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新時期的城市規劃與發展

淺析新時期的城市規劃與發展

摘要:每當社會經濟發生變革,以及由此產生的城市結構形態的變化,都將深深影響著城市規劃設計的發展意識及觀點。本文在通過對古今中外各個時期的城市規劃變化的總結、分析和闡述,提出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新時期應有的城市規劃轉變與更新,以及在構筑21世紀城市規劃時,應著重考慮的一些問題。

關鍵詞:城市發展;城市規劃;現代化城市
　　
　　1 城市發展史的回顧
　　
　　這里,我們引用齊康先生的“期”的概念,來對城市形態的歷史發展時段歸屬進行概括和闡述。所謂“期”,是撇開形形色色的“時間”分類方法,而用一種適于城市設計本身歷史時段的劃分方法,來決定“期”這個變量。根據對城市設計思想和城市形態特征的綜合分析,城市形態和設計體系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以下5個時段:
　　(1) 萌芽期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古希臘以前,及中國夏、商、周3代的城市形態及設計,其特征是宗教禮儀的決定作用,形態設計在闡釋學上的神秘主義。
　　(2) 成長期
　　指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城市設計及形態。其特征是形成一種新的理性設計思想和實用的規劃準則,有專門的城市規劃設計家,形態的可理解性加強。在中國, 相當于晚周,城市規劃體系建立,“里坊制”的出現。
　　(3) 進化期
　　上述設計思想和理性實用準則在整個西方世界普及,發展趨向成熟。這一時段從中世紀中一直到19世紀,形態的決定論特征逐漸加強。在中國,相當于從秦代到唐宋這一時期。當時,城市的職能主要是政治的軍事防御,統治階段為了便于管制市民,將里坊內部設為井字形道路系統, 四周圍的高墻,坊墻,不得隨意開門設店, 夜晚實行宵禁。坊內居民實行“連保制度”,唐長安城就是實行“里坊制”城市的典范。
　　(4) 革新期
　　近現代城市規劃和設計理論的興起, 功能主義的城市形態觀、形體觀。形體的決定論成為主導設計思想,城市形態走向抽象,逐漸導致環境問題。在中國,從唐末到北宋,我國封建制度下的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手工業分工日益細密,生產技術和工具有很大進步,而且多集中于城鎮,商品經濟有所發展。商業、手工業和城鎮中各種行業的發展,與自古沿襲下來的“里坊制”規劃形制的矛盾, 越來越突出,其焦點是:商業市場的活動空間須擴大與開放, 而舊形制下市場過分集中且用地緊錮,這是開放與封閉的矛盾。至宋朝,這陳舊的規劃觀念終于被突破了,北宋東京完全采取了一種新的規劃形制。當時的規劃重新把宮城(大內) 布置在城市的中心,構成了“大內——里城——羅城”3套城墻的格局,這主要是防御上的考慮。形制上的最大突破,就是徹底廢棄了“里坊制”,取消了坊墻,使街坊完全面向街道,沿街設置商店,并沿著通向街道的巷道布置住宅、商業和各種行業的布置是開放的,并分布在城市各條主要街道上。這種新型的“街巷制”,適應了當時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在西方,革新就更為突出,15～16 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沖破了人們的精神桎梏,帶來了人類史上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人文主義反映在城市規劃和建筑思想上,突出了以“人”為主體,來代替“神”的權威。到了18世紀中期,起源于歐洲的產業革命促進了生產力的大解放,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先驅者提出了新的“理想城市”的新概念。直到19世紀末,霍華德吸取了空想社會主義“理想城市”的概念,實質上反映了一種摒棄舊城市、大城市,崇尚自然、追求新的理想城市結構模式思潮。這種思潮一時甚為流行,且影響深遠。它把城市和農村結合起來研究,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型的城鄉結合的結構模式。盡管其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它對人們的啟示,以及半個多世紀以來對城市發展實踐的引導作用,卻有著不可否認的進步意義。至本世紀初,隨著工業的發展,出現了對城市空間結構按現代城市功能分區的概念。1910年,法國建筑師戛納爾的“工業城”規劃,首次把城市中的工業區、港口、鐵路與居住區,在用地布局上嚴格地區分開來。直到1933 年,《雅典憲》明確提出城市的4大功能: 即居住、工作、游憩、交通, 并提出有“計劃”與有“秩序”發展城市的原則,為世界各國的城市規劃師所信守。
　　(5) 多元期
　　從20世紀50年代起,城市設計和多元思想崛起,城市形成建設趨向小型化、環境人性化和決策公開化。二戰以后,世界上很多國家恢復重建,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進入新的高潮。60～70年代的西方國家,一方面是經濟的發展,新的科技成果得到了廣泛應用, 第三產業興起, 生活水平提高; 另一方面則是舊的經濟結構經受著變革的巨大沖擊,所謂“傳統工業”開始衰退,環境質量惡化,社會結構和城市的歷史文脈被破壞,新的社會經濟不穩定因素在增長,這就促使人們反思,更深入地思考城市的本質,包括重新認識那些原以為是“金科玉律”的某些城市規劃的觀念、原則和方法,因此,60年代以后,現代城市規劃觀念又經歷了一次新的轉變,直到今天, 這種轉變仍在繼續發展。
2 當今城市規劃新觀念
　　
　　首先,最令人欣慰的是,從20 世紀80年代至今,在規劃師、設計師以及國仁的努力耕耘下,現就全民意識來說,對“規劃”這個概念已不再陌生或持“漠然”的態度了。當然,最為主要的還是經歷了這十多年的坎坷,城市規劃內容又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觀念,對一些已不再適應發展需要的“教條模式”,均作了改頭換面的“革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城市規劃中已融入社會經濟因素
　　“經濟”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活躍因素,當其與規劃相結合,也才能真正體現“規劃”是為人服務的。二戰后的西方城市主要面臨的就是一系列經濟問題,所以,才成為制定規劃進行考慮的重要因素。在我國,經濟改革中出現大量的社會經濟問題,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城市規劃。20世紀20年代期間,規劃是以解決城市人口疏散為出發點,而今研究的問題就寬廣得多,諸如城市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城市規劃相結合,帶來了新的因素,同時,也提出了新的問題。
　　雖然目前對這方面的研究還不完善、成熟,譬如定量分析研究等,但它為城市規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包括從城市如何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如何確定城市在區域中的合理位置,到城市人口和經濟發展如何解決人口就業、發展新區、保護舊城中心繁榮等問題結合起來。
　　(2) 從更深層次和角度認識城市結構
　　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作用的結果,對城市職能的多樣化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復雜性有了重新認識,即城市的空間結構必須適應城市社會結構發展變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從空間結構上, 對“功能主義”觀點提出挑戰,引導人們重新研究舊城市;重視保護原有的社區結構,允許適當的高密度,保護城市的歷史文脈,保護有價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觀資源;還重視傳統的建筑形式和舊建筑的有機結合,改變過去對舊城市全盤推倒,大拆大建,徹底求“新”的做法。
　　(3) 城市發展連續化
　　人們逐步對城市規劃的性質以及相應方法有了新的認識,主要是否定了把城市規劃當作是城市“終極狀態”理想藍圖的概念,而是逐步把城市的發展視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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