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符號學的困境和希望-芬蘭符號學大會前后的省思

國際符號學的困境和希望-芬蘭符號學大會前后的省思

作者按語

當代人文知識發展的困境在于學術整合不易，學科職業各行其事，各自安于一偏之理，不僅不熱心學際交流，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今日世界學術交流大多仍按傳統學科劃分進行。所謂跨學科對話也往往只是在某新學科領域進行定式運作，以期維持學術產品之有效生產。在此局勢下，符號學作為世界上唯一最廣泛的多學科聚會之領域，其戰略意義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多年來，國際符號學學會的任務也僅限于籌辦全球和地區大會，不過是同時匯聚不同學科討論于一地，學際間的對話規模和方式仍然有限。國際符號學學會能否進一步發揮其組織跨學科對話的功能，成為我本人自去夏成為委員會成員后的關切所在。一年來我也曾多次提出“不合時宜”的建言，雖乏成效，卻也積累了相應的經驗。符號學學會機構的功能和方向為一事，學會成員個人的素質為另一事。在具體學術水準和機構發展潛力之間永遠存在落差，不可簡單地以前者衡量后者。各個學術領域中道情況均如是，為此不必過責于符號學。此外，國際符號學學會的前途和中國符號學的發展之間的關系，更是我的關切所在。而對于這一方面，國際符號學同行知之甚微。我們了解“兩方面”，他們只了解“一方面”，彼此溝通本來就存在著技術性困難。鑒于人文科學革新之意義重大，我遂不顧現實障礙，言所當言，以期有助呈現學術局勢的真相。

本文擬稿于三個月前，當時甚至考慮在赴芬前提前發表，以預先傳布個人思緒之實態和困境之所在。因為當時對芬蘭會議的條件和可能均已了然，臨場經驗不會使我在此文中的觀點有所改變。但后來決定還是等回來補充修改后再發， 以便更能使論旨確 切。在向國際學者依例宣讀了論文之后，卻對與國內學者之對談部分，產生了主題“失焦”之感，以至于遲遲未曾將此原擬中文部分定稿發表。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猶豫”？在諸多原因中主要的是，和西方學術的對話只是立場的宣表，對于效果，可以免慮。因為任何批評性言論在西方學術界都是不大可能產生什么效果的，外界明星尚且如此，何況 我輩。與中國學術界的對話，的預期值不同 。盡管在現實條件 下，也不可能產生什么實際效果，但可合理地遙想一種未來可能的效果。一個處于巨大轉型期的，不僅包含著“商機”，也應包含著“學機”。因為中國地大物博，好文者眾，幾千年人文傳統一旦與世界思想匯流，其化合物之效果，決不限于中土，甚至可廣被全球。有此潛在的預期值在，難怪會往往落筆踟躇，不知該把“千言萬語”從何說起。今日之事，從根本上說，并非學理認知之不明，而是利益分配之艱難。不過，學術行為之利益動機和目的，卻與學術方法形成之客觀條件密切相關。學術方式之形成當然源于客觀社會性背景，此即潮流是也。學者在潮流下迅速形成個人學術方式選擇，而此方式之選擇又迅速與利益動機相結合，而使此方式選擇固執力益形強化。學以致利，已成天下之通勢。西人視此為常態，何須你來“唱高調”！我的固執態度卻也基于一種實用考慮：功利主義學術觀必將妨礙學術之提升。即欲對西方同行論證：按今日化現實“游戲規則”行事，大家共同參與的符號學活動將難獲實質進展。按照西人可行即是成功的，我言當然復歸無效。于是還得促使其思維先上升至學層次，反省其目標和動機，乃至于方向，然后再將此倫結論聯系于符號學運動的成效。當然不會有什么效果，但此“論證”過程本身必可顯示學術機制及局勢的實態。我們無法改變學術現實，但我們可以提供關于此現實的正確認知。現在我把這一個時期的片段思緒陳列于此，以供中國讀者參閱。(2005年9月下旬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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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兩部分：(A) 相關英文論文的目錄；(B)正文：符號學全球化 和中國人文 學術。其實B 部分獨立成篇，A部分所指引的英文論文，反可視作相關“參考”。

(A) 本人芬蘭會議論文簡介

論文題辭

“符號學對象域的戰略性轉移： 從客觀世界到學術話語”

* 英文原文參見本人網站“www.youzhengli.com”中"basic points" 欄目， 并將 載于會議論文集。
* 英文論文 題目：“符號學全球化中認識論的擴展：從自然/文 化記號本位到 人 文科學話語語義制度本位”(2005，6，14，Imatra, Finland)

* 英文 論文分節：

1。符號學全球化的三個維面：地域，，學術
2。符號學的理論身份和符號學作為多元比較研究方法論
3。西方根源：現代歐美經驗和符號學全球化的宏遠目標
4。中國潛力：中國與西方的創造性結合
5。符號學作為對全球化人文科學中認識論-方法論結構研究類別的標稱
6。符號學對象域的擴展：人術話語的語義制度分析
7。符號學全球化實行中的一些實際問題
    1) 網路交流
    2) 和
    3) 雙重身份：學者和組織者
    4) 方向革新和倫理態度 

(B) 符號學全球化和中國人文學術

小節目錄

1。論文的學術背景
2。論文寫作的實際背景
3。與國際符號學界觀點的異同
4。研究策略的變更：從學科本位到問題本位
5。仁學倫理學態度和符號學方向的選擇

1。論文寫作的學術背景

現代人文科學的目標是促進有關社會、文化和的正確因果研究和有效評價研究，但是由于各種非科學性因素的干擾，此一目標的追求一直受到習俗和人文科學職業化制度的全面限制。廣義符號學的目的之一正在于協助克服此類限制，以有效促進人文科學在全球范圍內的理性提升。其步驟首先在于通過網路學術機制來擺脫各種不當傳統學術權威話語范式及其相應學術制度限制。學術權威機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自利驅動學者和功利主義間協同互動的結果，其目的在于壟斷學術資源和在歷史和現代兩個層面上形成學術權威話語范式的營造機制。符號學作為一種“多元視點變焦鏡”，首先要對全球現存人文學術權勢分劃版圖之認知學進行“重劃”，以正確把握學術世界的真實結構(學術本身結構，與其相聯系的社會力勢結構，以及媒體世界對前二者進行反映的輿論結構此三者之間的共存互動關系)。

為此目的，方法論和倫理學必須齊頭并進，以從動機和技術兩方面來關注此全球人文科學現代化運動。人類生存由三大片組成：，技術和信仰。后者與人文學術關系最為密切。此三大片各有不同的 肌理和進程，雖互通而各自均維持著不 同的邏輯構 造，不可相互簡單還原。有關人類問題的思考不當，主要源于對此三大片間關系的理解過于簡單化。人文學術是人類知識系統中最為混亂卻又最為重要者，然而長期以來受到世界各個地區普遍的忽視。盲目信仰和功利操作乃其固疾。百年來科學知識的進步為人文科學的重建帶來一線曙光。符號學雖然是此學術轉變過程中影響尚未顯著的細弱分支，卻在理論觀念上和理想實踐上占據著十分關鍵的位置。人文學者的尷尬命運是，理念和現實各行其是。所言種種當屬理念，并非可以立即付諸實行。而可付諸實行并產生影響者，又往往去理念甚遠。學者的本分遂僅能在于言所當言而已。本人此次作為亞洲區唯一特約人赴會，與背景、立場、動機不同之歐美專家交流觀點，非為求其實行之成效，而為求其表達之成效。“有效的表達”不是指所表達者必因此可受到關注，而是指所表達者可有效地被“記錄”，以使其可“有效地”期待其歷史后續效果。此亦屬仁者“盡其在我”之意。符號學者應努力在學術上介入世界前沿學術論述情境；也就是努力獲得足以對世界主流理論之論述“有效地”提出獨立觀點的機會。關鍵在于：國際學人均以專業訓練為長，但亦因此往往受制于其專業訓練；理論符號學的“專業”則是“學科間關系學”。符號學非專業知識的創生者，卻是各類專業知識的有效讀解者和 創造性的利用者。在此人類知識由分而合的時代大轉化過程中，符號學當以參與學際理論關系之協調為己任。當仁不讓，此之謂也。

2。論文的實際背景

在2005年6月中旬芬蘭伊馬特拉召開的芬蘭國際符號學研究會(ISI) 和IASS委員會聯 合舉辦的研討會“符號學全球化”上，我的論文主題是：論全球化時代符號學的新方向，也就是符號學身份的認識論轉變：從一般記號研究向學術制度的跨學科分析的擴展。當代國內外人文科學研究“范式”是高度取決于和功用主義立場的。按照任何研究類型范式進行科研操作都是可行的。因此只按照“可行性”判斷研究項目的可取性，必然是不會在實踐可行性方面引生問題的。符號學則對任何研究范式的前提，條件，歷史根源，學術價值提供一種系統的查驗方法。 符號學分析法視中外 人 文 學術現狀為歷史上各種臨時性-偶然性具體運作的結果，其內容和結論是高度 依存 于歷史偶然環境的，不能因此視之為具有內在的權威必然性。 符號學全球化是網路 時代的新發展，網路學術討論有助于打破權威主義和職業主義，以便在新的通訊交流形式下形成更合理的學術知識。 符號學對于中國人術的意義首先在 于它 有 助于分解傳統學術的構成，并使其能夠更有效地與世界學術溝通。在現代中術史上“國學”是一個主義的話語世界，與漢學界以外的西方學術主流世界基本無法溝通。符號學對于“國學”表述現代化任務來說則具有全面的方法論之助益�？上�漢學界和國學界至今對此尚乏認知。

百年來，由于在歷史觀，文化觀，學術觀，觀多方面的民族主義限定性，使得我們的現代學術評判之歷史經驗欠缺人類普遍性意義，因此其特點仍屬高度實用性和地域性的。這種傾向妨礙著中國學術本身的發展及其世界影響。中國符號學研究有助于形成中國學術背景和結構的整體重整圖像，從而間接有助于根據人類普適性學術判準來對具體學術項目之價值和意義進行重新評估。因此人文學術中一些公認優秀項目其實是在較低學術結構位級上進行規定的。學術價值評估大致有兩個維度：理論位階(A)和技術精度(B)。我們的評判工作基本上是在B維上進行的，是一種資料技術性運作。對象的理論性類別(C)為一事，對此材料進行理論化分析方法(D)為另一事。二者均以“理論”名之，卻為兩件事。C 作為材料話語類別稱呼(以區分于(文 學、歷史等) 描述話語類，話語類等等)，與對其運用的理論分析工具(可分多個分析等級)為兩事。在C與D 方面均有技術性精度問題。人們往往對A與B ，C與D不加區分 ，從而 混淆了話語類別之區分和理論工具等級之區分。

作者在決定撰寫論文或書籍時自然會考慮如下相關因素：中外學術界的需要，讀者的接受可能，對學術方向影響的可能性，發表的可能性，發表的方式，寫作與個人正常工作和未來計劃的聯系，寫作時間的可能性，作者知識準備的程度，等等。一般來說，寫作工作分為兩類：長期規劃部分和臨時需要部分。兩部分大概各具其半。臨時性寫作往往起因于學術交流環境中產生的臨時需要。每當此時，最費心思的是如何把環境(如學術活動)一時要求和個人長期計劃內容盡量有機地結合起來。就我的學術實踐方向和內容安排而言，兩者通常不能充份協調一致。我目前的主要寫作任務是中國傳統學術的解釋學研究，而幾年來卻須經常插入一般符號學理論思考。后者是與我參與推動國內外符號學運動的任務相關的。這是處于“四分五裂”認識論張力場中的學人所須運用的權宜之計。(仁學中的“權”學之一)

寫作過程即是作者與讀者對話的過程，此時必然有內心中“典型讀者”的理想性特質存在。在我25年來的著譯過程中同時會有三種讀者對象，首先是超越時空的理想型讀者，假定中的適當對話者。其次是特定時空中的假定的較適當的讀者。最后是期待中的廣大青年讀者，后者是兼具心靈開放性和經驗未足性這兩種特點的。重要的是，寫作的話語組織是須靈活地同時朝向三類讀者的，而不是僅針對一類讀者的。寫作的“策略”須維持內容的相對多元靈活性，因此就不能在任何一個維面上追求最大思維聚焦的效果。對于針對每一類讀者的對話目標而言，話語內容的組織都不會是充分適當的。話語中目標的多元性導致話語組織的焦點相對模糊性。但我的寫作策略中主要的對象是第一類，他們是我進行思想組織的主要對象和目標。我在和理想中第一類對象的“對話”中組織我自己的思考和表達，讀者亦成為自我表達的“觸媒”之一，寫作也就成為一種自成自得過程，而可無關于其在接受方的實際效果了。這豈非也正是只計其義，不計其功的一種實踐么。

3。與國際符號學界觀點的異同

了解我的觀點的讀者，首先會感覺到我和西方符號學家的立場分歧，其實不是什么關于符號學的問題，而是關于整個人文科學的問題。他們在西方學術制度內就事論事，我則不時要超脫現存制度和規范，以期涉及更大范圍內存在的條件、話題和目標等方面。也就是，我們在如何“用”符號學這個標稱上的態度和方法上必然相當不同。一方面，我同樣研究和涉及符號學的狹義方面，包括其在中國古典學術領域的可能應用；而另一方面我也用它指廣義方面。為什么要用“符號學”這么一個已有確定所指的專業指示詞來泛指人文科學一般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的思考呢？首先，理論符號學可以融合或替代傳統的功能，其次它可以替代各種現成理論流派系統。作為泛稱和代稱的符號學，既有具體的代替性，又有其內容的開放性。其中既包含對具體理論范圍的特意所指靈活性和包容性，又包括對未來待生理論的泛指性。在取其作為一般語意學的特性時，是要用“話語語義通分”功能作為一切領域間對話的基礎和起點這樣有具體針對性的方面。進而又要用其泛指學際理論對話中的各種“中介系統”或“溝通橋梁”。這種符號學操作觀是相通于人文科學理論革新目標的。我從學術整體重組立場來“利用”符號學，西方同行則從專業立場來運用符號學。彼此的差異在此。受到專業訓練和教學體制限制的西方專業人士和我這樣一個不受任何制度和專業限制的獨立學者之間還會有什么交集呢？我試圖促使國際同行理解超乎各具體專業之上、之外所可能具有的共同目標。為了促成共識，首先必須具有共同的視野和目標。更重要的是，要克服學者“專業自尊”和超越理想之間的張力關系。二者均朝向首須克服的體制性束縛。我的論文子題即指涉學術體制框架和運作單元變動的技術性問題方面。如果一開始即以現存體制和規范為思考框架，即談不到討論超越性的理想話題。如果一開始即指出現存人文科學體制的內在缺陷，國際專業化同行會在兩個方面有不適(受冒犯)反應：作為西方人和作為專家。他們以為國際學術交流是一個非西方人向西方人學習的過程。我們絕對承認這一事實，但馬上要對他們補充說，還存在有超越此目標的學術交流需要。限于體制規范，他們往往對此沒有接受準備，因為他們以為西方學術傳統是世界學術唯一現成的基礎。我的問題重點卻并非在于指出他們也有向中國傳統學術學習的必要，而是在于指出西方學術本身的問題必須在國際學術框架內公開討論，而彼此都有同樣的學術資格對此表達意見。如果這會使他們不快的話，接著他們會更感不悅的是我在他們自己強調的議題之上所提出的引伸之論：中國學者不僅要向西方專家學習，而且要在此基礎之上進而在全球主流學術范圍內參與討論。反過來，我們卻并不要求他們對中國學術進行專深研究(純粹因為技術性理由)。這兩個“先接球再拋回”的問題(中國學者須向西方學者學習專業知識/西方學者不須向中國學者學習專業知識)，顯示了一個當前學術全球化 時代的深刻認識論“吊詭”：中者如何從原本弱勢地位變為強勢地位的微妙處境。由于多數西方學人以體制為基礎，以成功為目標，當然不會真地參與上述“拋球接球”游戲。對于少數有真理之念者，我們則要立即讓他們理解一種“風范”：不是在此比高比低，意圖以什么五千年炎黃子孫底蘊之類的假大空言辭在國際場合自拉自唱，而是要邀請西方同行共同參與一個如何克服人類共同面臨的時代學術理論危機問題。在此學術全球化共同事業中，彼此分工不同，各有專精。中學西學都是共同的話題，而各人分工領域和內容介入寬窄深淺不同而已。國際性的合作和對話不是為了在國際場合“揚眉吐氣”(這是“俗儒”的心態，不是仁者的胸懷)，而是為了對人類學術大同事業的共同參與和追求。真正的仁者是不會強調血緣區別的。仁學者是人類一體主義者；是向前看，求創新，而不是向后看，頌祖恩的。在國際學者交往時，我們應多顯示“仁學”情懷(人己一體)，而非“儒教”情懷(炎黃子孫，高人一等)。應多讀<論語>，少讀<易經>，前者教人“愛他利人”(個人和同理)，后者教人“趨利避害”(卒至以鄰為壑)。如今各國文化史都是人類共享的資源，均與其創始人血緣身份不再相關。(今天把99%時間都花在西方科際文娛文化方式上的99%中國國民，究竟和“老祖宗”文化還有多少關聯？)只是由于技術性條件(特別是條件)不同，各有不同專攻而已。借助此分工之便，世界文化遺產遂可為全球所用。會希臘文的學者在資料性研究上當然多有承擔和貢獻，而希臘思想可為一切其他專業人士所分享。儒學研究也是一樣，雖然在語言技術性方面難度更大一些，大多數工作須土生土長的中國學者擔任。學科也是一樣，某課題專家的專業成果為一事，該成果可為一切人分享為另一事。后者在“使用”專業資料時可能因進而參照其它專業知識而獲得比純哲學議論更富價值的理論成果。每個人的學術運作策略搭配方式各有不同，跨學科趨向會更進一步突出了這一特點。單科(學科或流派)專家不能以為本身專業主題“只屬于”本專業，實際上它可為其它專業人士所用，并因后者選擇的創造性相關搭配方式而或有可能在其它學術方面取得超過本專業人士的成就。(巴爾特和麥茨都是經過這一過程的：他們先“利用”和之后“跨越”了某專業，并形成了新專業。后者將進而參與同一專業間互動交融過程)。

4。研究策略的變更：從學科本位到問題本位

符號學對象域的認識論革新(從世界記號研究到語義制度分析)，是與一種方法論的革新(學科本位到問題本位)相互對應的。后者的實現又相關于學態度的強化。學術運作的功利主義方向是與學科制度的性強化一致的。出于職業功利主義考慮，專家型學者往往反對跨學科方向。為了有利于職場競爭，原先有創造性貢獻者又須急于確立新的學科專業，以使得本人學術成就可獲制度性運作化條件的保障。這就是我在此須面對的基本問題。這個問題是學術本身之外的，屬于學者動機層次的。我們當然不便直接討論這類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明了自己的“國際處境”：在一個以學術功利原則為的國際交流場合如何推進非個人功利性之學術理想的困境？換言之，全球化觀念如今實際上是在全球規模上追求物質功利主義的效率化問題。此處提出的符號學學術全球化理念與此傾向豈非南轅北轍？于是至少有兩種不同的學術全球化思考：一種是如何在全球化規模上謀一己之“物利”，另一種是如何在全球化物質條件下謀集體之“理真”。二者之間相對立的東方原型可舉“求：功利名”之儒教精神(拜菩薩和擺族譜為其表征之一)和“求：真善美”之仁學精神之間的歷史性對立為證。

專業化中心論原則必然導致專家和權威地位的追求。學術專業化是達到名權勢的手段(漢代經師為其原型)�？鐚W科方向則必然松懈專業化帶來的權威性控制程度。加以學術權威形像的塑造必然導至“圣化學者”的策略。�？浦行恼摵涂鐚W科方向論之間的張力關系還包含著此另一利害競爭層面。結果，跨學科學術方向竟然和學者功利動機聯系起來。而在全球化時代，跨學科和�？票疚坏臎_突關系將更為尖銳，因為，全球化將全面激化功利意識。這樣，科技全球化就會與人術全球化成為貌合神離的平行過程。我的西方同行會理解，容忍，同情我的論點么？圖利實踐的全球化，必然依賴可操作的制度化強化、學術等級結構的嚴格化與精細化。今日之勢，各國早已不分立場，大多以西方學術制度為基礎和模式。對西方學術軟硬體制度化趨向的批評還將引來出身于西方教育體系的非西方學者的反對，因后者正在要依賴己所從出的西方制度化背景以強化自身在本國的競爭地位。于是，跨學科學術主張將面對雙倍的反對力量：西方本土的和非西方的，二者均以追求學術功利為目標，均以正規學術制度為根據。另一種學術勢力來自非西方的民族主義學術。他們通過語言上易于掌握本民族學術資源而在本土形成特殊學術特權關系，并以之作為謀求學術名勢的手段和渠道。結果，符號學所標榜的跨學科和跨文化方向將受到西方學界和非西方學界兩方面的反對。雖然二者學術內容和方向不同，但各自均維持著自己的學術等級制度系統。這是非常有趣的全球化時代人文學術界的另一種“吊詭”現象。

歷史上存在著兩種對立的“中華精神”：仁學和儒教；倫和功利學。也可以說存在有兩種“儒家精神”：獨立君子和皇權忠仆。歷史上，專業僵化(漢代經學)，學者權威化(漢代經師)和師祖神圣化(三皇五帝)是三位一體的。專業程式成為學術意識形態運作的技術性程序，而其主操控者的權威性地位即可由此而立。為了強化和永久化其權勢地位，遂進而制造歷史神話，這就是將歷史上的學界名人予以圣化和神化，使其成為準“超人”，以便在意識形態上加以任意操縱利用。也就是將現實中的權威與歷史上的神人(圣賢)通過譜系道統編造來建立起彼此之間的“神圣繼承”關系的神話。對中國學術來說，現代“儒學”事業正在世界學術“分工”理由下追求著世界共同的功利主義目標。對于新知新學的歡迎，不過是要將其納入固有學術體系之內加以裝飾性或宣傳性利用。西方學術中心主義卻也極其歡迎這種民族主義的學術立場，因為此等立場下之守舊學術是不可能觸及西方學術制度和理論之根本的。二者之間在國際學術交流名義下的學術交際活動，遂成為彼此學術聲名營造術互補性默契的一部分。而跨學科-跨文化的符號學路線竟至不會為任何一方所歡迎； 準確說，首先不為任何 一方的學科學術權威所歡迎。其次不為學術制度內一般學者所歡迎，如果其學術活動目標仍然是功利成就導向的話，他就必須緊緊跟隨權威的腳步安全(和風險預估)前進。權威本位主義就是專業本位主義，也就是�？票疚恢髁x。權威制度成為學術意識形態的工具，神化學者為其基本手法之一�？鐚W科方向則與此程序相反，其表征為問題本位而非堅持制度程序之貫徹。符號學和學科專業雖然運用著共同的，但符號學的本質是問題本位而非學科(程序)本位的。先設立問題還是先遵循“程式”，為二者之間的基本區別。對于問題本位來說，各學科知識均可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反之問題是在學科框架內設定的，是參照既定程序方法設定的(經學為其典型)。結果，問題研究本位傾向于接受跨學科方法和易于朝向真理理念。反之，學科本位的課題設定和方法都是以既定學科程序為框架的，都是朝向以權威范式為標志的名勢掛鉤策略的。古代門戶和學閥則為其原始形態。問題本位由于超越學科框架，故易于通向理念本身，而學科本位則易于通向權威規范和派系利益本位主義。學術名人制度于是成為學界內追求學 術功利的工具。當權威名人制度涉及到面時，人們不再思考問題或觀念本身，而是將學術思想實踐歸結為對神化名人的禮敬。權威至多只是一個時期學術成就的代表，但由于被充作學術功利主義運作的工具而成為某種永恒價值存在的獨立神化實體或權威象征符號，并得以世世代代為派系集體功利主義所利用。重要的是，這種傳統風氣和慣習可成為  阻礙民族學術進步的最有效因素之一。

學術問題本位其實源于對象現實主義和知識危機意識。新的問題和設問方式是針對現實觀察和體悟來確定的，也就是根基于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的。顧頡剛所說學者貴在帶著問題從事思考和研究，意思是一樣的�！拔逅臅r代”在文化學術上有超乎以外的特定內涵，其主要特點是人者(往往由于家學淵源)具有足夠豐富的舊學訓練，同時又具有“足夠”新學常識。二者的化合形成了特定的理性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學術判斷和分析的能力。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學者，雖然各有五四時代學者所不及的知識強項，但均欠缺五四時代學者在典籍、開明立場和理性態度三者之間維持有機互動的綜合性分析能力。五四時代史學家的特點是學者讀書自得，具有問題意識；而當代中外華裔史學家的特點是：受到較多片面規范性訓練而拘泥于章程制度，遂欠缺獨立問題意識。實際上，五四學人高于當代海外學人的原因還不在于其國學素養顯然更為深厚的優勢，而在于其具有較濃郁的真理意識和理想精神，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理性自覺)。問題本位導致：在針對現實世界各域設定相應問題系列之后才進而處科方法選擇問題。先有問題然后在諸相關學科內和不同理論間選擇和組配相應的方法，結果其知識論自然不只來源于一種學科和一種流派。學科是為問題服務的，問題是針對現實觀察和在整體知識中提出的。可以說，在現實世界、問題系列和學科方法三者之間存在著互依互滲關系。問題本位和學科本位對立的觀點源于學科方法難以用來解決從現實中提出的新問題。學者能夠采取“問題本位”方向，乃因真實關注各種現實問題及其解決之道，而學術功利主義則必按照“行之有效”的學科既定程序去進行范式運作。這就是，從現實立場而達致問題本位，然后才從問題本位轉向學科方法。學科專業知識是為我的問題服務的。結果“缺點”反而在某一方面變成了“優點”。學術世界顯然需要兩類(分析型和綜合型)學者：專業制度內的技術性知識創造者和這類知識的綜合性利用者。符號學家不是學科專家，而是學科專業知識的跨科“使用者”。前已指出，知識細節是由專家創造的，符號學家則對其進行判斷，評價和使用。彼此的關系是相互合作的。各�？茖W術之間必須有人擔任架橋、溝通和重組的角色。符號學家的作用首先即在于此，他們是社會人文學術從分析向綜合方向發展過程中應運而生者。二十一世紀人文社會科學應是一個朝向學術全面綜合性發展的人類共同事業，人文科學全球化和符號學全球化的實質即，人類人文學術理論的綜合一體化發展。

5。仁學學態度和符號學方向的選擇

在本論文中我提到作為“知識的利用者”的符號學功能觀，以與作為“知識創生者”的學科專業觀相對比。知識的內容大多數與專業深化有關。學科專業知識的擴大、深化與提升是人類認知實踐的自然趨向�？鐚W科不僅不是要排除專業知識，反而要參與促進專業知識。但是符號學時代強調學科知識以外的跨學科知識實踐形態的必要性。符號學的跨學科實踐在克服學科本位功利主義的同時，要使其理解跨學科學術運作到頭來可能也會有利于學科內部知識的進步。就真理認知動機而言，此趨向相當于知識的豐富化與合理化發展，而就功利主義動機而言，其結果可能是權威地位的“失色”或淡化。對于重視學科本位內的實踐目標來說，學術活動相當于按固定規范和程序進行的技術性操作，例如建構某種學科內的理論體系，或在學科系統內按照統一規范形成可被學界認定的學術運作。而對于問題本位者，其任務是雙倍復雜的：一方面須在學科內增加知識的積累，另一方面須在跨學科層次上另行建構新的規范和操作系統。

對于不遵循體制內功利目標的人來說，為什么還要在此“會議儀式”內宣讀論文呢？對于設計和組織學術思想實踐來說，我們有兩個實踐“維面”：共時態的理念層和歷時態的實行層。思想表達是一次個人向“眾人”的思想投射，其思想表達之完成與其被接受為兩事。但是思想“有效提出”的方式和場合具有某種有效用的象征意義；提出(宣表)的有效性和接受的有效性為兩事。非功利朝向的學術實踐只能計慮前者，不可能掌控后者。此外也不能因為無后者而不要前者。學者的動機遂有兩個平行的相關方面：自成(獨善)和及他(兼濟)。即使對前者而言，也有一個技術操作性方面，即一個如何達致“有效記錄思想”的技術性條件問題。為什么要如此“計慮”？因為這種策略性考慮至少可以使你在特定條件下有效組織你的階段性學術思考并完成其表達。有效指出問題之所在和表達出你的相應學術判斷，即已達成仁者之“自安”，豈有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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