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學創作與明清儒學轉向論文
明清之際士商關系轉變與社會轉型的研究，學界已積累了不少成果，其中僅就“士”與“商”之間的“互動”就提出了多種說法，如“士商互動”、“士商互滲”、“士商交往”、“士商互識”、“士商相混”等。①相比較而言，作為透視明清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視角，文學生態中所反映的明清之際的士商互動卻沒能受到應有的重視。如果能結合社會經濟史、文化史、文學史，詳細闡釋相關細目主題，不僅注意到思想史的“連續性”(像余英時先生那樣)，同時動用“破裂性”，把“連續性”與“破裂性”結合起來，那么我們便可能揭示明清之際發生的士商互動社會現象的真實性與復雜性，發掘這一社會運動所包含的近代轉型意義。②本文擬以分析明清之際短篇小說等文學體裁創作的文人化傾向入手，結合明清文學生態中的商人化題材，透視明清之際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的某些可能性信息。
一、“事類多近人情日用”:社會俗世化興味高揚
明清之際思想史的重大轉折之一，即是世人俗世化趣味的高揚，李費的.思想尤其具有代表性。他認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李費評《水滸傳》，認為其刻畫人物的手段甚至“已勝太史公一籌”，戲曲《西廂記》、小說《水滸傳》被贊許為“古今之至文”。不難理解，李費為什么被稱為引領社會風氣之先的開山式人物。 詩詞創作被中國文人視為文藝正途，小說戲曲被視為文人不屑為的末技小道，因而成了“書會才人”的“專項”。但是明代人口尤其是讀書人數量激增，“人才日多，生徒日盛”，科舉名額卻并沒有以相應比例增加，“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fzl大量士人長期沉滯下層，科舉仕途日益擁堵。許多讀書人在屢試不中等情況下投身商海，并從事通俗文學的創作以獲取生存之資與揚名之具。這樣，明清之際通俗文學創作隊伍中出現了文人化趨勢，發出了為商人寫心的聲音，文學作品中大量的商人形象涌現出來。
《拍案驚奇》的《凡例》極力主張“矢不為風雅罪人”，還說:“事類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虛誕”。這種以日常生活平易之事為主要立足點的做法，當然是為了適應整個社會日益世俗化的趨勢，迎合廣大市井通俗化的習好。崇禎人瑞堂刊行的《隋場帝艷史》，其《凡例》雖以“悉遵正史”、“傳信千古”相期，實際正欲借其所批評的稗編小說，以“演正史之文”而“眩市井耳目”，從而達到“家喻戶曉之”的商業目的。
二、“一新世人耳目”:文學題材的市井化與商人化
明清之際小說商品化的直接后果是小說創作數量的激增，創作題材的新奇與世俗并存，創作技巧也日益花樣百出�！白R字率普及，社會下層人士對文化活動的興趣升高，這些都與晚明時期中國印刷業的迅速擴大密切相連……文學品味的大眾化與晚明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文化活動是相互聯系的。yto}為了追逐市場，迎合讀者求奇好怪、獵艷追歡的心理，部分作者甚至在作品中渲染性描寫，別有用心地將好南風、賣人肉這樣怪異、丑陋、變態的題材，給予張揚、夸飾。
文人在作品中屢用“罕見”、“奇聞”、“無巧不成話”等吸引讀者的眼球�！岸摹敝�，《丹客半黍九還富翁千金一笑》說:“今小子說一個松江富翁，姓潘，是個國子監監生。胸中廣博，極有口才，也是一個有意思的人。卻有一件癖性，酷信丹術�！薄独罟羟山鈮糁醒灾x小娥智擒船上盜》道:“而今更說一個遭遇大難、女扮男身、用盡心機、受盡苦楚、又能報仇、又能守志、一個絕奇的女人，真個是千古罕聞�！薄逗蔚朗恳蛐g成奸周經歷因奸破賊》云:“元來世上的事最巧�！薄秵虄稉Q胡子宣淫顯報施臥師入定》借用成語，又道是“無巧不成話”，由此展開下文�！锻坝颜J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不僅說“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還用“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假難真”，讓讀者急于看到真真假假中的故事如何成就其巧妙安排。
從小說體例上看，文人創作時亦是匠心獨運。比如，“三言”每兩卷的題目恰成一對偶，成為“二拍”創作時的直接參考。不過，“三言”中的兩兩對偶有些分散，“二拍”改創以后，體例上顯得更加緊湊。盡管“三言”的題目對仗工整，且題材相應，比如《鈍秀才一朝交泰》與《老門生三世報恩》都是寫科舉考試遭際，而《羊角哀舍命全交》與《吳保安棄家贖友》均寫友誼題材;但卻是出現在兩篇單列、相鄰的故事上，實系兩個故事、兩個題目的外在特征�！岸摹眲t采用每篇小說一個對偶題目，題目彰顯的是同一主題、同一故事的內在特征，顯得十分醒目，更加具體。凌曝初《拍案驚奇凡例》五則的第一則即言他于此一體例上的創作:“每回有題，舊小說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為劇。今《太和正音譜》所載劇名，半猶小說句也。近來必欲取兩回之不作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竄削舊題，亦是點金成鐵。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對偶，仿《水滸》、《西游》舊例。”凌氏于此沒有直接談到欲突破馮夢龍的“三言”體例，而是說自己每回用兩句比偶作題，是仿《水滸傳》、《西游記》的“舊例”。這可能是由于凌曝初與馮夢禎少年交游情誼，③所以不明言“三言”創作中“必欲取兩回之不作者，比而偶之”的“點金成鐵”的做法。
三、文學生態中士商互動與儒學民間化
在明清之際時段開端的中晚明，世風、士風出現某種轉向，這在文士獨特而敏感的內心世界掀起狂瀾。尤其是處于下層的市井文人，在科舉之途擁堵、仕途飛黃騰達夢想難以實現，因而長期沉淪下層的嚴酷現實世相而前，他們開始猶豫糾結，徘徊觀顧，甚至轉身毅然走向藝術創作，將內心長期沉積的抑郁不平，將社會巨變所帶來的恐懼、‘謊亂與憂思，化為筆底波瀾，用折線的方式隱曲表達了“心中塊壘”與“不平之鳴”。
在明清之際士商互動的社會運動中，人們的審美趣好也日益出現趨俗化，大量小說戲曲獲得刊刻。不少文人學士步入商途，賣文賣畫，出入于商人會館;一部分富有而具備很高文化素養的商人開始刊刻文學作品，與文人詩酒酬唱，文人與商人兩個階層間的社會流動越來越頻繁而日常。 文人出入于市井，創作商賈作品，向商人世界滲透，顯示了儒學民間化進程，彰顯了儒學入世品格的某些真實而相，士人形象不再純粹，不再是千篇一律風花雪月式的雅致風流，也不再是寒窗苦讀、削切直諫及家國情仇式的“高大上”，也開始出現矮化、市井化趨勢。另一方而，商人創作詩文和通俗文學，刊刻自己和文人的作品，染指文人墨客的詩酒風流，客觀上拓新了文學領域，推動了文學傳播，他們也終于開始在意識形態領域公開表達與自己經濟實力相對應的權力要求了。
總之，明清文學生態中出現的通俗文學創作的文人化與文學題材的商人化現實，構成觀察明清之際儒學轉向的一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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