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辯證性質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辯證性質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不是機械決定論，也不是歷史宿命論。恰恰相反，它是以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實踐活動為基礎的能動的辯證的決定論。它所揭示的社會歷史規律，在時空分布上具有“統計”性質，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質，在實踐過程中具有“趨向”性質。[1]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正是為了為歷史主體的選擇活動開辟廣闊的天地，使歷史主體的本質力量和能動作用發揮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們能夠更自由、更自覺地創造自己的歷史。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辯證性質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有機統一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在論證社會歷史的發展有確定不移的規律和趨勢的同時，并沒有否認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對偶然性的歷史作用高度重視并進行了深入研究。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話，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社會歷史“發展的加速或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2]。
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認為，研究和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首先要承認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是由眾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其中既有生產力，又有生產關系；既有經濟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體方面的因素，又有主體方面的因素。各種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出種種難以預料的隨機性、偶然性，而歷史必然性作為一種總的趨勢就在這些隨機性、偶然性中跳躍、閃現。正是這種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有機統一，使得社會歷史呈現出豐富多彩、絢麗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論”思想就包含著這種理解�！皻v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3]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是由許多不同的主體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價值取向去改造歷史客體的活動匯合而成的。每個主體的需要、動機、目的和施展出來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這種合力對于每個主體來說似乎是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和必然趨勢。在合力論中，最終的結果表現為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而許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單個人的活動則表現為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它們使得社會歷史表現得豐富多彩，紛繁復雜。
其次，研究和探討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必須對歷史事件作較長時間的、足夠充分的歷時性考察，或對較多同類歷史事件作共時性比較。社會歷史規律的實現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它表現為一種趨勢，一種最終的必然性。僅僅分析和考察一個歷史事件或僅僅局限于某一短暫的歷史時期，往往無法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即歷史必然性，甚至還會被假象所迷惑。這也是許多理論家否認社會歷史規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是一種最終的要求，而不是每時每刻的現實。必須適應是在長時間的不適應之后實現的。如果在考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聯系時，局限于某一短暫歷史時期，往往會更多地注意到上層建筑的作用，特別是在歷史進入世界歷史之后，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發展還受到國際環境的巨大影響，在既定生產力基礎上可能建立的生產關系具有相當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時間足夠長、范圍足夠廣，經過比較、分析，我們才能發現上層建筑的正作用和負作用、國際環境的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在原則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聯系。
再如，價值決定價格的規律，并不是說價格在任何一個個別場合都與價值是一致的，而是指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來看，在總的平均數中，價格近似地符合價值�！耙幝尚灾荒鼙憩F為平均的、社會的、普遍的規律性，至于個別偏差情形則會相互抵銷�！盵4]
各種歷史事件都是由眾多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們之間發生的交互作用更為復雜多樣，這就使得歷史事件呈現出種種偶然性。但是，在這眾多因素中，又存在著基本的、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方面，它使歷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對社會歷史現象的考察，范圍越小，時間越短，就會發現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圍越大，時間越長，就越容易觀察到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上述情況給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現，所考察的時期越長，所考察的范圍越廣，這個軸線就越同經濟發展的軸線接近于平行�！盵5]
最后，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認為，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為補充的。純粹的歷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邏輯之中，它是在各種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現出來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則是必然性的表現和補充。所以，黑格爾說：“例外的東西證實了常例”[6]。承認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并沒有否定人們在現實中進行選擇的主動性和可能性。在現實生活中，規律不具有直接現實性，不是既成事實，而只是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它不是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之前或之外的某種先在之物，預成之物。恩格斯在談到利潤率和一般經濟規律的實質時指出：“它們全都沒有任何其他的現實性，而只是一種近似值，一種趨勢，一種平均數，但不是直接的現實。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們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規律同時起的作用打亂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們作為概念的特性�！盵7]列寧也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形式或順序上表現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盵8]
以波普爾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學家認為，社會歷史不存在普適性和重復性的規律，只有根據統計規律可能算出的趨勢，而“規律和趨勢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義者李凱爾特、施塔姆列爾等人的著作中，“趨勢”被描繪成完全不確定的、模糊的、主要與偶然性相聯系的發展過程。把趨勢和規律絕對對立起來，從而否認對社會歷史作出預測的可能性，這是根本錯誤的。
把握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系，在認識和處理具體的歷史事件時，就可以讓我們充分考慮各種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機遇，有效地進行主體選擇。同時，又可以把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確定自己行動的目標、方向，將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二、單義決定論的線性相互作用與或然決定論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
社會歷史規律不是某種預成的、前定的東西，而是在人們的實踐活動中生成的，是主客體相互作用、雙向運動的結果，是客體條件制約與主體對客體條件超越的統一所體現出來的趨勢。一方面，規律表現出客體條件對人的活動的制約，人們總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創造自己的歷史，人的創造活動不能違背條件的制約及條件自身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面，規律表現出人的歷史活動的主體選擇性、創造性和歷史超越性。
客體條件制約著主體活動，制約著歷史發展過程及其趨勢。但是，這種制約不是嚴格的單義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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