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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語言規范化對文學語言的影響論文

        時間:2024-10-26 22:41:57 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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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規范化對文學語言的影響論文

          摘要:所謂文學語言就是經過加工處理的書面語言,而當代文學語言作為一種書面語,是以普通話為語言規范的,其語音、詞匯、語法等必須遵循普通話的語言規范。當代文學語言不僅繼承了有用的文言成分,同時也吸取了有用的方言成分和外來語的養分,基于此,當代文學語言得以發展,但是,語言規范化對當代文學語言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語言規范化對文學語言的影響論文

          關鍵詞:當代文學語言;語言規范化;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當代文學語言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泛,一方面包括文藝作品語言,另一方面也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方面的語言。對于文學語言來說,其形成不僅依賴于書面語,同時也具有科學報告、答記者問等口頭形式。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凡是符合文學語言規范的,通常情況下,都是口頭形式的文學語言。無論是書面上,還是口頭上,文學語言主要是服務于民族文化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語言的發展。可以說,語言規范化與當代文學語言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其中,語言規范化對當代文學語言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一、限制了歐化傾向

          在上個世紀,文學語言歐化與反歐化是我國作家曾經遭遇的一個困境,同時也是一個難以面對的選擇,這是因為,一方面漢語為了提高自身的嚴密性、邏輯性,以及復雜性,需要學習西文,這就決定了漢語歐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漢語與西文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引入西文,漢語的原有結構必然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進而在模仿西文的過程中,將會改變國人的溝通交流的習慣。語言規范化在限制當代文學語言歐化的過程中,需要我們的作家準確把握一個度,一方面在詞匯、語法等方面,適當接受西文的思維方式、認知方式等,這是我國融入全球競爭體系的基礎和保證,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漢語,已經或多或少地融合了一些西文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們國人難以接受的,而又必須面臨的現實;另一方面當代文學語言歐化并不是全部的歐化,而是在不違反漢語習慣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性地歐化,這是因為,如果當代文學語言過度歐化,那么雙方之間的信息通道將會遭到破壞,甚至對彼此之間的交際產生阻礙作用。

          二、側重普通話的權威性,制約了方言的使用

          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方言種類更是數不勝數,為了便于人們之間的溝通交流,國家積極推廣普通話。但是,在上個世紀的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一次倡導方言與反對方言的糾紛,對于這個問題,雙方之間進行辯論都有各自的依據,并且雙方的依據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對于倡導方言的一方來說,其提出的依據,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所有作家的第一語言都是方言,方言一方面是他們的口語,另一方面也是他們的母語,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人們都在積極倡導“言文一致”的理念,而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言文一致”,通常情況下,需要參考方言進一步發展方言文學。但是對于反對方言的一方來說,其反對的理由是,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方言的國家,由于文化傳統不同,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方言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對于方言之間的差異性,美國漢學家羅杰瑞在自己的《漢語概說》中曾經說過:“對歷史語言學家來說,漢語確切地說更像是一個語系,而不是某一具體的語言,在復雜程度方面,漢語方言與歐洲的羅馬語系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壁w元任在自己的《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中指出:“無論是從哈爾濱到昆明,還是從重慶到南京,在官話區言語的一致性比較強,可是東部、南部之間的方言就千差萬別了。”面對這種情況,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如果堅持用方言進行創作,那么其他方言區的讀者就被拒絕了,對此,他就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作家。

          三、對待文言要有合理性

          中國地大物博,在對語言進行規范化的過程中,需要認真梳理文言、普通話、歐化語體之間的關系,其中,文言產生的影響最小,同時也是最容易處置。如果說歐化語體、方言能夠對抗普通話,那么文言在挑戰普通話的能力方面顯得極為弱小,這是因為文言與現代生活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性,阻礙了當代人之間的溝通交流,并且在“五四”時期從主流地位上被驅逐下去,因此也就無法與普通話進行抗衡,從某種意義上說,文言只能作為普通話的一個補充,根本不能對普通話的主體地位產生任何負面影響。在現代文學史上,普遍存在著文白混雜的現象,越接近“五四”時期,這種現象越明顯,越嚴重。但是,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后,新式教育、新文學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純潔普通話的進程,同時緩解了文白混雜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文言文產生的負面影響被新式教育給予了有利的抵制,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其語言風格不僅依賴于自身的天賦、氣質,同時作家早年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在進行創作的過程中,通常情況下都是下筆疾書。另一方面從“五四”時期開始,新文學就與文言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并且新文學也參與了30年代的復興文言的斗爭。進入1949年之后,新一代的作家認為自己是新文學的繼承者,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對文言產生了抵觸情緒。從1949年之后,在共同語中,文言成分并沒有完全消失,只是其存在的成分只占一小部分,例如孫犁、汪曾祺等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其筆墨頭足間依然有著追求文言文表達效果的跡象。在文學作品中,文言文的存在只是局部的,甚至可以說是可控的,其存在只能對共同語進行補充,并且這種補充是有益的,而不是站普通話的對立面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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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周建民.網絡語言對語言系統和語言生活的影響——從社會方言的角度[J].江漢學術,2015(03).

          [3]王麗平.警惕當代社會廣告語對語言規范化的消極影響[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03).

          [4]李潤新.談談華文文學的文學語言規范化問題[J].華文文學,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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