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新的市民生存形態－－論池莉作品的轉向

尋找新的市民生存形態－－論池莉作品的轉向

作者：張一冰
學校：浙江大學
年級：97級
學號：9720012
院系：人文學院國際文化學系
專業：中國現當代文學
指導老師：胡志毅（副教授）

內容摘要：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的創作精神不斷分化著，作家們逐漸從一種“共同的話語”世界中分離出來，他們的寫作立場、精神追求、藝術表現形式更屬于個性特征，各自構造著自己的寫作空間。池莉在分化中確定了自己的創作道路，她的寫作充滿了對生活的思索。這種思索來自實實在在的現世生活，來自池莉自身對生活的反復咀嚼與不盡的體恤。她有目的地使自己成為一個大眾型的作家，代表著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化的融合。同時，她不斷在自己的創作中注入新鮮的時代生活之流，嘗試著對以往敘事進行改革，并以對人們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來豐富自己的創作深度。通過不斷對藝術個性的自覺追求，對人生此在的質詢，池莉逐步在盤旋與嬗變中形成屬于自己的風格，走向成熟。

關鍵詞：日常化民間敘事智性風格女性意識大眾傳播媒介

我一直覺得池莉是個具有獨特意義的作家。這種獨特倒不在于她的小說開創了什么嶄新的文本范式，也非她確立了什么獨具匠心的經典敘事。嚴格地說，她的小說離經典還有相當的距離，其表述的粗糙和駕御故事的疏欠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她卻成功地找到了當下某些特定階層市民生存的本真狀態，并十分冷峻地擇用了符合那種階層自身邏輯的話語方式，從而使她的小說在全面認同某種新型市民生存本相中既為作品找到了廣泛的閱讀對象，又揭示了我們這個由經濟等級代替政治等級所形成的新的社會、家庭秩序及其矛盾的焦點。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作家，池莉敏感地捕捉著社會生活的際變，并相應調整著自己的寫作姿態。而另一方面，在文學受到沖擊趨向多元的傳媒時代，池莉在保持了自我創作本色的同時也努力完成一種儀式，一種向大眾文化的蛻變。本文試圖通過比較“新寫實”時期與近幾年來的池莉小說創作來探究她的這種敏銳積極的探索與嬗變。

一、生活之動：煩惱人生之外的煩惱

有人說，池莉“醉心于寧靜的沒有變化的生活” ，此言不虛。池莉擅長寫計劃經濟下幾近停滯的人生景觀，在這方面是公認的高手。《煩惱人生》中，物質匱乏狀態下衣食住行的煩惱，乃至吃喝拉撒睡中無所不在的微擾，耗盡了人們的心力，剝奪了起碼的生趣�！独湟埠脽嵋埠没钪�就好》中，上班即聊天、斗貧嘴，生活枯燥乏味，人們窮極無聊�！栋自粕n狗謠》中，由于缺乏正當的競爭機制，單位中鉆營為癖，懶散成風。《紫陌紅塵》中，再單純的青年，也會為刁鉆世故的環境所污染，精神大幅度滑坡……總之，生活像一潭死水，由于淤積不動而自行腐臭下去�？磥�，池莉熱衷于歷史的定格了的世態人心，對于波詭云譎的商海人生，久久不曾涉路。這不意味著她不屑涉路，或不敢涉路，只因她所熟悉的城市工薪階層，是經濟轉軌中起步最晚、行動最慢的一批人。她周邊的環境，遲遲未給她足夠的素材，未顯示出急需性、緊迫性。于是，她的創作的“轉軌”，也就相應地晚了一步。近年來，從《化蛹為蝶》、《午夜起舞》、《漢口永遠的浪漫》、《云破處》、《來來往往》、《小姐你早》、《不要與陌生人說話》、《致無盡歲月》等作品可以看出，池莉的題材重心，正在發生戰略性轉移，正在“由靜態人生素描，轉為動態人生速寫。由社會結構內部關系的社會靜力學研究，轉為歷史過程、社會變遷等社會動力學研究�！币簿褪钦f，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池莉，她的感受結構，不是封閉、僵化的，而是開放的、無邊界的，因而也是有活力的，能與時代共進的。有學者這樣講：“歷史上有些作家，不能跨越他所代表的那個歷史時代，只能屬于一個歷史時期。而有些思想不凝固、不停滯的作家，則能與時代共進�！� 池莉當屬她贊許的后一種人。池莉能夠緊緊按住生活的脈搏，隨時察覺它在節奏、韻律方面的新變，從而使其作品顯示出強勁的生活動感，甚至給人以日新月異、目不暇接的速度感。

池莉對于社會生活中的變動，確實十分敏感。對轉型期這風云際會的時代，更有強烈的感應。她曾說：“現在的城市生活無時無刻地發生著急驟的變化，榮和辱、富和窮、相聚和別離、愛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間轉換，這是中國前所未有的歷史階段，希望與困惑并存，使人們的精神世界撞擊起了比物質世界更大的波瀾。我的小說，便在這波瀾中載沉載浮�！� 由于池莉這種感知的敏銳性，風起云涌的時代浪潮，流瀉于她的筆端。

縱觀這一階段池莉的小說，此在的世俗生活雖然依舊是其創作的主源，但是作品人物的生活舞臺已經不再囿于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小圈子，而是更多地滲入市場經濟的因子。與新寫實時期作品在藝術處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強調背景因素（前者如《不談愛情》、《太陽出后》，后者如《煩惱人生》）不同，近期作品大都有一個十分確定的時代背景。這個背景就是當今時代的改革開放，尤其是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發展商品經濟的滾滾大潮。例如《你以為你是誰》的背景是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經濟轉軌，《化蛹為蝶》和《午夜起舞》、《來來往往》的總體背景是商品大潮和市場經濟所構造的特定環境。確立這樣的背景，讓她筆下的人物置身于這種確定的社會環境之中，顯然不是像“河北三駕馬車”那樣，意在揭示城鄉經濟轉軌和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矛盾與問題，而是以這種確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作為她筆下人物生活和活動的世俗舞臺，同時也將世俗生活具體化為充斥于我們這個時代和城鄉社會的各種欲望與誘惑，讓她筆下的人物在其中載沉載浮，演盡人生的各種悲歡離合，遍嘗世間的萬般喜怒哀樂，“以此來顯示她的人生哲學應對環境的特殊效用與力量。”

在描畫出客觀的生活場景同時，池莉也開始將筆觸深入到人的內心深處，展現人的心態的遷移與觀念世界的嬗變。比如描寫經濟轉型期社會心態的失衡。這種失衡在《不要與陌生人說話》中的徐紅梅身上表現得最為嚴重。徐紅梅畢生在計劃經濟下濫竽充數，是個被計劃經濟毀了的人。她愚蠢而又傲慢，無能而又狂妄，各方面的素質都無法勝任市場經濟下的激烈競爭，是一個被歷史列車急轉彎時甩下的落魄者。她對自身的落伍怨天尤人、自暴自棄；對經濟致富者、事業成功者、人生得志者有強盛的嫉妒心與報復欲；對每一種新事物都不順眼，對更新過快的生活不適應。于是她故意找茬兒，胡攪蠻纏，無理取鬧，以求不滿的負面心理能夠得到宣泄。這是一種頗具代表性的情緒。平均主義下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后，許多人產生利益比較上的不公平感；在優勝劣敗的實力競爭中收入下降，造成了沮喪心態。

而社會時機的轉變蘊涵著巨大的時間價值，生存環境與氛圍的變動勢必導致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方式的異變，重塑人格特征。透過近期的池莉小說可以看到，當年印家厚式諸如住房條件的窘迫、上班行程的艱難、工作環境的人事糾紛此類的生存煩惱已經蕩然無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康偉業式的如何成就“不如意”婚姻之外的婚外戀情的生活煩惱。如果說生活對印家厚意味著壓抑、磨損心志的沉重的話，那么康偉業那兒，生活則變成了無法承受之輕了。即便同樣面對蠻橫粗俗的妻子，印家厚雖然厭倦和遺憾，但又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可是面對段莉娜的“階級斗爭”，康偉業所選擇的是最最符合自己經濟身份的解脫方式－－找情人。而對于女人而言，人生最重要的已經不再是如何苦心經營嫁一個好丈夫，以便就此擺脫困窘的出身（如《不談愛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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