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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出心裁的斷代經濟史--讀何德章著《中國經濟通史》第三卷
過去幾十年間長期成為關注熱點之一的史研究為后人留下了許多著作,包括卷帙多少不等的經濟通史或斷代經濟通史。這一領域近來則逐漸遭到冷遇,這種背景下面世的由趙德馨主編的《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吹來了一股新風,顯示了新的氣象。這里僅就何德章所撰的第三卷,即魏晉南北朝部分(以下簡稱何著),作一簡要的評論。
何著共九章,59萬字,第一章緒論,介紹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點與學術史,第二章討論自然生態與區域經濟狀況,第三、四章分別論述城市與、與結構,第五章概括國家的經濟與經濟政策,第六至八章分別關注、手與商業,第九章涉及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與主張。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濟史在過去的六七十年間已出版了不少,從1936年陳嘯江的《三國經濟史》、1937年陶希圣、武仙卿的《南北朝經濟史》,到1959年李劍農的《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以及80年代以來的多種著作,其中最晚出的是高敏所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經過數代的學者的辛勤耕耘,經濟史這塊園地似乎已山窮水盡,難有大的作為,而何德章的新作卻充滿了新鮮感。較之以往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著作,該書的新意突出表現在以下二個方面:
首先,全書結構安排獨具特色,包含了許多以往經濟史中所忽略的問題。長期以來的經濟史研究重視的是生產關系的諸要素,反映到經濟史著作中就是涉及各個朝代的土地制度、賦稅、徭役制度的內容占據突出的地位,相對而言,有關生產力的部分比較薄弱。以高敏所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為例,全書一共二十章,不到1100頁,研究生產關系的就有十章(第四至第十三章)之多,篇幅達640頁,占一半以上。而具體討論農業、手工業、商業與貨幣制度的只有六章(第十四至第十九章),316頁,不到1/3。兩者的輕重一目了然。
這種格局應該說與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史研究的總體狀況分不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后,作為“五朵金花”之一的土地所有制問題成為史學研究的熱點之一,而且另一熱點即關于歷史上的社會形態的討論也與此聯系密切,在這一領域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也是勢所必然的。盡管如此,經濟史關心的更根本的問題是歷史上人們如果利用和改造自然,即生產力的問題。與生產力有關的問題理應成為經濟史研究、論述的重點。何著內容的安排正是基于這種考慮。
何著第六至第九章分別論述這一時期的農業與多種經營、手工業與商業,直接討論生產情況。第二章“自然生態環境與區域經濟狀況”與第四章“人口及社會結構”分別涉及生產力的基本要素。第三章“城市與交通”也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全書2/3的篇幅討論與生產力有關的問題,是該書的重點。而只有第五章“國家的經濟管理與經濟政策”分析各時期國家的土地制度與政策,屬于生產關系范圍。總體而言,何著主要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將生產關系作為影響生產力的一個因素加以論述,更好地體現了經濟史注重生產力發展變化的特點。
具體到章節的安排也頗有特色。第二章“自然生態環境與區域經濟狀況”中用了近30頁的篇幅介紹了這一時期的氣候形式與自然生態狀況。這在以往的經濟史著作中是難得見到的,體現了作者對經濟史的獨到理解。經濟活動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自然界的狀況當然應是研究關注的關鍵之一,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說過“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他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他們所說的“自然基礎”指的是條件、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1]上個世紀初興起的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學家們同樣高度重視自然環境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年鑒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其巨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用了500頁的篇幅討論環境的作用:人同他周圍環境的關系史。[2]而過去的中國經濟史研究長期忽視了這一點,新近出版的斷代中國經濟通史多數也沒有涉及這一問題[3],何著所作的努力不能不說是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作者的第三章“城市與交通”分別分析了這一時期南北方重要城市的發展變化,特點以及南北方道路交通的基本情況,指出南方水陸交通的重要作用。這些內容在古往今來的人類經濟生活中均發揮了重要的影響,而為過去的經濟史著述所忽略。作者鉤輯史料,分類排比,將這一領域的基本情況展現在讀者面前,為深入認識當時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前提與基礎。
其次,何著的具體論述亦新意頗多。大體說來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推陳出新,對不少傳統問題提出新見解。關于六朝時期江南經濟發展狀況,一般認為三吳浙東地區最為發達,湘江、贛江流域等江南腹地還處于待開發的狀況。而關于兩漢時期江南地方社會經濟的格局,學者往往根據后代的情況逆推,想當然地認為三吳浙東發展最快。作者根據自己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見解。作者比較了西漢與東漢揚州、贛江流域與湘江流域的人口數據、密度與增長比例,指出西漢時揚州地區的人口密度高于湘江與贛江流域,而東漢后期則大大低于湘江與贛江流域(第74頁)。從建置變動上看,孫吳時期三地均大規模地分置郡縣,不能證明揚州的經濟高于湘江與贛江流域(第75頁)。而孫吳后來定都建業主要是出于上的考慮(第74頁)。作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這里可舉出一旁證!独m漢書·百官志五》注引應劭《漢官》:荊揚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這條至少說明東漢晚期湘江與贛江流域的發展程度不亞于三吳。
關于六朝時期海道的作用,多年來不少學人給予了過高的估計,作者則根據史料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認識。他認為六朝海路使用較兩漢有所發展,但六朝從建康至交、廣,所取道路主要還是溯江經贛江、湘江以達,或循東道越嶺,即由今江西鄱陽經余干、上饒及浙江江山、衢州、金華到達三吳,或經江西婺源入皖南抵建康,走海路往往是不得已的選擇(第163頁)。作者舉出了從孫吳到南朝陳的諸多事例予以說明,包括許多被用作證明海路作用的例子經過作者的認真辨析,顯示了其有限的用途。東晉末年孫恩起兵,浮海抄掠,其余部曾從永嘉(今浙江溫州)“泛海到番禺,寇廣州”,而后來起兵廣州進攻三吳并未循海道,而是沿贛江而下攻取建康。該部敗還廣州后東晉軍隊“泛海襲番禺……賊不以海道為防”,晉軍原亦不擬從海道“眾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作者根據諸事的具體背景指出取道海路均是出于無奈或為了出其不意,并非正常途徑(第164-165頁)。
對于南方農業發展中的旱作農業的出現一向受到學界的重視,并被認為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4]但是關于麥、粟與菽等旱田作物在江南地區推廣的具體細節,探究不足。作者在論述中沒有停留在泛泛引用朝廷推廣旱田作物的詔書,或簡單指出南方飲食結構的變化,而是將旱田作物的推廣與北方南下的農戶土地利用上的處境以及南方的自然地理特點結合起來,認為旱作農業在這一時代對于南方開發的真正意義,表現為南方山地開發的興起,而不是體現為稻麥輪作制的普遍采用(第443頁),這一觀點又將此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谷物、紡織品與鹽等曾在特定時期與地區充當過交換媒介,即成為實物貨幣問題,學界主流的看法認為是商品經濟衰退,自然經濟抬頭的重要表現,作者則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解釋。他認為在原來商業貨幣經濟發達的地區,以實物代替鑄幣作為交換媒介,雖是經濟衰退的表征,但并不能簡單地視之為原始的物物交換,而是特殊歷史背景下貨幣體系的調整,彌補了金屬 鑄幣的不足,維持了商業活動的存續。而且在一些先前商業不發達、貨幣使用極為有限的地區,實物貨幣興盛,更是進步的表現(第692頁)。作者將商品交換與交換媒介分別考察,且區分了貨幣經濟發達與不發達地區,在此基礎上衡量實物貨幣出現的意義,顯然要比過去籠統的概括更加準確。
以上不過是聊舉數例而已,書中類似的新見尚多。這些新見的提出并非刻意標新立異,均是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的。如在討論聯系閩浙贛與嶺南的“東道”作用時,作者搜集了從孫吳到陳朝的六七個事例加以說明(第158-161頁)。在重估“海道”的作用時幾乎是逐一考察了見于文獻的所有走海路的例子,分析其具體背景及循海路的原委,得出的結論自然堅實有力。
其二,作者為經濟史研究注入了新的分析視野。作者從事魏晉南北朝的研究十多年,主要關注的是史,這次轉而鉆研經濟史,具有了他人所不具備的獨特的視角。他十分注意政治與經濟間的密切關系,常常能發現一些前人未及的問題,帶給讀者別開生面的感受。
關于六朝南方城市興起的原因,作者指出“孫吳、東晉及南朝宋、齊、梁、陳立國江南,是這一時期城市迅速發展的根本原因”(第127頁),在作者看來,為了加強對江南及嶺南的控制,六朝政權增置了大量機構,這成為南方城市發展的催生劑。六朝立國江南,長江作為對北防御的重要屏障,促進了沿江城市的迅速興起。作者以郢城(今湖北武漢市)的發展為例具體說明了政治背景在六朝南方城市興起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劉宋時為削弱荊州而設置郢州,有人建議設治所于巴陵(今湖南岳陽市),認為這里可以扼據湘江進入長江的通道,最終因夏口位置更為重要,朝廷設治所于夏口,從此夏口在郢城的名義下迅速發展起來,到南齊末已有居民10萬,商業活動也趨于繁榮。不過,南朝時期郢城的發展并非當時長江中游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政治需要,特別是防范上游州鎮威脅都城的產物,盡管城市出現后必將刺激當地經濟的發展(第130-132頁)。作者的這段分析頗為精到,將城市出現與經濟發展置于整個時代的背景下去認識,挖掘出政治軍事活動與經濟發展間的密切關系,跳出了就經濟論經濟的傳統,展現了歷史發展中不同現象間的聯系,也顯示了作者獨特的學術背景所具有的優勢。
作者對西晉“品官占田蔭客”令中關于“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規定的意義與影響的分析同樣值得重視。它指出這一規定使漢代以來不斷發展卻又不合法的人身依附關系合法化,使國家官僚演變為社會經濟意義上的特權階層,同時,該規定又有限制的意義,在這種背景下,未加限制的奴婢成為貴族官僚放手擴充私有土地上勞動人手的有效途徑。在作者看來,官僚蔭客合法化后,奴隸更普遍地被用于生產勞動。這種變化反映了政治力量對社會經濟領域的干預,并非體現了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化(第327-328頁)。作者對中國古代政治與經濟間關系有深刻的把握,基于此得出的上述論斷也是頗有見地的。
關于東晉南朝緊張與吏治腐朽問題的論述也別具一格。作者指出,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在魏晉南北朝各政權中,東晉南朝政權的財政狀況最差,盡管當時江南經濟得到相當的發展。作者對這一狀況的成因與后果做了具體的分析,指出財政緊張使得京官收入難有保障,而地方官因有祿田、雜供給、送故等多種收入,較有保證,使得不少官員追求出任地方官以求致富,這造成地方官頻繁更換,而且皇帝也要通過“任土恒貢”與奉獻“還資”的方式瓜分地方官攫取的財富,從而加劇了東晉南朝的吏治腐朽與貧民的破產和朝廷財政的進一步窘迫(第401-415頁)。作者的分析揭示了經濟與財政間的復雜關系,同時也解釋了東晉南朝經濟發展與國力不振的矛盾,亦為認識北方最終統一中國提供了有力的說明。
按照制度的觀點,這些外緣性的因素也是應當納入分析的視野,以往我們的經濟史研究主要關心的土地制度、賦稅制度與生產的關系,在實際經濟過程中影響經濟的制度性因素顯然不限于這兩種,為全面認識經濟的發展變化,有必要拓展視野,何著將財政制度引入分析的范圍,在這方面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其三,作者善于捕捉史料中的信息,可謂讀書得間。眾所周知,宋代以前的各個朝代,傳世文獻中保存的經濟方面的史料相當有限,材料問題成為制約經濟史研究的一大難題。作者在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廣泛搜集各種文獻、包括各類史書、類書、小說詩歌、文集、出土文書、考古報告等等,可謂竭澤而漁。盡管如此,很多問題依然是文獻不足征。作者經過長期政治史研究的訓練,形成了細致入微的研究風格,善于從貌似無關的史料中捕捉有價值的信息來說明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文獻的缺憾。作者將這種做法運用到經濟史研究中,使不少難題迎刃而解。
關于十六國北朝時期青齊地區經濟狀況,文獻中并無直接的記載。作者從十六國后期慕容德在這里建立南燕政權,并在一次整頓戶口的行動中“得蔭戶五萬八千”,后曾組建40多萬人的軍隊,并萌生奪取全國的政治野心,以及北魏末年10多萬河北流民逃荒到青齊地區這樣一些看似與經濟無關的材料中敏銳地注意到以上情形的出現均與當地經濟繁榮有直接的關系,從而證明了這一地區在十六國北朝時期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第57-58頁)。
關于紙張產量,文獻中自然不會有明確的記載,作者再次通過細致分析史料,對不同朝代的紙張供應情況做出初步概括。西晉時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學者通常以此證明左思的文采,而作者據此判斷當時洛陽紙張供應仍不充分。東晉時王隱為著作郎想撰晉史,依靠征西將軍庾亮提供紙筆,方得完成。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時有人向他索要“箋紙”,官府庫中只有九萬枚,全部給予了索要者。作者根據以上兩條材料指出東晉時紙張供應有限,故由官府壟斷儲藏(第600頁)。這樣一個看來無從下手的問題,經過作者的巧思,至少獲得了初步的解答。
書中類似的妙處尚多,不能一一道來?傮w上來,何著是一部成功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當然,書中也不無問題。
一些部分的論述加工略顯不夠,有堆砌資料的感覺。在討論南方水陸的拓展時,作者將《宋書·州郡志》各州郡至都城建康的水陸里程繪制成表編入書中,用了將近6頁的篇幅(第145-153頁)。此表對說明作者的觀點不無裨益,其實讀者翻檢《宋書》便可了解,似不必詳細羅列,不如省下篇幅對水陸交通的具體情況做更深入的分析。類似的情況還見于第457-458頁引《晉書·食貨志》杜預的上書、第460—461頁引《魏書·刁雍傳》、第476-477頁引《梁書·康絢傳》。這些地方作者常常是以引證代替了具體的討論,實際作者可以做出更多的具體分析。
此外,個別部分的論述有些薄弱,值得做進一步的補充。第二章第一節關于自然生態的論述中對于自然災害問題有較充分的闡述,而關于自然生態狀況則過于單薄,各地的植被、動物的分布、地貌與水文情況均值得加以介紹,歷史自然地理對這些問題有不少成果可供參考。第251-253頁關于遷徙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分析也有必要做更為深入的探討。
最后,有必要贅語幾句,對經濟史研究的前景做些展望。目前經濟史處于不景氣的狀態,其實這一領域是整個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過去幾十年中經濟史備受重視,主要是因為理論上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之故。今天理論日趨多元化,人類利用與改造自然依然是人類歷史中居于基礎地位的活動。以往的經濟史盡管經歷了以研究生產關系為主到以生產力為主的變化,這只是側重點的轉移,而非立場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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