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沈從文邊緣性的文學立場論文

論沈從文邊緣性的文學立場論文

　　沈從文深受五四啟蒙思想的影響，從改造社會和國民的向度上理解并確立文學的價值和意義。面對傳統的惰性和革命的干預，他極力反對文學的商業化和政治化，以極大的勇氣打破占主流地位的文學規范、寫作模式，主動采取一種邊緣性的文化立場，以一種與主流文化對話、反思的創作立場，將他的知識分子情調、文人創作個性表現出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樣墨并進時代，不免近于無所歸依，因之‘落伍’……惟工作方式既游離于朝野文學運動理論和作品所提示的標準以外，對于寄食的職業又從不如何重視，所以對普遍生活言，我近于完全敗北�！鄙驈奈模骸稄默F實學習》，見《沈從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第168179頁。

　　一、五四余韻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性質和目的是從思想解放入手的“社會改造運動”，反映在文學觀念上便是啟蒙文學觀的產生。新文學作家們強調國民性的改造，指出立國之本首在立人，把對國民思想啟蒙視為中國變革的中心環節。沈從文深受文學啟蒙思想的影響，清醒地看到了國民劣根性的種種病態，認為，社會必須重造，這工作得由文學重造起始。文學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起這個民族被權勢萎縮了的情感和被財富壓癟扭曲了的理性，人類熱情和正義終必抬頭，愛能重新黏合人的關系，這一點明天的新文學也必須勇敢擔當。由此表明了作者對五四改造國民性的文學啟蒙的繼承和發揚。湘西世界不僅是沈從文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也是他精神的庇護所。沈從文1924年至1927年北京時期寫的湘西作品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回憶性文字，寫幼時栽花、吃臘八粥、走親戚、逃學、逛街等，寄托對往昔鄉間無拘無束生活的思念，回憶中散漫著淡淡的愁情別緒，具有文明籠罩下的感傷色彩和紀實傾向。這一切，基本超不出周作人等人開創示范的鄉土小說、散文的格局和路數，與五四文壇盛行的鄉土文學差別不大。另一類是在城鄉對比中，謳歌鄉下人健康優美的生命形式和雄強英武、自由自在的人性美，諷刺批判城市人委靡病弱的生命形式和冷酷自私的人性墮落。在湘西題材作品中，他極力歌頌鄉間小民的心靈美、道德美和人性美，把國民性重鑄的希望，寄托于對鄉下人特有的“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描寫和歌頌之中，認為要改造病態人生與人性，就必須弘揚淳樸粗獷的鄉土文化和誠實善良的生命力旺盛的“鄉下人”性格。從時間上來看，沈從文進京開始創作時，轟轟烈烈的五四啟蒙運動已漸近尾聲，文藝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組成部分并為政治斗爭服務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學話語，而他卻孤獨執著地走在改造國民性的文學啟蒙道路上，并導致了與左翼文學和抗戰文學主潮的某種隔膜與抵牾。

　　二、文學商業化的反思

　　五四文學革命深入到文學本身的語體層次，直接要求文學存在形式的變革。同時，與這種“文學文本之內的現代性”相對的是“文學文本之外的現代性”，即影響文學發展變遷的文學生產機制，包括職業化的作家文人階層的形成，印刷、出版業的發展，報紙、刊物和其他載體構成的傳媒體制等等。在1917年“文學革命”之前至少20年，都市文學刊物已經為日后從事新文學運動的人們建立起市場和讀者群。從而使得寫作作為一種新的職業得到創立，作家作品所獲得的商業上的成功證明文學能夠成為一種獨立的、能夠賺錢的職業。在上海這個現代化迅速發展的大都市，文學的生產過程幾乎完全受到商業的操控。沈從文對此深惡痛絕，與時代氛圍之間出現了明顯的緊張關系，表現出對現代性的一些質疑和反思�，F代性自身就包含了內在的張力和矛盾，即作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過程的現代性概念與審美現代性的尖銳對立。審美現代性產生于現代性內部，它強調與科學、倫理相對的審美之維，強調生命與感性原則在現代性知識譜系中的主體性地位，從而達到反對理性絕對權威與傳統道德的目的。對現代性而言，審美既是其構成因素，又是其反對因素。這就使得現代性自身呈現出異常復雜的形態。具體到中國語境，現代性的發生與對現代性的批判是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在現代性進程開始之初，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即已看到了西方現代文明帶來的弊端，對其產生了懷疑與不信任，這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中的反思現代性傾向。1933年，沈從文《文學者的態度》一文的發表，拉開了京海論戰的帷幕。這篇文章及其后的《論“海派”》、《關于“海派”》可說是沈從文對“名士才情”加“商業競賣”風氣的嚴厲抨擊�！懊恳粋�讀者，全是在過去中造成他對文學感情的好壞，在市儈廣告中，以及一些類似廣告的批評中，造成他對文學的興味與觀念。經營出版事業的，全是賺錢上巧于打算的人，一本書影響大小估價好壞，商人看來全在銷行的意義上，這銷行的道理，又全在一種近于欺騙的情形下，使一些人成名，這欺騙，在‘市儈發財’‘作家成名’以外，同時也就使新的文學陷到絕路上去。”沈從文：《關于“海派”》，見《沈從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第19頁。沈從文在這里所反對的實際是文學的媚俗性，而它是“現代性最典型的產品之一”。馬泰·卡林內斯庫指出，“媚俗藝術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實際上是如此緊密，以至于可以把媚俗藝術在‘第二’或‘第三’世界的出現看成‘現代性’的準確無誤的標志”馬泰·卡林內斯庫著，顧愛彬、李瑞華譯：《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沈從文追懷五四時期嚴肅認真的文學態度和健康風范，然而，他所面對的這一文學商業化潮流，正是逐漸走向現代文化流通機制的時代特征，這也是五四啟蒙現代性發展的邏輯結果。

　　三、文學政治化的質疑

　　盡管新文學作家在文學革命之初即不遺余力地對“文以載道”觀提出廣泛尖銳的批評，試圖把文學從不能承受之重的各種職能中解脫出來，但不可否認，整個新文學還是不可避免地帶上了工具論的色彩，并給新文學創作帶來一些弊病。這既與內憂外患的歷史語境有關，又是傳統“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念在新文學家身上潛意識的傳承和流露。許多新文學倡導者反對的主要是文學載封建之道，卻沒有真正消除將文學作為思想文化工具的看法，余虹在《五四新文學理論的雙重現代性追求》中指出：“五四時期的文學自主論者大多是搖擺不定的，當他們面對西方文學自主論的述說時，會覺得很有道理，而當他們回到中國的現實時，又覺得文學工具論更有理由。”不可否認，30年代文學發展的特征之一就是五四時期思想相對自由的氛圍已漸漸消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呼應，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著此后二三十年間文壇的面貌。盡管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觀察社會的視角，左翼文學也的確對社會現實有了較深入的刻畫且不乏優秀之作，但過于注重作品的思想性、社會性而忽略其藝術性卻是當時大部分左翼文學作品的通病。這對于提倡文學獨立、注重文學審美的沈從文來說是不能忍受的。辛亥革命時家鄉人頭如山、血流成河的記憶，行伍生涯中目睹軍隊的殘忍屠戮，激起他內心深深的震動與悲哀，“看著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份頹喪那份對神埋怨的深情，真使我永遠忘不了。也影響到我一生對于濫用權力的特別厭惡�！�…(辛亥)革命在我記憶中不能忘記的，卻只是關于殺戮那幾千無辜農民的幾幅顏色鮮明的圖畫�！鄙驈奈模骸稄奈淖詡鳌�，見《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京：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71272頁。沈從文毅然擺脫了早年的流浪和行伍生涯，決心“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沈從文：《從文自傳》，見《沈從文文集》第9卷，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23頁。。曾經血腥的所見所感形成了作者對于濫用權力、草菅人命、強權政治本能的反感和厭惡，在此心態之下，他對于文學政治化所表現出的敏感和質疑也就不足為怪了。沈從文在《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中寫道：“民國十八年后，這個運動又與國內政治不可分，成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因此一來，若從表面觀察，必以為活潑熱鬧，實在值得樂觀�？墒羌毤臃治�，也就看出一點墮落傾向，遠不如五四初期勇敢天真，令人敬重。原因是作者的創造力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附會政策，目的既集中在商業作用與政治效果兩件事情上，它的墮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一文中再次指出，“凡事都缺少系統的中國，到這種非有獨創性不能存在的文學作品上，恰見出個一元現象，實在不可理解”，究其原因，“這個現象說得蘊藉一點，是作者大都關心‘時代’，已走上一條共通必由的大道。說得誠實一點，卻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長進，因為缺少獨立識見，只知道追求時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從抗戰開始，沈從文就與左翼政治力量的關系不斷惡化，在左翼批評家發起的對“與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的批判運動中，他幾乎每次都被列為論爭對象。但直到40年代末沈從文仍堅持認為“過去幾年的新文學運動，和政治關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穩定時，就很犧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又有些作家，因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寫他的作品。又有些因為無從在比較自由情形下寫作，索性放下寫作去弄政治。這實在是我們國家的損失”沈從文：《小說與社會》，見《沈從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第149頁。。尚美、主情、重藝術個性的文學觀，使沈從文的創作活動始終與主張文藝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為政治斗爭服務的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學話語之間，隔著一定的距離。這使他在廣泛提倡作家跳出自我意識的小圈子，從個人走向集體、從純藝術走向為革命的文學風氣中，十分不合時宜。

　　四、沈從文的文學功利觀

　　五四新文學肩負著思想啟蒙的重任，帶有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陳獨秀、胡適他們這些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創作實績并不佳，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思想家，思想凌駕于文學之上，只是用文學來表達思想。在文學功利的問題上，沈從文的著眼點是作品，而不是思想。他認為一個好作品不但應具有濃厚的美學價值，還應具有良好的社會作用。這種良好的社會作用并不是說作品成為宣傳的工具、說教的工具，而是在給人以真美感覺以外，給人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這當然包含一種功利的目的，但是這種功利與文學為政治、商業服務的功利目的是不相同的，不能混為一談。沈從文所說的功利主義不是指的那種狹隘的實用功利主義，而是要發揮出文學的審美功用，來指弊社會，表明作家的愛憎與意見。

　　沈從文在長達二十余年的文學創作活動中，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觀念，即審美獨立。沈從文在《云南看云》中寫道：“一種可怕的實際主義，正在這個社會各組織各階層間普遍流行，腐蝕我們多數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時把每一個都有形無形市儈化。”在這種情況下，“云物的美麗，也許會慢慢的陶冶我們，啟發我們，改造我們，使我們習慣于向遠景凝眸，不敢墜落，不甘心墜落”。作者寫云的目的原來在此，卻用美的景物喚起人們對于美麗人生的一種向往。美在沈從文那里是帶有著某種宗教意味的：“我們實需要一種美和愛的新的宗教，來煽起更年輕一輩做人的熱誠，激發其生命的抽象搜尋，對人類明日未來向上合理的一切設計，都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沈從文：《美與愛》，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京：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62頁。但他同時又強調，審美獨立并不等同于完全的純粹的無功利：“文學的功利主義已成為一句拖文學到卑俗里的諺語，不過，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們軟弱的變成健康的，壞的變好，不美的變美；就讓我們從事文學的人，全在這樣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學用行商的眼注意這社會，較之在迷糊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還有些功利的好處�！鄙驈奈模骸墩�而霉齋閑話》，見《沈從文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第132頁。沈從文雖然指出某些革命文學作品只是在模仿那粗暴，模仿那憤怒，模仿那表示粗暴與憤怒的言語與動作，對之頗不以為然，但他并不反對表現當時充滿斗爭的現實，尤其是對于胡也頻、丁玲等真誠嚴肅地從事革命文學道路探索的作家，他還抱有相當的尊敬。其實沈從文并不反對文學“為人生”，在他的作品里也常常充滿了對現實社會的思考，他反對的是不講求藝術技巧，一味做政治的傳聲筒。他一方面追求純粹的藝術，另一方面卻又主張文學是有著社會責任的。由此可見，沈從文主張文學的審美獨立，但并不排斥文學對社會責任的擔當。相反，在沈從文看來，這兩者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只有具備審美性的文學才能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從而使生命得以提升，同樣，只有嚴肅地面對人生、融會著作家真誠思考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藝術品。沈從文能在時代飄搖中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學理想，在創作實踐中追求功利與非功利的和諧平衡。30年代中期以后，作家頻頻論及文學作品的功用，他延續著以往的思路，在文學的非功利與功利之間努力找到平衡，使之起到更好的道德重建作用：“一個好的文學作品……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說的‘向善’，這個詞的意思，并不屬于社會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這個：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鄙驈奈模骸对颇峡丛啤罚�見《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京：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308頁。

　　對現代工業文明給文學帶來的負面影響保持警惕，對激進政治影響力量下的重復性創作直言不滿，這都體現著沈從文難能可貴的獨立思考的品質。在不斷的探索以及對社會現狀的觀察中，他開始重新思考人性，試圖在理性自律與感性自由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將其應用于對生命理想的塑造。這一問題超越了民族、國家這樣一些具體的概念轉而直逼人類生存本原，是作者人性思考的核心問題。陳思和指出：當時代含有重大而統一的主題時，知識分子思考問題和探索問題的材料都來自時代的主題，個人的獨立性被掩蓋在時代主題之下。他將這樣的狀態稱作共名，這樣狀態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學創作都成了共名的派生。但沈從文三四十年代的創作卻游離于這樣的“共名”之外，以一種與主流文化對話、反思的創作立場，將他的知識分子情調、文人創作個性表現出來。也許沈從文的文化取向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應看到，只有如此，他才能夠撇開現實風云思考國民性改造和現代性問題，真正堅持啟蒙精神的余脈并在新形勢下努力求新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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