遞和外部監督治理是有效解決上市公司和投資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重要手段。為了更好地服務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的進步，必須強化媒體的社會責任，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同時也應該加強立法工作，充分保障媒體的言論自由，使其更好地發揮監督的作用，本課題將有助于投資者以及財經媒體對管理層進行合理的監督。
1.3研究方法與思路
1.3.1研究內容
本文主要是基于管理層持股對國有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章：引言。本章主要闡述了研究背景、目的然后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意義，最后介紹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從而對本文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第二章：相關概念及理論基礎文獻綜述。本章第一部分首先對媒體治理的概念、在公司治理活動中的角色、功能和影響途徑進行了介紹，然后對媒體監督的治理機制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本章第二部分對管理層持股的概念進行界定，并論述委托代理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經典激勵理論以及管理層持股的相關理論假說，然后介紹了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的研究現狀。
第三章：媒體關注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影響的實證研究。在提出研究假設的基礎上，選取樣本和變量，對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性分析及回歸分析后，得出相應的實證分析結果。
第四章：實證結論。主要是結合分析媒體監督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現狀與存在的問題，得出實證分析結論。
第五章：結論。根據理論與實證分析得出結論，并指出本文在一些方面的局限性。
1.3.2研究方法
本文結合了規范研究和經驗研究，規范的理論分析為經驗檢驗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問題方向，實證檢驗為規范研究提供了數據證明和實證支持。具體來看，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1、理論分析法
本文對國內外文獻進行詳細梳理和總結，通過理論分析，揭示媒體關注對管理層持股和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
2、實證分析法
本文對數據進行收集和整理，運用SPSS統計軟件實現數據的處理，確定最終樣本;采用描述性統計法分析最終樣本主要變量的發展趨勢。進而，運用SPSS統計分析工具進行回歸分析與實證檢驗，驗證本文的研究假設，得出研究結論。
2相關概念和理論文獻綜述
2.1媒體治理
2.1.1媒體治理的概念
所謂媒體，是指傳播信息的介質，通俗地說就是宣傳平臺。媒體就是能為信息的傳播提供的平臺。傳統的四大媒體分別為廣播、雜志、報紙、電視。此外，媒體還包括戶外媒體、網絡媒體、新媒體等;也有觀點認為，媒體應該是制造和利用傳播媒介進行信息傳播的機構，也就是指電視臺、報社、網站等;還有專家將媒體等同于傳媒、媒介。本文認為，媒體是指制造和傳播信息的介質，包括制造和傳播信息的完整功能⑴。
2.1.2媒體治理在公司治理活動中的角色和功能
與一般的公司相比媒體在參與上市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表現得更為活躍，主要是由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及特殊性等方面的制度性要求。在以往研究中涉.及媒體角色功能的研究包括政治學中的相關研究--媒體與政府之間、媒體參與治理過程中政府與公民社會間制衡和互補的關系、微觀經濟學中的政府歸制理論以及制度經濟學中內在制度與外在制度的理論分析，為媒體作為一種特定角色參與公司治理提供了基礎。因此，本文試圖從外部治理機制角度分析媒體在涉及上市公司治理問題時的角色和功能定位[2].
2.1.2.1解決信息不對稱的角色和功能。
在市場上，提供給我們的只有不充足的公共物品，不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一樣，正因為如此，具有共享特點，是一種“準公共物品”的信息往往顯得更為昂貴難得。市場上的經濟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傾向，當信息不充足時，會使交易費用上升，信息交易效率低下，從而使市場有效配置信息資源的能力受到限制。在現代生活中，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是媒體的一個重要功能。這種功能同樣體現在其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過程當中，具體包括以下4個方面的功能：
1、信息制造功能媒體的日常功能即是搜集和加工信息并選取專題、對話、新聞、評論等具體形式播出。在參與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收集的過程中，媒體搜集新聞的原則在于及時、公正、準確發布經濟活動中的有效信息，可以通過對信息的采訪、調查，以某種特定標準對信息進行加工，從而披露給公眾有價值的信息，而不是被動地對上市公司主動發布的信息進行分析，因此，在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過程中，媒體具有充分的主動性。
2、信息的披露和加工功能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原則下和過程當中，交易所的公告系統應當是信息披露的常規渠道。然而事實上，媒體發布信息主要的手段是搜集信息、分析和評價信息，分析評價的及時、公正、有效、對稱、準確都具備披露、加工的功能和信息披露的再披露的功能，.
(1)及時性。由于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的自身利益、工作效率、不確定性考慮等原因，在實際信息披露過程中，存在公司無法及時準確披露已經發生信息的現象。
(2)準確性。語焉不詳是公告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因此準確性是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過程中常遭到質疑的方面。媒體往往會披露比公告更準確詳細的信息。
(3)信息真偽。往往是由媒體出面調查、分析，披露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的實際過程中的各種違規、虛假信息披露事件，這類事件屢見不鮮。
(4)信息加工。由于缺乏信息搜集分析的能力，中小投資者無法對公開披露信息的準確性加以判斷。因此媒體特別是一些專業的證券媒體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分析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雖然也曾經出現過媒體披露的信息不準確或具有誤導性，但媒體在解決信息不對稱的角色和功能中發揮的作用，往往是重要積極的�，F實當中，信息的披露過程常常和解決信息不對稱的過程具有相關性。
3、信息的傳播功能事實表明，當某一信息出現后，能否進行持續有效的傳播對信息的最終擴散影響力起著重要的作用。一般信息傳播的方式有口口相傳和通過媒體傳播兩種方式。媒體作為信息傳播的中介，往往會造成信息傳播主要渠道的壟斷。在上市公司治理事件的傳播過程中，媒體的功能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能否形成某一媒體披露后其他多個媒體跟進傳播的廣泛傳播趨勢往往是導致該信息披露是否有效的決定因素;二是在一般信息傳播中，由與某一媒體的報道造成對關聯公司的進一步影響。如強制停牌、行政干預、行政調查等等。而這一占主導地位的媒體往往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權威性;二是詳細的證據取證、證據真實可靠;三是相關事件情節較嚴重(如造假、欺詐嫌疑等)。需要指出的是，在媒體中傳播虛假或誤導性信息的現象也同樣存在。這類純屬虛假或誤導性的信息往往具有傳播速度極快，且會伴隨著相關上市公司股價異常波動的特點，從而對市場信息特別是對二級市場投資者的利益產生很大影響。
4、輿論的引導功能媒體的社會功能還包括引導輿論。一方面，媒體能夠引導投資者做出正確投資決策，還可發現在公司治理中，市場監管和行政法規上的漏洞，形成使上述方面朝著更合理方向發展的社會趨勢;另一方面，媒體也有在影響公眾關注和思維方式的過程中成為宣傳股票市場投機性價格變動的潛力。
2.1.2.2監管的角色和功能。
媒體對上市公司失當和違法違規行為的監管功能可以分為兩個角度：一是對上市公司形成多層次體系監管。強調在諸多對上市公司監督管理主體中媒體是其中一個，其監管效率和成本以及其監管力度在各監管主體中居中，且其在監管中和其他主體具有關聯性;另一個是把媒體看作區別于其他監督管理主體的一種特殊主體，由于其特殊的角色和功能，媒體不僅可以與其他監管主體對公司治理進行層級監管在分層次監管中發揮層級監管作用，亦可跳出分層次監管對其他各個監管主體的行為進行獨立監管，防止內部治理--外部治理--行政參與--司法介入的遞進過程中其他監管主體的不當行為。這一角度則更多強調了媒體的特殊監督管理功能。因此，媒體監管功能的實現分為多層次監管和特殊監管，監管目的和結果主要體現為對導致被監管者道德風險的不當行為、行政風險的違規行為、法律制裁風險的違法行為以及被監管者和被監管制度的不合理的監管，監管方式則主要是通過信息搜集、發布和傳播來實現的。
2.1.2.3協調的角色和功能。
在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過程中，媒體還承擔著通過多層次的傳播途徑進行信息披露、輿論引導進而協調在公司治理機制中其他各利益相關者的功能。所謂多層次傳播，是指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對不同屬性的信息，針對不同的接收對象選擇傳播的方式導致信息的完全程度都有所不同，呈現多層次傳播的特點。體現在信息的屬性上可以分為公開信息、信息披露、市場傳言、非公開米訪、內部文件等;體現在接收信息對象上可以分為最高決策部門、監管機構、學術機構、社會公眾、公司股東(機構投資者、中小投資者)、利益相關者等;體現在信息的到達程度上可以分為完全、部分和選擇性到達。如在學術機構的分析評價和機構投資者發布的信息中，未經發布的信息常常以上市公司研究報告的形式出現，其中包括未來一段時間公司的戰略戰術、業績目標、財務狀況分析等，往往發布者會在研究報告后附屬大量免責條款表示該研究僅為研究學習使用，不代表發布者的投資建議。實際上，相對于權威程度低的研究機構，本身權威程度高的研究機構所發布的信息可信度也會比較高，其“研究”的結果往往與事后的事實非常接近，而研究機構出于宣傳自己和擴大知名度的考慮，往往也會有選擇地通過有中介功能的媒體將這些研究報告披露給大眾，但在此過程中，機構投資者所接收信息和普通投資者所接收信息的到達時間和到達程度上會有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體現了具有中介作用的媒體利用信息和協調各利益主體能力的不同，也體現了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動機、利益的不同。在公司治理活動中，媒體至少發揮了三方面的功能：一是針對信息不對稱問題解決公司內部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大眾之間不對等的功能;二是對公司治理行為和機制進行監管的功能;三是協調公司和社會以及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功能。而其功能和媒體自身的社會角色之間是不可分割的，美國學者拉扎斯菲爾德曾提出了著名的“意見領袖”說和“二級傳播”
說，意即媒體在將媒介信息傳播給公眾的過程中扮演著某種具有影響力的中介角色，社會大眾獲取的信息是經由媒體搜集匯總分析評價后傳給社會公眾的。因此，媒體主要是通過信息的搜集分析和對社會公眾的再傳播來實現其作為社會的“意見領袖”參與公司治理的。但同時需指出的是，媒體在發揮其公司治理效應時經常表現為雙向效應，即既會對公司治理產生積極影響，也有可能產生消極影響。
2.1.3 媒體監督的公司治理機制
2.1.3.1媒體監督在公司治理活動中的影響途徑。
管理者行為是公司治理所監控的一個重要方面，一方面媒體具有監督功能，能夠抑制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減少盈余管理;另一方面，媒體又給管理者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壓力，他們為了達到市場分析師的期望，或者為了滿足市場的預期，反而有可能采取更多的機會主義行為。通過分析媒體監督的治理機制提出了兩種相互競爭的理論假設：有效監督假設和市場壓力假設。有效監督假設認為，媒體通過信息傳播、信息制造等功能，將上市公司暴露于監管部門、投資者等的監督之下，從而能夠有效抑制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發生的概率;市場壓力假設認為，媒體通過信息搜集、信息分析等功能，引起了資本市場對公司看法的變化，給管理者帶來巨大壓力，管理者出于對自身的考慮(股權激勵、職業發展、薪酬等)會采取相應的行動來滿足市場的預期[3].
具體而言，媒體監督對被曝光企業的影響是通過以下三個途徑實現的。
1、經營途徑。從經營角度講，媒體對企業的報道會影響企業及其產品的聲譽。
若出現對企業的IH面報道，就會增加本企業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信賴度，從而提高銷售收入。若出現對企業的負面報道，消費者出于對其產品的不信任會減少購買其產品導致銷售收入大幅度下滑;供應商由于對其還款能力的不信任會降低原本對被曝光企業的信用評級、或終止合作關系導致資金緊張;競爭者趁機進一步侵占市場份額，導致被曝光企業的經營風險上升�！敖洜I途徑”將主要影響企業的銷售收入從而影響企業現金流。
2、財務途徑。從財務角度講，媒體報道將影響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企業的信任度，導致企業融資能力下降和融資成本上升。同時，原來一直存在良好合作關系的供應商等商業融資來源也會由于媒體報道對被曝光企業還款能力的重新評估，進而選擇增加合作還是減少合作。相比于聲譽不好的企業，良好的聲譽將使好企業具有更低的融資成本和更強的融資能力。由于聲譽機制，具有良好聲譽的企業更容易上市，其股價顯著偏高。可見，媒體負面報道使銀行等金融機構降低對企業的信任度，傾向于縮小貸款規模、提高利率等更茍刻的貸款政策;并使證監會傾向于對企業的融資資格審核更嚴格謹慎，增大其融資難度。由此所產生兩方面的融資約束進一步加劇被暖光企業的財務風險。“財務途徑”將主要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能力從而影響企業現金流。
3、公司治理途徑。媒體監督可通過影響企業的公司治理水平從而影響企業績效，但短期內難以奏效。如前所述，現有文獻已經得出了比較一致的看法，普遍認可媒體曝光可以促進企業改正違規行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Joeetal. (2009)發現在媒體曝光缺乏效率的董事會名單之后，這些公司通常會釆取積極的措施提高董事會的效率，維護股東的財富。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將使公司在未來具有較高的財務安全性，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投資者愿意為公司治理狀況好的公司支付溢價。學者們普遍認為公司治理較好的公司擁有更高的價值，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確實對企業價值有高度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從時間上看，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有一定延遲性，且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媒體監督在短期內將主要通過經營途徑和財務途徑影響企業績效。這些因素往往導致公司股價迅速上漲或下跌，進而影響企業績效。然而，長期來看，如果在資本市場上發生股東大量拋售股票的行為，股價會面臨較大的下跌風險，而股價較低時的公司股票勢必引起潛在收購者的興趣，潛在收購行為一旦發生，管理層變更的可能性較大。經理人之間的競爭對現有管理層也是一種壓力。此外，公司績效的不斷下降也會引起董事會及股東的不滿，責令管理層糾正違規行為。這些因素都將使得管理層處于市場監督下，有助于企業長期的健康發展和業績的穩健提升。
2.1.3.2媒體監督的治理機制。
以往在媒體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中有三類研究比較集中：一是從大眾傳播學的角度探討傳播力和影響力問題以及從新聞學角度探討媒體對上市公司的財經報道中準確性性問題、報道的公正性和制度合理性問題;二是從法律角度探討新聞報道與當時法律環境問題，如媒體對上市公司的報道權是否受法律保護以及報道后行政與司法的跟進等;三是從外部公司治理機制角度探討媒體本身作為外部治理的主體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的角色和功能。因此，媒體扮演的角色是非年一性的，在參與上市公司治理過程中的功能也是多元的。另外，由于其具有信息搜集、發布、傳播、協調的能力，媒體作為協調一系列利益相關主體關系的角色，本身也具備了一定的公司治理功能。
媒體作為現代社會信息傳遞的中介，其本身就在社會公眾心目中有監督者的形象，這樣不僅有助于減少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而且幫助和增強了廣泛的利益相關者以及社會制度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因而，媒體的公司治理效應，對于保護投資者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媒體如何再處于經濟和社會轉型的中國更好地發揮其外部公司治理作用?首先，中國應為媒體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從制度法規上保證媒體的監督者作用;其次，是發揮中國市場的調控作用，增強媒體之間的競爭趨勢，使媒體對公司行使其監督權方面方面有足夠的驅動力;然后，國家要加強對媒體的監督，并引導其造福社會和公眾，不斷發展，不斷提高在公眾心中的可信度。這樣才能有效發揮媒體的公司治理作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成熟市場的研究結論表明，在西方國家，媒體受到憲法的特別保護，輿論導向和監督功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是名副其實的“無晃之王‘'.媒體作為社會信息發布、收集的輿論導向主體，通過信息的制造和傳播發揮社會”意見領袖“的作用(嚴曉寧，2008fl很多研究都隨著Dyck和Zingales(2002)提出借助于媒體傳播的輿論壓力在公司治理中的影響力之后開始討論媒體關注的在公司治理中功能發揮問題，包括媒體披露可促使管理層和公司糾正其違規行為(李培功、沈藝峰，2010;Dyck、Volchkova and Zingales, 2008)、促使董事會改善其效率(Joe、Louis andRobinson, 2009)、改善投資者所能獲得的信息質量、降低進行交易的信息風險(Fangand Peress, 2009)等。
公司治理和公司金融文獻中對媒體關注的研究也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媒體對上市公司信息的披露、傳播直接影響該公司在公眾投資者心目中的形象，影響投資者的投資決策，進而影響股價的變動。Klibanof等(1998)[4];Tetlock(2007)[5],Tetlock等(2008)[6]等均對媒體與資本市場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新聞媒體中披露的高質量信息有利于提高股價的有效性。Chen等(2009)[7];Fang和Peress(2009f],Kothari等(2009)[9]發現媒體能夠降低市場摩擦，影響股票的定價，Chen等(2009)搜集了每家上市公司在美國四大主流報紙上的報道，在沒有區分正面新聞和負面新聞的前提下，得出媒體報道會影響投資者情緒，是錯誤定價的主要原因。Fang和Peress(2009)發現沒有媒體報道的公司股票比有媒體報道的公司股票獲得了更高的回報，在控制了已知的風險因素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這個結果在個人持股比例高、低分析師報道率和高特質波動的股票中更加明顯。
Kothari等(2009)實證分析得出，負面報道會增加資本成本和回報波動，而正面報道會降低資本成本和回報波動。Bushee等(2010)_認為媒體關注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
這部分國內研究主要是從公眾注意力角度出發，將財經媒體報道作為公眾注意力的代理變量研究其對股票收益的影響，例如朱寶憲，王抬凱(2001) 以在知名財經報刊《上海證券報》中的一個名為《為您選股》欄目的投資建議為樣本，對財經媒體的投資建議引起股價短期長期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的結論顯示：財經媒體推薦的股票組合能獲得統計上顯著高于市場的平均收益率;短期推薦的股票組合收益要高于投資基金的收益;而中長期推薦的股票收益要低于市場指數的收益率�？傻弥簩I的財經媒體推薦欄目具有把握市場熱點的能力，但具有時效性，不適合中長期。許柳英，陳啟歡(2005) [12]根據Barber和Odean的研究思路，根據有效交易賬戶和上市公司新聞等數據，以異常收益率、異常交易量以及新聞數量作為變量分析財經媒體通過吸引注意力對投資者產生購買驅動的影響，結論指出中小投資者比機構投資者更傾向于關注引起他們注意力的股票。
饒育蕾和彭疊峰(2010) [I3]發現通過買入低關注度股票賣出高關注度股票的策略盈利顯著，大眾媒體對上市公司的關注度越高，其股票隨后一月的平均收益率越低。
饒育蕾等(2010) [14]以2000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滬深兩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每個月的新聞條數作為公眾注意力的代理變量，考察了投資者注意力與股票收益率之間的關系。作者發現財經媒體對上市公司的關注度越高，其股票收益的表現越差。文中指出產生負的異常收益主要源于高關注度的股票存在過度關注弱勢，這與低關注度股票因信息未報道而產生溢價不同，是基于”有限注意“的”過度關注弱勢“假設一致。饒育蕾等(2010)借鑒Barber和Odean (2008)[丨5]注意力驅動的股票交易的基本原理利用2006年1月到2009年4月的滬市交易數據，實證發現以財經媒體所披露的前十名漲幅排行榜的公共信息構建股票組合，在次円可以獲得比相應對照組合高出0.67個基本點的超額收益，即存在所謂的排行榜效應。
2、媒體關注影響公司治理
】06(2003)[16]實證檢驗了媒體監督對審計師行為的影響，當上市公司面臨更多負面消息的媒體報道時，審計師出具有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的機率更高;Dyck和211183163(2004)[17]在國際范圍上對控制權私有利益進行了比較，他們發現，除了傳統的法律體制外，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規外因素也會影響控制權的私有收益，例如媒體發布的信息、市場競爭等等。除此之外，Liu等(2013)_發現了 IPO之前的媒體報道對股票的收益、流動性、分析師評級和機構投資者所有權有積極影響;也發現IPO之前的媒體報道對以隱含資本成本計算的預期收益有消極影響。
Engelberg和Parsons(2009)[i9]&現了盈余公告時的媒體作用，作者發現在控制非經常性損益、當地投資者和報道的媒體的前提下，當地媒體報道對當地貿易有顯著影響。
國內大多數文獻都是從制度層面評述媒體監督治理現狀、發展和影響渠道等問題，部分文獻還停留在對媒體監督治理的介紹和評述的層次上，研究方式往往是以一個獨立的事件進行案例研究媒體在事件中所發揮的作用，缺少通過有效的實證模型校驗方法來系統研究媒體的治理監督職能。葉勇，李明，張琪(2013) [2*>]
以2007?2010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相對于媒體關注度低的公司，媒體關注高的公司代理成本較低，并且媒體關注明顯減少了違規嚴重公司的代理成本;而且有媒體關注公司的獨立董事使公司的代理成本減少得較多。研究了在所有受到處罰的違規公司中媒體關注對代理成本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發現有32.1%的公司在受到了媒體的反面報道或對公司的質疑后，才開始受到監管機構對公司的違規行為調查。李國平(2008) 利用世界銀行各國股市市值數據與”自由之家，對各國新聞自由度的評定數據分析了經濟新聞自由度不僅推進了大部分公開信息和內幕信息在市場上的擴散，而且通過新聞評論對信息的集合進行了有效的改善，其作為宏觀效率市場機制對改善資本市場的效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經濟新聞自由是實現效率市場的宏觀機制之一，只有充分的經濟新聞自由，是實現效率市場的宏觀機制之一，只有充分的經濟新聞自由，信息才能迅速而充分地擴散到市場。
通過加快信息在金融市場的擴散，從而可以有效地提高資本市場的有效性。鄭志剛等(2007) [22]選取從2000年到2002年之間在我國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進行IPO的上市公司為樣本，考察了媒體報道在中國資本市場可能扮演的公司治理角色。其研究表明，媒體報道對于我國上市公司扮演著重要的公司治理角色，成為我國在目前階段法律對投資者保護不夠充分經濟轉型階段發揮公司治理作用的重要法律外制度。賀建剛等(2008) 則是以五糧液上市公司所存在的公司治理缺陷為研究對象，通過對五糧液上市公司2003年之后關聯交易和現金股利的分析作者發現，盡管市場對其治理缺陷進行了明確的披露和定價，但是面對媒體監督等諸多市場機制的約束，五糧液公司的大股東并沒有改善或緩解其借助控制權實現利益輸送的行為。因此作者認為在我國目前處于轉型期的市場環境下，還不存在足以約束大股東濫用控制權行為的機制，無論是市場層面的自發糾偏機制，還是政府和法律層面的強制糾偏機制。楊德明等(2008) 以三鹿奶粉事件為研究對象，通過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了媒體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相互關系。醋衛華、李培功(2010)的研究也表明，為了贏得社會聲譽和獲得商業利益，媒體有動機去監督公司中存在的治理問題。
但是，我們對于目前國內的研究結論也存有疑問，例如，李培功、沈藝峰(2010)只選擇了 50家在2004年12月被評為“最差董事會”的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樣本的代表性偏弱，我們無法得知，在那些眾多的、沒有引起政府監管部門注意的上市公司中，媒體的公司治理效應是通過什么機制發生的。賀建剛等(2008)對五糧液集團關聯交場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認為上市公司高管在做決策時幾乎不受媒體報道的影響，但是他們只分析了五糧液集團這一家公司，所得出的結論是否能夠推廣到其他上市公司有待進一步證明。
3、總結
總體來說，從以上文獻分析可以得出，媒體關注的公司治理機制可以分為以下3種。
第一，媒體報道具有揭露功能，媒體的宣傳能夠增加公司治理問題的暴露程度，引起監管部門的注意，增加公司治理問題被發現的概率(Dyek,2008)。李培功、沈藝峰(2010)的研究表明我國媒體公司治理作用的發揮是通過引起相關行政機構的介入實現的。但是，他們的研究樣本僅僅局限于那些有嚴重違規行為的公司。
在那些違規行為較輕、沒有能夠引起行政監管機構關注的公司中，媒體關注是否依然具有公司治理功能?如果有，是通過什么機制實現的呢?
第二，通過影響管理層和董事會成員的聲譽來規范公司行為。輿論壓力對管理層和董事會成員來說是一個有效的手段，公司的聲譽給他們帶來財富和社會地位，這些促使他們更加關注媒體，對媒體的報道做出及時反應。Nguyen(2009尸6]
的研究發現，媒體對CEO的關注越多、對公司的正面報道越多，公司的Tobin'sQ越大。但是，李培功、沈藝峰(2010尸]指出，聲譽機制在約束我國企業管理者行為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他們給出了兩個理由，一是因為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國有股權在我國上市公司中仍然占據統治地位;二是因為我國尚未形成成熟的經理人市場�；谝陨蟽牲c他們指出，媒體監督在目前條件下很難通過聲譽機制發揮公司治理作用。
第三，通過信息發布和信息評論，在輿論上對投資者進行引導，影響股票市場的波動，進而影響管理層的績效報酬。Fang和Peress(2009)的研究發現，在存在大量的媒體關注(不論媒體報道的新聞是否真實)的市場上證券的定價更加準確，信息傳播的范圍能夠影響股票的收益，因而媒體關注能夠減輕資本市場上的摩擦。
2.2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
2.2.1管理層持股的概念
管理層持股一般是指管理層持有一定數量的本公司的股票并進行一定期限的鎖定。其得到公司股票的途徑可以是公司無償贈與、由公司補貼或購買、公司強行要求受益人自行出資購買等。管理層在持有一定數量的公司股票后，成為自身經營企業的股東，與企業共擔風險，共享收益。由于其得到的股票擁有實實在在的表決權和分配權，并承擔公司虧損和股票降價的風險，從而建立起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三位一體的利益共同體[28].
2.2.2管理層持股的范疇
西方有部分學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只用CEO或總經理持股代替管理層持股進行研究，大量的學者則是以經理人員持股作為管理層持股進行研究，不同學者的研究對管理層持股的定義也不同，例如Hermalin和Weisbach(1988)[29]等認為公司的CEO才是管理層，而Morck,Shleifer, Vishny(1988)則認為公司管理層應該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在我國，許多上市公司董事會成員都兼任管理者，所以不好對董事會成員和經理人員進行區分，上市公司大多數董事都是國有出資方的代表，實際上并不擁有企業的股票，仍是作為經營者出現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因此，把董事也列入經理人員的行列，鑒于此，本文研究將董事會成員、監事會監事和經理人員一并納入管理層范圍。
2.2.3管理層持股的理論基礎
2.2.3.1 “委托一代理”理論。
古典企業中并沒有專門建立對經營者的激勵機制，因為古典企業的所有者就是經營者和剩余索取者，因此沒有必要專門建立對經營者的激勵機制。而在現代企業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開來，所有者不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活動，而是委托給專門的經理人，二者構成了委托一代理關系。
詹森和默克林把代理關系定義為一種契約�；谶@種契約，公司的所有者聘用經理人員代表他們來履行某些權利，包括把公司某些決策權委托給經理人員。
契約理論認為這種委托一代理關系實際上是一種不完備的契約。由于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條件有別，需要各異，追求的利益不盡相同，且都具有自利性、有限理性和風險規避性，那么就有必要建立起一個監督機制，防止經營者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所有者的利益。如果這種關系的雙方當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由于委托雙方信息不對稱性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使得監督不僅困難，而且監督成本昂貴。
信息不對稱問題是指委托人和代理人掌握的信息在時間上不一致和在內容上不相同[3G],具體表現為：(1)經營者比所有者更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偏好。(2)所有者由于不直接參與公司的經營不能完全觀察到經營者的行為。特別是經營者的努力程度僅通過表面現象是難以觀察到的，其努力程度只有經營者自己清楚。(3)現代企業的所有者即委托人了解到的企業經營狀況和所處市場環境的變化信息遠不及從事具體經營活動的經營者。(4)作為代理人的經營者有可能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意隱滿對損害自己利益的信息，甚至隱滿所有者、或者延遲傳遞真實信息給所有者。(5)所有者即使通過某些方法對企業經營狀況及市場信息進行某種程度的了解，這些信息很可能在時間上也是滯后的。
信息的不對稱有礙監督的順利進行。不僅如此，由于驗證信息成本的昂貴，試圖獲得代理人完全信息的成本實際上很高而導致監督成本很高。不對稱信息包括隱蔽行為和隱蔽知識兩種形式。由隱蔽行為而導致的委托代理問題被稱為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道德風險是指由于委托人不能完全了解代理人的行為后果，也不能完全控制某些不確定性因素，代理人可能為了最大限度的增加自身利益做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動，或將自己的行為后果轉嫁到委托人身上。由于隱蔽知識而導致的委托代理問題稱為逆向選擇或者不利選擇(Adverse Selection)，逆向選擇是指信息不對稱所造成市場資源配置扭曲的現象。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機會主義行為，有時候，降低商品的價格，消費者也不會做出增加購買的選擇，提高價格，生產者也不會增加供給的現象。在企業委托一代理理論中，逆向選擇是指委托人無法了解代理人的實際情況，不知道代理人是否會更好的喂委托人創造利益，由于不知道代理人的某些信息，以致不能預測其代理行為，從而簽訂有利于代理人的委托契約。
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及由此產生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股東需要利用一定的激勵約束機制，使經營者成為企業的所有者之一，從而將經營者的目標與所有者的利益統一起來，誘使代理人通過實現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股權激勵正是針對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缺乏有效的共同利益而提出的一套對經營者的長期激勵制度。它使公司建立了有效的激勵機制，將經營者收益和企業長期利益緊密聯系并趨向一致，從而實現有效激勵[31].
2.2.3.2人力資本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人力資本代表著人類的知識和能力，近年來開始受到理論界的高度重視[32].從個體角度定義上來說，人力資本是指人的知識、經驗、技能、素質、資歷、熟練程度等后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因素之和，是未來收入的源泉。在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經營者除具有一般人力資本的完整性、私有性、專用性、生產性、可變性、難以度量性和自利性等特征外，還有其不可替代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不同于一般員工，經營者的能力和素質是通過整體的企業經營業績來體現的，其能力的體現一般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亦即經營者與一般員工在人力資本的投入與產出周期上有差別。(2)經營者能力和素質的體現不僅表現在其勞動的復雜性，還體現在其勞動的風險性。(3)經營者在企業物質資料和人力資源的使用中居于支配地位，因此，其使用效率決定著企業其他資本的使用效率。據統計，一般員工工作效率提高1%,則生產增加0.7%,而經營者工作效率提高1%,則企業生產能力增加1.8%[34].(4)較之一般人力資本的稀缺性，經營者人力資本的稀缺性表現的更加明顯，因而人力市場上經營者經常處于供不應求的局面。
從人力資本定價的角度來看，由于經營者人力資本的稀缺性和特殊性，經營者薪酬應該很高。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深化經營者激勵機制的重要性。中國已經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差異所帶來的薪酬差異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人才只有為企業創造出更多的價值，才可以自己贏得更高的收入。據有關部門調查，增加單位人力資本相對增加單位實物資本對經濟的增長效果有顯著區別，前者為后者的3倍左右，并且人力資本的地位還在不斷上升，實物資本與人力資本差距還在進一步擴大。知識水平和素質高的人才是稀缺性資源，人力資源流向工資率高的地區和產業是市場配置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一部分利潤應是管理者才能和經營者人力資本的價格，應釆取有效的激勵機制，讓經營者有權利享受企業剩余索取權，這才是企業對經營者價值的承認和肯定。管理層持股激勵是對經營者人力資本的長期激勵，成功地將其價值與反映其能力和素質的股票市場價格聯系起來，從而達到激勵的效果。另外，管理層持股激勵在某種程度上不僅盡量避免了公司的人力資本的道德風險，而且還能為公司吸引有魄力和能力的人才，這在知識經濟時代顯得尤為重要。
2.2.3.3企業家利潤理論。
早在1899年，克拉克就在其《財富的分配》著作中，首次提出了 “企業家利潤”理論，克拉克認為企業家利潤是由產業的改良所產生的原始狀態的利潤的一部分。隨后，熊皮特在1911年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專門論述了企業家利潤問題，認為企業家利潤是一種超過成本的剩余，是一個企業的收入與支出之間的差額。
為了說明利潤的歸屬問題，熊皮特論證了剩余利潤的來源和存在，指出企業剩余是由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所形成的，尤其是企業家“實現了新的組合”.1921年，奈特在其經典著作《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中也論述了企業家利潤的問題。奈特認為市場經濟中的生產經營活動面臨著很多風險，風險產生了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產生了利潤，即“利潤完全就變成一種以無法預見的方式表現這種不確定性所遺留下來的事后的剩余”.企業家是使生產經營活動得以進行并承擔風險的人，因此企業家利潤應是承擔風險的報酬。顯然，熊皮特和奈特從不同角度證明了企業剩余索取權應由企業家所擁有。前者把剩余看成是企業家創新活動的結果，而后者把剩余視作承擔了風險和預見了不確定性的結果。股權激勵也是對企業家創新活動和承擔風險的回報，是讓經營者享有剩余收益索取權的體現。同時，企業家的報酬更多地依靠公司業績，如果業績不佳，其獲得的收益也相應減少。這樣，就可以使公司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風險承擔和所獲收益相對稱。
以上三個理論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說明了管理層持股激勵的必要性，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由于現代大企業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導致的委托一代理問題，實行管理層持股激勵機制開始變得必要，可以說委托一代理理論是管理層持股激勵的動因，也是股權激勵起源的基本理論;在現代的企業制度中，人力資源創造的利潤在企業利潤中占著很重要的作用，應當承認經營者對企業利潤的剩余索取權，讓管理者擁有股權，實質上是承認了管理者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管理層持股激勵正是對人力資源價值的肯定，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力資本理論是管理層持股激勵的前提;根據企業家利潤理論，讓經理人持有公司股份，其收益更多地依靠經理人對企業的經營成果，如果沒有經營好企業，其獲得的受益也相應減少，這一角度實際是揭示了實施管理層持股激勵機制后的結果，因此，可以說企業家利潤理論是管理層持股激勵的基礎。雖然委托一代理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和企業家利潤理論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說明持股激勵的作用和重要性的，其目的都是鼓勵企業所有者轉讓部分股權給經理人，將股權的潛在價值作為激勵管理者的手段，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大的價值。
2.2.4 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
公司實施管理層持股激勵計劃后，公司績效能否得到改善，對于此問題一直是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國外學者就幵始研究其二者的關系，但是得出的結論卻不盡相同。結論主要分為三種，分別為正相關論、負相關論、區間效應論和無關論。其中相關論認為當管理層持股比例較高時。市場的約束力量將使管理層尋求公司價值最大化，所以管理者持有股份增加可以提高公司績效;而負相關論則認為當管理層持股比例太高，會產生“管理層掘壕自守”,反而降低公司的績效。上述的兩種理論認為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呈單純的線性關系，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是呈非單純線性關系，也就是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企業價值存在區間效應。
2.2.4.1正相關論。
正相關論指管理層持股與公司價值的線性的正相關關系，即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價值也越好，公司價值是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單調遞增函數。
Mehran(1995f5]選取1979-1980年的制造業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在其中隨機抽取了153家公司，經研究發現：對公司首席執行官(CEO)的激勵可以有效的提高公司的績效，其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呈顯著的正相關。ChungH K和Praitt StW(1996)[36]的實證研究表明，管理層股權對于企業價值存在顯著影響，當管理層持股比例增加1 %時，公司的Tobin Q值增加0.9975^.高雷和宋順林(2007)[37]選取2000-2004年連續五年的上市公司的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平均模型和面板數據模型相結合的方式，研究出管理層(經理、董事、監事)持股規模(持股比例及價值)與公司績效呈現顯著正相關。葛杰、殷建(2008)[38]選取我國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管理層持股激勵的實施效果的樣本，經研究得出公司績效這一綜合指標與管理層持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公司規模呈顯著的正相關。李世剛(201將管理層激勵分為兩種股權激勵和薪酬激勵，以2007-2009年全部A股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高管人員薪酬和持股比例均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績效，管理層激勵達到了利益趨同的目的。
2.2.4.2負相關論。
負相關論指管理層持股與公司價值的線性負相關關系，即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價值越低，即公司價值是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單調遞減函數。RobertC. Hanson和Moon H. Song(2000)[4^if究得出，公司的管理層持股比例較高，其會增加與公司股東談判的籌碼，此時就會出現負的協同效應，導致股東的權益的損失，因此認為管理層持股比例較高時，會對公司價值起到負面的影響。Ghosh和Sirmans(2003)[4i]選取美國不動產投資信托公司的截面數據作為研究樣本，運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分析出管理層持股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呈負相關變化。顧斌，周立彈(2007)[42]利用2002年以前實施股權激勵的56家上市公司的凈調整后的凈資產收益率與管理層持股比例數據，根據其披露的2002-2005年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管理層持股激勵不具有長期效應的結論。邵勝楠(2011)[43]將管理層激勵分為工資、獎金、期權、股票增值及解聘引起的損失等，選取2007-2009年高科技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經過實證研究得出，管理層激勵對公司管理人員并沒有顯著的激勵作用。
2.2.4.3區間效應論。
區間效應論是目前的主流結論，認為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之間存在區間效應，即呈現曲線關系或分段線性關系。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是Morck等(1988)[44]選取1980年《財富》500強中371家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來分析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公司績效選用TobinQ值，管理層持股比例則選用持股比例不少于0.2%的管理層股份總數，實證部分運用分段線性回歸進行分析，得出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之間存在非線性關系，當管理層持股比例在0-5%區間內顯示正相關，5%. 25%區間顯示負相關，大于25%又正相關，其變化呈N形。
Griffith(1999廣]也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績效是相關的，而且不同區間其變化方向也不同。當管理層持股在0%-15%區間時，TobinQ值升高，當管理層持股在15%-50%區問時，TobinQ值下降，而大于50%時再次Tobin Q值上升。馬施，李娜(2010)[46]等選取2006-2008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對國有與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的激勵效應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國有控股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呈N型關系，而非國有控股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呈倒U型關系。潭慶美，吳金克(2011)[47]以2004-2009年的我國中小企業上市公司數據為基礎，分析了管理層持股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TobinQ值、總資產收益率與管理層持股之間均存在明顯的N形關系。
2.2.5 研究現狀分析
近年來，媒體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逐漸得到了學者的重視。媒體監督被認為是新興市場上有效的替代法律對投資者保護不足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而產生的管理層持股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是每個公司都需要面對的公司治理問題。已經有眾多學者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問題進行了研究，分別對股權集中度、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資本結構等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但是從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學者們的研究角度都是從公司治理內部展開的，而媒體作為公司的一個重要的外部治理機制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也會產生重要影響，本文將從媒體關注這一角度研究媒體關注對我國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
3媒體關注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影響的實證研究
3.1研究假設
媒體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一方面媒體具有監督功能，能夠抑制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減少盈余管理;另一方面，媒體又給管理者帶來了巨大的市場壓力，他們為了達到市場分析師的期望，或者為了滿足市場的預期，反而有可能采取更多的機會主義行為。但是，目前沒有學者從這兩個方面，考察媒體關注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在我國目前的制度環境下，媒體關注的監督功能與市場壓力功能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orck 等(1988)[44]、Griffith(1999)[45]、馬施，李娜(2010)[46]、譚慶美，吳金克(2011)[47]等學者的研究結果都表明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價值之間存在區間效應。Morck等人發現，在公司內部股東持股比例達5%之前，托賓Q值隨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這與“利益趨同假說” 一致。然后，托賓Q值隨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直至管理層持股比例達25%,這與掘壕自守假說一致;最后當公司管理層持股比例超過25%時，托賓Q值隨內部股東持股比例的增加而緩慢增加。本文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中國企業樣本數據，進一步研究了媒體關注度對不同管理層持股比例區間下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
本文分析相關理論假說時認為，當管理層持股比例較低時，管理者與股東之間的利益驅同效應占主導地位，管理層持股比重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有利于中小上市企業市場績效和會計績效的改善。根據利益趨同假說，媒體能夠對投資者發揮有效的輿論引導作用，媒體的引導作用能夠幫助提高企業價值，此時，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層因企業價值提高獲利就越多，媒體在這時發揮了有效的監督和引導作用。因此，論文假設：
HI:在低管理層持股組中，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關系有增強作用。
當管理層持股比例較高，但未達到絕對控股時，管理層持股比重的增加會導致管理者防御，造成管理者對其他股東的利益侵占，增加了代理成本，不利于中小上市企業市場績效和會計績效的改善。此時，管理者有足夠的能力鞏固自己的管理地位以免受媒體的監督，媒體的監督作用不能有效地發揮。因此，論文假設：
H2:在中管理層持股組中，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關系無顯著影響。
當管理層持股比例達到絕對控股時，管理層對企業具有絕對控制權，管理層利益與企業利益趨向一致，股權激勵作用明顯，管理層持股比重的進一步增加將會刺激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對中小上市企業市場績效和會計績效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時，媒體能夠充分有效地發揮其揭露和引導功能，通過引起監管部門注意，影響股票市場波動等渠道影響管理層的利益。因此，論文假設：
H3:在高管理層持股組中，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關系有增強作用。
3.2模型設定
3.2.1 變量選取
1、企業價值
本文選取托賓Q和總資產收益率(ROA)作為企業價值的衡量指標，其公式為;丁0扮11'3(5=市場價值/重置成本=(每股價格><流通股份數+每股凈資產><非流通股份數+負債賬面價值)/總資產總資產報酬率(ROA)=凈利潤/總資產平均余額;總資產平均余額=(資產合計期末余額+資產合計上年期末余額)/2.
2、管理層持股比例
學者們一般的分歧都在于對管理層范圍的界定。本文第二章對管理層進行了界定，所以在實證部分研究的管理層包括：總裁、副總裁、總經理、副總經理、公司董事會成員、董事會秘書、財務總監、總工程師等，還包括中層的管理者和關鍵崗位的骨干精英。公式為：
管理層持股比例(GC)=管理層持股總數/公司總股本數3、控制變量。媒體關注度(MEDIA)。李培功、沈藝峰，2010; Dyck、Volchkova and Zingales,2008等的研究結論都表明媒體的披露、監督和輿論引導功能能夠對管理層行為產生影響。本文中Media的取值借鑒徐莉萍、辛宇和祝繼高(2011)研究媒體關注與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履行關系中的做法，使用《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檢索到的關于2010-2012各上市公司的新聞報道次數。
本文根據譚慶美、吳金克在2011年和魏峰、冉光和在2006年的研究結論選取了公司規模、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股東性質、公司未來成長能力作為控制變量進行研究。
公司規模(LNA)。公司的規模越大越能更好的抵御市場風險，也可在獲得投資需要資金的同時制造出一定的競爭壁壘，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能夠進行有效的阻止，這樣就有利于提高該公司的行業競爭力，并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績效。與此同時，由于公司規模過大會對市場的反應遲鈍，也會導致公司決策效率的低下，會不利于企業價值的提高。本文對公司規模的衡量是引入大多數學者采用的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
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DDG)。股權集中度這一指標可以度量因各股東所持股比例的不同而表現出來的股權結構是集中還是分散。公司的股權越集中，股東對管理層的監控力就越高，從而提高企業價值。由于持股比例決定著公司歸誰所控制，因此在股權集中度的分析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和其他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問題。本文分別選用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反映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用直接控股股東持有的股票數量占總股本的比例表示。
股權性質(SSP)。國有股是否為第一大股東，是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張國林和曾令琪(2005)、Sun和Tong(2003)等學者的研究結論都表明股權性質對企業價值存在影響。
公司未來成長能力(GR)。本文在提出研究假設時己分析出公司未來成長能力對企業價值是有影響的。一個公司的成長性越高，代表其發展潛力越大，那么該公司的價值表現也會越好。本文對公司未來成長能力的衡量用公司的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表示。
交叉變量(GC*MEDIA)。本文用管理層持股比例GC和媒體關注度MEDIA的成績作為交互變量，用來衡量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相關關系的影響。
3.2.2 模型設定
鑒于本文的研究假設HI為管理層持股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是否存在區間效應，所以本文針對假設H1,以每股收益和凈資產收益率分別作為自變量設置了兩個模型，模型一和模型三分別是以托賓Q和總資產報酬率(ROA)為因變量，用來檢驗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的相關關系，并根據回歸曲線對管理層持股進行分組;模型二和模型四則用來檢驗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相關關系的影響;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托賓Q和ROA分別表示企業價值，GC為管理層持股比例，MEIDA、DDG、LNA、SSP、GR和GC*MEDIA分別表示的是媒體關注度、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公司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控股股東是否國有股、公司未來成長能力和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媒體關注度的交叉變量，Po是常數項，Pi、p2、P3、P4、P5、Pfi. P7為回歸系數，S為隨機誤差項。
3.3數據來源
本文所選樣本資料全部來源于中國證監會網站、國泰君安數據庫、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樣本數據的篩選原則是：
1、考慮管理層持股的時間影響。為了避免因管理層持股時間太短，而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有限，論文選取2010-2012年管理層連續三年都持有公司股份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
2、只選擇A股上市公司。因為B股和H股影響A股的信息披露，所以副除同時發行B股或H股的A股上市公司，僅保留A股上市的公司。
3、由于極端值對統計結果會產生不利影響，論文剔除ST和*ST公司、暫停上市和己退市的公司以及被注冊會計師出具過保留、否定和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
4、剔除個別異常和數據不全的樣本。通過逐個翻閱上市公司的公告和年報，并考慮管理層持股的情況和其數據的可得性，經過以上四個條件的蹄選，論文最終選取了 2010-2012年共2202個樣本數據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其中每一年的所選取的樣本數量為734家。論文釆用統計軟件SPSS進行數據分析處理。
3.4實證分析
3.4.1 描述性統計
3.3.1.1管理層持股比例的總體現狀
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總體數量偏多、持股比例偏低，若對沒有管理層持股的公司加以考慮，管理層持股數量占總股本的比例顯得微不足道。但從年份的角度可以看出，2010年的持股均值為0.1648,2012年的持股均值為0.1497,2010-2012年三年管理層持股比例均值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
最近三年我國平均有68.44%的上市公司管理層持有公司股份，2010-2012年我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持股公司數量的比重在逐年上升，2012年最多達到了 71.23%,說明有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在實施管理層持股激勵模式。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上市公司中管理層零持股現象雖然有所緩解，但在三年中管理層零持股的上市公司數量的比重平均占有31.56%,管理層持股比例最小值仍然均為0,也說明了上市公司管理層零持股現象仍然存在并未消除，且比重較大。
在以往的研究中，各界學者基本均認為我國管理層持股規模偏小，研究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均值大約在1.0%左右。之所以本文的樣本分析結果與國內學者的分析結果相差很多，其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選擇的樣本數據不同。以往的學者選擇的樣本為全體上市公司，本文所選擇的是2010-2012均由管理層持股的上市公司。其次，現有文獻中的大多數研究所取得的數據僅僅為某一年數據。所以，本文所得的最近三年管理層持股的公司數量以及平均持股規模都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3.3.1.2管理層持股行業分布
依據證監會對行業的分類標準，本文選取幾類較為重要的行業對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持股情況進行考察。
2012年的管理層持股均值最大的是建筑業，其數值達到了 22.79%.表中的農業、制造業、建筑業、信息技術業、房地產業以及社會服務業的管理層持股均值相對較大，其管理層持股比例均大于10%,而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持股比例則相對較低。根據三年的數據分析得出，2010-2012年的上市公司零持股的數量仍占有較大比重，但從各行業管理層持股比例均值來看，除采礦業、批發零售業和交通運輸業，三年管理層持股比例基本呈現出逐年降低態勢，尤以制造業、建筑業、房地產業以及社會服務業最為明顯。
3.3.1.3模型總體描述性統計
我國上市公司2010-2012年管理層持股比例平均值為0.06524,而其他國內的學者研究整體上市公司所得到的管理層持股比例大部分在0.01左右，說明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持股水平還是較高的，同時也初步驗證了本文的研究意義。從表3-4還可以看出，上市公司管理層持股水平從2008年到2010年呈現出上升趨勢，這說明上市公司整體越來越重視管理層持股激勵這一模式，但從管理層持股的最小值與最大值的比較來看，管理層持股比例兩極分化仍然較為嚴重。
2202家樣本公司的被解釋變量托賓Q,標準差為1.6169,樣本之間差異較為明顯，這與所選樣本來自于滬深兩市各個行業的上市公司有關，也和各公司所面臨的投資風險、市場環境、融資環境等不相同有關�？傎Y產報酬率(ROA)樣本之間差異相對較小，標準差為0.0552.托賓Q和總資產報酬率均值分別為2.4780和0.0577,樣本整體有盈利能力，且二者最小值為負數，說明研究樣本的覆蓋面較廣，具有代表性。
解釋變量管理層持股比例的最小值接近于零，最大值為0.7882.其中最大值的持股公司為勝利精密的監事會主席和董事會成員以及執行副總裁持有。
在控制變量中，媒體關注度的標準差最高為14.518,說明媒體對上市公司的關注存在扎堆報道的現象。其次為總資產自然對數標準差為1.1074,說明各個公司規模差異大，所以不能忽視公司規模這一變量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公司未來成長能力指標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的平均值為0. 2343,與最大值10.0539相距甚遠，根據進一步的統計發現，這種差異是與各公司的戰略選擇和經營特點有關;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的均值為0.3437,未達到絕對的控股，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現象并不明顯。
3.4.2 相關性統計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前，首先應對各個變量間的相關性進行檢驗，其原因是要排除關聯度極高的自變量影響回歸方程的正確性，防止產生多重共線的問題。多重共線是在線性回歸模型中，由于自變量之間存在精確或者高度相關的關系，從而使模型的估計失真或難以準確估計。所指的高度相關通常是自變量問的相關系數大于0.8.所以，即使自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只要相關系數較低或其相關系數沒有高于0.8的情況下，自變量的選取設定是符合統計學設定原理的。下表為變量Pearson相關系數假設檢驗表，如表3-5所示。
管理層持股與兩個被解釋變量托賓Q和總資產報酬率相關系數分別為0.193和0.115,也都大于0.05,說明管理層持股與上市公司企業價值之間接近線性關系，符合論文前面的假設，也為下文的回歸分析提供初步證據。公司規模、成長能力以及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不管是和每股收益還是凈資產收益率都顯示存在線性關系，本文選取的三個控制變量的指標是有效的，其它的三個假設也都得到了初步驗證。再從變量間的相關系數來看，都沒有達到0.5,最高值0.567也明顯低于高度相關設定值0.8,因此可以得出，本文選取的自變量之間共線性不強，也不會產生多重共線的問題，其設定符合統計學的設定原理。
3.4.3 頭證結果
3.3.3.1樣本分組
為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本文首先對模型一和模型三進行回歸，并根據回歸結果對樣本進行分組，以研究在不同管理層持股比例組中，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為了能夠更加全面的衡量企業價值，本文選取了托賓Q和總資產報酬率(ROA)兩個被解釋變量，來驗證管理層持股對上市公司企業價值的影響是否存在區間效應，下面針對上文設計的兩個模型來分別進行回歸分析。 模型一的sig為0.000,遠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模型通過F值檢驗，該回歸方程的顯著性較好，具有統計學的意義。表3-6中，VIF值也通過了共線性檢驗，表明變量間不存在顯著的多重共線性。
除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外，模型一的所有變量sig顯著性檢驗都小于0.05水平，各變量均通過T值的檢驗，與托賓Q顯著相關。模型一的三個控制變量均與托賓Q顯著正相關，其中與營業收入增長率相關性最強，說明公司的成長潛力越大，企業價值也越高。而由于股東不直接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并沒有明顯提高公司的托賓Q值。公司股權性質也與托賓Q呈正向相關，說明第一大股東為國有股的公司其企業價值就越高，這也證實了前文的假設。公司總資產自然對數與托賓Q顯著負相關，說明總資產越高的公司，企業價值越低。設。GC、GC2及GC3也均通過T值檢驗與托賓Q顯著相關，GC和GC3的相關系數為正，GC2相關系數為負，說明管理層持股對上市公司的價值影響呈現出N形曲線，管理層持股對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是存在區間效應的。分析回歸分析的結果，將相關系數帶入所建立的模型，得出方程：
TobinQ=14.497+4.058GC-16.341GC^+16.785GC^+0.399GR+0.224SSP-0.567LNA+0.324DDG通過對上述方程的管理持股比例變量進行一次求導，求出方程的拐點，分別為16.73%和48.18%.當管理層持股比例處在0-16.73%之間時，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企業價值也隨之上升。在管理層持股比例較低的情況下，公司的管理層持股水平處于較低水平，出現企業價值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的情況;當管理層持股比例介于16.73%和48.18%之間時，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上升，企業價值開始下降;當管理層持股比例大于48.18%時，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企業價值也隨之增加。因此驗證了管理層持股比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存在區間效應的假設。
模型三的sig顯著性檢驗為0.000,遠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通過F值檢驗，回歸方程的顯著性較好，分析的模型具有統計學意義。如表5-8所示，公司股權性質Beta系數為0.003,sig為0.363,公司總資產自然對數Beta系數為0.001,sig為0.326,顯著性檢驗未通過，表明這兩個控制變量與總資產報酬率(ROA)相關關系不顯著。因為公司規模越大，企業價值越高，但企業的經營績效卻不一定越高。除此之外，其它變量均通過T值的檢驗。
再看表3-7,GC、GC2、GC3與總資產報酬率的相關性，其T值均通過檢驗，表現出顯著的相關性，性，其中GC和GC3的相關系數為正，GC2的相關系數為負，結果與在文獻綜述提到的Morck、shleifer和vishny的研究結論相似，管理層持股比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呈現出先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N形曲線關系，證明論文的假設1即管理層持股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存在區間效應。分析回歸分析的結果，將相關系數帶入所建立模型，得出方程：
ROA=0.010+0.177GC-0.536GC^+0.458GC^+0.020GR+0.031DDG通過對上述方程的管理持股比例變量進行一次求導，求出方程的拐點，分別為23.71%和54.25%.這一結果也驗證了管理層持股比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存在區間效應的假設。對比表3-6和表3-7,可以看出公司規模和公司性質會影響公司的托賓Q值，但與總資產報酬率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而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會影響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卻不會影響公司的托賓Q值。
在以托賓Q為因變量的模型中，將0-16.73%定為低管理層持股組，共1474家公司;將16.73%-48.18%定為中管理層持股組，共407家;將大于48.18%的樣本定為高管理層持股組，共321家。在以ROA為因變量的模型中，將0-23.71%定為低管理層持股組，共1559家公司;將23.71%-54.25%定為中管理層持股組，共437家;將大于54.25%的樣本定為高管理層持股組，共206家。
3.3.3.2分組回歸
在高管理層持股組和低管理層持股組管理層持股比例與托賓Q顯著正相關，且兩組數據中交互變量GC*MEDIA也通過了 T值檢驗與托賓Q顯著正相關，說明媒體關注度高的公司管理層持股對托賓Q的影響更強，這也就是驗證了前文的假設。表中還可以看出，相比高管理層持股組，低管理層持股組管理層持股比例與托賓Q的相關性更強，也更顯著，說明低管理層持股組中提高管理層持股比例更能提升托賓Q值。
表中還可看出，以ROA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中，在中管理層持股組，管理層持股比例在系數上雖顯示與托賓Q為負相關，但sig值為0.341,未通過T值檢驗，說明在中管理層持股組，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的負相關關系不顯著。表3-8中以ROA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在低管理層持股組中管理層持股比例與總資產報酬率顯著正相關，Beta系數為0.108.交互變量GC*MEDIA的Beta系數為0.011, sig為0.001,通過了 T值檢驗，表明在低管理層持股組，媒體關注度越高，管理層持股與總資產報酬率的正相關關系越強。在高管理層持股組，管理層持股比例與總資產報酬率的顯著性明顯低于低管理層持股組，且交互變量沒有通過T值檢驗，說明管理層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總資產報酬率越高，但媒體關注度高的公司并沒有明顯增強二者的相關關系。
除了高管理層持股組中交互變量的顯著性，模型四結果與模型二結果基本一致，實證結論驗證了前文的利益趨同假說和掘壤自守假說，在低管理層持股組，管理層持股沒有達到對公司有控制力的比例，公司價值的最大化與管理層薪酬息息相關，管理層受外界約束力也比較強，此時媒體能夠有效發揮其關注對管理層行為的影響很強，媒體關注度高的公司管理層持股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更強;而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不斷增加，公司的管理層所擁有的股份也隨之增加，他們手中的權利也就越大，其行為受外界的約束也就越弱，此時管理層有足夠的能力鞏固自己的管理地位以免受其他監控機制的監督，因此在中管理層持股組，媒體關注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不顯著;當管理層持股比例達到管理層絕對控制公司時，管理層就是公司的股東，管理層與股東利益一致，此時管理層會為了增加企業價值而在意輿論的壓力，此時媒體能夠有效地發揮其監督和輿論引導功能，因此在高管理層持股組，媒體關注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管理影響比較顯著。
另外，實證結果也說明管理層持股比例達到對企業絕對控制時，相對于公司績效管理層更關注公司市場價值，導致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總資產報酬率的關系影響不顯著。
4實證結論
通過對研究假設與回歸結論的比較，論文對實證結果進行了深入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1、在高管理層持股組和低管理層持股組中，公司媒體關注度越高，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的TF.相關關系越強，在低管理層持股組中表現尤為明顯。而在中管理層持股組中，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的相關關系無增強作用。根據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得出，管理層持股與媒體關注度的交互項越高，其企業價值越高，不管是托賓Q還是總資產報酬率都是如此。媒體監督能有效降低控制權的私人收益，有助于公司改正其腐壞和亂用職權的行為，有助甄別和曝光公司的會計犯罪等欺詐行為。此外，媒體曝光有助提高董事會效率，媒體關注也會影響高管行為。還有學者發現發現，較高的媒體關注更可能導致公司高管放棄有損公司價值的并購行為，通過監督公司糟糕的業績，媒體關注提升了高管離職更替概率。媒體對企業的關注度越高，對管理層的的行為影響越大，越能激勵管理層做出對企業價值有利的決策。
分組回歸結果也可以看出，在低管理層持股組中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關系的影響更顯著，說明媒體關注對持股比例較低的管理者監督更有效。在高管理層持股組中，交互變量GC*MEDIA與托賓Q的正相關關系更明顯，即媒體關注度高的企業管理層持股比例與托賓Q的相關關系更強，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總資產報酬率的相關關系影響則較弱。在中管理層持股組中，由于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的負相關關系不夠顯著，對交互變量情況就不再分析。
實證結果表明，媒體監督通過約束管理者行為增強了管理層持股對企業價值的影響，說明媒體監督對被曝光企業具有約束功能。因此，為了解決上市公司違法違規、擾亂市場秩序的問題，有必要通過媒體監督增加道德風險的壓力，增大其違法違規成本，督促企業做TH確的決策。為了保證證券市場的健康有序，媒體對企業曝光后，監管機構應針對其進行企業的重組與并購、融資申請等業務進行嚴格審核，核實被曝光企業的實際情況，完善企業信用體系。同時，應加大對持股比例高甚至是控股的管理層的監管力度，防止其有意操縱媒體的行為。在中央政府的媒體立法和地方政府對媒體的規定中，都大大肯定了媒體正確的輿論監督作用和導向作用。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法律體系，才能有效防止公司管理者通過操縱媒體誤導投資者或是掩蓋公司違規行為，進而對公司進行更加有效的監管。
2、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上市公司價值存在區間效應
不管被解釋變量是托賓Q還是總資產報酬率，管理層持股比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都呈現出N形的曲線，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都很好的說明了管理層持股比例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是存在區間效應的，且所得的曲線呈現一致的變化。兩個模型的管理層持股比例在第一個區間時，由于公司的管理層才剛幵始持有公司股份，所以管理層的利益也開始趨向公司外部的股東利益，公司的代理成本下降，隨著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增加企業價值隨之上升，此時，利益趨同假說有效。但當管理層持股比例逐漸的增加，并越過第一個拐點時，管理層對公司內部的控制力不斷加強，在此區間上由于沒有相應的約束管理層的機制，公司管理層的行為開始逐漸偏離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目標，而來滿足管理層自身的利益，此時，掘壕自守假說產生作用。當管理層持股比例達到并超過第二個拐點時，公司的管理層自身往往就是控股股東，這時公司的管理層與外部股東的利益就完全統一，也就不存在管理層侵害股東利益的問題，所謂的代理沖突也不存在了，所以此時對企業價值起到了促進作用。從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兩個模型中，管理層持股比例的兩個拐點數值相差不多，回歸模型一中GC的相關系數要比模型二的要大，顯著性檢驗水平也更高，說明了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持股對托賓Q的影響對總資產報酬率的影響要大，管理層持股激勵的模式更能影響企業市場價值。
3、股東性質為國有的公司，托賓Q值越高，與總資產報酬率關系不大
根據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股東性質是否為國有對托賓Q和總資產報酬率的影響存在差異。說明股東性質為國有的公司市場價值更高，但與公司業績關系不大。
4、公司未來成長能力越大，其企業價值越高
根據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得出公司未來成長能力與托賓Q和總資產報酬率均為正相關關系�？梢钥闯觯疚磥沓砷L能力對每股收益的影響表現出較強的正向相關，正說明處于公司在成長期的盈利能力很強，實證分析符合前文所提出的假設。筆者分析其原因，公司處于成長期時其發展潛力較大，可以獲得利益的上升空間也較大，此時公司正處于賺取“超額利潤”的時期，其盈利的能力更強。
5、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高，企業價值越高
不管被解釋變量是托賓Q還是總資產報酬率，直接控股股東持股比例都對企業價值的影響表現出顯著的正向變化。股權結構相對越集中的公司，其大股東的利益與公司利益更傾向于一致，企業價值的提高越多，其管理層受益的程度也越大，因此，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較高，其實施管理層持股激勵模式的效果也就比集中度低的公司效果好。但如果公司股權結構太過分散，其對管理層的約束能力也較差，管理層往往會利用手中的權利侵害公司股東利益，對企業價值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5結論
本文選取了 2010-2012年滬深兩市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目的是研究媒體關注度對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相關關系的影響效果，并證明媒體治理是通過影響管理者行為來影響公司績效的市場機制。通過以上理論和實證分析，本文得出的結論如下：①無論理論分析還是實證分析均證實了媒體監督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有顯著的影響效果，其影響具體途徑可以分為經營途徑、財務途徑和公司治理途徑。媒體監督是發達的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加速了市場“優勝劣汰”的作用。②在總體的影響效果上，媒體監督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表現出了顯著的正相關，即媒體關注度越高，管理層持股比例與企業價值相關性越強。這表明，媒體監督通過社會輿論改變了企業管理者的決策和行動，從而影響企業的市場績效，進而達到迫使企業和高管們為企業的生存必須有所改變的目的。③在作用途徑上，媒體通過有效監督和輿論壓力影響了管理者的經營途徑和財務途徑致使管理者做出對企業有利的決策。④交互變量的分組實證也說明對低管理層持股組，媒體治理表現出了更強的影響。上述研究結論的重要啟示在于：即使在中國這樣無論是市場制度還是法律制度都不夠健全的轉型經濟國家，媒體關注作為一種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仍然扮演了積極的公司治理角色。
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媒體監督在低管理層持股組和高管理層持股組都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的正相關關系有增強作用。正所謂“良藥苦口利于病”.媒體曝光揭示的是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被曝光企業必須考慮如何將公司利益與外部投資者利益協調一致，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公司真實情況以最恰當的方式傳遞給公眾，將公司名譽損失降到最低，一定要化被動為主動，借著輿論的壓力促進公司產品的進一步創新，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此，公司為了未來長遠健康的發展，在媒體曝光之后，要借助媒體的輿論壓力改進自身不足及缺陷，進而提高自身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本文的貢獻在于在公司外部治理機制方面對媒體關注度與企業價值關系進行了創新。目前己經有很多學者研究過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的關系，也有一部分學者開始對媒體關注進行研究，但鮮有學者將媒體關注引入到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的研究中，本文在公司外部治理機制方面對管理層持股與企業價值關系進行了創新研究，媒體通過輿論壓力，對管理者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進而引發行政機構的關注可以有效地保障投資者的權利。這一發現有助于幫助包括中國在內的轉型國家充分發揮媒體對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
由于數據資料來源的限制和本人研究技術水平有限，論文有較多不足之處，主要有兩點：第一，論文并未將媒體關注度進行好壞區分，由于市場投資者有看壞不看好的特點，可能導致實證結果存在一定的誤差;第二，論文僅以管理層持股總數與公司總股本數的比例作為自變量進行實證研究，而未對管理層所持股份的來源進行區分。由于管理層所持股份來源的不同可能導致對管理層激勵效果有所差別。
論文研究中，媒體關注度指標使用《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中檢索到的上市公司的新聞報道次數，由于每條信息的價值不同，可以將媒體信息按照重要程度賦予相應權重，作為論文后續研究的一個方向。另外，也可將研究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分別進行研究，并關注是否存在企業主動找媒體曝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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