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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時空更迂中的文化思索-解析黃修己《我的“三角地”》
[論文關鍵詞]三角地；中國文化；承繼；主體性；文化建設
[論文摘要]《我的“三角地”》以“三角地”的空間轉換標示中國文化于時間前進中的變動歷程，以福州——北大燕園——廣州分別象征古老的中國文化走向當代的足跡及對文化內涵承繼與獨立主體性的深入思索，展示了中國進入新的時代語境下可能有的文化建設途徑。
《我的“三角地”》是黃修己退休后的第一本散文集中。作為南下的學者，在黃修己身上上銘刻著不同文化的印痕。在北京大學讀書及教學32年，黃修己自認是一個“京派”，而南下廣州的經歷使他得以接觸有相當差距的嶺南文化，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較為深層地探討不同地域的特色及對此的思考。黃修己長期授業于大學，所著的作品也散發著學者智識的濃濃芳香，如陳劍暉先生在評論文章中指出的:“《我的“三角地”》也是一本回憶性的散文，只不過他的回憶不是局限于生活的表層，不是照相式的追憶逝去的往事。他的回憶既是清理與選擇、連接與挖掘，更是以現實為觀察點，賦予歷史以意義。”黃修己以福州、北京、廣州為人生跋涉的“三角地”，在當中滲透以一代學人的文化責任承擔為使命的精神思索，于空間的變動中尋求時間關聯的可能，這就是對于中國新的文化建設的內涵思慮。
一、文化的承繼—在福州和燕園之間
黃修己在《20世紀的歡樂和悲傷》一文中有處談論中國的時空觀的段落:中國人對“他生活過的那個空間，往往懷有感情，相反，對他生活的時間卻多有不滿和怨情”。作者對此的理解是:“覺得對時間有點不公平。其實人生在世，印象最深刻的，恐怕還是對時間。20世紀這一百年，也許是我們民族歷史上變化最快，變動最劇烈，于民族命運關系最大的時期。”卻寸間的變遷中某種具延續性的東西在空間的徙遷中得以歷久長存，甚而最終產生重大影響，這正是空間和時間彼此聯結，互為制約的關系。黃修己將福州、北京、廣州作為三個定點的參照，尋求其中可能綿延和變化的內質。
文集以北京、廣州、福州的講敘為依次順序，如姚術玫先生注意的，北大作為“第一角”，是有“精神根脈的源頭”的意義。而廣州是作者意圖續接這種根脈之地。但按照作者生活經過，則應當為:“福州、北京、廣州”，如果說文集的排序為更強調精神的源頭，那么從現實的歷程順序重新理解，將有助于進一步探求作者精神歸放的路向。
福州一角被放在了最末部分，取名為“夢回故里”。相對于處于中心的聚合火和熱的政壇，南后街更代表著中國大地深厚而幽深的土壤，這里不但是廣大人民作為真實牢固的根據，且蘊含著伴隨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的文化沉淀，而如今的一些已經變得殘舊，長年沒有整修而過重負載，“危墻還是危墻，只是更破舊了，然而并未坍塔，仍然高高地聳立著，那支撐它的衫木，也許是第二、第三代了吧，也仍然那么勉力而盡責地支撐著”。作者對此的情感是復雜的，是“驚異于這大地的生命力，多么頑強啊!”又是認識到改變的必需:“早題巷，你應該變了。古老的‘三坊七巷’，我盼望著看到你的全新的面貌。”((早題巷情思》)殘舊與生機相存的古老的文化如何繼續在時間的前淌之中勃勃生長，福州代表了歷經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底蘊，當時間的大輪轉至政治勢局風起云變的20世紀，將會樹立起怎樣的精神來堅挺久遠的文化呢?作者的筆鋒陡轉到北大的燕園，也即是三角地的另外一角。
北大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集結了眾多的文化精英，他們代表了中國文化在新時代境遇下選擇的路徑。首先在于北大傳統擁有的豐厚遺產的繼承性質。作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有物質的建筑“一塔西湖”的留存，更重要的是精神性的承接，是對“游國恩、魏建功、林庚、吳組湘、王瑤、王力”各家各派的學術成果的光大，而這些名師更是接連了前人的衣鉑:“老北大的老師，如游國恩、魏建功、周祖漠等，作風嚴謹，有胡適的實證主義方法的流風，而清華來的吳組湘、王瑤等治學跟現實結合較緊，讓人感到清新活潑，還有聞一多、朱自清的余韻。”這些大師取得的成就是銜接著不中斷的文化傳統，五四的啟蒙正是復活了古老文明的生機。文明是在環環相扣中延續和充實，北大學統象征著當中華文化從歷史的深處沉重地走向一個嶄新的年代時所應該展示的身姿。其次便是獨立人格的風范。楊晦雖遭批判，卻“決不放棄自己的意見”，林庚拒絕為江青當“國師”。這種人格的力量是正直知識分子的傲骨，與上的傳承是中國歷史中阮籍、秘康式的不依附權勢的知識分子群體，往后是與“我”同輩的溫小飪“較強自我意識”的“真性情”，楊天石在“個人主義”批判面前的沉默。這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良知托付，在這方面傳統中的精華并未遺失，北大的學統延續了它，或者說，不單是北大的，也是有責任承擔的中國人的代表，作者將我們一代與新中國相聯系:"55級有成績，55級也犯錯誤，都和時代血脈相連，難分難解。我們和新生的共和國一同成長，一同快樂，也一同受難”，在這點上，北大是作為時代的中國良心來表怔的，我們正是“肩負火燼薪傳的一代”。
北大的光芒在于它的“一脈血統”，中國文化的輝煌同樣要在展望中回首過往，福州和北大燕園間的交錯在于文化精神的承繼，這是還要“繼續講下去”的承擔，是“精神上越來越親近”的認同。當歷史不可避免地進人另一次轉折點，市場化的商業文化撞擊傳統的觀念形態，在又一次的抉擇面前，我們是否能像北大的學人一樣作出合理有效的接續?空間的轉變跟隨著時代的變更，中國的文化建設如何接著進行，這是作者提出的銳利問題。
二、文化建設的尋索—“路轉嶺南”
當福州、北大燕園的步跡邁進了今日商品化浪潮席卷“和全民族一樣地古老”的嶺南，廣東與福州相似，和年代久遠的中國大地一同披散了歷史厚沉的塵埃，但廣東又有它特殊之處:“過去被視為南蠻之地，相對年輕些，必然少受舊文化的纏繞和羈絆”，因此有“蠻氣”，這和北大學統的獨立獨為又有某些的相通之處。廣東，也即嶺南地區成為作者對中國新的文化建設出路所在的象征，這種新文化，是建筑在中華故地堅實的土壤上，帶有芳郁的啟蒙和批判氣息，并是能適應新的時代背景下的茁壯發育，這正是福州—燕園—廣州所帶來的啟示意義。
嶺南有自己的弱點，“文化不發達”，嶺南的缺憾是具體地域的，但也是中國文化弱處的局部表達。作者尋求著可能調整的方式，這便是與北大傳統一脈相承的精神路線。先是作者給予重注的關鍵詞“承繼”在新語境下的闡釋。第一是文化的示范品質。這是文化風格的樹立—《呼喚廣州的“老舍”》，為“后輩作家準備可供站立的肩膀，讓他們可以在高起點上繼續攀登;第二是對文化規范的構建，是“針貶社會風氣，匡正世道人心”，以合理的規范作為正確的承傳楷模。
其二是主體性的強調。這是當代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精神生產得以健全化的選擇，是對于北大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的根本內核。承繼與主體性互為聯合，堅持主體性才能對承繼中的優劣作正確的篩選;主體性承繼了近代來知識分子不再依附于統治階級的獨立自主的可能，同時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保留文化的批判性意識。
文化建設的架構最終指向人的建設，這再一次呼應了五四“立人”的主題，這是本質的所在:“文化的問題說到底就是人的問題，文化建設也就是人的建設。”(《文化建設就是人的建設》)作者從“承繼”和“主體性”的闡開指向主體的人的發展，為文化建設的路徑作一深人的剖析。
可以看到，黃修己以“三角地”為空間轉換的立足點，中國的文化在空間的輾換中于時間的流逝里健步行進，福州、燕園、廣州便是這條行進的線路。當時空的展開定格在20世紀的廣東嶺南，當代中國建設發展的焦點所在時，古老的中華文化該作怎樣的走向，嶺南在此是作為中國文化出路的典型模式來思索的，承繼和獨立是這種文化的精神內涵。作者以燕園為激情力注的第一角，是對精神傾向的選取，而后延伸至了嶺南—精神實踐的最終投放地。“情系燕園”，“夢回故里”，“情”與“夢”都是抽象的名詞，是思想騰飛的支點，“路轉嶺南”，踏實的落腳處被安放到嶺南，路雖長遠，但穩在腳下，只需是務實勤勉地行走。黃修己先生以散文來梳理中國文化的前進路程和個人構想，于當代嶺南文學史上起到承先繼后的文學風范，也以個人的精神榜樣召喚年青一代對中華文化的自我承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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